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novative Installation Embeds Lights into a Five-Acre Field to Spur Crop Growth
AR：你在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当中，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乍眼一看不太可能的组合——采矿业和当代艺术的结合。关于你的媒介考古学的研究，大家都已经知道，你特别强调媒介理论、美学和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在《媒体地质学》这本书当中，你同样也强调，艺术不仅仅只是你研究的示例性元素，它还展示了你的理论洞见，甚至于，它们有时候还要优先于你的理论见解。我发现，这里面构成了一个惊人的组合：一方面，你借鉴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例如化学、考古学，当然还有地质学的概念，而同时，你同样也十分重视那些艺术实践和艺术项目。那么，为什么这些和媒介生态相关的论点，首先都会出现在艺术领域呢？另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推动着你去借鉴自然科学的学科和概念，将其作为你的媒介理论工作的核心思想的呢？JP：每本书都可以有很多种写法。根据你个人的选择的不同，它们会走向不同的路径。但是，书的写法同样也会受到它所处的大环境的影响。最近这些年，我从很多人那里获得了灵感，比如Sean Cubitt，他即将完成一本十分精彩的、关于生态政治美学的新书手稿，这本书具有强烈的政治经济学倾向。我要强调的是，我自己的观点虽然同他们略有不同，但是我们都处于一个十分相近的流派当中，都想要将艺术的方法当作探索一种全新的媒介物质主义（madia materialism）的探针。不管怎样，我感兴趣的问题都是美学是如何同技术遭遇的，同样反过来，技术又是如何同美学遭遇的——技术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知觉和感知的历史，是一个关于身体行动方式如何被调节和生产的历史。而媒介则是关于我们如何习得感知的具体的训练和实践过程。所以，自然科学当然属于这个交叉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不管怎样，媒介考古学方法论都是在艺术、科学和媒介，这三者之间的来回往复的运动，而不是只在媒介自身封闭的语境当中进行内在地阅读。媒体地质学也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媒体考古学研究而已，它恰恰证明了，媒介考古学必须在这一综合性的来源基础上进行工作的必要性。不管怎样，我们的现代世界就是如此这样建立起来的。这种方法论也暗示着，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人文科学，以及我们如何去拓展现有的人文科学的工作。AR：在讨论人文科学的含义之前，我想先特别谈一谈你的著作与数字媒介研究之间的相关性。你提到，“我们需要避免某种‘媒介精神病态’”（psychopathia medialis）这是你向媒体学者们提出的建议，你也强调说，“许多科学实际上都发生在创造性技术话语的话语魔法之前”。这两个观点都暗示出，许多媒介学者倾向于关注媒介的某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方面，从而也忽略了提出其他观点的可能性。所以，你的批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数字媒介/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通常会判断错误——他们只看到那些被呈现为产品的媒介，这是我们通常被认为“应该”去看待它们的方式——研究人员实际上走入了错误的地方去寻找媒介的身影？JP：与其说我要指指点点，说什么研究方式是错误的，倒不如说，我想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选项。不是去说“不要这样做”。而是去呈现出，一件事情也可以“这样子”去研究。媒介研究的方法走过了很长的道路，也回应了诸多重要的议题，从性别到政治经济学，从阶级到社会的技术构成等等。但是，我还是想看看，是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所遗漏，以及，我们可能需要在概念上和方法上拓展出什么样的新的领域。事实上，媒介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现在那些为我们包装起来的媒体，那样的话，我们就变成消费品产业的营销部门而已了。媒介研究和人文科学应当去做更多，并且在世界上生产出强大的利益。我并不想给出，别人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研究的指导性方针，但我的书中提出了一些想法：比如与对概念主题的重视相关联的环境问题；这对于学术界来说是必要的议题，它不仅仅只是企业大学的管理团队一直忍受的东西。我自己对后人类、非人类和新物质主义文化理论等主题的兴趣，也正是出于对这样一个理论谱系脉络的认同：例如女权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等等。唐娜·哈拉维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们需要去引用，这不是为了美化任何想象中的原创性，而是在“当代”和“历史性”的集体中进行思考。这是一个“如何与我们的遗产共存，如何不失去同它们的联系的问题。我们有很多遗产，所以我们需要怀揣某种谦卑，一种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我们并不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那种谦卑，以及，我们也从这些遗产当中继承了我们无法选择，而且必须予以回应的义务。”这些话真的非常有力量。
AR：我们这本书的确读起来像是一份跨学科媒介研究分支的宣言，它明确了对社会和对生态的责任。因此，选择媒体地质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除了有实践性的意义之外，我还想知道，选择这种方法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比如，该领域的研究人员究竟在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媒体地质学有哪些伦理和内在的生态意义？JP：媒体地质学延续了罗西·布拉多蒂在她的《后人类》一书中给出的设计大纲，让我们去超越人类中心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试图对媒体进行一次“地心”考古，去考察媒体技术在这个星球上的存在条件。这涉及到哲学和设计学、当代艺术和技术等主题。正是这样一种对学科边界突破的方法论，能够回应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伦理学这个问题：这种伦理学所产生的不应该只是一种末世论的情绪。这种伦理学应该是一种，不以人——或者“人的不存在”——为唯一轴心的伦理学。相应的，我们应当建立一种适当的、在多个生态尺度上运行的伦理学。AR：在更广泛的范围上，你在整本书中其实都涉及到了人文科学应当承担的角色的问题。你在前言中指出：“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边界的不断跨越的这种状况，不是我们闭上眼睛，或者停留在符号学层面的思考就可以忽略掉的。”你提出：“我们需要抵抗过去始终萦绕着我们学科思考的那种老式的二元论”。我想用你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来结束这次采访：“事实上，这样的美学问题是最能够为人文学科提出实质性伦理问题的：在这个行星规模工程的时代，在这个我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我们还能够保持纯粹的人文科学吗？”诸如“数字人文学科学”或“参与式人文科学”之类的发展和标签，似乎是人文科学目前急于证明自己和科学相关性的某种症状。当我们开始接受人类世/人类猥亵的挑战之时，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文科学呢？JP：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人文科学的任务相当艰巨，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去了解，定义了生活在当代科技社会中的人类的，那些关键的科技考古学和科技系谱学。人类的决定已不仅仅只发生在传统人文科学认定的那些领域了。因此，有必要在学科和院系之间进行思考。这些也包含在上述的伦理学内涵当中。数字人文能为我们提供某种答案吗？答案是肯定的。假如这种方法最后能够发展为一种文化批判的话，就像Alan Liu在最近所提倡的那样。但它也的确包含了更广泛的功能，这种批判应当是作为具有重要社会和文化功能的批判，而不仅仅是一个装满了工具方法的工具箱。那样的话，它将不仅不再具有挑战性，反而可能巩固定量方法和质性方法之间的稳定划分，这些方法总把自己呈现为中立的。我真的很喜欢布拉多蒂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她提醒我们，我们不一定总是需要去保留旧的人文科学当中的内容，毕竟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打上了“欧洲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对女性和他者的残酷态度的烙印；近几十年以来，女权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不得不努力地去改革人文科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立足于这一遗产的基础上，并且珍惜动物研究和其他那些理解生态紧迫性的领域中所做的工作：任何人文科学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问题——关于动物、技术、各种环境如何相互依存的问题等等。第二，她的这一视角涉及到多尺度（multiple scales）的伦理学。我们必须阐明这种伦理学对于学术界的必要性，以及理论和这种跨学科方法(如媒体考古学等)的必要性。人类世这个名字标记着最近一股想要重新思考尺度问题的冲动——推进放大（zoom in）和拉远缩小（zoom out）是人们发现的一种概念尺度的方法。而和它相伴生的一系列概念也是如此：资本纪、克苏鲁纪（哈拉维语）、人类猥亵——即企业行星式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死亡崇拜的猥亵。哈拉维说得很对，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到人类物种以及他们造成的影响，更涉及到蔓延过去数百年的、制造了如今这种境况的剥削政治和经济。我目前正和两位同事，Lori Emerson和Darren Wershler，开始组建一个关于“实验室”的新项目，是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实验室。我们很感兴趣这些实验室场所——无论是作为实际空间还是作为活动的象征性空间——是如何被用来指涉跨学科实践的。不仅仅要赞颂实验室成为了人文科学的一股新的必然潮流，而且也要批判地看待这些实践——它们是拥有项目，并怀有机动的、危险的创新精神的企业大学的一部分，又是如何不断面临被劫持的风险的。不管怎样，对我来说，实验室都是一个有趣的、研究理论场所的方法：在这样一些环境、空间和机构当中，学术理论、概念和新方法有时能够同那些创造性实践(如设计师或艺术家)一起合作。
译 / 介 / 系 / 列 No.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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