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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建荣 | 学术自由与余英时死后地位升降──《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四十年》增补版序
编者按：
据悉，米籍华裔历史学家、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于米东部时间2021年8月1日晨间寓所睡梦中卒，享年91岁。
卢建荣，曾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等，长期致力于中古史领域相关研究，兼治当代中国文化、台湾当代文化史等。出版专著20余部。《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四十年》初版于台湾新高地文化，2012年6月。本文为其全新增补版之序，由暖暖书屋出版（即出）。
一、余大师与张友骅秘密协议破局
我从2010年年初开始写批判余英时学行的文章，逐次刊于张友骅主办的《社会／文化史集刊》上，一口气连载六期之多吧？大至从第七期（2011年2月）刊到第十二期（2012年9月），绵延长达一年七个月。而结集成书，取名：《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四十年》，则出版于2012年6月，比最后一篇批文刊出，提早了三个月。每一期的出刊，都藉由联经总经理林载爵先生寄往美国，供余英时阅读。余先生于2014年，有赴台行程。事先他请台湾新闻界大老与张友骅谈判。余的传话人说，他（指余先生）晚年想清静一点，能否请贵刊（张友骅主办刊物）高抬贵手？张回以，只要余大师勒令门徒公开道歉，我这边就收手如何？传话人代传余先生意思说，他只能管到自己，管不到门徒。张友骅说，那就是余先生不愿罢战，那请恕本刊继续与余门玩下去啰。传话人转话题说，余先生今年欲回台，请问贵刊有何举措？张友骅表示，本刊不挡人升官发财之路，余先生滞台期间本刊噤声不语，请余先生安心返台领大奖可也。这是余门徒要颁学术大奖——「唐奖」——给其师尊前夕，两边人马闭门谈判的一段始末。如所周知，因为这次谈判破裂，张友骅刊物从十三期起（2013年1月）批余声音不断至今，特别是前述2014年谈判后出的第十五期（2015年2月）连刊八文批余，批余家班及其喽啰，炮火益加猛烈。
二、门阀余大师孵育余家班四十年
余英时创派立宗，先后被张友骅和我定义学阀，自是要把余门家底公诸于世，以昭公信。这一学术门阀系统如下图：
三、大杀钱新祖 不理卢建荣
余死后，衣钵传人大弟子王汎森能撑持得了门户吗？这是外界关心焦点。余晚年健康欠佳，2016和2018两届院士会议未能出席，这两届史语所推荐的院士候选人，均破天荒一败涂地，有人视之以为王汎森控制选务工作未若乃师的段数所致。其然？岂其然乎？如今大师弃世、留下众弟子彷徨无计之中，王汎森能力挽狂澜吗？院士权力结构中，文学门和社会科学门逐渐崛起，史语所霸权的金字招牌还能灿烂如昔吗？
2013年中国湖南长沙的《晨报周刊》记者孙魁，衔总编辑命，问我愿否与余英时对谈？我答以这样的对谈成局与否，须视余英时意愿而定，但我估计余先生绝难纡尊降贵、愿意与我平起平坐。他说，他的总编也做此推想。我这才说，我没问题，但关键是余大师打死也没有意愿。此事终归无疾而终，不出我的判断。想当年余英时写了六、七万字长稿要去痛批与其同辈知名学者钱新祖（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副教授），他的博论：明代思想家焦竑。余大师依江湖规矩先礼后兵，派门下弟子陈弱水向钱某弟子江灿腾（时读台大博士班，上钱新祖的课，江君日后会在中国明清佛教史，台湾佛道教史两领域，名重一方）传话，说要与钱氏论学。钱氏闻讯，不疑有他，表示欢迎。（难不成要反对不成？）果然余批钱长文不久便在美国某汉学杂志刊出。余不与钱缠辩，只明揭钱氏在引证资料上的犯错，或抄错，或误解原文等等基础工作。最后结论是，钱兄所营造的漂亮论点，乃建立在掌握不确的材料认知上。钱氏读毕一时无法应答，过了若干年才响应，但因错过时机，伤害已造成。钱氏在美国失业，最后流落到返台先后任职于清华、台大、以及文化大学。钱氏虽与余氏同辈，却不足威胁余氏的学术霸业。以上余先生设局让钱新祖无还手之力、只能挨打。我著书批余，比之当年余批钱，规模还大，费时（在学报上连载年余）更长，使余先生至死未有一字辩解。我读余著《回忆录》（台北：允晨，2018年11月），看到余言及其作，诸如汉晋新思潮（页195－196）、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页185－186）、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想（页193）、东汉先死观（页196），以及汉代中国的贸易与扩张（页108）等五种书文，这些在我批余书中分别出现在卷一、卷二、卷三，以及卷四，但余大师回忆起来，完全无动于衷，也不愿趁机驳斥我一番。换言之，他当成不存在，或是不愿再事面对，也是有可能。说起来，钱新祖有响应余先生之质疑，虽然迟了好多年。相形之下，余先生坚持不回应我的质疑和问难，明显是高姿态，自持身份，却毁了他身为大师应有的风度。以上两场学术争议事件，都未为华文世界的学术对话立下楷模。真是可惜。其实，余英时绝不许人对他有异见。像台大哲学系教授杨儒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林聪舜，都因发出异声，被余或在私底下，或公开在《当代》中，加以辱骂。汪荣祖原在《中国时报•副刊》有「学林漫步」专栏，只因发表与余不同看法，余立命《中国时报》关闭汪某专栏，否则概不供稿。这些都是余大师有欠风范的著例。
四、学术业绩鸦鸦乌
十年前我与余先生论学观人的书，如今读来大抵多能成立。余英时终极关怀的两说：其一，儒学的现代化，以及其二，中国文化宇宙无敌，如今看来愈发如昨日黄花，尽化为春泥矣。他倚为拿手好戏的巨变时代及其新思潮，即汉晋之际的道家压倒儒家风起、明清之际理学内部朱学胜王学，从而催生出智识主义的考据学盛，以及清末民初的引西学反中学传统等，我评他因材料掌握失了分寸（即不知当下遗迹，高于后设史著），以及学术装备落伍，以致所得观点难有说服力。这使他一生致力所在的藩篱尽失、任对手长驱直入而全线溃败。此其一。
第二，他自诩的独特研究风格：会通中西上，犯了引用西方学术理念的误用、滥用，甚至挪用的失格之举。譬如对孔恩「典范」之说老是招式用老，胡攀乱引说自家红学研究已至典范转移的高度。再如为捧师门师长的顾颉刚和洪业，赞彼业绩臻至典范转移。须知近代物理学从牛顿假说变成爱因斯坦假说，人类花了二百年，才产生典范转移。而历史学，在顾颉刚到余英时的两次典范转移，居然那么频密地发生在燕京大学一对师徒身上。世间有如此轻易的典范转移？抑有进者，还比附顾氏史学达到傅柯（M. Foucault）「知识考掘」的层级。又如他称诵师兄严耕望一生成就堪比布劳岱（E. Braudel）于《菲力二世及其地中海世界》所治学。这些都暴露了余先生治学上的短板，以及对西方史坛认知有误。人家是一门忠烈，然则余英时的师门，老师和师兄全位列当代史界百年万神殿中人物。如此推崇自家师门其背后潜台辞，莫非在自高余家班了得？第三，有三本西洋史学名著，余大师其理解有误；其一，夸大了、且理论化了瑞士布克哈特《文艺复兴史》中「自觉」一辞，在错误移植、并无限上纲到研治中国新思潮史上，徒然只有添堵的份，却无助厘清问题。其二，法国布洛赫《奇异的战败》，主要在讲法国一战后文化上心灵结构有失、致为德国所乘，而不是从物质层面在谈论德法胜败之机的庸俗看法。其三，英国Peter Burke 于《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大众文化》一书中，修正人类学大、小传统之说，主张「文化下沈说，不能成立」，余氏理解错误，反主张用「文化下沈说」来诠释两汉循吏文化作为。最后，在他留洋的五〇、六〇年代，以迄尔后滞留西方、出道四十年里，他对西方史学不仅陌生，而且雾里看花不知所以。他坐视哈佛历史系思想史重镇的斯图亚特•休斯，以及卡耳•萧尔斯基，不予理会，浪费时间去念克灵乌的历史哲学，真荒天下之大稽。这错失了宝贵提升自家思想史研究境界的机会。跟他同时的史学大师他都擦身而过，殊为可惜。这点，他比起前辈的萧公权和何炳棣来，逊色多矣。萧何俩都在英文世界遗下巨著或杰作，反观余之英文博论迄未出版。更糟的是，博论后唯一专书的《汉代中外交通》（以后有所改名），论点是不成立的，即以它是为入职哈佛大学的一块敲门砖而论，开了学术为取悦学阀的劣行，更是不能原谅，遑论学术业绩了。
五、无知于当代百年唯有陈寅恪谈得上典范转移
亏得余先生将孔恩「典范转移」之说老挂嘴边，却不知他所研究的陈寅恪，才是当代中国百年史学唯一做到「典范转移」的实践者与纪录保持人。余氏不去探访陈寅恪史学造诣之极致，却汲汲营营陈寅恪是否有过起念赴台湾，以及他是否反共这么不重要政治立场表白的锁事。他不仅与西方史学大师错失交臂，也未真正估值陈寅恪的无价之宝所在。一个民国陈寅恪晚年一件是否出亡台湾事的细节，如此痴迷不已，已够嫌多了，想不到他更热衷追索清初方以智晚节一次不够，竟至四次之多，同一书名进行到四次改易的疯狂地步。最后定版说此事真相难定。不过是方以智究竟有否降清这样的政治立场问题，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同时，他对号称拿手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绝活，却在丧失作者原稿情况下，错把抄稿手、雕版出版家和编辑的改编、甚或掺水的成书，当成作者原稿，在作解碼作者思想的工作。一个从西方七〇年代始倡行的「文本」（text）（按：余大师最早引进台湾，译成「文件」）理念和用辞，由于掌握失准，以致一着错满盘输。假如用弈棋来比喻余先生所从事的研究活动的话，说余英时一生成就差陈寅恪一大截，还是抬举他了，百年来史界余子碌碌，余英时亦不过侧身其中之一位，大家全输给陈大师，其余名家均属差一大截的层级，彼此之间几无高下可言。余大师也不用为此难过了。
六、在学术的社会实践道路上败下阵来
至如余英时一生行谊，可用以下十九个字形容：骨子里追逐权与利，却伪饰成「休休有容」的名士。这之中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1997年由他挂名的一家台湾高中历史课本的「编审」，只为贪图领取美金3,000元。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他的五种论文集，不断因增一两文而易名，只为骗取消费者荷包中钱物，与出版商合谋并乐此不疲。光《历史与思想》一书内中充斥错误信息，死不修改，从1976年出版，到2000年，已卖出五万余册，之后二十年，恐怕又多卖少说二万册吧。早已误尽每代年轻人不知凡几，却置之不理。从1980年至1987年，余氏不当窃占艺文人士表演舞台——即两大报副刊——供其表演，不良媒体奉独裁者谕，非把余氏捧成文化明星不可，致令副刊园地因登学术文章，使绝大多数读者倒尽胃口，少看许多美文妙诗。这是不正常威权时代，余先生与传媒共谋污染副刊清纯艺文天地。迨独裁者毙命，副刊才恢复常态，不再任由余氏难懂的学术文章去虐待一般读者的眼睛和心灵。余英时未免欺人太甚，他不仅从未反省，还自以为打败天下小说家、散文家，以及诗人，而暗自窃喜呢。他不知这是独裁赏他的特权。反观当代两位学者之卓越演出如右：大思想家汉纳•鄂兰应杂志社之邀去以色列采访纳粹杀人魔受审，因而出版：《平凡的邪恶》一书，大历史家罗伯•达顿（Robert Darnton）采访柏林墙倒事件、而出版《柏林墙倒纪实》，都为大时代留下启人深省的作品。吾人倘将以上两作置杂在他们学术著作堆中，一点都没违和感。西方这两位学者都无愧于他们的学术志业及社会实践。相形之下，余大师利用台湾报媒刊载其学术作品，诸如陈寅恪晚年心曲、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以及东汉生死观等等学术大文，徒留难登大雅之堂的劣作。这比起西方「志于道」的学者，相差何啻霄壤？
学术的终归学术，政治的让政客去忙去。余英时享大名于台湾不正常的强人政治时代，他扈从强人立下大功，强人报以供其文化舞台使尽情表演。余大师玩昏头，把宝贵光阴浪掷、没能遗下传世作品，却一直自我吹眠说我是最棒的，加上一众弟子阿谀不断，便误以为自己是当世史坛一哥了。在时代逐渐恢复正轨，他的史著文本益发供人检视，他一身油脂白粉终将卸下，而露出本然面貌来。之前，余家班视我的批评，为不入流的失心疯、阴谋论，以及不顺人生的报复等说，用以安慰师尊，确实收效一时。如今师尊驾鹤西归，还妄想用此等话语骗尽学界同行，在边际效用递减情势下，应可休矣。
卢建荣序于景美岳泰峰范大厦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