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公益要成就，这个办法是条捷径

公益资产管理&融合发展

2020年还剩下最后七天，这一年对我来说最关键的“两个词”，是公益资产管理和融合发展。

公益资产管理，在我理解来看可以分为四大层面：

一是整个社会的公益资产调度、分配和运营；

二是公益行业本身的公益资产管理和运营；

三是一家公益“法人机构”的公益资产的管理和运营；

四是一名公益志愿者、公益行动者、公益解决者的公益资产的管理和运营。

这些公益资产我们将其处理成新共益公益中台，努力成为这个行业的基础设施，为广大公益伙伴服务。

这些资产散落在各个具体人的手里，我们要与各方融合发展，既是公益机构之间互相融合发展的过程，也公益人相互融合发展的过程。融合就意味着没有壁垒，没有防范，没有猜忌，没有拆台；融合就意味着互相助力，互相信任，互相策动，互相激发。

我在公益行业做融合发展的时候，感觉到尤为艰难。甚至可以说我见到的很多公益人，是最没有合作精神的人。原本我以为公益都有共同的使命，而使命是可以共享的，那么一同为这个使命努力，大家融合为一体是最方便的。但是实际上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看到公益行业犹如商业组织那种大规模融合重组。

就我个人观感来说有以下三个观点：

一、公益伙伴

不可能是“负资产”

最近去拜访一家国内很有声望的基金会，这家基金会的负责人是我所佩服的，在我们的交流过程中，这家公益基金会负责人有一个很明显的担忧，他担忧最近一些紧密的合作伙伴，正在沦为公益负资产，不仅自身发展陷入困境，而且有可能给同行带来负担。

好在这家公益基金会的负责人依旧是开明而勇敢的。他表示即使是负资产，也要继续合作下去。虽然合作起来投入的精力和资源，可能未必如以前那么不假思索和毫无障碍。

这种现象，有时候让我感觉很悲伤。公益人在这个国家出现和生存，很是容易的。公益人若想要在这个国家获得业务上充足而持续的发展，那就颇为艰难。在我看来，一个公益人的“资产”，无论被他人、时人评价为“正资产”还是“负资产”，都是这个社会最难得的存在和闪耀，都是我们社会宝贵的财富。

有时候我们的评价，只是站位的不同，角度的差异；有时候只是因为我们过去有相类似的经验，而把伙伴设计成自身所习惯的水平；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缺乏沟通和交流，缺乏信息的畅达和情感和交换。

在这么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公益人似乎也受到了外部某些“猜忌病毒”的感染，居然对同行和伙伴产生无端的怀疑和评价。这评价多半只限于低维的水平，要么怀疑人家贪图名声，要么怀疑人家为了获取资金收益。

在我现有的经验中，一个真正愿意投身到公益行业的人，早已经不在这些“低水平怀疑”的范畴内，他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人格缺陷，如果说他们放弃原来大好的人生利润，转到公益行业来是为了谋取利益，这是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

我觉得唯一可能说得通的，就是对社会问题的判断不同，对解决方案的选择不同，进而呈现出公益的实现路径可能会不同。而路径的不同恰恰代表了公益行业的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最值得激动和赞赏的。我此生的公益使命是支持更多的人做公益，帮助更多的人把公益做好。在这过程中，做法越与我不一样，我越佩服和感动；填补的公益空白点越多，我们的公益社会就越有希望。

公益伙伴不可能是负资产，他们即使在某人眼中一时成为负资产，那也只是此人评价系统出现的误差。我们一定要相信，所有的公益伙伴，都是我们社会的脊梁和骨干，是社会最珍惜的宝藏。

二、解决问题的过程

就是人才成长的过程

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本来是没有用的，它有用的时候，就是在它被人调度来用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公益人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擅长调度社会资源。公益人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掌握社会上所有能够解决问题的技能。没有技能，资源无法被激活和引领；没有解决问题的意志和雄心，技能和资源又都显得苍白和乏力。

我们所有的资源和技能、称号、体系、机构和物资......其实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人才成长的过程，人才成长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类社会从古至今，我相信没有单独的人才培养程序，也没有单独的问题解决流程。问题解决一定是需要人，而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是一定能够成长。

于是就到了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究竟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在使用这些方法时必须娴熟哪些工具和技能？有了这些工具和技能我们预计投入多大的精力，投入时间和精力、勇气和智慧之后，大概能在何时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最近我对“行动者”和“解决者”进行了思考，行动者是不需要为成果负责的，也不需要为行动本身的质量和密度负责。他可以把自己每天的日常行为都称之为行动，哪怕这行动毫无作用，甚至是被动的响应和沉默的顺流。而解决者就不一样了，解决者需要有行动，同时要对行动的有效性和质量进行精选，并为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或者说行动目标进行有效的对焦和确认。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无论做什么公益，都必须成为解决者，而不能只用行动者来鼓舞自己。行动会带来改变，但未必会带来可以变得更好的改变。

我同样相信的是，只有为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而迸发和响应出来的行动，才是人才成长最有效的方式。

这时候很多人就会对公益行业的工作岗位进行细分，他们会说这个岗位是前线岗位，所以容易成才；

那个岗位是后勤岗位，所以不容易见到效益，人才也就因此不容易成长；

这个岗位是公众易感知的岗位，所以即使没成才也容易被社会误判为”杰出青年”；

另外一个岗位的工作因为太隐性，而导致公众难以觉知，所以自身也不相信自己的飞速成长。

其实在我看来，每一个岗位都是前线岗位，因为每一个岗位都有社会问题，需要你去快速解决和体贴服务。在这变动难测的社会，最好测量和记录的就是你对社会问题的感应度和对解决问题技能的追逐度。

有一些公益人比较保守，他们试图用此前单一的经验来应对纷繁繁杂的局面，他们用陈旧老套的策略来试图解决社会最难的时代问题。说实话，有时候有些公益人对社会的好奇心如此低，对技能尤其新技能的学习主动性如此弱，让我怀疑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行动者。

三、行业壮大就是我在壮大

很多人老问我，你为什么敢然把钱筹来的钱放到人家的基金会去，或者把辛辛苦苦筹来的钱，拿给一个可能未必能马上产生行动及可见成果的公益伙伴使用？

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两个原因。

一是公益就需要“盲打乱做”。这个在昨天的文章想要公益成功，就要“盲打乱做”里已经有提及。在你成功之前，你不知道什么可能成功，你获得成功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大做业务的密度和主动性，在快速变动的社会和不可确定的人心之间，一切的策划和规范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唯一能让我们有力的就是我们持续的行动，并争取保障每一个行动都有成果，哪怕这个成果在价值在拿到的那一刻，我们并未有深刻的觉察和判断。

第二个原因就是要相信伙伴。如果说社会是无边无际的，伙伴是无边无际的，社会问题是无边无际的，那公益资源也是无边无际的。这多种多样的无边无际，其实一直处在动态的平衡和流动的碰撞中。资源只有人去使用才有价值，技能只有人去掌握才可能发挥执行力。

有了这个认识，那在我看来，把资金和资源放在哪个机构落地并不重要，由谁来执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合适的时间能够让合适的人及时应用到。

从公益资产的角度来说，公益资产最害怕的是沉淀。在我看来，沉淀与死亡没什么差别，资产沉淀与没有资产没有差别，资产沉淀甚至不如没有资产。没有资产你可以重新去汲取和收纳，而有固定的资产却可能限制了你再筹措的想像力和活力，且不说资产沉淀容易带来的被人围猎和公益腐败问题。

一切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行为

都可以去做

在我和我们“新共益”团队看来，一切有利于社会问题解决的行为都是可以去做的。因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一定是公益行业成长壮大的过程。公益资产要得到保值增值，公益资产要发挥出超常的社会效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持续地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进而活化沉淀的社会各个宝库里的资源和能量。

越多的人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成为优秀的公益人；越多的公益机构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成为让人心潮澎湃地信任的公益机构。那我们的公益资产，才越有壮大甚至超常规扩容的势头。

在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所有人的“共同任务”面前，公益人的小我必须服从于公益行业的大我，公益机构的小我必须服从于整个社会的大我。公益机构如果像商业领域、政治领域那样陷入界线明显，投入与产出唯我独尊，把所谓的品牌和机构的安危，当成抗拒与整个社会融合发展的理由。

那么，这样的公益机构肯定也不会做得长久。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法是无边界的，公益行业本身是无边界的，公益机构的本身也应当是没有边界的。由此可见，公益人最不应当为边界所所束缚。

理想情况来说，公益应当是社会的土壤，滋养和照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保障。有些公益组织愿意成为大树，并且相信只有成为大树，才可能提振整个生态系统的壮观，吸引资源的投靠，带动火车的前行，我们当然非常理解和支持。

但如果所有的机构都只想成为花、成为树，而没有机构或者个人愿意成为土壤、空气、阳光和地下水，那我们的公益行业生态系统，就肯定只会成为盆景式的存在，最多只会展现私家园林的风光。我们要成为生态系统，就要上通天下接地，没有围墙，没有执念，没有自我，没有担忧。而要到达这样的状态，成为营养丰富的土壤是最美好、最适合的选择。

我们做公益中台，就是希望成为整个公益行业的突然，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公益人在我们的土壤上生长发芽，我们愿意贡献我们的所有肥料，帮助他们茁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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