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同校，百年抗争 | 女科学家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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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尚未踏足拥有决策权的金字塔顶端，所以她们无法讨论那些她们所关注的事情，更别说找到解决办法了。

—— Kevin Miller，美国大学女性协会高级研究员

编译 | 徐颖

199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引入了全新的英语教科书，第一课便是李雷与韩梅梅在学校里的初识对话。对第一代以及此后所有使用者来说，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幕。然而，时间前移几十年，回到20世纪上半叶，与李雷对话的只可能是嘎子和二蛋，而韩梅梅，如果有幸能上学的话，与她打招呼的可能只有翠花了。那时，女性只能在女子学校入读，鼎鼎大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更是严格遵守这一惯例——在其两百多年的悠久历史（1746年至今）中，普林斯顿大部分时间都被称为“Old boy’s School”，直至1969年秋季，才开始实行男女同校（混合性别教育，co-education）制度。

实际上，早在1887年伊芙林学院（Evelyn College）建立之时，普林斯顿可以说就迈出了男女混合教育的第一步。伊芙林学院的初始设定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女子学院，类似于拉德克里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1879年创建）之于哈佛大学。不幸的是，伊夫林学院由于经济问题以及缺少普林斯顿的支持等原因，于1897年被关闭。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工的女眷们逐渐在一些非正式职位上崭露头角，为学生和助理研究人员争取权益，对校园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第11任校长James McCosh（1868-1888在任）的妻子Isabella Guthrie McCosh（1817-1909）致力于学生的健康和福利保障工作，为了纪念她坚持不懈、勇于奉献的精神，普林斯顿大学用她的名字命名了学校设立的第一个校园医务室。

电影《爱情故事》（Love Story）中，男主奥利弗（哈佛大学预科生）到女主角珍妮弗所在的拉德克里夫学院图书馆借书，两校共享图书资源。

女性在学术上的力量也不可小觑。英国教授Willard Thorp的妻子Margaret Farrand Thorp（1891-1970）经常协助丈夫进行研究工作，同时也独立进行文学创作。1949年，她出版了一本名为《女性的说服力：六个意志坚定的女人》（Female Persuasion: Six Strong-Minded Women）的书，书中谈到她作为一名女性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与生活的点点滴滴时，她打趣说：“我们在从事教师妻子这一愉快职业时，普林斯顿大学对女性的明显敌意（ hostility ）常常让我们觉得十分搞笑。敌意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能太过强烈。实际上，对这所大学来说，女性压根儿不存在。”

今天看来，这些敌意确实非常“搞笑”：

1932级的一名学生说：“如果普林斯顿开始男女同校，普林斯顿将不再是普林斯顿，它将死去，我也将失去我的母校。”

1936年，一名学生说：“女生们穿着扰乱人心的迷你裙在运动场上嬉戏将会冲淡普林斯顿坚固的男子气概。”

1940年，一位心怀不满的学生无疑讲出了许多校友的心声，称普林斯顿的管理部门为“该死的母权制”（Damned Matriarchy）。

1955级的一名学生说：“普林斯顿如此成功，要归功于男性之间的珍贵友情，破坏这种特殊的精神已经够糟了。女学生将会削弱普林斯顿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女性的天然属性注定了她们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教育和才能绝不可能与全职工作的男性相媲美。”

……

在反对混合性别教育的制度上，普林斯顿大学绝不是独一无二的。耶鲁大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耶鲁大学校长Kingman Brewster Jr.（1963-1977在任）在实行本科男女共同教育的第一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向校友承诺学校将培养“1000名男性领导者”，明确表示本科女性仅仅是耶鲁大学的附属组织，绝对不会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

总之，人们坚信，女性不属于学术的殿堂。

然而，到40年代初，女性还是不可阻挡地踏上了普林斯顿的正式研究岗位。1942年，物理学家Elda Emma Anderson（1899-1961）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物理系的访问研究助理；1943年，五名女性来到普林斯顿，教授土耳其语、各种欧洲语言和斯拉夫语言；五年后，产业关系学科组副组长Helen Baker成为第一位被校董会授予副教授职位的女性。

随着女性教师和女性研究人员的涌入，女学生也逐渐融入大学系统。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工的妻女们已经非正式地参与了多年的课程学习，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学校才第一次允许女性正式报名参加大学课程：23名女性参加了政府资助的摄影测量课程。1947年，为了更好地准备图书馆中俄罗斯文学部分的拓展工作，图书馆的三名女性员工参加了一个俄语启蒙课程，与男性本科生一起学习。至此，普林斯顿的性别混合教育算是真正踏出了第一步，然而，发展到第一届共同参加毕业典礼的男女混合班级，还将需要漫长的二十多年时间。

1961年，Sabra Follett Meservey（1924-1994）被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学研究生课程录取，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全日制女性学位候选人，尽管出了一个不那么美妙的意外——她的录取通知书理所当然地以“亲爱的先生”（“Dear Sir”）开头。Meservey后来成为第一位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的女性。1962年，超过8名女性注册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课程。1964年，生化科学专业的Tssai-ying Cheng成为第一位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女性。

1989年，Sabra Meservey参加普林斯顿研究生院男女同校庆典。她说，直到毕业后第三年，普林斯顿才向她颁发了学位证，因为 “得把学位证翻译成女性的”（“they are still translating it into the feminine.”）

1963年，普林斯顿大学引入关键语言项目（Critical Languages Program，CLP），第一批全日制本科女生被准许注册入学。CLP项目允许其他学院的学生在普林斯顿学习一年阿拉伯语、汉语、日语、波斯语、俄语和土耳其语以及相关区域研究。五名女性作为CLP成员来到普林斯顿，被这里的居民称为“小家伙们”。虽然她们是全日制学生，但却并没有资格获得普林斯顿的学位，因为该课程仅涵盖本科第三学年。

当然，常春藤盟校负责人在60年代末期决定接纳女性学员，并非出于对男女平权的高度重视，而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迫不得已做出的妥协。一方面，大学管理人员的女眷影响着校园生活，加之女性教授不断涌入，给学校文化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优质男高中生生源申请量降低，所谓知慕少艾，很多优秀的男生想和女孩一起读大学。接纳女性学员，可以留住那些有才能的男性。

1967年，普林斯顿经过考虑后最终拒绝了与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早期是女子学院）并校的提案。Robert F. Goheen校长（1957-1972在任）委托其他学者研究是否可以将女性录取为全日制本科学位候选人，经济学教授Gardner Patterson受命负责该项研究委员会。委员会在1969年1月发布的最终报告中指出，“有才华的年轻女性的加入将增强普林斯顿大学的整体教学经验，有助于更好地平衡社会和学习生活”，以及“维持普林斯顿吸引优秀学生的能力”——普林斯顿的吸引力早已因为学校相对保守的形象而摇摇欲坠。同年，校董会成员以24：8投票赞成实行男女同校制度。

1969年9月，101名女大学生和70名转学的女生加入普林斯顿的学生队伍。1973年，《纽约时报》重点介绍了普林斯顿大学四年制男女混合班级中一些女性的成就。Marsha H. Levy是第一位获得Pyne奖学金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当选为校友会董事的女性。网球队队长Marjorie Gengler在其校际生涯中从未输过一局，被称为“不败神话”，后来她成为了学校年度捐赠组织（Annual Giving）的第一位女性代理人。此外，普林斯顿当年马歇尔奖学金（Marshall scholarship）的唯一得主是一位女生，她同时也是当年成功申请到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Grant）的三人之一。此后三十余年，女大学生人数增长极快，到21世纪初，女性本科生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大学中已经占领了半壁江山。

20世纪70年代不仅见证了普林斯顿第一个男女混合班级的毕业典礼，也见证了女性在上层管理中的崛起。1971年，Mary St. John Douglas和Susan Savage Speers成为普林斯顿头两位女性董事。次年，Adele Simmons被任命为学生事务主任，成为普林斯顿历史上第一位女院长。1977年，Nina G. Garsoian和Joan S. Girgus两位女性分别出任研究生院院长和学院院长——这可是普林斯顿历史第二和第三悠久的院长职位。

跨入新世纪后，一些女性开始被任命为常春藤盟校的校长。Shirley M. Tilghman于1986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分子生物学教授，后进入校长遴选委员会，最终于2001年当选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做校长后，Tilghman任命了一名女教务长。很快，整个大学出现了许多高级女性管理人员，包括学院院长、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工程学院院长和招生院院长等。这不仅打破了255年的传统，而且还预示着女性与普林斯顿大学真正融合时代的到来。Tilghman和哈佛女校长Drew Gilpin Faust、布朗大学女校长Ruth Simmons、宾夕法尼亚大学女校长Judih Rodin以及Judih Rodin的继任者Amy Gutmann并称为美国常春藤大学的“五朵金花”，钟蕾、阮婕妤所著的《美国常春藤大学女校长》一书对她们五人做了全方位的介绍，以探索高等教育界女性领导力的管理优势。2012年，Christina Paxson 穿过重重障碍成功接替Ruth Simmons，成为第19任布朗大学校长——她也是第一位非裔美国校长。

在此期间，不少保守主义者诋毁、贬损这些出任常春藤盟校校长的女性。然而，面对这种根本性变革，人们需要真正认同女性的领导职位，才能摆脱“对女人屈尊俯就”这一观念造成的不适和愤怒。美国大学女性协会的高级研究员Kevin Miller说，“女校长与其男性同行相比，具有不同的视角，能够提出不同的想法以及问题。这些特征对做出正确的决策有重要意义。”“无论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哪些部门担任最高领导者，她们都会传达这样的信息：校长这一职务并非男人专属。但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偏见。”

在美国女性赢得投票权的一个世纪之后，当女性占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当女大学生占美国大学生一半以上时，女性竞选校长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女性不仅看起来很重要，而且也必然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成功。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州长、参议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也都证明了很多职位并非男性专属，男性可以做到的事情，女性也可以做到。她们的成就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并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将女性视为领导者的环境。另外，在企业界，《财富》500强中出现女性身影也不再令人惊讶，如通用汽车的Mary Barra（CEO），惠普的Meg Whitman（总裁、CEO），IBM的Virginia Rometty（董事长、总裁、CEO），亿滋国际的Irene Rosenfeld（CEO）和百事可乐的Indra Nooyi（CEO）等。

整体来看，今天这个时代的两性平等程度相比几十年前已有了极大的提升，包括家庭地位、社会地位及公众认可度等方面。克服重重障碍，女性最终获得了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并在常春藤联盟院校中占据了一半的最高领导人职务，这是人类的重大进步。然而有研究表明，常春藤盟校在其最高领导层追求性别平衡只是学术界的一个特例。在全美所有高等院校中，女教师的比例很高，然而女校长的比例却只有25%，且在过去十年中几乎没有变化。Miller曾说，“女性尚未踏足拥有决策权的金字塔顶端，所以她们无法讨论那些她们所关注的事情，更别说找到解决办法了。”

女性往往将自身的成就归功于运气或环境，而非自身的努力或天赋。她们通常缺乏自信，认为自己没有经验，或害怕失败，因此更倾向于放弃领导职位。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及学校的发展。平衡繁杂的工作与育儿需求也会影响女性角逐领导职位的意愿。很多科研单位或企业在招人时更倾向于选择男性，另外，女性毕业生的工资薪酬也普遍低于同等院校的男性毕业生，常青藤院校的男女毕业生工资悬殊最大，女性毕业生比男性毕业生的工资低30%（普通院校的差距约为16%）。这些表明我们离真正的男女平权还有漫长的道路。

参考资料

1. https://libguides.princeton.edu/c.php?g=84063&p=544519

2.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malziel-when-women-claim-male-roles-20161021-snap-story.html

3.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Gender-Balance-at-the-Top-of/240346

4.http://theconversation.com/if-a-female-president-is-good-for-the-ivy-league-why-not-for-the-rest-of-us-45148

5.https://thesocietypages.org/clippings/2017/03/02/the-ivy-league-of-gender-inequality/

6.https://www.mic.com/articles/167455/the-gender-pay-gap-is-much-worse-among-ivy-league-grads-heres-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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