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拐点，中国人口负增长！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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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人口数据：截至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这也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即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关于中国人口负增长其实是在所有人预期之内的事情，也是大势所趋，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是，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按照全球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规律，14亿人口大概率也是中国人口数量的天花板。
中国的人口为何这么快见顶？
从上面的曲线看，虽然人口出生减少是趋势；但明显可以看到2020年开始，我们人口出生数是迅速下降。除了房价、教育和医疗支出对生育有抑制效应外，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新冠疫情对结婚生育的冲击。
1990年，我们净人口增长达到历史顶峰的1900万，随后开始持续下滑至2010年700万。
迫于人口下滑的大趋势，国家迅速放开了二孩政策，随后人口净增长反弹至1000万左右，再次迈上千万大关。
没有想到的是，这届年轻人真的都不愿意了生了，政策松绑的刺激效应稍瞬即逝，净人口增长迅速下滑至今天的负增长。
人口出生率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死亡率的稳定不变，最终加速了今天我们的人口负增长的局面。
当然，人口负增长提前至2022年到来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那就是新冠疫情加速了高危老年人的死亡。
未来，如果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仍然得不到遏制，人口持续减少将成为我们的常态。
按照这个趋势和常态看，马上我们也将失去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之位。
其实在2019年时，联合国认为印度的人口会在2027年超过中国，没想他们要提前达成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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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滑，专家和学者给出了很多刺激大家生小孩的措施，提到最多的就是增加生育补贴。这也是当下全国众多省市正在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措施。
以与我们地缘、文化、习性都相似，但经济水平更高的新加坡为例：
1971年，新加坡生育为3.0。随后快速下降，到1985年的1.61。
1986年，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当机立断，决定停止节育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生育率从1987年的1.62，反弹到1988年的1.92，之后4年则是1.75、1.87、1.77和1.76。
随后，生育率依然节节走低，从1992年的1.76降到1995年的1.71，到2002年之后则一直低于1.4。
在此期间，新加坡出台的鼓励生育措施，几乎是发达国家里相对最好的：
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在第一个孩子达到7岁时可以享有总值约14.2万新币（约71万人民币）的配套奖励，包括婴儿花红、育儿和托儿津贴和所得税减免。
新加坡产假为16周，孩子不满2岁的在职家长每年能享有一周的无薪幼儿事假，育儿假每年6天。
其他措施还包括增加税务优惠，鼓励母亲工作；增加托儿中心；给予更多托儿津贴；提供补贴以降低试管婴儿的费用等。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2020年，新加坡总体生育率下降到1.1，是历史最低水平。
李光耀在自己的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曾表示：
如果我现在还主政，我会把婴儿花红定为国人平均年薪的一倍，这笔花红足够应付孩子从诞生到至少进入小学的开销。但这会大幅度刺激生育率吗？
并不会。
在我看来，即使是巨额的金钱奖励，对生育率还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我还是会坚持推出丰厚的婴儿花红，为期至少一年，这纯粹为了证明我国的低生育率完全不关乎经济或财务因素，如生活费高涨，或政府没为家长提供足够援助等等说法。
生育率下降，是因为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已经不一样了。
其实，出生率下降，是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文明社会后必然面临的问题。人在社会上追求美好生活，消耗的资源只有两种：钱、时间。
一、当工业化的进步的速度，超过人们赚钱速度的时候，人们的物质压力就会上升。
二、丰富的生活方式，让人们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提高，让普通的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更丰富的世界，让我们无比向往。
任何阻止我们追求优质生活的阻碍，都会在文明社会的欲望下被抛弃，其中就包括生娃、养娃。它消耗了我们太多的钱和时间，而站在经济学角度看，生娃育娃是个成本收益时间极度扭曲错位的“投资”，纯投入二十年之后才能有收益，且收益大小完全不可预测。
因此，越来越多人不愿意“冒险”。
当然，年轻人不愿意生娃的另一个原因：“不愿让下一代再受苦”。
生不生孩子不只与“钱”有关，还与信心有关。
中国文化中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色彩，父母会为孩子的一生着想。即便孩子可由“国家养大”，但如果下一代不能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缺少向上的机会，人们的生育意愿仍然会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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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会凸显一个更加严峻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老年化，这也是影响中国人最大的变数问题。
从最近的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我们的很多城市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逼近“过度老龄社会”。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在我们社会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将我们悄无声息的拖进一场安全无法自控的，艰难境地。
其实，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变化。
家庭保洁作为刚需行业，最近几年阿姨不好找、老了、贵了，其实是供需矛盾变化的信号，而这种关系的背后是日益老年化的人口结构。
表面上看，是劳动力人口变贵，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出来工作，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个人的养老负担在加重。
暴哥简单地做个推算：和暴哥同一年纪的人都在30岁左右，在家庭结构上，上面有父母及岳父岳母，下面有1到2个小孩。按照中国人平均寿命测算，绝大多数我们的父母和岳父岳母上面可能还有父母和岳父岳母。
这样的一个家庭组合中至少有12个人，而实际上有收入的只有6个人，即年轻的我们，还有我们的父母和岳父岳母。按照这个模型推算我们这一代人的赡养比是5∶5。
这就是为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年纪偏大的人，开始进入服务行业进行谋生。
真的是，生活所迫！
如果这些80岁的老人没有大病大灾，生活能够自理，这也是家庭的一大幸事；如果一旦有人生病，整个家庭的负担就会加重，这种负担不仅仅只是经济负担，还有精力负担。
意味着年轻的我们和即将迈入老年人的父母，要在工作和照顾老年人中来回奔波。
过去几年，我们总是嘲笑日本、韩国的服务业充斥着大量的老人。
他们的大巴车司机、导游、收银员、加油站工人、甚至清洁工等等，大量的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还在辛苦地工作。
主要原因就是老龄化少子化问题严重，微薄的退休工资不足以支撑其上面还有老人和家庭的负担，更指望不了子女。
因为，子女的负担可能更重。
关于老龄化问题，我们可能还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我们不仅仅越来越老，也活得越来越久。
这让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负担，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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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人口出生减少，社会来年化加速是改变不了的大趋势，对于我们个体人言应该怎么办？
方法只有两个：要不多攒钱，要不多生娃。
多攒钱，是为了我们老了，有足够的多的选择来决定我们漫长的老年生活的质量。
多生娃，是为了在我们没有那么有钱的情况下，不至于落魄的无人接管。
不生或者少生或许是一种“潮流”，作为个体我们不一定要遵循这种潮流。我们应该明白多生娃，不是为国家而生，也不是独为自己养老而生，是在为下一代分担压力而生。
人一定会老，也总有一天会失去自理能力，如果当一个社会整体有劳动能力的服务人员不够时，你可能只能躺在养老院，独自一个人望着天花板发呆。
这种孤独终老的时间可能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这时候最终决定我们生死，拔掉我们氧气管的可能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的下一代，而是不堪重负的养老机构。
这就不难理解，现在社会的有钱人为何在不停地生娃。因为，从人力资源的另一个面来看，多生娃也是在投资自己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