荐文 | 刘琴丽：中古碑志索引编撰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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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刘琴丽，1972年4月生，四川邻水县人。1990至1994年，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历史系，获取学士学位。1994至1998年分别在四川省邻水县复盛、丰禾中学任教。1998至2001年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取硕士学位。2001年至200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取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7年在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2007年至2009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9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2010年晋升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石刻文献与隋唐五代史研究，出版专著两部：《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和《唐代举子科考生活研究》。 该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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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志整理和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一大热点，每年都有大量相关成果问世。就汉魏六朝碑刻而言，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线装书局2008年版）统计，共有2571方；日本学者梶山智史《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2013年版）统计了北朝隋代墓志（含志盖）共1927方；拙著《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统计，迄2017年底，汉魏六朝隋碑志（包括墓碑、墓志、纪德碑、纪功碑）共4389方。此外，东汉刑徒砖693方（残泐过甚者不计在内）、伪刻（含疑伪）碑志248方；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近年中国唐代墓志的整理研究史概述》一文（《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统计，迄2015年末，唐代墓志（含志盖）达12523方。当然，其间都还有遗漏。唐代墓碑大体上有多少方？中古时期（东汉至唐代）造像题记有多少？我们还没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可见，系统的碑刻学术清理很有必要，编撰碑志索引无疑是学术整理的方式之一。然而，相关索引著作却屈指可数，索引的编撰体例、形式和内容还有提升空间。
观20世纪以来的中古碑志索引著作，其编撰形式大致分为纯文字形式编撰和以简表形式编撰两大类。
前者以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1990年增订版）为代表，在每方碑志的条目后面标注征引书籍的作者、名称、卷、页，查找书籍相对方便。但是，这仅限于给有录文和题跋的碑志做索引，其余图版、碑目的著录情况不详；引用书籍以金石文献为主，文集并未包括在内，对地方志金石文献也有遗漏。一些馆藏地编撰的碑志索引也常常采用纯文字形式，例如日本《淑德大学书学文化中心藏中国石刻拓本目录》（淑德大学2009年版）、胡海帆和汤燕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等。尽管此类著作主要介绍馆藏碑志，但在具体条目下都有相关的文献著录信息，实则也属于索引。只是馆藏碑志在数量上对研究者而言终究有局限，但少数罕见拓本可能隐藏其中。
后者在中国大陆以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为代表，该书著录的碑刻种类齐备，但有不少遗漏。梶山智史《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和气贺泽保规《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2017年版）两书，大体以近现代出版的金石文献为主要征引对象，也涵括了总集。例如，前书引用了严可均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后书引用了周绍良主编的《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陈尚君辑校的《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使用相对方便。不过，两书在征引文献的选择上大体都是近现代金石书籍，重视有录文和图版者，但对碑目和题跋类书籍有所忽略，方志也不在其收录范围之内。
如前所述，中古时期碑志数量庞大，碑刻种类纷繁复杂。因此，编撰碑志索引要想做到征引书籍全面、收录碑志条目齐备，绝非易事。下面仅据个人体会，谈一点儿粗浅看法。
第一，分类索引的编撰。中古时期碑志数目庞大，尤其是唐代碑刻，要穷尽搜集并编撰索引难度很大。若能按照形制或内容编撰分类索引，如墓志索引、墓碑索引、造像题记索引等，无疑在操作上更为可行。一些专题文献编撰碑志索引也很必要，如地方志，从宋元迄明清、民国，一直在进行编修，方志中的《艺文志》或《金石志》集中收录了不少碑志，对其进行清理尤为必要。有些方志中著录的碑刻，在其他文献中则罕见著录，如乾隆《澄城县志》卷一六收录的唐《县令宗羲仲去思碑》（见《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2册）、乾隆《蒲城县志》卷六收录的《大唐王公去思碑》（见《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6册）等。又如《石刻史料新编》（全四辑，共计100册）是汇聚石刻文献的大型丛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分四批出版，因卷帙浩繁，通读全书者并不太多。若能对该套丛书中收录的碑志编撰索引，无疑能为利用该套丛书提供极大便利。
第二，索引著录书籍信息，是否有必要根据其提供的文献内容进行分类？当今的石刻索引大体以提供书目为主，对文献内容较少涉及。我们在使用这些索引时，如若缺乏对金石文献的细致了解，往往难以从索引书目中领会该文献提供了碑志的哪些具体信息，究竟是图版、录文，还是碑目题跋？若能对征引书籍进行恰当分类（如图版著录、录文著录、碑目题跋著录），或者注明相关信息（如标明“图”“文”“跋”“目”），无疑更便于学者们使用，也能进一步提升索引的学术价值。
第三，索引能否体现单方碑志的学术史？若能将一方碑志的著录信息具体到碑目、题跋、录文、拓本甚至考古发掘报告的刊出、今人的一些相关考释文章，这无疑是在给单方碑志作学术史梳理。一般学者凭借这种索引，大体能够了解关于单方碑志的学术前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学术研究，同时可以避免重复研究。
汉至隋代的伪刻（含疑伪）碑志数量已不容小觑；唐代有多少伪刻碑志迄今不详。因此，系统编撰伪刻（含疑伪）碑志索引非常必要。此举既可以给学术研究带来便利，又能为将来的文献整理提供线索。以往的石刻索引对伪刻碑志大体上有两种处理办法。
第一，对夹杂其间的伪刻进行单独标注。例如，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在单方碑志条目下，直接标注“伪刻”或“疑伪”二字，以提示学者。一些碑目类书籍也是如此，如王立猷《石刻名汇》（《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顾燮光《古志汇目》（《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7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等。
第二，集中编撰伪刻（含疑伪）碑志目录。例如，顾燮光《古志新目初编》（《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8册）有“附伪作各目”；郭玉堂著有《伪造石刻录》，惜未公开出版，稿本收录于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也附有“新旧伪造各代石刻”辑目；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则在开篇的目录后，附有“伪志（包括疑伪）目录”。
以上金石文献对伪刻碑志的处理，有利有弊。其好处在于让读者对碑刻的真伪信息一目了然，但也存在一定弊端，那就是我们无法确知哪些金石书籍收录了这些伪刻（含疑伪）碑志。我们在使用这些书籍时，若忽略了逐条核对，就有可能征引伪刻，从而造成引用文献的错误。故有必要对伪刻（含疑伪）碑志单独编撰索引，并在编撰体例上进行一定变革。我的初步尝试是，详细著录收录伪刻的书籍情况，对判定其为伪刻（含疑伪）碑志的论著进行标注，以便于读者在利用这些书籍时有所警醒，也为这些书籍将来再版时剔除伪刻提供证据。
疑伪碑志则是尚未被学界最终确认的碑志，这是将来的研究对象之一，因为我们无法完全肯定以往的判断准确无误，更何况“疑伪”不等于“伪”。虽然个别碑志曾经被判为伪刻，后来却有考古发掘报告刊出者。例如，朱亮主编《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曾经将北魏永安二年（529）《吕仁墓志》判为伪刻（录文编号“伪刻四四”）。后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表考古发掘报告《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考古》2011年第9期），提到了《吕仁墓志》的发掘情况。由此证明，《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对《吕仁墓志》的判断有误。虽然这种例子较为少见，但也从侧面说明，学术研究不应完全盲从前人的判断。
概言之，碑志索引编撰是一项嘉惠学林的基础性工作，绝非简单的“体力活”，需要编者具备一定的学术功底。这样，编撰时才可能有所创见，又能对以往文献著录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及时予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