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段真子：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回归中国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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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作者段真子，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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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以下简称《旅博文献》）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批文献被学界誉为“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最后的宝藏’”，从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顺，历经沧桑，终与世人相见。12月20日，新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无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敦煌吐鲁番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创造了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的新标的。

　　百年前，我们无法主导流散文书回流，甚至无权给予统一名称——时至今日，比“敦煌吐鲁番文书”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是“英藏”“法藏”“俄藏”“德藏”“大谷”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简称，“旅博文书”的命名为中国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所有权正名。“旅博文书”总计26000片的文献残卷，有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印证了古代丝绸之路，同时阐明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1.从“大谷文书”到“旅博文书”

　　出土于新疆的汉文文献，何以入藏旅顺博物馆？这要从上世纪初开始追溯。

　　自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敦煌文献被发现并开始外流，开启了一段陈寅恪所说的“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瑞典斯文赫定、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奥登堡等一批批“探险家”接踵而至，疯狂攫取中国的文物。新兴的东方国家日本也不甘落后。1902—1914年，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率队，先后对中国进行了三次“探险”，足迹涉及新疆、甘肃、云南等地，劫掠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文物，统称为“大谷收集品”。其中，古文书一类称作“大谷文书”，大多出自新疆吐鲁番地区，少数来自新疆库车、和田等地的古代遗址、墓葬，还有一些来自敦煌。这是中国文物伤心史的一部分。

　　像走散的孩童一样，“大谷收集品”在远离故土、运抵日本后几经辗转。第一批文物，分存于日本西本愿寺和当时的帝国京都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1944年，大部分纸本文书归还了大谷家；其他文物卖给了木村贞造，20年后又转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第二、三批文物，1908年后存放于神户六甲二乐庄；1914年，二乐庄卖给政商久原房之助，存放的文物再度分家，一部分于1916年5月运抵汉城，卖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最终落脚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和朝鲜原德寿寺宫石造殿。另一部分，分两批运抵旅顺，先后进入大谷光瑞在旅顺新市街的住所。1925年11月，大谷光瑞因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将“大谷收集品”卖给当时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所（今旅顺博物馆）。1945年日本战败，这批变卖的文物以“战利品”的身份被苏联接管，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最终留在旅顺博物馆。这其中，包括如今整理出版的“旅博文书”。

　　从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顺，这批文献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回流本土，其结局令人欣喜，其过程充满了偶然。近代中国无力改变文书流散的命运，无法主导其回流，甚至无权给予统一名称——时至今日，比“敦煌吐鲁番文书”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是“英藏”“法藏”“俄藏”“德藏”“大谷”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简称。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旅博文书”指代旅顺博物馆所藏文书，从而与日本所存“大谷文书”加以区别，标志着回流本土后的独立身份，为中国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所有权正名，标志着当代中国在国际敦煌吐鲁番学领域占领了新的高地，也是学人走出“伤心史”的坚固阵地。

　　2.不负国宝，走出“学术伤心史”

　　“旅博文书”为何时至今日才得以全面公布？

　　实际上，在《旅博文献》出版之前，“大谷收集品”中的文书整理、研究工作已开展近百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为主导，选择性公布文物图片、目录为主要形式。如，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橘瑞超刊印的《二乐丛书》（1912-1913），介绍了少量净土、法华佛经残片。二乐庄被转卖后，“大谷收集品”四散，由香川默识整理的《西域考古图谱》（1915），上原芳太郎所编《新西域记》（1937），也刊布了少量文物图片；关东厅博物馆等新入藏单位分别对所收文物进行编目，如附于《新西域记》后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中央亚细亚发掘品目录》等。然而，由于彼时中国深陷战事，无暇他顾，国内学人难得了解。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980年以后，可以视为第二阶段。遗留在日本的“大谷文书”，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其收藏单位日本龙谷大学，一时间成为研究重镇。1983年，日本学者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出版，轰动吐鲁番学界。截至2009年第四卷出版，共刊布近万件文书的黑白照片及其录文。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学术成果，一度引领了日本甚至是中国的研究潮流。国内学界紧紧跟随的同时，也在寻求突破，争取超越。

　　然而相比之下，“旅博文书”并未获得同等关注，只有与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相关者才能进入学界视野。直到1992年，中国学者王珍仁、刘广堂、孙慧珍《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的古文书》一文发表于《新疆文物》，首次对部分文书内容进行释读，整理研究工作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开端。“旅博文书”终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走出深闺。

　　200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旅顺博物馆与龙谷大学合作整理、研究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2006年，《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出版，展示了部分佛经残片的图版、名称，发布了相关研究。2007年，《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出版，介绍了馆藏文书的来源、特色和价值。但“旅博文书”数量庞大，仅汉文文献就多达26000余件，有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一千年内所写的各类文献，除绝大部分为佛教典籍外，还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写经题记、经录、道经、四部典籍、法典、公私文书、数术文献、医药文献等，涉及古代吐鲁番地区的诸多方面。因此，以上工作和成果只是冰山一角，对“旅博文书”进行全面整理和深度揭示，十分必要。

　　3.百年旧貌换新颜

　　近年来，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全面整理“旅博文书”的条件已十分成熟。

　　2015年，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家单位合作，开展“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五年来，先后近50人参与，为26000余件“旅博文书”确定题名，撰写解题，编制总目索引，最终汇于图版《旅博文献》。这一成果不仅是“旅博文书”首次全面公布，也为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创造了新标的。

　　《旅博文献》全书35册，图版部分按“旅博文书”编号为序编排，尽量采用原大全彩影印，标注比例尺，图下注明编号题名，避免了以往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时，因黑白印制导致的清晰度不够、信息损失等问题。文字部分，含题名和解题，解题内容包括文献译（作）者、电子佛典对应位置、校勘记、年代、参考文献等信息，附于每一册图版之后，并汇总、编制索引以便读者检索、使用。

　　这样完备的体例，等于为每一件“旅博文书”建立起相对详细的学术坐标；而想要完成26000多个坐标，并非易事。

　　首先，要攻克两大难关，给文书准确定名。“按图索骥”是定名的基本办法，即对照残片所存文字，找到其文献出处。然而一方面，“旅博文书”时间跨度上至西晋，下至北宋，且多为写本，字体形态多，文字识读难度大。另一方面，文献契合难度大。仅以佛教文献为例，很多初传中国或流行一隅的佛教文献，或重译，或佚失，今日所见版本并不能与残片内容完全匹配。还有一些残片内容，存在于多部佛典中，单凭检索文字无法确定唯一出处。想要攻克这两大难关，就需要整理者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和手段。

　　其次，完善书法分期理论，给文书精准断代。由于“旅博文书”碎片化程度高，大多纪年信息缺失，即便确知出自某部典籍，也不能直接精确断代。因此，整理团队细致比对有纪年敦煌吐鲁番文献，提出了一套具有科学性、实操性的书法分期理论，并照此解决了“旅博文书”的断代问题，呈现于每一条解题中。

　　最后，建立一整套科学高效的工作制度，保证项目运行。每一条定名、每一段解题在进入校稿环节前，至少经过六次质检。对于检索前人研究、更新参考文献、编制总目索引等重要环节，设立专人一贯负责制，避免数据混乱、脱节。从2017年5月20日至2020年9月30日，九人每人完成四次校稿，期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校对工作始终未被耽搁。

　　“旅博文书”是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海内外学术界对其整理和公布期待已久。因此，五年来，数十篇有关“旅博文书”中各类文献的学术论文，发表于多种期刊。这些文章围绕“旅博文书”而作，也同时推进着“旅博文书”的整理工作。26000余条定名、解题，虽寥寥几行，但无一不是反复斟酌的研究成果。每条参考文献背后，都代表着学界对该问题的讨论和思考。这些文章的作者并不仅限于整理团队内部，也多有对某部典籍、某些问题研究多年的同行专家。“旅博文书”此次的完整公布以及初期成果的展示，也昭示着中国学人更开放的胸怀，期望众人拾柴，共同推动学术进步。

　　“旅博文书”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其风采理应让世人共睹。因此，公布26000余件“旅博文书”的原大彩图，尽可能展示其原貌，保留残片上每一道折皱，每一处残破，才能让世人铭记其经历的沧桑巨变，不负国宝。《旅博文献》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始，在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分进合流”的进程中，“旅博文书”必定扮演重要角色；进一步整理出版“旅博文书”录文本，并充分利用其丰富的信息内涵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提升“旅博文书”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地位，让中国学人在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界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01月28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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