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驰《魏晋南北朝社会与经济探究》出版（附：前言）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21-5

页数：376

定价：98.00元

装帧：平装

系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9787520182027

作者简介：  

刘驰，1951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1975年回京后曾在医院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1982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3年起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论著有《六朝士族探析》、《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合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编》（合著）等及学术论文数十篇。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四十余年学术生涯的一个回顾与总结，内容主要包括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阶级结构、工商业、历史人物研究等，还有对一些学术界前辈的追思。其中，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探讨士族经济基础的形成，提出西汉时期出现的区田法实质是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而出现的一种生产方法等，发前人所未言，使人耳目一新。引入现代科学概念，以精神病学知识解开晋武帝立嗣的千古谜题。此外，对于寒门人士在西晋八王之乱中的作用、北魏末期战乱中士族旁支的兴起、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等问题，也都提出独到的见解。

目次  

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

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的关系

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

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

十六国官营手工业初探

十六国时期的金属货币

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间的物资流通

十六国时期的丝织业——兼论新丝织生产中心的出现

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兼论其在中国农业史上应有的地位

晋惠帝白痴辨——兼析其能继位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信用与“信”

吕布——动乱中错位的悲剧英雄

点校本《通典·职官典》质疑——以魏晋南北朝官职品秩为中心

附录

史家当具千秋识——熊德基先生与其史学研究

忆何兹全先生夫妇的几件小事

露宿街头的耄耋老人——潘怀素先生晚年二三事

“文革”读书记

无证行医——特殊时期的学医经历

参考书目

前言

这部论文集是我对自己四十余年学术生涯的一个回顾与总结，将曾涉及的各个研究领域中主要代表作品集中呈现给读者。

我自1978年读研究生开始，专业就是魏晋南北朝史，此后一直在这一领域耕耘，所以论文集中内容主要都属于这一历史时期。论文集中第一部分是对士族的研究，这是我进入这一专业后最早接触的课题，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为《北朝士族的典型——崔卢研究》。不过当时主要着眼于从崔、卢两个家族的兴衰来探讨北方士族的一些特点，而在随后的研究中则将视野放宽，不再局限于个案研究。

研究士族，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对此问题，前人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发表成果颇为丰富，似乎已到题无余义的地步。但细加剖析，则总觉得有些缺憾，关键的一点在于以往的研究多从东汉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加以探讨，对于经济方面的研究仅只限于指出大土地所有制是士族的经济基础，而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由来及其与生产技术发展间的关系等问题，则几无人涉及。看到一个为前人所忽略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当然我也不例外。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中，耕作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不仅将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因此，我试图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方面来解释士族的成因。《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初稿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写完后自己并不很满意，觉得这个题目还可以做得好一点，遂遵循熊德基先生“文章写成后不要急于拿出来，先放一放”的教导，先放在一边。但没想到后来忙于其他事务，竟一直放了近二十年。其间，曾将关于区田法的理论、实践及与相关农业耕作技术比较方面的内容加以展开后发表，其余部分则深埋箱底，有段时间连自己也找不到了。后来找到时已颇有生疏之感，虽仍不很满意，但又觉得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引玉之砖或许也还有用，遂将之收入《六朝士族探析》。发表后有些师友曾提出该文前段跳出窠臼，很有说服力；但后段叙述较为空泛，失分不少。其实我在得知这些批评后也觉得自己原先那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或许一篇论文中无法承载那么多的任务，以这种篇幅来阐明这样一个大问题，至少已经超出我的驾驭能力。此次也曾想过仅将前两部分收入，但又想既然已经发表过，无论是借鉴还是批判，都是供后人继续前行的一个基础，所以就未加改动。

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政权灭亡，并最终形成长达二百多年分裂割据局面的重大事件，对于士族的发展演变也有着深刻影响。我曾想对八王之乱的爆发原因作较为系统的研究，在收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看到祝总斌先生的文章，觉得许多问题祝先生已经论述清楚，不必再重复，遂将这一方面的工作停下来，而撰写了两篇与之相关的论文。我在研究士族在八王之乱中的作用与所受影响时，注意到一些隐藏在事件主角阴影之下的小人物，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事件的发展过程与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对这些活跃一时的小人物进行了剖析，指出由于士族凭借政治特权垄断了清要官职，使得寒门人士的入仕途径日趋狭窄，且上升空间也明显缩小，任职条件相对较松的诸王官属，成为寒门人士无奈之中的选择。这些取得一定权力，但又备感压抑的寒门人士对于压抑他们的士族高门极为不满与怨恨，并逐渐将怨恨目标集中于代表士族高门利益的西晋政权。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寒门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与西晋政权利益不一致的做法，这对动乱的爆发与政局的持续动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尽管这一动乱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宗室诸王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但在表象之下隐藏着渴盼上升的寒门人士与垄断政治特权的士族高门之间的较量。

五胡十六国时期，留居北方的士族与胡族政权有一个由对抗向合作转化的过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的关系》在对这一转化过程及其内在原因进行分析的同时，注意到寒门人士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寒门人士与胡族政权利益的一致性要远高于士族，因而其在胡族政权中的地位与权力也往往较士族为显要，以至形成在相当多的时候士族却要靠寒门人士提携，甚至在评定士族等级时，主持者亦出自寒门的反常现象。不过由于缺乏宗族的支持与经济基础，寒门人士因政治权力而取得的士族身份多是暂时性的，随着胡族政权的更迭而丧失，能保持下去的仅是极少数。而拥有雄厚基础的士族，在与胡族政权合作的同时，还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未能在胡族政权中执掌权要，但也因之在政权更迭中免于遭受过重的打击，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魏是北方士族的发展阶段，中后期更形成胡汉士族联合统治的模式。但以往的研究中，多偏重于汉人士族，对胡人士族极少问津。《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则是为弥补这一缺陷而做的尝试，对于胡人士族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进行研究，指出胡人士族的形成是拓跋鲜卑封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割断了氏族血缘间的最后联系，对此作用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对于胡人士族形成所需要的内因与外因，其与汉人士族间的关系等都逐一进行了分析。

北魏末期的战乱打破了胡汉士族联合执政的局面，是对北方士族的又一重大打击。这次战乱对于北方士族有哪些影响，在士族内部因之而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正是《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一文所研究的问题。在选取士族高门的典型代表进行统计分析后，指出战乱对士族高门打击的广泛性与集中性，即不仅涵盖各主要房支，而且主要集中于出仕的主要成员，与其政治地位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一些高门乡居的旁支却凭借宗族势力或依靠个人才干与新统治者合作，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填补了士族高门主要房支受打击后所遗留的空缺。士族旁支的上升，一方面延缓了北方士族的衰败过程，另一方面却又加速削弱了其与宗族乡里基础的联系，从而使其步南方士族的覆辙，走向最终的衰落。

北魏末期的战乱导致了北魏政权的灭亡，北方再次分裂为东、西魏，以后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山东士族（即除关陇地区士族以外的北方士族）的大部分留在东魏、北齐辖区之内，但也有少部分随北魏孝武帝入关，或循其他途径陆续进入西魏、北周政权。这些参与西魏、北周政权的山东士族虽然人数不多，但其在西魏、北周乃至隋及唐初政局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山东士族在隋唐的地位有着颇为显著的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士族内部各房支地位的升降。不过，山东士族中的入关房支在以往的研究中被明显忽视了，以至于从未将其作为一个群体来考虑。《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考察了这一群体与关陇集团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这一群体在西魏、北周时期曾成为关陇集团的成员，但在北方统一后，其一度兼有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的双重身份，并开始了从关陇集团中分化出来，向山东士族复归的过程。由于双方的利益冲突，其逐渐被视为山东士族在政治上的代表而受到关陇集团的打击与压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被抓差参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编》的撰写，分配给我的是农业经济与工商业两章。农业技术和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还有一些前辈进行过研究，有成果可资借鉴；而工商业却历来少人问津，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不从最基本的史料开始搜寻，尤其是记载匮乏的十六国时期。由于所收集的史料很多无法在书中得到展现，所以在完成规定的写作任务后，我撰写了《十六国官营手工业初探》，简略地勾勒出这一时期官营手工业的梗概。由于在期刊发表有字数限制，故在文中将手工业管理机构部分缩减，而将这一部分抽出另成一文。此次则两文合并，大致恢复原貌。

由于有了这次与魏晋南北朝工商业的初次接触，几年后必须申报课题时，我选择了魏晋南北朝工商业。当时自认为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突破，是不难做到的。但在我收集好资料，准备动手撰写时，却发现接连出版了不止一本关于此方面的论著，许多原先的空白以及错误之处已经得到填补或改正，再想突破已非易事。更大的问题在于文献中记载的史料有限，按照先前的计划进行，史料的运用乃至一些结论的趋同，似乎都难以避免。突破不多的重复劳动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在头脑中萦绕多日，尽管资料已大部归类，却迟迟无法落笔，甚至一度狠下决心打算撤销课题。最后受友人的启发，将题目缩小为“十六国工商业研究”，以考古资料为主体，文献史料只起到辅助作用。收入本书中的三篇，就出自这一课题。加上前面提到的《十六国官营手工业初探》，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

《十六国时期的金属货币》综合了考古发掘和传世金属货币的研究成果，并逐一进行考查辨析，结合文献记载提出自己的观点。指出文献的记载即使准确，也仅是某一时点的状况，如将其扩大为整个时期的概括，则恐失于偏颇。单纯依据后赵石勒时期“钱终不行”和前凉张轨时期“钱遂大行”的记载，做出这两个政权是否使用钱币的结论，显然与考古及传世文物不符，也与其他文献记载有矛盾。目前已知至少在其中十二个政权中曾程度不等地流通过铜钱，而且一些政权所铸造的钱币，在其他政权辖区内出现，表示其还在跨境贸易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过去一些认为这一时期的北方基本不使用钱币的观点似应有所修正。

《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间的物资流通》考察了在分裂割据状态下物资流通的各种方式，在正常的商业流通受到诸多障碍时，物资流通会采用一些非正常的方式，如“贡赐贸易”“随使贸易”与抢掠，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正常流通的不足。商人们为避开敌对政权统治区，减少损失，开辟了一些新的商贸往来通路，如途经吐谷浑统治区的河南道等。由于跨政权贸易困难重重，因而衍生出一些专门从事政权间商品贸易人员，他们被称为“互市人”。

《十六国时期的丝织业——兼论新丝织生产中心的出现》对这一时期的丝织业进行详细的考察，以现存文献与考古发掘的实物相互印证，并对此前与此后的相关文献记载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丝织业生产中心，并对后世有着重大而长远的影响。同时提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各政权战胜敌国后，多迁徙其工匠以充实自己的都城，故而这一时期官营手工业的生产中心往往也随政权的兴衰而转移，从而导致一些原不以手工业著称的城市成为著名的手工业产地，这点在丝织业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前两个课题之外的学术论文，有两篇论文与第一部分有关联，但严格地说又不能归属于其中，故也划入这一部分。

汉代的区田法在大部分农业史或经济史著作中都被视为农业技术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但实际情况却与之恰恰相反，出现与事实有如此差距的论断，就不能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背景与农业生产指导方针中去寻求答案。我之所以会考虑这一问题，正是因为曾在那种指导方针下从事农业生产。直到我构思这一问题的八十年代初期，那种方针仍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应该说，最初撰写动机中有相当程度促进改变那种方针的政治激情。在我一稿稿进行修改的同时，改革大潮迅猛发展，许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方针都陆续得到纠正，农业生产方针亦在其中。因此在最后定稿时，决定将其写成一篇科学、客观的学术论文，而非带有主观色彩的时文。《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兼论其在中国农业史上应有的地位》虽已单独成篇，但其又是对本论文集中第一篇论文的扩展与补充。本文原名《从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看其在农业史上的地位》，在期刊发表时或许是因题目太长，被编辑删改为《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与其内容有一定的差距，这次加上一个副标题，以求名实相副。《对战国后期耕作方法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原系本文的附录，在期刊发表时因篇幅过长，被抽出单独成文，此次恢复原貌。

《晋惠帝白痴辨——兼析其能继位的原因》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分析晋惠帝的言谈举止，指出惠帝的真实智力程度，否定了被冠于其头上已近两千年的白痴头衔。并以现代医学的知识，对于不算昏庸的晋武帝为何会不顾群臣的反对，坚持立其为太子的千古谜题，给予了科学的解答。

《中国古代的信用与“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信用研究”的一部分，我妻子是研究经济的，她在申请课题时，我建议加入历史源头部分，课题立项后，这一部分自然也就由我来撰写。文中指出“信用”两字在古代典籍中出现的不多，且其内涵与现代的概念不同，在古籍中反映人们遵诺守信品质的是多义词“信”。“信”作为非血缘关系者的行为准则，在早期儒家学说中排位稍低，但随着血缘社会的日益分化，“信”的地位逐步上升，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宋明理学家采用注释的方式，对于儒家经典进行适合自己学说的解释，与原意有一定的差异，在“信”的问题上则尤为明显。

《吕布——动乱中错位的悲剧英雄》写于2002年，是这年年底到内蒙古五原县参加吕布研讨会的产物，这个研讨会是地方政府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共同主办的，当时我刚刚参与学会的工作，第一次组织类似的活动，自然要以身作则来写论文。吕布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一般人对他的了解却更多的来源于演义，即使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也要刻意才能将缠绕在一起的史实与演义区分开来。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就是介绍人物生平的科普文章，后面是当时及后代对于吕布的评论，还有笔者对于这些评论的分析。

《点校本〈通典·职官典〉质疑——以魏晋南北朝官职品秩为中心》是在写作《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时的副产品，在辞典正文完成后，临出版前，出版社又要求列出各朝代的官员品阶表，我负责魏晋南北朝这一段，《通典》是不可或缺的。当时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刚出不久，点校者以北大学者为主体，又有名家领衔，自然成为首选。但在使用中发现不少错讹之处，不得已将手边的十通本《通典》取出，以做对比，竟然发现有些十通本未错的地方，点校本反而改错了。在与其他典籍相互参照时，更发现不少不妥之处。在使用之余，将有问题的地方记于另纸，后来遂有此篇文章。这也警示我们不可盲从名家，在研究中无论使用何种材料，都需慎重鉴别。

第四部分是五篇回忆文章，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熊德基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由于熊先生的赏识，我才能以初中毕业的资历破格考取研究生，走上系统学习历史的道路。在熊先生的教诲下，从一个仅仅喜好读书的门外汉，逐步建立起严谨的学术规范。何兹全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史学前辈，在我读研究生之前就与何先生相识，后来一直保持着联系。《史家当具千秋识 ——熊德基先生与其史学研究》《忆何兹全先生夫妇的几件小事》是对两位前辈的缅怀与追忆。

潘怀素先生是我母亲的老朋友，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仅我所知的片段就已经很让人叹为观止了。他晚年的事迹很少为人所知，而我恰恰经历了其中一部分，《露宿街头的耄耋老人——潘怀素先生晚年二三事》正讲述了这一段的情况，算是保留一些史料。

《“文革”读书记》《无证行医——特殊时期的学医经历》都是记述我在那个非正常时期个人的生活与学习状况，两篇回忆各有侧重，合起来大致描绘出我在那一段时期的经历，作为那个时期的一个侧影，也可供后来的研究者参考。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在所收入的论文中会有农业与医学元素，实则都与过去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由于论文集中所收入的文章发表时间跨度很长，其间注释格式有些改变，虽然在收入论文集时做过一些调整，力求全书格式能保持统一，但漏网之鱼在所难免，尚祈读者见谅。

（感谢范以强先生提供。内容如有出入者，以实物为准。转载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