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建荣 | 史语所心眼俱盲：毛汉光率先挑战陈寅恪范式

编者按：

作为开辟一个学术时代的伟大学者，陈寅恪先生创立了中国中古史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典范、理论体系与解析框架，在中古史研究的各个时段及阶段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恢宏议题，占据了一个个学术制高点。但随着数十年来，学术发展的不断推进，实证性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一些学者已对陈先生学说的具体论断、观点提出质疑，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更有甚者，经过大量实证研究的过程积累及其结果检讨，陈先生构筑的中古史相关研究范式与理论分析框架也不同程度的遭受了挑战，其所存在的不足也日益显现。尤其近些年来大陆学界流行所谓“历史书写”问题的探讨和运用，即史料批判研究，通过考察史家著史之立场、时代背景、动因及史料形成过程的系统认知，以期实现对某一文本对象的解构和重建。历史书写作为史学发展新时期的史料研究方式，对于传世文献的书写背景和形成过程有了更深层次、立体化的理解，这无疑对突破现有文献的史料限制和反思旧有学说的理论创新方面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中古史领域新一代学者中的仇鹿鸣，即长期致力于陈寅恪先生所构建的学术典范及理论体系的探索，通过“历史书写”问题意识的考察，并结合新出墓志材料，重建历史文本，以图在实证研究中对陈先生的研究范式进行全面反思和挑战，是为其治学最显著之特征。围绕这些议题，其近十余年来尝试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收入《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二卷，中华书局，2011年》）、《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等，皆可作参考。《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更是在其同名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来。该书《绪论》中《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一节，所述主旨正是缘于其指出当下陈先生建立的研究范式所面临的挑战及不足这样的学术史背景下开展的。

本文作者卢建荣，曾任台湾中央院史语所研究员、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等，长期致力于中古史领域相关研究，出版专著20余部。此文为其新著《中国中古的社会与国家：3至9世纪帝京风华、门阀自毁与藩镇坐大》（即出）之代序，原标题为《绮罗堆里埋神剑》，现标题为编者加。

该书指出陈寅恪之研究重心不在地方社会，其学说理论缺乏对基层社会研究的实证检验。陈说认为科举制推行促使门阀崩溃说，卢氏指出门阀实则因科举而相得益彰。卢氏照见陈说的不足，以及修正其历史现象解释方面的偏失。

在民间人群聚合的表现形式上，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提出异质性结合的理论，即有超越血缘和地缘的分析模式。但卢氏认为传统家户长制下的宗族制，是维系门阀于乡里社会的有利因素。宗族制较之坞堡制更为有效。 

感谢卢建荣先生惠赐。

陈寅恪一生史学成就为中国现代史学创造了一座难以翻越的峻峰绝壁，让好几代的后继者只能膜拜和歌颂。然而，就在陈大师生前服务过的单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却出现两位大胆翻越高峰的后生晚辈。
首先，第一位叫毛汉光（1937－）。他在《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论文集》（1978）中，发表〈唐代大士族进士第〉一文。内中直接挑战陈大师说武则天不仅革李唐的命，抑且发动社会革命，用科举制埋葬了门阀贵族制。科举制阻挡了门阀子弟出仕，却方便了平民穷儒凭真才实学通过公平的科举而入仕。陈大师的大发现让学界的韭菜们拼命顶礼赞叹，绝不怀疑。然而，毛汉光撒出一箩筐数据，指出门阀子弟不仅可通过荫任入仕，同时也可循进士第出仕。亦即，门阀子弟有双重管道握在手里轻松入仕，他们照样是其活跃时代的天之骄子，并没有因为武则天蓄意消灭他们而凭空蒸发了。就像他们的先祖在九品中正制时代垄断仕进途径一般，现在换成科举制时代，门阀子弟同样胜券在握，成为每回科考的常胜军，让一群陪考的黄巢们咬牙切齿。毛汉光摧破陈大师提的武则天终结门阀制的假说，完全以铺排直接证据而来，而迥非陈大师的臆说可比！毛时龄41岁！
毛此文后来收载到1988年出版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中，大陆要到 2002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简体字版，大陆学界才有人如梦初醒，原来陈大师假说早就不成立，被毛汉光给破解了。
现在讲第二位挑战陈大师门阀垮于武则天说的人，也出身史语所，他叫卢建荣（1949－）。他在 1993 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机关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中古彭城刘氏宗族团体之研究〉一文。在此文中，他指出了门阀乡居支配地方的秘技是搞宗族团体这玩意，但门阀身怀神兵利器却不珍惜，竟然轻乡居重京居。门阀到了京师无法聚族群居，于是家族边界大大缩编成四代同堂的形式。这在当时有个叫得出字号的「谱」：「再从同居」（即共曾祖父的堂兄弟小家庭组合在一起）。这是重度押宝帝国永远统治天下的无担保愚行。另一方面，到京师过生活的彭城刘受到重击的，不是科举制阻挡其仕进之路，而是政治打压，把刘氏主支之一连根拔除。然而，刘氏另一主支和一些散户单家并未受牵连，照样存活下来，而且活过武则天朝。只是整体家族郡望没有高宗之前、北魏未以降那么强盛罢了。这是用个案破解武则天用科举埋葬门阀制说！
卢建荣第二次向陈大师理论系统寻找目标物之举，是陈氏的唐廷与河北热战不断源于河北胡化说。卢氏在2000年在史语所宣读论文：〈河北抗争的文化逻辑：兼论唐河扈从主义关系说〉，表示河北是个胡化为主的文化地理空间说，是不成立的，在彼处，其实汉化踪迹是更甚于胡化的。这且不说。连抗唐运动乞援的历史资源也是汉人式的，什么六国连横抵抗「秦师」（按：三镇文士刻意将派自关中的唐军故意比附为「秦师」）。这是河北三镇活化古中国战国时代历史知识的伎俩异常明显。但真正深层因素是，镇帅与文武群僚之间因平日的恩义关系，到了战时强化体现为凝固的主从关系，且唯主命是从，以致不惜战死、也要守护河北自治体制。就河北文武僚吏而言，天下再也找不出有像河北这片土地，可提供们优渥的生活条件，他们为了眼前再美好不过的生活，也要抗唐到底。卢建荣指出，是这个主从关系与美满生活的无可替代性，深化了河北统治集团的抗唐意志。在此，我提出了更深刻的解释，我指出三镇内部行的是扈从主义关系模式。镇帅与群僚上下之间形成 patron（恩庇主）与 client （扈从者）的关系。我试以人群纽带关系，并用以取代陈寅恪的族群（偏文化属性的）关系的解释模式，来说明 中晚唐唐（廷）河（北）的关系。这样的解释模式未料在十二年后有位美国学者叫Andrew Chittick 的，在其探索五至七世纪的建康朝廷与襄阳军镇之关系上，也用上了。他并不知，是我在研究唐廷与徐州关系，以及唐廷与河北三镇关系上，于二十世纪九〇年代末，先后使用过这种解释模式，早走在此君之前十二年以上！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此书中译本时，也不知这一学术发现的资讯。这在本书第三章和第六章会具体提到。而我上述发现，在更大倚重面上，是得益于出土河北墓志，是当年陈大师无从寓目的材料。后来卢氏将 2000 年此文提炼成一部专书，叫《飞燕惊龙记——大唐帝国文化工程师与没历史的人》（台北：时英，2007），更具体指出陈大师唯事文献而不及出土遗物遗迹之缺失之外，更在所仰赖文献上犯了解读的大错。那是更踢向陈大师的治学命门所在了。这是后话，不赘。
回到卢建荣93年刊文，从91年7月投稿，到92年2月，费时八阅月，经四次编辑会议都予搁置不论，这是一波四折。直到有委员臧振华抗议所长、两位历史主任，还有一位资深研究员（他们大名分别是管东贵、邢义田、杜正胜，以及庄申等四人），不但议事逾期（规定只议两次便祭出委员票决的决议），而且说词重复。臧氏的提议，便在收到卢氏针对邢义田主笔上百条疏失指控下予以驳斥，才进行表决的。最后表决，7票赞成、4票（便是以上四人）反对，卢文因而获通过刊登。倘依照学术基本面运作，应该是最迟不超过91年10月便有好结果的。93年文是在陈大师徒孙辈，即上述四位当权派，抵制下，靠其他非历史学门三组，即语言组，考古组，以及古文字学组，共六位委员，再加上一位历史学委员毛汉光的支持下给予抢救而获刊登的。看样子，要上述四位历史委员看清卢文有着挑战陈大师的学术意义这点，那是过于抬举他们了。他们是透过编委会这个权力机构在对一位晚辈进行学术迫害。他们才懒得理会该所有着继承陈大师学术传承的神圣光辉使命呢。卢氏91年时龄42，何其荣幸仰承一所长、二历史学门主任，外加一位资深研究员，如此热情款待啊。或问：多数外行学门人都不同意四位反对者坚持半年多的看法，何以反对者会如此激情演出呢？撇开邢与卢有个人恩怨这点不谈。其他三位反对者，都在1988年史语所首次票选所长事件上，结下梁子所致。1988年，管东贵与毛汉光因竞选所长，导致两派结怨。中央研究院院长最后圈选票数低的管某任所长，如此一来，拥毛派一方更加不服气。两派从此拉开阵势互干。这次因卢文议题，双方火并。其他学门人心之肚明，历史学门分裂导致恶斗不断，一切无关学术，却可以学术为名进行连番血斗。这就是陈寅恪其徒孙辈好学未必，好斗则毋庸置疑也。
附带一提的，倒是我在93年2月升等的一件外审审查文中，该审查人特别看中刘氏宗族研究一文，说作者功底已超越陈寅恪治学。这是明眼人看出此文的学术境界所在。这无异在打脸以上反对此文者！很可惜我不知此人是谁。他的意见与所中当权派对我的评价，完全不是一条路的。他甚至为我叫屈，说史语所打压我十余年不得升，莫此为甚。他还不知此文能刊登，是经过一番血战而来的呢。卢氏93年文要挑战的，何止陈大师。他还挑战东瀛的大学者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一书对坞堡的解释。卢氏以为，坞堡是异姓连盟组合的自卫团体，避居人烟绝少处。但人烟稠密的汉代乡里社会，却有同姓自卫团体。他们多系门阀强宗大族，却不需迁徙便可自保有余。这样的社会势力能走过政治风暴的漫漫长夜三百多年，更值得探究。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在动荡的岁月，山东门阀可在祖地屹立不挠。这比起旋起旋灭的山中坞堡，不是更有研究价值吗？
卢氏于2000年讲论会所宣读文，为不再蹈覆辙，自是不会投稿史语所机关报，而任由当权派来践踏。该文是投稿国史馆会议论文集刊出的。在史语所讲论会当场，当年反对我的四人，只有杜正胜（其时他是所长）一人在场。他有发言，但没理会拙文有挑战陈大师理论这一学术意义。尽管我在拙文结论处，用斗大标题字写着：「替代陈寅恪典范的解释方案」，也没引起与会者注意。一副陈大师理论兴亡光我等屁事的模样！
史语所先后在1998年、2008年，举行庆祝史语所70年和80年成立所庆。在98年那次，特邀陈弱水撰文讲陈寅恪学术，文题曰：〈现代中国史学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完全是一副读书笔记模样，档次很低。我很为该所感到可悲。最了解陈大师学问的人，全所首推毛汉光，但他早在94年被当权派排挤出所，自是不会找他来讲。其次深思陈大师学术的，就是在下我了。他们也没把我放在眼里，自以为是地，推出陈弱水这位逊咖来讲强人的强学，结果被陈弱水给讲得弱到不行。2008年那次，更教一位妄人，叫李贞德的，来演讲（或说仅仅发表意见），讲史语所时兴的新史学，叫做新文化史。我是在美国真正学过新文化史，回国后就以新文化史矩矱做研究的，李贞德在美国尚不知新文化史为何物，当然也没修过这类课。她回国后也没见她做新文化史，只是将研究议题从汉律转到汉唐间妇女医疗史（按：其恩师杜正胜钦定给她的题目）。这样就叫做新文化史，新史学。看来陈大师为史语所树立的大破大立的学统，完全被陈弱水、李贞德之流，给抛诸脑外了。正确说，以上陈、李两位后辈，完全不解陈大师的学术意义，就妄言他们自己在做开天辟地的新学问。
我今天把当年发表过的93年文和2000年文，与其他四篇新、旧文一起汇整， 经过一番前后贯串、相互联通的手续，而推出本书。其中一文是讲中晚唐淮北军民抗争。我原本在97年投稿杜正胜创办的《新史学》，被他们硬压两年，先后经过黄宽重、梁其姿两任轮值主编，都石沉大海。我遂向当时助理编辑蒋竹山，要回稿件，还说要检附退稿审查意见书。结果意见书上只写二行字，大意是说我程度差，连节度使和神策军中尉都分不清云云。原来他抓我校对疏失，打字小姐打了一大堆节帅，打顺了，把偶一出现的禁军统帅，误打成节帅。当然也怪我校对不精啦。这便授审查人以口，说我连官制都不知，暗示其他论点不观也罢。我程度如此差，莫说高中毕不了业，恐怕连进大学历史系都难，遑论进史语所了。我怀疑，这是黄宽重教黄清连审的。我一时气不过，便取此审查意见书去见现任轮值主编林富士，表示抗议。他看了哈哈大笑说：「所以，每年换主编很重要。」这是避重就轻的回应。这证明一件事，我投书评、介绍西史名著之类文，给《新史学》，是当权派可容受的范围，逾此则非挡不可。
所以，本书有三文是教史语所当权派给退一次稿失败，给退稿一次成功。还有一文虽没投史语所当权派把持的一流刊物，而是在该所讲论会大堂正式宣读，摆明来踢陈大师的馆来的，但他们活像不知有陈大师这件事，更别说陈大师学问、陈大师学术传承意义这类事了。
之后，于2004年，我离开史语所，海阔天空地任我遨游于学海。为拓展我中古史知识版图，总有与陈大师知识帝国接壤之处，我难免会与陈大师展开对话。这在我《白居易、欧阳修与王安石未竟之业》（2013）以及《唐宋私人生活史》（2014）两作之中，都留下与陈大师论学的足迹。这些都让史语所打压不到，就不去讲它。
史语所就像一个大富人家，家底殷实，千门万户充满绫罗绸缎，却满地遗弃， 无人闻问。这中间有两把神兵利器，一支刻有毛汉光用剑，另一支刻有卢建荣用剑，都被所中当权派任意丢弃，任由他们混在一堆锦缎妍罗之中。两把神剑即令偶尔暗中吐光，却不见异代有缘人来拣拾，并取以练成陈家剑法的绝艺。
是为序。

卢建荣写于2021年3月9日

卢建荣《没有历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争史》出版
卢建荣《唐宋吃喝玩乐文化史：园林游憇、饭馆饯别与牡丹花会》出版
台湾史坛·书讯 | 卢建荣《明清闺阁危机与节烈打造》出版（附自序）
卢建荣主编：《史语所愧对祖宗法：学术对话不再？》（社会/文化史集刊26）出版
卢建荣主编：《中研院「毁」人不倦》（社会/文化史集刊27）出版（附编辑室手记）
李戡《蒋介石日记的滥用：杨天石的抄袭、模仿与治学谬误》出版（附：卢建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