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晚年的回忆.下篇

┃Personal History

晚年的回忆
下篇

© 金岳霖／口述
© 刘培育／整理

金岳霖

十一

　　我要谈谈我的书。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后面这本书中介绍逻辑系统那部分简直全是错误，我也没有花工夫去改正我的错误。我的学生殷福生先生（40年代末到台湾，后更名为殷海光，任台湾大学教授，1969年去世。）曾系统地作了更正，也不知道他改得正确与否，竟不了了之。理由是我错误地认为我既没有教学才能，形式逻辑就搞不下去了。这里说的只是介绍一个逻辑系统那一部分。
　　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那本书。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候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就坐在稿子上。有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丢在山上了。等想起来再回去找，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可能记住的，所谓再写，只是重新写。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可能是12日或14日）完成了，寄给商务印书馆了。这时书局也就不忙了，因为北平已经处在解放的前夕了。
　　《论道》是我比较满意的书。当然也是形而上学最突出的书。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甚至写了相当一部分的时候，我才下决心把“间”和“时”分开来提。现在用“时间”两个字表示分割了的时间，用“时”一个字表示洪流的流。要很好地利用时间这一对象，我看我们非分开来讨论不可，不然用处不大。无论是就分、秒、点说，还是就年、月、日记，例如1982年，它一来就置当不移，不属于它的挤也挤不进去，属于它的逃也逃不出来。可是，好些重大的事情，可以安排在这一年里，使它们得到在历史上的确切的位置。
　　但是，《论道》那本书的重点仍然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上：“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我只写了三本书。

十二

　　这里要说说“湖南饭店”。所谓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也就是我的活动场所，写作除外。房子长方形，北墙边八架书架子。我那时候是有书的人，并且相当多，主要是英文书。院子很小，但还是有养花的余地。“七七”事变时，我还有一棵姚黄，种在一个八人才抬得起的特制的木盆里。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在壮年，往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30年代，我们一些朋友每到星期六有个聚会，称为“星六聚会”。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可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有的时候邓叔存先生还带一两幅画来供我们欣赏。就这一方面说，“星六集团”也是一个学习集团，起了业余教育的作用。
　　我不知道洪深先生在哪一年翻译了Oscar Wilde的Lady Whitemore’s Fan。我猜想他有困难。Lady这个字怎么翻？中文里没有相应的字。我想洪先生虽然多才多艺，也没有想出好办法，只是用“少奶奶”这个名称应付应付而已。
　　在30年代，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少奶奶的客厅》。这样一来可真是把英国乡居富人的社交情况都形容出来了。英国的乡居富人请客时，大吃其牛肉，吃完之后，男的进入他们的雪茄烟和威士忌酒的房子里去了；女的则进入她们的客厅去聊天。她们当中虽然也有一些老太太，但总还是以“少奶奶”为主。这篇文章确有这样一个好处，但是它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指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这就把问题搞复杂了。“国”很不简单，当其时的中国就有两个不同的国，一个以江西为根据地，一个以南京为首都。少奶奶究竟是谁呢？
　　前面说过，我的住处有客厅，并且每个星期六都有集会。“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我的活动场所。很明显，批判的对象就是我。不过批判者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没有打听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以为星期六的社会活动一定像教会人士那样以女性为表面中心，因此我的客厅主人一定是少奶奶。哪里知道我这个客厅的主人竟是一个单身的男子汉呢？

十三

　　在30年代，我头一次发现我会忘记我的姓名。有一次我打电话给陶孟和（东局56），他的服务员问“您是哪位？”我答不出来，我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我只好求教于王喜，他是给我拉洋车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就提醒我了。
　　有人告诉我说，潘梓年在重庆的某一签名场合上，恍然起来了，也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边的人说他姓潘。可是，他还是想不起来，并且问“阿里个潘呀？”这就是说，说一个字还是不够。

十四

　　解放前也有思想工作，但那时候不叫思想工作，叫“劝劝”。吴雨僧先生有一时期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有一个同事觉得这很不对头，要我去劝劝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我去，现在想来，更不知道我为什么就去了。我对他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这下他生气了。他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我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现在我觉得我的话确实不妥当。在我同张奚若的来往中，有几次他当面批评我，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没有理会。现在看来，他批评我的情况，就如我同吴先生的对话一样，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起，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回忆看来是有益的事。不回忆的话，我不至于发现上面的错误。

十五

　　解放后调整到北大。周培源先生说要我做北大的哲学系主任。我说我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我。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得做。”我就做起系主任来了。不久就有人当面大骂我一顿。
　　这样的事，在旧社会不是开除他，就是我辞职。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也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
　　到哲学所不久（金岳霖是1955年调到哲学所的），我就听汝信说：“知识分子不能办事”。我那时候是同意他的观点的，我自己就是不能办事的。到清华，我比冯友兰先生早，可是，管行政事情的是冯先生，我办不了事。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唯一例外是我做过一次评议员。
　　到了哲学所，另一副所长张镛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这以后没有多久，哲学所作出决议，解除我的行政职务，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我到哲学所后，曾听见同事讨论级别问题，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哲学所的领导小组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我想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高级干部。可是，一次在首都医院住院，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明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戴眼罩子戴了几十年的人住在那样一间房子真是苦事。想换单间房，但首都医院不能照办，据说是因为我不是高级干部。后来我住到邮电医院去了。病好出院，我向梁从诫提及此事，他说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我看他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样，我这个自以为是高级干部的人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

十六

　　在政治上，我追随毛泽东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现在仍然如此。在宇宙观方面（也可以说世界观，不过不局限于人的社会而已），我仍然是实在主义者。解放后，我有一篇写实在主义的文章，即《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发表在《哲学研究》1962年第5期上。）我的实在主义是从早期的罗素、穆尔那里来的。这两位先生都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变成了马赫主义者。罗素还著书立说（《物质的分析》、《心灵的分析》）宣传马赫主义。穆尔没有著书立说，但是他上维特根斯坦的课，曾同我一道听讲。看来他们都放弃了实在主义。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实在主义和实在主义者，我不知道。
　　我那篇文章是实在主义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如石沉大海，只有钱钟书先生作了口头上的反对，但是他没有写文章，我也不能反驳。我还是要谢谢他，至少他读了我那篇文章，并且还反对。至于平日搞逻辑学的人，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反对。也许他们认为这篇论文是篇哲学论文。但是它仍然是篇逻辑论文。昨天我有机会看见倪鼎夫，我问他，他说我当时说那篇文章是唯物主义的。想起来了，那时说实在主义没有人懂，说唯物主义也没有大错。列宁曾说过实在主义是害臊的唯物主义。尽管如此，那篇文章应该是受到讨论的，可它没有受到讨论，我就难免大失所望。
　　我写的文章比较得意的有三篇：一篇是解放前写的《论手术论》（此文发表在《清华学报》11卷1期，1936年1月）。写后有点担心，因批判的对象好像是叶企孙先生的老师。后来知道他并不在乎。有两篇是解放后写的，一篇是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忘记了，不是《新建设》，就是《人民日报》（此文为《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发表在《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上。）得意之点是找到了杜威在他的论达尔文文集中某一页的脚注中，赤裸裸地表示反对物质存在。另一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的文章。
　　有生之年已经到了88岁，比较得意的文章只有三篇，并且在这里也只是老王卖瓜。
　　解放后，《人民日报》又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我读了之后很高兴，写了一篇学习《实践论》的文章，很可能刊登在《新建设》杂志上（即《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发表在《新建设》第4卷第5期，1951年8月）。我的文章提到了学习新思想的涓涓之水可成江河，《新建设》把“涓涓之水”印成“渭渭之水”。本是小事情，可是，我仍然生气。
　　提起《实践论》，我又想起钱钟书先生。英译处要我多负一点英译责任。我碰到“吃一堑长一智”，不知道如何办才好。我向钱先生请教。他马上翻译成：“a fall in the pit, and a gain in yous wir。”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十七

　　对于政治，我是一个“辩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我曾接受了一些英、美学者对共产党、对斯大林的态度。1943年我在华盛顿碰见了罗素。我说：“现在打起来了，我们一定胜利，对局势你总满意了吧！”他头向西翘，卷嘴东指，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办法！”我当然知道“他”是谁，我那时候也有类似的想法。
　　解放后，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头一天，艾思奇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他回答：“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理由很简单。我们同罗素只是民族上的区别，在阶级立场上，我们同他完全是一样的。
　　可是到了1953年，思想改造（或洗澡）运动之后，并且是在院系调整之后，我们的思想改了。无论如何，我们不恨斯大林，也不恨共产党了。我入了盟，也入了党。
　　人是要有自知之明的。这是多么美妙的品质呀！可惜这品质不是经常有的，更不是老有的。有时它会悄悄地离开你而你不知道。用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的语言说，我这个人根本没有改造世界的要求，只有要了解世界、理解世界的要求。我基本上没有拥护旧世界的要求，也没有打破旧世界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革命家们的努力打破了那个旧世界，我非常之拥护，并且愈学习愈拥护。但是在我自己的头脑里，我仍然只是在“了解世界”上绕圈子。请注意，在最后这句话里“世界”两个字说的实际就是宇宙。
　　上述这样一个人，最好不入党，不入盟，我认为这是自知之明。我这个搞抽象思维的人，确实不宜于搞政治。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似乎有自知之明。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人都心明眼亮起来，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有“政治”。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仍然如此。不过，解放后的“政治”不叫“政治”，而近来叫作“开后门”了。
　　现在，再回顾一下解放前在我家开的星期六下午的碰头会吧！如果那时候你说我们在搞政治，我们会否认。我们确实不搞“政治”。有一次我们碰头时，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来了。他坐了很久。过后不久，他成了中国驻南美一个国家的大使。我很不高兴，不知道他利用了我们的碰头会否。想来不会，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不搞政治呢？显然也不是。我们那时候都反对共产党。很明显，我们不搞“政治”，可是我们搞政治。
　　解放后，我们花大工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就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

十八

　　我虽然不是好的民主同盟的盟员，可民盟对我的思想改造有过很好的帮助。这里说的不只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该斗争在现在似乎已经认定是一个错误。尽管如此，这不等于说参加到这一斗争里去的人也一定得不到益处。我就得益匪浅。政治斗争，我从前也参加过，都是在别人后面跟着行动。有一次，我曾一马当先自动地行动起来，地点就在罗隆基家里，主题是学术自由。在会上，我主张采用京剧办法，进行学术亮相，亮相之后进行讨论。
　　这样一次在罗家的小会，怎样变成为一场主要在民盟举行的反章、罗联盟的斗争，我不清楚。无论如何，以后的斗争面广了，参加的人多了。起先，有一部分的斗争是在沈老家里进行的，后来改了。这一斗争维持了多少时候，我也不知道，也忘了。以后我参加了小型的座谈会。一次是晚上举行的，主要是朱光潜先生同我进行了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彼此都得到益处。这次讨论的地点已经是民盟现在的所在地，只不过是在最后一进的大房间而已。
　　老朋友黃子通先生也同我争论过，他好像认为我不应该公私不分。可是具体是什么公私，我不记得了
　　但是，民盟对我的帮助主要不在这些特别的场合上，而是在经常的小组讨论会上。这种小组讨论会或学习会实在好得很，它是先进带后进的。史良就在这一组，萨空了有时也参加。胡愈之不在，他可能到别的组去了。这种小组会可能一直开到文化大革命为止。
　　尽管如此，我不是好盟员。民盟的内部工作，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民盟作为统一战线中的党派之一的工作，我也没有参加过。
　　下面，我要谈谈我在民盟学习的愉快日子。我认为民盟现在在“四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或所尽的功能，或所负的责任都是头等重要的。对知识分子来说，九三学社是自然科学家的民主党派，而民盟是社会科学家的民主党派。这两类科学的不同产生了它们的工作者的两样。当然，这里说的不同点不能绝对化。自然科学工作者所研究的对象除少数科学外都是自然，对象问题大都不会成为政治问题。社会科学的对象问题本身就可能成为政治问题。无论如何，民主党派的主要工作是政治思想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这方面的工作打住了，我极力主张恢复起来。我认为，我从前的民盟生活，无论是在民盟中央或所里，都是愉快的、有益的。我也承认，我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优越条件，批评别人的意见多了些，自我批评少了些。我主张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要恢复他们的民主党派。我估计这对我这样的人的思想改造会有莫大好处。
　　提起思想改造，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应该用学习小组或讨论会的方式进行，不能让他们独自学习。所谓“自学”，实实在在就会成为不学。我就是因年老体弱而打住了学习开会的人。会特别重要，无会或早或晚总要成为不学。在不断的不学中，已经有了思想改造开端的人就会回到老的思想上去，而于我来说，也就是回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去。新近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哲学所所长和党组书记到家来看我，我不假思索地向所长要钱。我说：“我要钱！”，然后我说，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那本书我也不要钱，可是《知识论》那本书我要钱。所长还替我解释一下说“是要稿费”。“稿费”这两个字好听一些，其实与钱是一样的。我又躺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窝里去了。这次的爆发是在哲学所负责人面前的爆发，平时的爆发一定就更多了。前不久我曾向帮工小陶拍桌子，后来向她赔了不是，但桌子我已拍了。思想不纯到了我的程度可能是很少的。

十九

　　我是党员，可是，很明显，我没有能够把自己锻炼成为那种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在这里，我也无法谈自然法则式的、因果关系式的原因与后果，只能谈缘由与现在的结局。我的基本情况是，我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的改变。从饱暖方面说，我的饮食衣着没有多少改变。我的日常饮食，几十年来都是一荤一素，衣服在冬天仍穿旧时的长袍。曾有人在王府井善意地批评过我，说“老先生呀！现在不要再穿你的长袍了。”可我仍然没有改。我特别怕冷（解放前有时西装革履，现在很少穿了。我有很厚很暖的外衣，可是，西式外套无法穿在棉皮袍上）。工作与睡眠的习惯，改变也不大，只是后来的工作时间要长些。我从前下午是不工作的。说的是不工作，不是不看书。夏天还常常打网球。改变大的是应酬与交通。我从前虽没有汽车，可是汽车是常坐的。应酬场合上喝酒经常过多，解放后我曾多次承认过“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死了”。这说的主要是喝酒。
　　我的生活一直是优越的。即令在昆明也如此。那个时期我的工资是最少的，温德先生“考”第二。但我们不是最穷苦的，因为我们都是单身汉。温德先生能够同我们共甘苦，应该得到我们衷心的赞扬。
　　我的肉体和上面说的生活习性构成我这个人的物质基础。这样一个物质基础的思想能不能够彻底改造呢？从因果关系说，应该承认是可能的，但也只是可能而已，从事态因缘说，大概不会。简单地说，我这样一个人虽然可以成为好的共产党员，然而大概不会。
　　上面说的理由同样使我不能成为好的政治协商委员。

　　本文选自《金岳霖全集》第四卷上册，金岳霖学术基金会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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