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卡桑蒂 | 重演涂尔干-塔尔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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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Stuart Franklin/Magnum Photos. Cyclists in the rain. Shangai, China. 1993
系主任：我代表埃米尔·布特鲁（Emile Boutroux）和埃米尔·杜克洛（Emile Duclaux）校长，迪克·梅（Dick May）秘书长，很高兴能接待你们来到索邦街16号的社科高等研究院。
社科高等研究院建立于1900年十一月，也就是大约三年前，是一所教授社会科学的研究院，旨在研究一组社会方面的高度复杂的问题，但它首先关心的是具体，是我们时代的问题。去年七月，第十届国际社会学代表大会的题目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作为对这个主题的延续，我们选择以“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及其附属学科之间的关系”为题，在本学院1903-1904学年的社会学课程中举办一系列的会议。
作为初生的学科，社会学对人们理解当前社会问题的影响是有限的。两位杰出的同行今天将会为这门学科说话。他们会在争论的语境中对社会学作出定义，阐明其特殊性，并展示他们认为适宜于这门学科的方法。
作为道德与教育学校（Ecole de Morale et de Pédagogie）的理事会主席、教委会主席，我有幸为你们介绍：
在我的右边是塔尔德先生，法兰西学院的教授，现代哲学主讲，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的成员（1901年起），也是我们学校的理事会成员，以及道德与教育学校的教委会成员，著有《模仿律》（Les lois de l’imitation），并于近期出版了《经济心理学》（Psychologie conomique）。
在我的左边是涂尔干先生，巴黎大学文学院教育学副讲师（1902年起），他出版了广受赞誉的《社会学方法规则》（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创办了《社会学年鉴》（Année sociologique），这是一份回顾当年国际社会学成果的期刊。
两位先生，我把发言权交给你们，从年轻的先开始。涂尔干先生，让我们从您对社会学同其他科学的关系的观点开始。
涂尔干：社会学最近流行了起来。这个词在十年前还鲜为人知，而如今已经走入了日常生活。日益增长的数字发现了我们对社会学的需求，普罗大众似乎也对这门新科学做好了准备，可谓万众期待。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鉴于出版物的丰富，以及人们对这些出版物的兴趣，社会学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却比我们期望的要少。大部分情况下，这是因为社会学并不问具体的问题。它尚未走出进行哲学建构和综合的年纪。相比于解释社会领域的特定部分的任务，社会学更青睐迷人的一般性，正是在那里，每个问题都得到了审视，没有一个问题是以特殊方式提出的。这个方法也许确实可以通过对各种主题的启发来满足公众的好奇心，但它很难产生任何客观的东西。一门新生的科学是有权犯错和摸索的，只要它能意识到这一点，以防它们再次发生。因此，社会学不应该放弃它的雄心壮志；但另一方面，如果它希望不辜负人们对它的期望，那它就必须努力不同于哲学文本。社会学家不应沐浴在关于社会事物的哲学沉思的光辉中，而应该把一组明确划定的事实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人们可以如实地指出这些事实，可以清楚说出它们的起点和终点，社会学家应牢牢抓住这些事实！让他仔细地审视附属学科，历史、民族志、统计学，没有它们，社会学会是无能为力的！如果社会学家如此行事，即使他的事实清单可能不完整，他的表述过于狭隘，他也能完成一项有用且可持续的任务。
系主任：塔尔德先生，轮到你来说明同其他社会科学相关的社会学的对象了。
塔尔德：对于一门新兴科学来说，依赖于那些已有的科学是很自然的，比如社会学对生物学的依赖。对于一门发展中的科学来说，试图飞出自己的巢穴，并建立自己独立的领域也是自然的。社会学这个迅速发展的领域就处在这一关键时刻，它试图自力更生。这是一种自恋，一种科学个体主义，和其他自恋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但一旦超过这个度，它对个体本身就是有害的。这样一些主张本身所具有的贫瘠是众所周知的，它们误解了各门科学的团结关系，最终也误解了一般现实的深度统一。就社会学而言也是如此，我们应当提防这种徒劳的努力；我相信，我在各处都观察到了这一灾难性的症状。让我们试着来阻止它吧：让我们在不要求我们亲爱的科学有绝对自主性的情况下，以必要的精确性，找出属于它的那个有待清理和培育的领地的边界。单数或复数的社会事实是什么？它们的突出特征是什么？基础社会事实是意识状态通过人们彼此间的活动而得到的交流和改变。并非社会成员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社会学的东西。呼吸、消化、眨眼、摆腿、出神地看着某个场景、突然大哭，这些行为都不是社会性的。但同某人说话、向偶像祈祷、织衣服、砍树、刺杀敌人、雕刻石头，这些都是社会行为，因为只有社会人才会这样活动；如果没有其他人作为榜样，让一个人从摇篮里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做。事实上，社会行为的共同点就是模仿。这一个特点是清晰且客观的。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有人指责我在这个定义中把重点放在外部可把握的事实上，而完全不考虑其内在源头，这一对我的指责是谁说的呢？是我杰出的同事涂尔干先生说的，而他自己却声称有必要把社会学建立在纯客观的考虑之上，有必要驱逐心理学，因为据称，心理学不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和斯宾塞一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是社会学的灵魂，这些创始人相反恰恰是社会学的邪恶天才。
系主任：我想我们看到了清楚的分歧：涂尔干先生，您能说明一下您的想法吗？
涂尔干：塔尔德先生宣称，社会学能取得这样或那样的成果；但就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而言，我们说不出基础社会事实是什么。有太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了，基础社会事实的建构目前只能是武断的。
塔尔德：为了表述法则，科学不必得到明确的建构。研究必须根据指导思想进行下去。事实上，社会科学的进步并不能归功于客观方法的某些准则；社会科学是通过向微观社会观察迈进而取得进步的，这一微观社会观察也就是人际心理的心理学（intermental psychology）。
涂尔干：无论这门人际心理的心理学的价值怎样，使其对事实上应当作为其源头的具体学科起指导作用是不可接受的。对社会事实的纯心理学解释会彻底错失具体的，亦即社会的一面。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断裂，就像生物学和物理化学之间的断裂一样。因此，每当一个社会现象直接由心理现象解释的时候，我们就能确信这一解释是错误的。
塔尔德：然而，尽管涂尔干有所反对，且对此毫不自知，重复的重要性，也就是模仿的重要性依然对他产生了影响。为了证明一种彻底的分离，即涂尔干自己宣称的在集体事实和个体事实之间建立的本质上的绝对二元性，不过在我看来，那些个体事实构成了集体事实，但根据涂尔干的看法，这些事实只是从外部折射了集体事实（我们不知道这是如何折射的），他写道：“这些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重复的结果，获得了某种使其沉淀下来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把它们从自己在某一天所体现的特殊事件中抽离出来。”其证明就是集体习惯或习俗，它用公式一劳永逸地表达了自己，该公式是在人与人之间重复，通过教育传达，并最终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如果没有使涂尔干盲目的关注，我的对手就会看到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他刚刚不由自主地为此提供了新证据，即证明模仿性重复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或社会化特征。涂尔干先生似乎倾向于某种流溢理论（theory of emanation）。我再说一遍，对他而言，我们叫作社会事实的个体事实并不是社会事实的要素，它们只是社会事实的表现。至于社会事实，它们则是更高的模型，是柏拉图式的理念，是范例......因此，社会事物中的模仿观念，甚至把自己强加在了它最大的对手身上。但让我们继续......
涂尔干：术语的意义应该得到严格的使用。集体倾向有其自身的存在；它们是和宇宙力一样真实的力，尽管种类不同；它们也从外部影响着个体，尽管渠道不同；集体倾向的现实和宇宙力的是一样的，这一证据说明，该现实可以以同样的方法得到阐述，即通过效果的统一性得到说明。因此，既然道德行为是以极大的统一性得到再生产的，我们同样也必须承认，这些行为取决于外在于个体的力量。只是，由于这些力量必须属于道德范畴，而且，除了个体的人，这个世界上除了社会，没有其他到的存在者，所以它们必定是社会的。但是，无论我们如何称呼它们，重要的是认识到它们的现实，并把它们构想为从外使我们行动的力量总体，就像我们对之作出反应的物理化学力一样。它们确实是自成一类的（sui generis），而不只是词语实体，因此它们可以被测量，其相对大小可以被比较，就像电流或光线的强度一样。当然，这有违常识。但是，每当科学向人们揭示了一种先前未知的力量的存在时，都会遭到人们的怀疑。由于必须修改既有观念体系，以便为新的事物秩序腾出空间，并建立新的概念，人们必须反抗懒惰。但我们必须作出澄清。如果说有社会学这种东西，那它只能研究一个迄今为止未知的、不同于其他科学之对象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能是一个现实系统。
塔尔德：乍一看，这是难以理解的；可一旦入门了作者的学说，就能明白其学说的意思：多少构成其社会品质的，并非关于事实的一般化或模仿性传播，而是强制力——的确，在我的对手看来，社会事实的定义是双重的。我们知道，社会事实的一个特征是“独立于其个体表达而存在”。但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强制性。
系主任：你们两个不仅在社会学涉及到的特殊事实有多少自主性的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也在这些事实的外在性，也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强制力的问题上有分歧。
涂尔干：我们必须精确地划定社会学的场域。它包含的是一组单一的、明确的现象。社会事实是可以通过它对个体施行或能够施行的外在强制力而得到辨认的。这一力量的存在反过来也是因为某些预先确定的准允，或通过社会事实对任何可能对它产生威胁的个体行为的反抗而得到确认的。然而，我向你保证，它也能通过明确其在群体内的传播力而得到规定，既然如前所述，人们对附加额外的关键特征持有谨慎的态度。这就是说，它的存在独立于它在群体内的传播过程中可能采取的特定形式。此外，这第二个定义只是第一个定义的另一种表述：如果一种存在于个体意识之外的行为模式成为普遍的，那它只能通过对个体施加压力来实现自己。这就是剥离一切外在因素后的社会现象。至于其私人表现，它们确实有一些社会性的东西，因为它们部分再现了集体模范。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每一种现象还取决于个人的心理和有机构成，以及他所处的特殊环境。因此，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现象。它们同时取决于两个领域，人们可以把它们称为社会心理学的现象。
塔尔德：根据这个定义，没有什么比通过侵略或奴役而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建立的关系更具有社会性的了，也没有什么比整个人口在热情的倡导者的宣教下自发改宗或转变政治信仰的现象更不具有社会性的了！这里的错误太明显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对其如何产生并扎根于一个如此理智的头脑中感到好奇。涂尔干告诉我们：鉴于社会事实本质上外在于个体，“它就无法不通过强制来渗透进他们”。我没有看到这一推导的有效性。食物在被摄入前也外在于我们。那么是不是就能说吞咽和消化是食物对占有它的细胞施加的束缚呢？就连我们在谷仓里喂养的鸟儿也不是这样，它们当然宁愿被强行喂养，也不愿意死于饥饿。
涂尔干：塔尔德的说法纯粹是武断的。他当然可以说，在他的个人观点中，社会中除了来自个体的之外，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存在，但他的论证是欠缺的，讨论因此也就不可能了。用许多人的相反感觉来反对这种看法太容易了，那些人会把社会看作一种限制个体本质，并为其所抵制的力量，而非个体本性向外绽放时自发采取的形式。
塔尔德：因此，在你看来，把表现出社会事实的个体行为描述为社会性的是不被允许的，比如演说家的话语（语言的表现），或信徒的虔诚礼拜（宗教的表现）。不，由于这些行为中的任何一种都不仅取决于社会事实的本性，还取决于行为行动者的心理-生理构成，以及物理环境。这些行为是一种杂合体（hybrid），是社会-心理或社会-物理事实，不让它们玷污新社会学的科学纯度不再是重要的了。
涂尔干：毫无疑问，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分离状态并不总是以同样的明晰性表现自己的。只要在许多重要事例中毫无疑问地存在着这一分离现象，我们就可以证明社会事实可以同其个别效果分开存在。此外，即使在分离不是立即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我们也往往可以借助某些方法论手段使其分离。事实上，如果想从任何混合物中提炼出社会事实，从而观察到它的纯粹状态，就必须着手进行这一程序。因此，某些流行观点的强度会随发生的时间和国家而变化，比如，会促使我们走向婚姻或自杀，走向更高或更低的出生率，等等。这种潮流纯粹是社会事实。乍一看，它们似乎同自己在个别情况中所采取的形式是分不开的。但统计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其进行分离的手段。
塔尔德：噢！如果人们依赖统计学，并把它当成信息的纯粹客观的来源的话，那么人们就是在自欺欺人。这位女预言家的神谕往往模棱两可，需要解释。事实上，官方统计学的作用还太不完善，且起作用的时间也太短，无法给我们所关心的论辩带来任何结论性的因素。我更清楚这一点，涂尔干先生，因为正是我应你的要求，向你提供了我主管的办公室所掌握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为你讨论自杀的专著提供了帮助......
涂尔干：社会事实并不能由出生率、结婚率、自杀率精确表现，即无法用年平均出生、结婚和自杀的总人数除以结婚适龄、生育、自杀的数量得出的结果来表现。由于这些统计数据中的每一项都不加区别地囊括了所有个案，所以，对产生这一现象起某种作用的个别情况可能会相互抵消，因此也就无助于确定这一现象的本质。统计学表达的是集体心智的某种状态。
塔尔德：这等于只承认主人与奴隶、老师与学生这样的社会关系，而完全不考虑平等个体之间的自由关系。这是有意忽略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学校里，儿童通过相互模仿而自由地给予对方的教育，给他们带来的东西，比他们迫于武力而接受和服从的东西重要得多。这种错误只能通过把它与另一个错误连起来才能得到解释，即一个社会事实存在于它的一切个别表现之外。不幸的是，涂尔干先生因此通过对集体现象和构成集体现象的个别行为之间的区分的客观化和极端化，或不如说是绝对主观的分离，而将我们带回了朴素的学问。社会学不意味着存在论。我自己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个体被减去之后，社会依然存在”。我们是要回到中世纪的实在论吗？我想知道，在完善社会学的借口下，把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活生生的内容掏空之后还能得到什么好处。人们似乎在寻找一种社会原则，在这一原则里，心理学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这一原则是专门为人们正在编造的科学而创造的，在我看来，这一原则甚至比以前的生机原则（vital principle）更虚幻。
系主任：好，我们关于社会学的自主性，关于社会的强制力产生了两个尤为明确的分歧，还有，既然我们讲到了实在论，那么我们似乎就触及了部分与整体之关系的大问题。
涂尔干：因为社会只能由个体构成，所以常识就会觉得社会生活除了个体意识外不能有其他基质了。否则，那种东西就会象是虚无缥缈之物一样。然而，社会事实中很容易被认为不可接受的东西，换到自然的其他统治中却通常可以被承认。每当元素结合在一起并释放出新现象，无论是何种元素，只要它们结合起来即可，我们就必须明白，这些新现象并不位于元素之中，而在于由它们的联合形成的整体之中。活细胞只包含矿物微粒，就像社会只包含个体；但是，生命的典型现象不可能只在于碳氢氧原子。生命在整体之中，而非部分之中。让我们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社会学。如果像人们所承认的那样，构成每个社会的那种自成一类的综合释放出新现象，且不同于那些发生在孤立意识中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些具体的事实就存在于产生了它们的社会中，而非在部分中，也就是说，其成员中。
塔尔德：是的，我同意。当我们考虑诸多宏大的社会现象之一的时候，比如思考语法、法典，或神学的时候，个体心智的确就表现为这些丰碑旁边十分琐碎的东西，以至于将个体视为建立这些伟大教堂的唯一工匠的想法在社会学家看来会相当荒谬；如果一个人没有注意到自己因此放弃了所有解释的尝试，只是随大流地说这些作品纯粹是非个人的，那他是可以被原谅的；从这个立场到我的杰出对手涂尔干先生的立场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但他的关键独立于人类个体而存在，并且通过投在人身上的压迫性阴影来统治人。但是，这些社会现实是如何出现的呢？（我说现实，是因为虽然我反对社会有机体的观点，但我完全不想挑战某种关于社会现实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达成谅解）我清楚地看到，社会现实一旦形成，就会把自己强加给个体，有时是强制性的，尽管这很少见，但更多是通过劝说、暗示，或我们从童年起让自己沉浸在周围榜样的氛围之中，就像婴儿吸食母亲的乳汁一样所体会到的快乐。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但如果不是人及其努力，这些奇妙的纪念碑又是如何建造，由谁建造的呢？
涂尔干：正是由于把哲学思想的形式应用到社会学问题上的习惯根深蒂固，我们的初步定义才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事实的哲学。有人说，我们是通过约束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就像塔尔德先生通过模仿来解释一样。我们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甚至没有想到这可能会归咎于我们，因为这是如此违背所有的方法。我们所提出的并不是要通过哲学观点来预期科学的结论，而仅仅是要指出通过哪些外在的迹象可以认识到应该处理的事实，以便科学家可以找到它们所在的地方，而不至于把它们同其他事实相混淆。其目的是尽可能划定探究领域，而不是在某种详尽的直觉中无所适从。因此，我们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指责，即我们的定义没有表达出社会事实的全部特征，因此，它并非唯一可能的定义。事实上，社会事实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被赋予特征并非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理由说它只应有一种独特的属性。重要的是选择看起来最适合自己目的的属性。根据情况，同时采用几种标准确实是很有可能的。我们自己也觉得在社会学中这样做偶尔是有必要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约束的特性是不容易辨认的。既然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初步的定义，那么所需要的就是我们所采用的特征是可以立即辨认出来的，并且在研究之前就可以被认识。其他的定义有时与我们的相对立，但恰恰是在它们不符合该条件的时候。
塔尔德：不幸的是，这种假设与经验完全相悖。在社会学中，我们有的是一种罕见的特权，即对我们的个体意识之元素，以及对意识之集合的复合物的知识；在这里，没有人能使我们把文字误认为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清楚看到的是，如果个体被去除，那么社会就什么也不剩了，社会中就空无一物，没有任何处于分裂与连续重复状态的东西，也没有活物，甚至也没有先前死去的个体存在。此外，化学分子、活细胞的核心处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那么，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说，当这些神秘的存在者以某种方式同其他存在者相遇，并在我们眼前产生新现象（一个有机体，一个大脑，一种意识）的时候，在这个神秘阶梯的每一级上都有一个突如其来的幽灵，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它甚至还成了一个胚芽？如果我们对这些细胞、分子、原子，对大问题中常被当作既定事物的未知元素有了深入了解，那我们是不是就会很难排除那些似乎由它们的结合而产生，且如今令我们感到惊讶的现象？请留意目前的观念所隐含的巨大假设，涂尔干先生明确依赖这个观念来论证其虚幻的构想；这个假设就是：仅仅是几个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就能构成一个新的存在者，而且往往高于其部分。看着那些自诩为最实证，最有条理的存在者的心灵，看着那些同神秘主义的影子纠缠不清，且同这样一种虚幻的观念紧密相连的心灵，这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奇怪的！
涂尔干：在每个个体的意识中所能找到的思想，以及所有个体所重复的行动因此并非社会事实。这些东西远非重复能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们存在于个体具现之外。构建社会事实的是信念（belief）、倾向（tendency）或集合起来的群体的实践，这比集体透过个体折射出来的时候更加具有整体性。
塔尔德：它怎么能在存在前被折射？它怎么能在个体之外存在？真相是，一个社会物，无论它是什么，它都不是从社会群体集体性地走向个体，而是从个体到另一个个体，从一个心灵到另一个心灵，从而得到折射。从一个发明者、发现者、变革者的初始推动开始，随便什么人，无论其知名与否，这些折射的总和就是既定时刻社会物的完整现实；现实一直在变化，就像其他现实一样，其中贯穿着无数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这并没有妨碍集体从个体变体中涌现出来，它就是那个恒定不变的集体，正是它令人震惊，且引发了涂尔干先生的存在论幻觉。因为，无可置疑的是，博学的作者试图带入社会学的东西正是这一全然经院哲学式的存在论，从而取代他所要对抗的心理学。
涂尔干：我的命题只能以如下观点来反对：整体在量上等同于其部分之和，其效果在量上等同于其动因之和；这因此拒绝了任何变化，或让变化变得不可解释。然而，有人竟然坚持这个极端的论点，但只有两个真正不同寻常的理由能为其辩解。第一，有人说“在社会学中，我们有一种罕有的特权，即对我们的个体意识之元素，以及对意识之集合的复合物的知识有深入的了解”；第二，通过这一双重的反省，“我们清楚地肯定，如果个体被除去，那社会就什么也不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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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我想我们现在明白了你们的分歧点在哪里，而且，沿着这条路往下走似乎是没用的：你们不会达成一致。但在我看来，涂尔干先生似乎应该回应一下“神秘主义”这个严厉的指责。这个词看起来相当重，不是吗？这是不是因为你们各自对偶然性的理解不同？
涂尔干：对于塔尔德先生来说，所有社会事实都是个体发明的产物，并通过模仿而传播。任何信念，任何实践，不论其源初的观念如何，都诞生自个体的头脑之中。每一天，这个自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发明出现。但大部分都会消失，只有少数能成功；那些留下来的会被其他社会成员采纳，无论是因为那些留存下来的发明是有用的，还是因为其作者有一种能传递给其创造物的权威。一旦得到推广，发明就不再是有待成为集体现象的个体现象。好吧，这无关发明的科学，正如塔尔德先生所设想的那样；因为发明的可能仅仅归功于其发明者，而发明者、天才，都是“至高的偶然”，是机运的产物。
塔尔德：相反的是，涂尔干先生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如此可怕的图景。在他看来，没有战争，没有屠杀，没有侵略。读他的著作会让人觉得，进步之流是如此顺滑地流过了一片长满青苔的河床，而没有激起半点泡沫。显然，他更倾向水成论（Neptunian），而非火成论（Vulcanian）的历史观：他在各处看到的是沉积构造，而非火山喷发形成的隆起。他没有为事物核心处的偶然、非理性、歪扭留出空间，甚至也没有为天才的偶然出现留出空间。
涂尔干：当然，一旦假定有天才，那我们就会追求有利于他精神联系的事业，新的观点因而产生，这大概就是塔尔德先生所说的发明律。但是，任何创新的根本因素都是天才本身，是他的创造性，而这完全是偶然的结果。此外，由于“社会之流”的神秘源头就在天才身上，因此，偶然性就被放置在了社会现象的根基处。在某个历史时刻，在某个社会背景中，出现某种信仰或制度都不具有绝对必然性。根据运气是否允许革新者早一点或晚一点出生，同样的观念可能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萌发，也可能直接开花结果。因此，有整个一类的发明，无论其顺序如何，都是彼此相衔接的：它们彼此互不矛盾，相反，它们互相帮助。因此，法则的概念，这个孔德最终成功引入社会现象，而他的后继者们努力澄清并巩固的概念，在这里被遮蔽了。心血来潮和任性一旦被置于事物的中心，也就可能渗透进思想。
塔尔德：我再次引用你的话：“一个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当在先前的社会事实中寻求，而非在意识的个体状态中寻求。”让我们应用一下这个说法：我们铁路网络的决定性因素既不应该在帕潘（Papin）、瓦特、史蒂芬逊（Stephenson）以及其他人的意识状态中寻求，也不应该在启发了这些伟大头脑的构想和发现的逻辑序列中寻求，而应该在昔日的路网和邮车中寻求。这里存在着一种被崇拜的物神，一个机关之神（deus ex machina），每当遇到困难，新社会学家就想把它当成芝麻开门的咒语来利用。是时候指出这一逐渐令人担忧的滥用了。这个解释法宝就是环境（milieu）。噢！提到这个词，那还需要多说什么呢？环境是具有多重目的的表述，它那虚幻的深刻性旨在掩饰观念的空洞。因此，社会学家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比如说，一切社会演化的源头只可以在“内在的社会环境”的属性中寻求。至于幽灵般的环境，这个我们乐于鼓动的幽灵，我们给了它所有美好的品质，以至于我们不再会承认真正有益的天才的存在，而我们却依赖这些人，我们变成这些人，没有他们，我们将一文不名，让我们尽快从我们的科学中消除机关之神吧。环境是一个星云，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可以被解析为大小不均等的各种星体。
系主任：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你们不仅仅对创新和天才在历史中的角色产生了分歧，还对科学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涂尔干：塔尔德的理论似乎恰恰是对科学的否定。它把非理性的、奇迹般地东西放进了生命的地基，因而也是社会科学的地基。如果我们采纳塔尔德的观点，我们就会看到，社会事实是纯粹机械原因的结果，它和任何目的性都无关，因为没有什么比模仿更盲目的了。在这里，不可判定性成了原则。结果就是这里不再有科学了。这甚至都不是孔德所试图建立的有条理的哲学，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位于哲学和文学之间的某处的特殊思辨模式，在那里，一些非常笼统的理论观念贯穿于所有可能的问题之中。
塔尔德：我不是在呼吁神秘，而是在呼吁深刻且饱受低估的能力，只有它能肯定一个超越事实地平线的东西，且至少不会误判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如果说肯定未知之物是利用我们的无知，那么拒绝未知之物就是两次无知。然而，我会说，涂尔干先生的主要观念是建立在他头脑的纯粹构想之上的，而他却错误地把它当作了对事实的暗示。无论如何，它只是提出了高度片面且相对的真理，这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单一基础或原则是非常不够的。那么，人们很可能会惊讶于它所激发的涂尔干先生的信心，也会惊讶于涂尔干赋予它的品质：引导我们必然走向更高，或更具人性的道德和正义。
涂尔干：如塔尔德先生所言，我们的论点源于别处。它首先来自这一事实：我相信科学，而塔尔德先生则不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把科学简化为智力游戏，并且认为它充其量只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但却不能对行为进行积极调节，那这个人还怎么可能相信科学呢？如果科学没有其他实际用途，那就不值得我们付出努力。而如果一个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解除近敌的武装，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这是把武器还给了敌人。毫无疑问，按照这个定义，科学将不再会辜负人们的期望。它将不再受到破产的指责；但只是因为它将被宣布为不入流的，且永远是无能的东西。我看不出我们或科学能得到什么好处。因为被置于理性之上的是感觉、本能、激情，这是我们身上基础且难解的部分。当我们做不了其他事情的时候，就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些东西吧。但是，当一个人在它们那里看到了其他东西，而非必然逐渐让位给科学的权宜之计的时候，当一个人把某种优越性归于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尽管一个人可能不会公开谈论信仰的启示，他也多少因此是一个理论上的神秘主义者。神秘主义是无序在实践领域的统治，因为它让幻想统治了理智。
塔尔德：正是因为对科学要求了它能力范围以外的东西，正是由于赋予科学超出了它已经相当广阔范围的权利，人们才会相信科学的所谓失败。对于信守自己的诺言，科学从未失败，但一长串有它仿冒签名的赝品名单都以它之名大行其道，它发现对此进行补救是不可能的。我们无需再对这一仿冒名单进行补充了。
涂尔干：面对体制的比较史已经产生的后果，问题不再只是拒绝对社会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了；更何况，塔尔德先生自己也想要建立一门社会学。然而，他却是以一种足以使社会学不再成为真正科学的方法来构想它的，结果就是让社会学成了特殊模式的思辨，在其中，想象力是主角，而思想则不具有对证明或查清事实的常规义务。
塔尔德：涂尔干先生相信，他通过让科学凌驾于意志，通过赋予科学不仅仅是指出意志获得其首要目标的最优方式的权力，还有指挥这颗北斗星运行方向的权力，而让科学获得了荣誉。如果我不得不对涂尔干的主题总结出一条格言，那它将涉及发现真理为我们带来的道德和智力的条件。一点点谦虚和简单性对于一门新兴的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就像它对于处于生命之初的年轻人来说也是必要的一样；它应当避免教条的语气和学术黑话。一个人应该以一种善意的、不拘小节的心态来接近它，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对这一主题怀有充满活力和快乐的热爱之情。成为社会学家的首要条件就是热爱社会生活，对聚集在同一个火炉旁的各族各国的人怀有同感，充满好奇地研究，满心欢喜地发现，在这个被誉为最凶残的野蛮人的小屋里，有时甚至是罪恶的巢穴中，隐藏着何种慈爱的奉献；最后，永远不要轻易相信人们过去的愚蠢和绝对的凶残，也不要相信他们如今的堕落，永远不要对人的未来感到绝望。
涂尔干：塔尔德先生混淆了不同的问题，我拒绝评论他目前尚未引入，且与此次讨论无关的问题。
系主任：我想我们可以就此打住。我提醒各位，这场发生在我们杰出同事之间的矛盾的辩论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课程的引子，在课程中，学生们将有大量机会讨论这些预设。我想，现在是时候衷心感谢两位讲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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