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 | 如果我们不玩，那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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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David Graeber

译/Nowhereman

我的朋友June Thunderstorm和我曾在山间湖泊边的草坪上坐了半个小时，看着尺蠖从草杆顶端荡下来，它竭尽全力扭曲着，然后晃倒另一根草上，做着同样的事情。它就这样继续着，绕着大圈，消耗掉巨大的能量，毫无理由。

“一切动物都在玩，”June曾这样对我说“甚至蚂蚁也是如此。”她做了很多年的职业园丁，观察、沉思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好吧，你明白我说的了吗？”她带着一种谦虚的得意说道。

我们大部分人听到这个故事，都会要求证据。我们如何知道虫子是在玩乐呢？它在半空中画出的看不见的圆圈也许是为了织出捕猎的网。或者是一种求偶仪式。我们能证明它们不是在这样吗？就算虫子在玩乐，我们怎么知道这种玩乐不是服务于某种实际目的的呢：练习，或者为了某些未来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做自我训练？

这也是最专业的动物行为学家会有的反应。一般来说，对于动物行为的分析并不会被看作是科学的，除非动物被假定为——至少是策略性地——是根据一个人应用到经济事务中去的算计（calculations）的相同方式/目的行事的。在这种假定下，耗费能量必然指向某种目的，无论它是获得食物、保卫领土、取得统治，还是最大化繁衍的成功——除非人们能绝对地证明：理解它并不困难（但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对这些材料的绝对证明是很难的）。

我在此必须强调：一个科学家会赞同何种动物动机理论并不重要：她认为动物会思考的东西，她是否认为一个动物可以说是在“思考”。我不是说，民族志学家真的相信动物仅仅是一台理性的算计机器。我只是说，民族志学家囿于一个科学即以理性的词汇来解释行为的世界里——这反过来意味着把动物描绘得就像它是一个试图最大化某种自利（self-interest）的算计的经济行动者那样——，无论其动物心理学（或动物动机理论）是怎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动物玩乐的存在会被看作某种理智的丑闻。这方面缺少研究，而那些的确在研究的人则跑偏了。随着大量潜在的威胁、思辨的概念、难以令人满意的标准被引入，以便证明动物完了存在，甚至当它被承认的时候，研究也会常常由于试图阐明玩乐必然有着长远的生存或繁衍的功能而自噬其洞见。

尽管如此，那些的确研究了这些材料的人都无一例外地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玩乐存在于整个动物世界之中。并且，它不仅仅存在于猴子、海豚或小狗这样不务正业的造物那里，还存在于青蛙、米诺鱼、蝾螈、招潮蟹（是的，甚至还有蚂蚁）这样不太可能的物种那里——它们不仅仅参与到个体的不务正业的活动中去，还从19世纪起就被观察到它们所进行的模拟战争（mock-wars），这明显是为了开心而做的。

动物们为什么要玩乐？好吧，为什么它们不应该玩乐？真正的问题是：为了纯粹的行动之愉悦而进行的活动的存在，为了得到使用那些力量的纯粹愉悦而行动的能力与力量为何会如此让我们吃惊？它能告诉我们关于被我们本能地假定的自身的什么呢？

Paula Rego

The Tweaking Game, 2015

Etching and aquatint

16 9/10 × 13 1/2 in

42.8 × 34.4 cm

Edition of 50

不适者生存

流行思想中的趋势——即用经济学词汇来看待生物世界——曾出现于19世纪达尔文式科学的开端。毕竟，达尔文从社会学家斯宾塞（可疑事业的偶像）那里借来了“适者生存”这个说法。反过来，斯宾塞也为此感到震惊：在《物种起源论》里驱动自然选择的力量是多么与其放任自然的经济理论相协调。资源竞争、对利益的理性算计，和弱者的逐渐灭亡被放在了宇宙的首要指导地位。

这一新自然观的危险——自然作为残酷斗争的剧场——是很高的，但异议出现得也很早。替代达尔文主义的学派出现在俄罗斯，它强调合作（作为演化的驱动力），而非竞争。1902年，这个方法出现在了一本大众图书之中——《互助论：演化的因素》（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其作者是自然主义、革命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作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反，克鲁泡特金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整个理论基础是错的：那些进行最有效合作的物种从长远来看常常是最有竞争性的。克鲁泡特金生于王公贵族（他年轻时就放弃了自己的头衔），在因为革命煽动被捕前，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和探险家的他在塞尔维亚逃亡了多年，并且还逃去了伦敦。《互助论》产生于一系列为了回应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一位知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而写下的论文，并总结了俄国人对于这一时日的理解：当竞争毫无疑问是自然与社会演化的驱动因素时，合作的角色最终却是决定性的。

动物玩乐的存在被看作某种理智的丑闻

俄国的挑战在20世纪生物学中得到了严肃的对待——尤其是在新兴的演化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中——，即使它的名字很少被提及。相反，它被归在了更宽泛的“利他主义问题”之下了——这是另一个从经济学家那边借用来的词汇，它也遍布于谈论理性选择的理论家在社会科学中的争论。这就是已然困扰着达尔文的问题：为何动物应该为他人牺牲自己的个体利益？因为没人会否认它们有时会这样做。为何一头群居动物要由于警告同伴捕食者的到来而引起对它的潜藏着危险的注意？为何一只工蜂要杀死自己以保护蜂巢？如果提出对于一切行为的科学解释意味着把最大化动机看作理性的，那么，准确来说，什么才是一只神风特攻队式的蜜蜂试图最大化的东西呢？

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答案，基因方面的发现使它成为可能。动物仅仅是试图将其基因编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而已。有意思的是，这个观点——它最终指向了新达尔文主义——很大程度上被这些自认为是激进派的人所发展了。Jack Haldane，一个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在1930年代就已经试着激怒道德主义者了，他讥讽说，就像任何生物体一样，他乐意为“两个兄弟或八个堂兄弟”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类思想的典型随着好斗的无神论者Richard Dawkin的书——《自私的基因》——而来临了，这是一部坚持一切生物体都最好被设想为“步伐吃力的机器人”（它们被基因编码所编排——而出于某些理由，没人能够真正揭示这种编码——，这些编码就像“成功的芝加哥黑帮”一样行动，在无尽的传播自身的欲望的引导下，坚持不懈地扩张着自己的领地）的作品。这样一些描述通常会这样说：“当然了，这只是一个隐喻，基因不会真的想要或做任何事情。”但是，实际上，通过其最开始的假设，新达尔文主义者们实实在在地导向了这个结论：科学要的是理性的解释，这意味着将理性的动机赋予一切行为，并且，真正理性的动机只能是这样：在人类身上，那通常会被描述为自私或贪婪。结果是，新达尔文主义者们比维多利亚时期的先辈走得更远了。如果老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如斯宾塞）将自然视作市场的话（尽管它通常只是残酷的市场），那么这个新观点就是纯粹资本主义式的。新达尔文主义者们不仅仅假定了生存斗争，还假定了一个理性算计（由表面上非理性的命令——即无限增长——所驱动）的世界。

总之，俄罗斯人提出的挑战就是这样被理解的。克鲁泡特金当下的观点要更为有趣。例如，它基本和下述事情有关：动物合作如何无关幸存或繁殖，而是自在的愉悦的形式。“仅仅为了愉悦去结群而飞在所有鸟类那里都很常见”，他写道。克鲁泡特金添加了很多社会游戏的例子：成双结对的秃鹫盘旋着，以求消遣；野兔热衷于同其他物种搏击，以至于它们有时会遇上狐狸；群鸟会耍花招，成群的松鼠一齐出没，玩摔跤或类似的游戏：

现在我们知道，一切动物（从蚂蚁开始，经过鸟类，直到最高级的哺乳动物）都喜欢游戏：摔跤、追逐、抓捕、挑逗彼此等等。然而，许多游戏可说是未成熟动物向成熟过渡的专门行为的学校。除了功利的目的，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对于过度力量的展现行为（加上舞蹈和歌唱）——“生活的乐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同其他同类或非同类个体交流的欲望，这是动物世界的突出特征。

将个体的能力锻炼到极致，就是在其自身的存在中获得愉悦。对于社会性造物来说，这样的愉悦会随群体性的操演而成比例增加。从这位俄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是无需解释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必解释，动物为何欲望活着。生命的目的在其本身。如果在当下活着所构成的东西就是拥有力量——跑、跳、斗、飞——，那么这样一些力量的锻炼（作为自在的目的）也就不需要解释。这只是相同原则的延伸。

席勒在1795年已经提出，我们正是在游戏中才找到了自我意识的起源（因此还有自由与道德的起源）。“人仅当他在完全的意义上成人的时候才会游戏，”席勒在《美育书简》里写道，“并且，仅当人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成人。”要是这样的话，克鲁泡特金就是对的，自由的灵光一现（甚或道德生活）就会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于是，这一点就不会令人惊讶：克鲁泡特金观点的这个方面被新达尔文主义者所忽视了。不像“利他主义的问题”，为了愉悦而合作（作为自在的目的）不能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而被取消。事实上，为了生存的斗争这个说法（出现在20世纪）给游戏留出的空间比更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物竞天择理论留出的更少。斯宾塞自己并没有对无目的的动物游戏（仅仅是对剩余能量的享受）这个观念感到不妥。正如一位成功的实业家或销售员可以回家玩纸牌或马球一样，那些在生存斗争中获得成功的动物为何不能也找点乐子呢？但是，在全新的关于演化的资本主义版本中（积累的驱力毫无限度），生命不再是自在的目的，而是DNA序列传播的工具——恰恰是游戏的存在成为了丑闻。

Anna Bjerger

Game, 2017

Oil on aluminium

41 3/10 × 51 1/5 in

105 × 130 cm

为何是我？

并非只是科学家不愿看到动物的游戏（因此，还有自我意识、自由、道德生活的种子）。许多人都认为，越来越难以把这些东西归给人类了。一旦你将一切生命都化约为市场参与者（即试图传播其基因编码的理性的计算机器），你就会认为，不仅仅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基因，还有其他作为我们直接祖先的存在，都缺少像自我意识、自由或道德生活这样遥远的东西——这让人难以理解，意识（心灵、灵魂）如何或为何能够首先演化。

美国哲学家Daniel Dennett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看看龙虾吧，他提出——它们只是机器人。龙虾可以毫无自身意识地活着。你无法问成为龙虾是怎样的。那什么也不是。它们没有任何类似于意识的东西；它们是机器。Dennett认为，但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要一直假设复杂性的演化尺度（从组成我们身体的活的细胞，到猴子和大象这样精巧的造物，尽管它们看起来有着人类般的品质，但还是被证明为无法思考自己所作所为）。直到突然之间，Dennett提到了人类：就算他们至少95%的时间都花在了自动驾驶上，但却依然是有“自我”的，这个有意识的自我凌驾于他们之上，偶尔引起监督的注意，并进行干预，以便告诉系统去寻找新的活干（戒烟或写一篇关于意识起源的学术论文）。Dennett的说法是：

是的，我们有灵魂。但它是由许多小机器人组成的。某种程度上，是数以亿计的机器细胞（无意识的）构成了我们的身体，它们将自身组织成了维持了通常供给灵魂（自我或本我）的活动的互动系统。但是，自从我们已经明确，简单的机器是无意识的以来（如果烤面包机、电话是无意识的话），几组这样的机器人为何能不组成自我就可以进行出色的计划？如果免疫系统有自己的心灵，采浆果的手眼协调电路也有自己的心灵，那么为何还要费力去监视它们呢？

Dennett自己的回答并不特别令人信服：他建议我们发展意识，然后说谎，这给了我们一个演化上的优势。（如果这样的话，狐狸不会有意识吗？）但是，当你问这是如何发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困难了，这就是David Chalmers所说的“意识的难题”。显然，机器人的细胞和系统如何结合在一起，以具有定性的体验：感到潮湿，品酒，倾慕张三而对李四无动于衷？一些科学家很诚实，承认他们对如何解释此类经验一无所知，并怀疑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

Jesse Mockrin

Game, 2019

Oil on linen

37 × 25 in

94 × 63.5 cm

电子会跳舞吗？

这里有个办法走出困局，第一步就是承认我们的起点可能错了。再想想龙虾吧。龙虾在哲学家那里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哲学家们常常把它们当作无法思考、无法感觉的生物的代表。这大概是因为龙虾是大部分哲学家在吃前能用他们的双手杀死的唯一的动物。将一个挣扎的生物扔进沸水里是令人不悦的；一个人需要能够告诉自己，龙虾并没有真正的感觉。（这个模式的唯一例外似乎是法国：Gérard de Nerval过去常常在草坪上溜龙虾，萨特则会在吃了太多致幻剂后迷恋龙虾。）但事实上，科学的观察表明，甚至连龙虾也会参与某种形式的游戏——例如，只是为了纯粹的好玩而摆弄物体。如果事情如此，那么把这样一些生物叫做“机器人”就把“机器人”（robot）这个词的意义给抹掉了。机器（machine）并不会闲逛。但是，如果生物毕竟不能算机器人的话，那么许多表面上棘手的问题就会立刻消散。

如果我们采用相反的观点，并同意把游戏当作我们的起点（而非某些古怪的东西），当作不仅仅出现在龙虾乃至一切生物身上，还出现在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所说的“自我组织的系统”的各个层面上的原则的话，会发生什么呢？

这听起来也许并没有那么疯狂。

面对着这样一个谜（生命如何从死的物质里出现，有意识的存在如何从微生物进化而来）的科学哲学家阐述了两种解释。

Keren Cytter 

Game, 2015

Digital HD Video

Edition of 5 + 2AP

如果生物不是机器，那么这些表面上很棘手的问题中的大部分就会立刻消失

首先是所谓的突然事件（emergentisme）。这里的观点是，一旦达到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就会出现一种质的飞跃，全新的物理法则就会“浮现”，这些法则基于先前的状况，但不能被化约为它们。因此，可以说化学定律是从物理学中产生的：化学定律以物理定律为前提，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它们。同样，生物学定律来自化学：显然，人们需要了解鱼的化学成分才能理解其游泳方式，但是化学成分永远无法提供完整的解释。同样，可以说人类的心智是从组成它的细胞中出现的。

那些赞同第二种立场的人（通常被称为泛灵论或泛经验论者），同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他们认为“浮现”还不够。正如英国哲学家加伦·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最近所说，想像一个人可以从无意义的物质变成能够在短短的两次跳跃中讨论无理性物质的存在过程，这只不过是让“浮现”这个词承载了太多东西。在物质存在的每个层面上，都必须已经有某种东西，甚至是亚原子粒子的东西——无论是最小的还是胚胎的东西——，它们会做我们习惯上认为是生命在做的事情。为了使这些东西在越来越复杂的层次上组织起来，以便最终产生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这种“东西”的确可能非常微不足道：对一个人的环境的某种非常基本的反应，诸如期待，诸如记忆。无论多么基本，它都必须首先存在像原子或分子这样的自组织系统才能首先进行自组织。

辩论中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自由意志这样的传统问题。正如无数的青少年所思考的那样（通常是在被石头砸到并因而第一次沉思到宇宙的奥秘时），如果构成我们大脑的粒子的运动已经由自然定律确定了，那么我们怎么能说自己具有自由意志呢？标准答案是，自海森堡以来，我们就知道原子粒子的运动不是预先确定的。量子物理学可以预测，例如，在给定的情况下，电子总体上倾向于跃迁到哪个位置，但是无法预测任何特定的电子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以哪种方式跃迁。所以，问题解决了。

这并非真正的答案，我们仍然缺少某些东西。如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组成我们大脑的粒子会随机地跳来跳去，那么人们仍然必须想象某种非物质的形而上学实体（“心智”）会介入，从而以非随机的方式引导神经元。但这是循环论证：您需要已经有了心智才能使大脑像心智一样行动。

相反，如果这些动作不是随机的，那么您至少可以开始考虑一种物质性的解释。自然界中无止境的自我组织形式的存在（使自身在环境中保持平衡的结构：从电磁场到结晶过程）的确为泛心理学家提供了许多可利用的材料。他们认为，您的确可以坚持认为所有这些实体必须要么简单地“遵守”自然法则（其存在本身并不需要解释），要么只是完全随机地移动...... 但是，如果这样做，实际上只是因为您已经决定，这是您愿意看待它的唯一方式。事实是，您的心智有能力把这样的决定变成一个十足的谜。

当然，这种方法一直是少数派。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被完全抛弃了。它很容易被取笑。（“等等，您不是在严肃地说桌子也可以思考吗？”不，实际上，没有人在暗示这一点；我的观点是，那些构成桌子的自组织元素[例如原子]表明质的形式非常简单，而我们是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层面上考虑思维的）。但是，近年来，尤其是随着某些科学界中，诸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年）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的观点的新近的知名度，我们开始看到了某种复兴。

奇怪的是，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接受了这样的想法。（数学家也是如此，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皮尔士和怀特海本人都是以数学家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的。）与生物学家相比，物理学家是更爱玩，但却更少迂腐的生物。至少部分如此，因为他们很少会满足于挑战了物理法则的宗教基要主义。他们是科学界的诗人。如果一个人已经愿意拥抱13维物体或无穷无尽的替代宇宙，或者随便指出95％的宇宙是由暗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而对于它们的性质我们一无所知，那么用跳跃来沉思亚原子粒子拥有“自由意志”甚至经验的可能性就并不为过。确实，亚原子层面上自由的存在是当前争论的热点。

Robert Fleischman

Card Game

Digital phone art collage

进化论心理学家不能解释的是为何好玩是好玩的

说电子是自己“选择”以其方式去跳跃有意义吗？显然，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证据（即我们无法预测电子将要做什么），我们的确已经掌握了。但这不是决定性的。不过，如果有人想要对世界进行一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不希望将心智视为强加于物质世界的某种超自然实体，而只是在物质现实的每个层面上将其视为已经在进行的更为复杂的过程的组织，那么有意义的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意图的事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经验的事物，类似于自由的事物也必须存在于物理现实的每个层次上。

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会立即退缩到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它们看起来既疯狂又不科学？或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完全愿意将承载者归为一条DNA链（无论这是多么“隐喻地”进行的），却认为用电子、雪花或相干电磁场来做同样的事情是荒谬的？答案似乎是因为将自利（self-interest）归因于雪花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说服自己，对行为的理性解释只能包括将行为当作是在背后进行某种自我服务的计算，那么根据该定义，我们在所有这些层面上都找不到理性的解释。与我们至少可以假装追求某种残酷无情的自我强化计划的DNA分子不同，电子根本没有追求的物质兴趣，甚至没有生存力。它绝不与其他电子竞争。如果电子在自由地行动，如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所说的那样，“做任何喜欢的事”，那么它只能自由地作为自身的目的。这意味着在物理现实的基础上，我们会遇到自为的自由——这也意味着我们会遇到最基本的游戏形式。

Gary Tucker

Winter Fun Frong Pond, 2019

Watercolor

15 × 13 in

38.1 × 33 cm

与鱼同游

让我们想象一种原则。称其为自由原则，或者，由于拉丁语构词法在此类问题上往往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称其为顽皮的自由原则。让我们试着想象，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主体最复杂的权力或能力的自由行使往往会成为自在的目的。显然，这不是活跃于自然界的唯一原则。其他事物会采取其他方式。但是，如果没有别的，那么它将有助于解释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内容，例如，为什么尽管存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但宇宙似乎变得越来越多，而不是更少。进化心理学家声称，正如一本新书的书名一样，他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性很好玩”。他们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好玩是好玩的。但实际上，好玩可以是好玩的。

我不否认我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是对非常复杂的问题的粗略简化。我甚至没有说我在这里暗示的立场——在所有物质现实的基础上都有一个游戏原则——确实是正确的。我只是坚持认为，这种观点至少与当前正统的怪异不一致的推测一样合理，在这种推测中，一个毫无头脑的机器人宇宙突然无中生有地产生了诗人和哲学家。我认为，将游戏视为自然原则也不一定意味着要采用任何一种乌托邦主义观点。游戏原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性为何有趣，但也可以解释残酷为何有趣。（正如任何观看过猫和老鼠嬉戏的人都可以证明的那样，很多动物的玩耍并不是特别好。）但这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周围世界的基础。

多年前，当我在耶鲁大学任教时，有时会指定一本包含著名道教故事的读物。我向所有可以告诉我最后一行内容为什么有意义的学生打个“ A”。（但没人成功。）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之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之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趣闻轶事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两种不可调和的方法之间的对抗：逻辑学家与神秘主义者。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把故事写下来的庄子为什么要表明自己被自己的逻辑家朋友打败了呢？

在思考这个故事多年后，我震惊地发现，这才是重点。众所周知，庄子和惠子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喜欢花几个小时这样争论。当然，那才是庄子真正要做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对方的感受，因为在谈论鱼时，我们正在做的恰恰是鱼在做的事情：玩得开心，做着自己做得很好的事情，纯粹是为了做这件事。参与某种形式的游戏。恰恰是这个事实表明您所持有的前提是错误的：您感到自己不得不试图在争论中击败我，并且很高兴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使哲学家主要是出于这样的愉悦感而发动的，那也仅仅是出于这样做的目的而行使自己的最高权力，这肯定是在自然的每个层面上都存在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可以自发地在鱼身上识别它的原因。

庄子是对的。June Thunderstorm也是对的。我们的心智恰恰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能理解鱼的快乐（或蚂蚁的、尺蠖的），因为驱使我们去思考、讨论这类事物的东西最终恰恰是同一种东西。

现在，这难道不好玩吗？

大卫·格雷伯在阵地：

译 / 介 / 系 / 列  No.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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