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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在中国兵工系统，每个党委、每个支部、每个党员，都要将他的“春天”系列文章当做政治学习的一大任务，甚至要写读后感；造化弄人，如此喜欢春天的尹家绪，终究是倒在了春天里。今天，身在留置室的尹家绪，面对着清明时节的大好春光，会在自己的交代材料或者《忏悔书》里写下什么呢？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大草原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
其实，何止是非洲大草原的动物们对春天如此有感，就连人的精气神，也会因春天的到来而容易激情澎湃。
尹家绪就是一个容易在春天的时候而思绪万千的企业家。
从2013年当了副部级央企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董事长后，每到三四月份的春天，他都会在企业内刊上发表署名文章，而文章题目，更是篇篇不漏“春天”二字：
■ 2014年 《兵器的春天》
■ 2015年 《春天的召唤》
■ 2016年 《耕耘在春天》
■ 2017年 《春天里，创新正当时》
■ 2018年 《奋斗，在新时代的春天》
其实，凡是领导，都要在自己管辖的地方或者单位内部的刊物上发表些署名文章，这既有宣传之需要，往往也有借此表达自己施政理念的意图。
华为的任正非更是擅长此道，其在华为内部发表的公开署名文章许多篇都名扬四海。与尹家绪有点相似，他也喜欢以春天为题：《活到春天》《迎接挑战,苦练内功,迎接春天的到来》······
不过，任正非的文章是通过邮件发到每个华为员工，然后看不看、学不学就是员工自己的事了。
而在中国兵工系统，每个党委、每个支部、每个党员，都要将他的“春天”系列文章当做政治学习的一大任务，甚至要写读后感。
造化弄人，如此喜欢春天的尹家绪，终究是倒在了春天里。今天，身在留置室的尹家绪，面对着清明时节的大好春光，会在自己的交代材料或者《忏悔书》里写下什么呢？
▲ 中国兵工某三级企业当年认真学习尹家绪文章
一位深耕汽车行业的资深记者，曾这样评价过尹家绪——隐忍、负重。在与他同龄的央企领导人中，这样的特点并不多见。因为与他同时代的“50后”“60后”的领导中，大多是“新三届”大学生，毕业后受惠于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政策，很快的走上了仕途快车道，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踏尽长安花”。有趣的是，当年尹家绪正式接任胡问鸣成为中国兵工集团二把手的。
尹家绪不一样，他的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家庭环境对仕途没有任何加分。1956年，尹家绪出生在重庆南部山区的南桐矿务局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解放前便参加工作的煤矿工人，这让他们一家人生活的远比当时绝大部分生在贫穷农村的家庭要好很多。可是在他11岁的时候，父亲突然病逝，这让一家人顿时陷入窘境。自此，在这黔渝两地交界的大山矿区，孤儿寡母相伴一生，没有父亲、没有兄弟姐妹，尹家绪在周遭异样的目光中成长。尹家绪中学毕业后并没有被安置工作。为了生存，他在矿区和县城打零工，这在那个文革年代，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幸好，1976年，刚投产不久的“三线”项目国营兴无机械厂再次大规模招工，急需一份工作来养家的尹家绪立马就报了名，他丝毫不介意在大山山洞里工作。这家以生产高射炮、榴弹炮零部件为主的军工厂对工人的家庭出身、政治成分较为看重，无产阶级工人家庭出身的尹家绪很顺利的进入了工厂。这一年，他20岁。对于这个机会，尹家绪极为看重。长期的单亲家庭生活，让他极为上进，他迫切的想要改变自己的现状。在学徒工位置上，他表现的十分勤奋，在以混日子、吃大锅饭为主的国营工厂工人中，尹家绪是一个异数。善于处理与师傅、领导的关系，也成为那个时候他身上鲜明的特点。在脾气火爆、民风彪悍的氛围中，此时的尹家绪给人的印象是低调、谦逊，不善言谈。可见，隐忍、负重的性格已经成型，这是家庭的不幸在他身上的第一个烙印。日后，已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副总经理的尹家绪，曾如此感慨这件事。毫无疑问，相比于那些将进入机关或者第一次晋升职位作为自己仕途起点的人来说，尹家绪好像更认同这个“二级工”才是他政治生命的开始。不久之后，尹家绪被调入厂团委工作，这让他拥有了干部身份，也是他真正意义上仕途的起点。不得不说，在众多央企领导中，以如此卑微之起点，而能跃然而起、翟桂夺冠者，真凤毛麟角也！不论如何，二级工尹家绪马上就要开启他的宦海沉浮了，等待着他的，将是权力、金钱、女色组成的刀光剑影1985年，尹家绪在重庆师范大学读完了一个专科学历。那个年代已经开始讲干部的年轻化与专业化，而中学毕业的尹家绪为了仕途的更进一步，必须补学历的短板。毕业之时，重庆市团委递来了一个橄榄枝，如果他原意伸手接住这个橄榄枝，他将可以调离大山沟里的兵工厂，成为重庆市团干部。面对这个颇具诱惑力的工作位置，尹家绪有没有动心不得而知了，但结果很显然是他放弃了。据说，经过反复思考，他判断冒然去团市委将会让自己处于一个陌生环境中，前途并不确定，而他在兵工厂各方面都熟悉，领导对他也颇为欣赏，更何况他已经开始走向仕途。他的判断极为精准。回到兵工厂后他便被任命为厂办副主任，五年后进入厂领导班子，九年后成为厂长，是兵器装备口157个工厂中最年轻的厂长。这话说得的很得体，只是无形之中掩盖了他善于冷静分析决断的优点。这段时间，工厂生产稳定，个人家庭生活美满，个人仕途进步飞快，我想这大概是尹家绪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吧。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武器装备订货大幅下降，军工企业开始军转民，找米下锅。兵工厂结合原有技术特长，迅速的从摩托车齿轮、齿轮组、汽车齿轮箱做起，转得比较成功，一度成为中国兵器工业部旗下军转民的五小龙之一。产品供不应求，前来订货的人在工厂里排队等着拿货，外面企业也提着钱来提货。这一点，他比胡问鸣要幸福太多了，胡问鸣的苏州长风机械厂在这时候还在苦苦挣扎。尹家绪也在这时候成家立业。贤惠美丽的妻子，聪明可爱的女儿，慈爱有加的老母亲，尹家绪一家四口在厂区家属院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个人仕途的进步则让他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想象。他才三十多岁，已经是兵器部所属企业的班子成员，这对于出身钳工的普通车间工人来说，一切都如梦境。1993年，兵器部决定将兵工厂从大山深处搬出，和其他9个三线厂合并，并搬迁到重庆联合组建重庆大江公司。一个几千职工家属的老厂区，搬迁到新厂址，并与其他几个兄弟企业整合，这意味着很多困难问题：老厂区生产，新厂区组建，管理战线长；搬迁中市场不丢，生产线不垮，职工思想不乱，企业效益不降；两边生产与组织矛盾多，事情繁重，事无巨细······那么谁来主持这个工厂的全面搬迁工作呢？肯定是需要一个善于看全面、抓全面的领导，需要一个年轻精力足、有干劲的领导。虽然从厂办副主任到厂长，尹家绪只用了九年，但是九年间他除了技术没干过，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干过，财务、人事劳资、保卫教育、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副厂长…… 37岁的年龄也正好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其实，如此顺利的进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相比其他几个工厂，尹家绪所在的兵工厂体量不算大、历史不算久，在整合后很可能被边缘化，所以他的任职基本没有遇到什么竞争或者阻力，大家都知道，整合后他的一把手是当不了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光，不管是心理体力，还是精神方面，都受到严峻考验”那段时间，他的确压力很大。他几乎每天都是和司机早上先到重庆新厂看现场，又连夜返回深山老厂，如此连续奔波了六七个月。即便在母亲去世的当天，当晚11点方才赶回家的尹家绪，为不影响企业搬迁工作，第二天早上7点他就将母亲遗体送去火化。“母亲的最大愿望就是到新工厂看看，我忙工作一直拖着没带她去，不想，这却成为我一生的遗憾”一年多后，联合组建的新公司成立，尹家绪如很多人起先猜想的那样，在新公司并没有什么好的位置，连领导班子都没进，毕竟他们的兵工厂太不起眼了，或许这就是“平台决定人的上限”吧。不过苦心人、天不负。尹家绪因为搬迁中的综合协调工作完成的很出色，引起了当时兵器部西南兵工局的关注，一年后，尹家绪赴任西南兵工局办公室主任。西南兵工局负责兵器部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几十家兵工厂的日常管理，在西南地区林林总总的企业里，是名副其实的大衙门。尹家绪自此走出了渝南大山的山沟沟兵工厂，完成了仕途的第一次飞跃。如果俯视尹家绪的职业生涯，会很清晰的看到“三段”：兵工厂、长安汽车、兵工集团。铸就他辉煌的，无疑是长安汽车这一段，但是这个机会，却是发端于兵工厂搬迁有功升任西南兵工局这件事。现在，隐忍负重，又极为冷静与全面的尹家绪，已经具备了掌控更大局面、操办更大事项的能力，而且，他也走向了一个可以给他更多这种机会的平台在国企管理层，强硬与自信者并不一定是主流，毕竟明哲保身永远是官场博弈论中的最佳选择。但尹家绪偏偏就是一个极其强硬与自信的领导，这一点在汽车界颇得认同。这样的性格，可以猜测，或许是养成于黔渝交界深山矿区，成型于山沟的兵工厂，应用于长安汽车。1996年7月，调任西南兵工局办公室主任5个月后，尹家绪被提为副局长。当年8月，被调到长安汽车协助工作，挂职（长安汽车）常务副总经理。说是“协助”，是因为这个时候的长安汽车厂走入了一个泥潭。长安汽车由长安厂和江陵厂两个万人大厂整合而来。军转民时，长安厂生产汽车，江陵厂生产发动机。但这两个企业文化不同，机制也没有统一，简单整合后领导班子也不协调，甚至在开会时，分属两个企业的干部分着坐，企业合力不强，又连续亏损，可谓人心涣散。这种混乱的状态最终反映到工作质量、产品质量和工作态度上。最终导致长安汽车的主力车型微型汽车从全国销量第一滑落到第四名，年产量只有六七万辆，企业经营难以为继。不过这种泥潭，倒是很适合尹家绪来闯，毕竟“强硬与自信”的领导，最适合的就是担任“救火队长”的角色，最喜欢的就是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在尹家绪来之前，长安汽车一把手就已经换过三任：第一任总经理来自长安厂，江陵厂闹事，连防暴警察都出动了；第二任总经理来自江陵厂，没几个月又被赶下来；接着从西南兵工局派来一个主持工作者，结果只干了3个月。尹家绪到任常务副总的时候，一把手是搞技术出身。但是他对管理，却并不怎么在行，更别说面对复杂局面了。“实事求是讲，在那种状态下，让他来管理矛盾纷繁复杂的长安汽车，真是有些难为他，他可能更适合做总工程师”没错，做企业光懂技术还不行，做企业要懂经营，知道如何调配各种资源，要知道如何运用手腕。而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这些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一次职工大规模聚集，一把手出差在外，尹家绪对两边情况都了解后，迅速拍板：凡是单位有员工参加闹事者，中层干部必须动员他们回去，否则干部就地免职；凡是家里有退休工人或者子女在闹事，所在单位职工马上停止工作，用两天时间把闹事者动员回去，否则辞退。这条带有“连坐”色彩的强硬命令效果并不是很好，国企职工显然比被拆迁的农民要难对付。连续四天，聚集人群没散，尹家绪决定动用最强硬手段：组织那时候仍属于企业管理的公安分局和消防队，一夜之间把挡在厂区里的铁箱都清除掉。聚集事件就此结束。尹家绪的决策自信与强硬手腕令长安汽车厂的干部职工颇为震撼，也给了兵器部领导一个新的思路——尹家绪此人可用。这件事，不仅让尹家绪的仕途起飞，还让他悟出了一些“真理”，并对此充满自信：“主要领导非常重要，处理这种事情不是只靠原则，也不是只靠理论知识，更多要靠智慧”“管理企业也不能光靠制度，制度之上的管理要带有艺术性·······处理事情时，有的要故意视而不见，有的要故意小题大做，有时要故意无事生非，有时还要可大可小”应该说，尹家绪能够带领长安汽车走向中国汽车业第一方阵，与他这种强硬与自信作风关系甚大。当初，长安汽车与日本铃木合作，但是铃木对中国市场并不看好，不希望扩大合作规模、提供先进车型。因此，尹家绪谋划与美国福特汽车合作。但这引起了铃木公司强烈反弹，他们反对长安汽车与福特合作。铃木的“武器”在法律上很过硬：长安汽车谋求上市时，铃木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双方曾签订过一份协议。大意是，今后长安汽车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征得铃木公司同意。尹家绪对法律这种规则并不放在眼里，他去找上级做汇报，但上级领导也反对跟福特汽车合资，并明说这事国家不可能批。这种情况，放一般领导那，基本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再往下推一是难度极大，二是对自己仕途无利，三是可能得罪人。“长安汽车要发展，几万人要吃饭，必须跟福特汽车合资”铃木面对不屈服的尹家绪，委托律师来跟长安汽车接洽。同时，为施加压力，日本驻华大使时任重庆市市长写了一封信，包市长又把这封信转给了我，表示铃木不同意长安汽车和福特汽车合资，如果长安汽车强行推行，不履行协议，可能对两个企业今后合作产生影响，进一步会影响到日本企业和重庆市一些企业的合资交往，甚至会影响日中两国经济关系。面对如此强硬的表态，尹家绪的态度是置之不理，他认为在企业生存发展问题上，必须要走符合长安汽车的路，把长安汽车利益摆在第一位。尹家绪这话传到了铃木修本人那，他气得暴跳如雷，又继续使用给长安汽车上级写信这种类似中国式上访的手段，持续施加压力。长安汽车内部反对声音也很大，铃木制裁我们怎么办？要知道，当时长安的主要技术引进是铃木，如果铃木马上制裁，长安的确面临生死考验，决策稍微不慎就会给企业带来灾难性影响。但面对上级、内部、铃木的三重阻力，尹家绪十分强硬与自信，他和当时的重庆市长直接前往北京跑手续。虽然一开始阻力十分巨大，国家计委、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经贸委都不同意，但是他们最终还是用尽了中国式的手段——反复运作，最终让项目获批。就这样，长安福特在一片荒原上起步，用几个月时间就平整了土地，建起了厂房。并且当年投产，当年盈利，在汽车界创造了一个奇迹。长安福特盈利最高时年利润达200多亿元。在执掌长安汽车的十余年生涯中，尹家绪将这种无比强硬与极度自信的作风贯彻到了几乎每一个缝隙中。不可否认，这种带有权术势色彩的手腕，是企业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作为创业之君，绝对的强势与决策自信是十分难得的优点，这也是人们为何偏爱李达康式干部的原因。但是，如果尹家绪将此种工作作风看的过高、过重，则很有可能在成为一把手后，尤其是长期作为一把手之后，做出逾规逾矩之事。有一年，长安公司亏损很大，为把帐做盈利而对财务报表做了手脚。但当审计时，尹家绪认为这不能报，他觉得如果把当时查出来的累计亏损20亿元的事情，那就得震动全国。而一想到当时重庆特钢厂亏损7亿多元，国务院领导大发雷霆，派人来调查，他更是后怕。所以他冒险决策把坏账清理出来，用几年时间慢慢偷偷消化掉。这是多少年后，尹家绪作为他经典、智慧的经营手段向外界常提起的事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尹家绪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这事例严重的多的违法违规之事。
长安在尹家绪手中腾飞，而伴随着长安在经营上的成功，尹家绪的官位子自然也是水涨船高。2002年，长安汽车净利润大幅上涨50%，一跃成为中国兵装集团的“台柱子”。这一年，他成为兵装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任长安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进入副部级央企的领导班子。但是应重庆市政府请求，这个副总仅在北京办公了两天，便返回重庆，他将以集团副总身份与总部异地办公。2005年，长安汽车已经与一汽、上海汽车并列为家用车三巨头。这一年，他在集团党组排名上升为二把手，出任兵装集团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长安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有一年，长安汽车在股市募资11亿元，却吸引了110家基金、券商和机构投资者动用300多亿元参与申购。人称尹家绪写就了一个资本寓言。就连黄奇帆也感慨：但尹家绪离开长安汽车的时间也快要到了。毕竟这是国有企业，而且是最传统的军工系统国企，一个领导是不可能长期担任一个职务的，尤其是尹家绪这样位高权重、作风强硬的。2006年后，尹家绪先后卸任长安集团总裁、董事长、董事，以上职位均让位于现任兵装集团副总徐留平（现一汽集团一把手）。组织交给尹家绪的新任务是实施代号“龙腾工程”的战略部署，也就是重组整合下属长安汽车等20余家企业及相关汽车零部件业务和资源，组建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公司，并操盘南方汽车海外上市。但遗憾的是，到了2009年，南方汽车彻底停止了海外上市的计划。而这也意味着，曾统领长安系10年的操盘手尹家绪或将失去最后一块汽车阵地。当他能乾纲独断时，带领长安汽车从落寞走向辉煌或许并不难，但是当他受到外力牵制的时候，或许只能成为一个悲剧当年资本市场上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与徐留平的关系。没错，两人权力严重交叉，这难免会给外人留下很多想象空间。 从职位上说，尹家绪高于徐。但这只是第一副总和第七副总之间的排名，基本上没有意义，除非尹家绪可以摘掉前面的“副”字。从南方汽车与长安汽车关系上看，南方汽车虽然控股长安汽车，但仅仅是资本上的联系，并不涉足后者的运营和管理，长安汽车可能更多的还是接受兵装集团的直接领导。但是南方汽车的发资产整合、海外上市，丝毫离不开长安汽车这个核心资产的支持。而徐虽然是长安汽车一把手，但尹家绪还身兼数职，包括长安汽车下面重要的长安福特马自达董事长、江铃控股董事长等。但无论事实究竟怎样，南方汽车上市行动的全面溃败，不可避免地使操盘手尹家绪成为悲情英雄。一年后，尹家绪离开兵装集团，赴任兄弟单位中国兵工集团担任二把手。兵工集团擅长制造坦克、装甲车，并不怎么涉足民用汽车，尹家绪至此彻底淡出了汽车领域，一代枭雄就此谢幕。
▲ 尹家绪为改制后的兵工集团揭牌
“我经常特意在房间里把灯关掉，一个人享受一下孤独。”或许是他在汽车领域征伐十多年后累了，或许是一个有着强大历史惯性的巨无霸军工企业实在让人难以下手，或许是他只想着能平安着落退休·······在兵工的八年间，包括他13年-18年任职兵工集团一把手的五年，他都已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尹家绪了。他更接近一个传统保守、擅长中庸的官僚的形象。即便他提出过兵工集团要无禁区改革，即便他每年春天都要讲述一遍春天的故事。面对记者的采访，尹家绪如此回答自己为何提前一年退休，告别职业生涯。“我应该选择新的开始，选择另一种工作生活状态，让更年轻的同志尽早挑起重担。”这样的话，在今天看来，我们很难判断他的告别是否是自愿的。究竟是为了年轻同志进步而让贤，还是自己太累了，或是发现问题而被迫退下来？但这一次我们可以肯定，今天春天的这场告别是被迫的。
本文内容不包含新闻，参考以下文章：
● 博讯网《长安管理体系大调 徐留平与尹家绪之争隐现》
● 搜狐网《尹家绪：学会与昨天告别》
● 搜狐网《长安集团谋求更大发展》
● 每经网《尹家绪打造“新兵器”：“集团的春天”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 澎湃新闻《完成公司制改制，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 网易网《改革开放40年，长安汽车三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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