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孙立涛：东汉末年“二郡谣”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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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立涛，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东汉清议与士人文化新变研究”（18FZW013）、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汉谣谚发展与传播研究”（17CQXJ2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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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提到，东汉桓帝（146—167年在位）即位之初，甘陵乡人中间流传有歌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歌谣涉及两名甘陵籍朝廷官员，一位是靠真才实学有名当朝的房植（字伯武），另一位是因做过汉桓帝老师而被擢升的周福（字仲进）。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房植是清流士大夫的代表，周福则是外戚势力的暗指。这首“乡人谣”表面上虽是对房植的称颂和对周福的讥讽，实际上反映了桓帝即位前后不同政治派系的党争。因这首“乡人谣”的流传，甘陵从此便有了南北部党之争，“党人之议”因之产生。汝南郡太守宗资（南阳郡人）委任范滂（字孟博）为功曹，南阳郡太守成瑨（弘农郡人）委任岑晊（字公孝）为功曹。因此，汝南、南阳二郡流传着一首与四人相关的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表面上看，这首“二郡谣”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实际上其中涉及的政治人物都是清流士人中反对宦官或不法权臣弄权的地方代表。因此，与甘陵“乡人谣”一样，“二郡谣”也是当时党派斗争的产物，其政治属性较为明显。
汝南、南阳“二郡谣”涉及的人物，当时都是极力抨击宦官擅权的清流士人。汉桓帝时期，面对宦官集团愈加猖獗的弄权干政行为，河南尹李膺等正直朝臣对个别宦官及其党羽进行了严厉打击。宦官党羽便上书诬陷李膺等朝臣“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终引发了著名的党锢之祸，大量名士被逮捕下狱。党锢之祸发生后，被逮捕的名士虽被终身禁锢，但同时也得到时人更大的尊崇，时人为他们称号扬名。因此，士林间的35位党人名士便有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称号。“二郡谣”中的范滂是“八顾”之一，“顾”指能以德行引人者；岑晊则为“八及”之一，“及”是能指引他人追随尊者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这首歌谣原本是用来褒扬党人名士的。仔细品味歌谣内容即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定的讽刺性，歌谣中“主画诺”“但坐啸”等语，明显含有对太守“失权”、功曹“弄权”的暗讽。汝南太守本来是宗资，歌谣却说成是范滂；南阳太守本来是成瑨，歌谣却说成是岑晊。也就是说，功曹范滂、岑晊因为权力过重，成为事实上的太守。
功曹职权过重，在范滂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范滂任职汝南功曹期间，“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他的外甥李颂经由中常侍唐衡请托，被太守宗资任用为吏。李颂虽为公族子孙，但名声欠佳，为乡人所弃。因此，范滂“以非其人，寝而不召”。当宗资迁怒于书佐朱零时，朱零无奈道：“今日宁受笞死，而滂不可违”，宗资也只得作罢。可见，在官署最重要的选吏任人问题上，基本上由功曹范滂做主，太守宗资也无可奈何。至于南阳功曹岑晊秉事用权如何，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从歌谣内容来看，恐与范滂较为相似。这大概是“二郡谣”含有讽刺性的原因所在。
其实，功曹权重并非只是范滂、岑晊个人原因所致，还有汉代选官任人机制上的原因。汉代官制规定，每郡置太守一人，各郡皆置诸曹掾史。最高长官郡守由中央任命，且要避免任用本籍人士，而诸曹掾史则由长官自行任命本地的贤士，范滂、岑晊即是汝南和南阳的大族名士。范滂为汝南征羌人，其父官至龙舒侯相；岑晊是南阳棘阳人，其父官至南郡太守。而功曹的职能，据《续汉书·百官志》“州郡条”载：“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汉官仪》曰：“督邮、功曹，郡之极位。”可见，功曹职位本来就是主管署吏任免的，地位重要。他们熟谙本地乡论对士人的评价，因此选贤任能、惩恶扬善亦能得心应手。从这方面来说，范滂、岑晊的“职权过重”，并未超出体制规定。
再从范滂、岑晊的为人来看，《后汉书》本传载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有澄清天下之志”，在三府掾属“举谣言”时，他“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太守宗资也“先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南阳太守成瑨同样“闻晊高名，请为功曹”，并且“委心晊、（张）牧，褒善纠违，肃清朝府”。成瑨捕杀过宦官党羽，谢承《后汉书》对其为政之美也给予充分肯定：“成瑨少修仁义，笃学，以清名见……迁南阳太守。郡旧多豪强，中官黄门磐互境界。瑨下车，振威严以捡摄之”，又载及时人对宗资委任范滂为功曹之事给予极大赞誉：“署范滂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于（范）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闻于海内也。”《后汉书·陈蕃传》亦载，成瑨以经术著称，“处位敢直言，多所搏击，知名当时”。可见，不管是太守宗资、成瑨，还是功曹范滂、岑晊，都可谓当时清流士大夫的代表，他们之间也不存在很大的冲突。所以，顾炎武《日知录》言：“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并谣达京师，名标史传。”
由上看来，“二郡谣”虽然具有讽刺意味，但并非针对太守与功曹之间的矛盾所发。至于这首歌谣的始作俑者及传播目的，可从蛛丝马迹中做出推论。《后汉书·范滂传》载，范滂违背太守意愿斥退李颂后，“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袁宏《后汉纪·桓帝纪下》“延熹九年”提及范滂“进善退恶”行为时也载：“郎中不便者，咸共疾之，所举者谓之朋党……中人耻惧，怀谋害正矣。”材料中提到的“中人以下”者、“归怨”者、“郎中不便者”之类，应该是范滂在执政过程中罢黜的大批不合格的官吏及其追随者。司马彪《续汉书》甚至直称：“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中人以下共嫉之，作七言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据此推断，“二郡谣”应该为范滂的政敌所作，其目的是讥讽或诬陷范滂“以权结党”。可想而知，南阳也应有类似情况发生。
既然如此，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为何要引用这首歌谣呢？其实范晔引用歌谣是为了揭示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党人之议”的缘起做铺垫的。在“二郡谣”之前，范晔还引用甘陵“乡人谣”揭示了“党人之议”的产生，并以此凸显了与宦官势力对抗的房植等清流士大夫。而“二郡谣”中的成瑨、范滂、岑晊，也是当时清流士大夫中抨击宦官及不法之徒弄权祸国的“党人代表”，并且歌谣的创作与传播还反映了当时党派间的相互攻击和矛盾之深，这便是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执意凸显此谣的原因。其实，在“二郡谣”之后，范晔还引用了第三则歌谣：“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这首“七言谣”是“二郡谣”在流传至京师时太学生受此激励为褒扬正直的朝廷官员而作，其中涉及三个人物：李膺（字元礼）、王畅（字叔茂）是党人名士“八俊”成员；陈蕃（字仲举）则为党人名士“三君”之一。这三个政治人物均是抨击宦官乱政和公卿豪族违法行为的权臣代表，所以太学生们作了这首歌谣为他们褒善扬名，并借此加强士人群体与宦官集团对抗的声势。
总之，在东汉末年社会动乱之际，京师和各地方流传着很多反映政治问题和抨击时政弊端的歌谣。范晔选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歌谣贯穿于党人事件的叙述中，并以此来揭示“党人之议”的缘起和发展，切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