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口述：干校琐忆.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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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琐忆
下篇

© 周有光／口述

1906.1.13～2017.1.14

七

　　1970年冬天，田里没有种植和收获的劳动了，但是有土方工程。土方工程是很辛苦的，是为第二年准备。宁夏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每年5月1日开闸放水，这个荒僻的沙漠，立刻变成江南一样，树木绿了，草也长出来了，很好看。可是到了10月1日就关闸了，水没有了，树慢慢地萎下去，叶子也没有了。在这个水沟旁边的树变成了树干干。
　　这个冬天，我被安排与一个小姑娘看白菜，她领着我去。听说白菜是天津运来的，一大车一大车的，好极了。这种白菜，北京没有，圆圆的样子，也不是天津白菜，是另外一个品种，是非常好的白菜。我们由小姑娘领导，把白菜搬到白菜库里去。白菜放到库里还不行，因为库里半夜里太冷，还要生炉子。节省煤炭，白天不许生炉子，天快黑的时候才生炉子，也不许火太旺，清早就让它自己灭了。这个白菜库是用毛柴、稻草等盖起来的草房子，盖得还挺好的。这个白菜运来的路上不免有些弄坏的、撞破的、冻坏的。这样就要赶快把坏的白菜拿掉，运到厨房里去吃。坏的白菜先吃掉，好的白菜先储藏起来。想不到这个白菜在宁夏大概是水土不服，很容易坏。隔几天又发现一些白菜坏了，有点烂，有点冻坏了的样子。赶快又把这个坏的拿出来，整理一下，送到厨房去。隔几天，照样又有一批坏了，赶快送去吃。白天太阳好的时候，还要把这个白菜搬出来晒晒，搬出搬进，所以很忙。选那些坏的拿去吃。有趣的事情就是，一直都是吃坏的白菜，坏了就吃，坏了就吃，从开头到吃完，全吃的是坏的白菜。这使我明白了一个原理，这个叫作“白菜原理”，好的不吃，吃坏的。不坏不吃，坏光吃光。这个原理可以运用到许多社会科学上面去。
　　我的眼睛有毛病，叫作“原发性青光眼”，每天要点一种药，叫“毛果芸香硷”（Pilocarpine）。这个药在北京药房买不到，只能到医院去配，每次给很少一点。因为这个药有毒，而且毒性很厉害，怕人吃了自杀。我下放五七干校时，医生就多给了我几瓶，大概一二十瓶，很小的小瓶，一瓶大概是5CC吧，已经算给得多了。他说他也不敢给我更多，因为违反规定。所以后来我常常让我爱人到医院去配，配了之后到邮局寄给我。情况还好，邮局寄来给我，我都收到了，也没有弄坏。当时我的爱人到医院去拿，医院不给，这个有毒的东西怎么可以给你呢？你又不是病人呵。所以我爱人要到本单位去拿一个证明信，再到医院去才可以拿。拿证明信发生困难了，当时留守在北京的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说我们不能给。因为机关给证明信去拿药，是一种特别优待，而我是“黑帮”，虽然下放之前已经声明，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可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是一样的，所以不给。不给呢，我爱人就不走，就盯在办公室里。最后呢，还是拿到了，再寄走。这件事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是一个麻烦事，就为了这个眼药，要不断拿药、不断寄药。在北京这是一个麻烦事情，在五七干校也是一个麻烦事情。
　　大致在1971年的春天，北京是春暖花开了，可是宁夏还是一片白茫茫的，春天还早得很呢。这个时候，好像政策稍微放宽一点，让部分人可以回到北京家里探亲十天。十天后一定要回来，不能多一天，多待一天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这个“忠”字引起了我们的回忆。在“牛棚”里的时候，要“早请示，晚汇报”。什么叫“早请示”呢？早上要对毛主席像行三鞠躬礼，要念毛主席语录，还要交代罪行。“晚汇报”也是一样，比早上还要严格，每次都要喊很多遍“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要不断这样喊。这次让我们回家十天，当然很好了。我回到家呢，发现家里的房子已经是锁起来了。我的儿子、儿媳妇在北京中关村，在中国科学院。他们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但是是高级知识分子，也被下放。他们被下放到湖北一个地方，只剩了个小女儿在家。我的爱人就只能到中关村去照顾这个小孙女，同时也避开沙滩，因为在沙滩我们是“黑帮”家庭，不断有人来冲击我们。
　　那么我回来以后，也只能到中关村去。但是这个时候，中关村的家也没有了。我的儿子有一位老师，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我的儿子是研究员。这个老师就对我儿子说，我家里有四间房间，三间小的卧室，一间大的客厅，你赶快搬到我家里来，因为你不搬来呢，别的人就要进来占领我的房子，来一个跟我难以相处的人，就会很不愉快。许多人家就因为这样的事情，闹得不开心。老师、学生、同事都变成仇敌。而我的儿子跟这个老师的关系很好，于是就搬到老师家里去，住在他的大客厅里。我回到北京呢，也住在这个大客厅里面。这个老师的太太跟我爱人的关系也非常好。他的老师没有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也受到了冲击，因为他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一家，夫妇两个人，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那个时候都没有结婚，有的还在学校里读书。那就挤在三个小房间，在当时来讲，已经是很宽畅的了。我们一家，就住在他们这个大客厅里，所以回家十天就这样子一个情况。
　　在北京待了十天之后，我就准时回到平罗五七干校。回去以后，发现五七干校的气氛，跟以前很不一样，好像没什么事情好干，很少人在劳动，也没有人叫我去劳动。

八

　　于是我变得无事可做了。我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去，我就利用这个《新华字典》做字形的分析。因为汉字中有的是一个单元一个符号的，所谓“文”，有的是几个符号合起来的，叫“字”。我就分析这个合起来的“字”里面有多少个“文”。就把汉字分为可以做偏旁的、可以做偏旁部首的、可以独立成为字的符号，以及由两个符号结合起来的——比如会意字、形声字，我就分析这个。为什么要分析这个呢？经过这样的分析，就能知道平时用的《新华字典》7000多个字中的基本符号、基本部件有多少个。我分析出来，有一千几百个基本部件，而复合以后——含复合字，有6000多个。所以如果认了这1000多个基本符号，就比较容易认那6000多个字，不过读音不行。经过我的计算，形声字的声旁读音，只有大约1/3能够表达声和韵的，因此2/3的形声字，都不能依靠声旁来读音。当然这是讲现代读音了。我带去一些纸张，就拿这个东西做材料，因为我用一本《新华字典》做材料、做研究，这不犯法的。人家来看看，也就笑笑而已，也没有人来干预我。后来五七干校取消，我回到北京，就把这个材料整理一下子，编成一本书出版了，书名叫《汉字声旁读音便查》。
　　这个时候，五七干校是很安定的时候。在五七干校，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很好，我原来夜里常常工作，容易失眠，常常要吃安眠药。到了五七干校之后不用动脑筋了，这个失眠就好了。后来我回到北京，一直到今天，基本不吃安眠药了。这个是对我的健康大有好处。
　　我们这个社会是千层饼，不仅有阶级，还有阶层，而阶层里面还有阶层。我们单位当时人很少，下放的时候一共也不过七十来个人。在五七干校，跟我住在一起的，就没有这么多研究员。他们把知识分子安插在劳动人民中间一起生活。一个房间有六张床，一排，每张床都很窄很窄，都是自己带被窝去的。一个个人排队，像沙丁鱼一样排起来睡。我的房间里面有传达室里的人，有信差，有扫地的，有一个算级别比较高的是总务科长，连我，一共六个人，睡一个炕，非常拥挤。宁夏的夜里是很冷的，所以挤一下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由于都在一起，我就了解到，同一个单位的劳动人民，他们的被窝是又旧又脏、又厚又硬。他们都是北方人，而一般的北方人，除了城里已经过上现代化生活的人，他们睡觉时是不穿衣服的。这个情况我很早就听说，但是没有看到，到了五七干校才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被窝很厚、很硬，没有什么添盖被子。他们睡觉时都把衣服脱光了。为什么要脱光呢？两个原因，一个是习惯，一个是爱惜衣服。因为睡觉时很容易把衣服弄破。可是我看，这个习惯不是坏习惯，倒是很卫生的，因为老穿了衣服呵，总有东西裹在皮肤上，接触空气就少了。睡觉之前几分钟，他们有的时候讲讲笑话，讲讲北方农村里的事情，这些都是我向来没有听到过的，这增进了我对劳动人民生活的体验和了解。
　　回北京的人，纷纷都回到五七干校了。人都到齐了，又重新开始劳动，同样种稻子、种麦子。年纪老的人，不再要求下田了。把我们留在“二站”住的地方——那个有围墙的“小城堡”里，做比较轻的劳动。比如，用一种简单的工具搓绳子，等等。
　　有一天清早，大概是夏秋之间，上面忽然动员，叫我们清早四五点钟到广场去集合。我上次讲过了，这个广场就在城堡里面。我担心会开得长，太阳会很厉害。四五点钟比较冷，到了十点钟左右呢，就热得不行了。那时的天气，中午像夏天，夜里像冬天。于是我就准备了一个很大的草帽。那天，因为清早比较冷，很少人戴草帽去，我是预备中午热的时候防晒用的。这次不是开斗争会，是去听报告，讲的是国家的形势，说这个形势好极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就反复讲这些话。
　　这时天空里不断有大雁飞过。宁夏平罗这个地方，一年到头，都有大雁飞来飞去。在古代戏里，常常说“鸿雁传书”，到了宁夏就体会到，鸿雁传书可能是真的。大雁害怕烟囱，害怕人多的地方。它迁徙的时候一般要避开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所以现在大城市里，天空再也看不见鸿雁了。可是在宁夏这种地方大雁是很多的，有的时候是两个礼拜日夜不停，一天要飞过几万只大雁。离开我们大概30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芦苇荡。这个芦苇荡是大雁的中间站。有的大雁直接飞过我们的地方，有的大雁就飞到这个芦苇塘休息，休息若干天再飞走。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人值班，出去四面巡守，因为害怕有特务来。有人巡守到芦苇荡边上，才知道大雁也有守卫。我们夜里有守卫，它们夜里也有守卫。听见有人接近，第一层守卫的大雁就叫，这个叫声在床上隐约能听得见；有人再走近一点，第二层守卫的大雁也叫起来，那听起来叫声就更大了。再走近，超过它的第一道防线之后，那所有大雁都叫起来了，上万只大雁在叫。哎哟，声震天空，可怕得很。我是没有去，我没有晚上巡逻的任务。他们去巡逻的人，是有这个经验的。大雁叫起来的声音，简直可怕得不得了，可以说任何野兽也不敢再接近它们。有时巡逻的人带了电筒，就向它们照一照。这一照啊，事情坏了，大雁都飞起来了。大雁起飞时这个翅膀拍的声音，据他们来讲，真是震动天地，不得了。这时候巡逻的人也害怕了，就回来了。但他们在芦苇荡的边上，捡了许多大雁的蛋，回来煮了大家吃。这个大雁的蛋不好吃，一股腥味，比鸭蛋还要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书上所讲，鸭子是大雁变来的。浙江不是有一个山，叫雁荡山吗？为什么叫“雁荡山”，从这个地方的经验，我们就明白了，当时取这种名字，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很可能古代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常常有大批的大雁飞过，因为雁荡山上有一个湖，也是很大的。凡是有湖的地方，都是大雁群飞过时休息的中间站。
　　这一天五七干校开会，我带了一顶大草帽，是比较硬的一种草帽，可以防雨。其他人都没有带。这时发生一个奇怪的事情，一大群的大雁飞过我们的头顶，大雁之多，真是密密麻麻、劈天盖地。大雁在空中是有指挥的，一只领头的叫，其他的也都叫。有的时候大雁排成“一”字形，有的时候排成“人”字形；有的时候是很多“人”字形排在一起。这群大雁飞到我们头上时，有一只大雁一声怪叫——这个叫声跟我们平时听到的不一样，所有的大雁都开始拉屎了。它们拉大便都是集体化的，可见大雁的军事化程度，比我们集体化水平高得多。有意思的是，这一声“拉屎”的命令，大便像下雨这样下下来，我帽子上全是大便，我的帽子遮不到我的全部肩膀，肩膀的两边不能完全遮住，所以肩膀两边上都是大便。由于我戴了这个帽子坐在那里，所以我身上大便很少，其他人就狼狈不堪了，不仅衣服上是大便，头发里也是大便。这个大雁的大便落到头发里，很难洗。这是一个奇怪的遭遇，这件事情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九

　　谈到大雁大便，想起人的大便来了。在我们五七干校里，有北京式的古老蹲坑，就是一排，一个洞一个踩脚的地方，再一个洞一个踩脚的地方，每个洞之间没有东西隔起来的。女厕所有一块板隔开，要自己带手纸去。有一次，我们到当地一个单位，这个机构在当地还算比较高级，偶尔会使用他们的厕所。一到那个厕所就很有意思，这个厕所不只是一个台阶，是三个台阶，三个台阶爬上去，差不多像有二层楼高的样子。地面很干净，撒了石灰，但是没有手纸。我很细心，每天清早出门一定要带上充足的手纸。在这个地方，我就了解了当地人是怎么样拉屎、怎么样擦屁股的。这个地方还算比较讲究，一个坑的两面都有隔板架起来，而且不是很多坑连在一起的。厕所里有一个小木头架子，上面放一个很大的碗，碗里装满了清水。我去上茅房之前，人家就关照说，你上茅房用过清水之后，要把它倒掉，到下面的水缸再舀一碗清水，放在原来地方。后来我就明白了，当地人大便之后要用左手把大便刮干净，再将手放在碗里洗一洗，手洗干净之后再把水倒掉，然后换一碗干净的水，预备下一个人用。我因为带了手纸，所以我就不用这个水。
　　这个情况，印证了我听到的一些情况。在印度，在南洋，在中亚、西亚，许多国家都这样，右手是用来吃饭的。他们吃饭有碗、碟子，但是没有筷子。吃饭是用右手抓着吃的，左手呢，是擦屁股的。所以在这些地方，千万不能用左手拿东西给人家吃，也不能用左手拿东西给自己吃。所以左右手是分工的，有上下之分：右手管上面进口，左手管下面出口。
　　宁夏当时没有纸张。五七干校是许多单位一个共同的学校，下放的时候，每一个单位都带了一点福利金，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助这些下放的人的生活。这些福利金是哪里来的呢？就我们单位来讲，是我们平时写文章的稿费，稿费要拿20%预留下来做福利金；可能还有其他的来源。到了平罗之后，由于没有纸张——特别是没有手纸，五七干校的领导们就开会，说能不能这样子，我们把所有的福利金凑起来，捐给本地买一套机器，利用当地的麦秆子、麦草来生产纸张。这个建议得到当地的欢迎，就派了几个人到上海去。碰巧上海生产了六套小型的所谓实验工厂的设备，叫Pilot Plant。实验工厂，就是最小的造纸厂。于是把这个设备买来，开工造纸，很成功。我没有去看过这个工厂，因为不够资格为这个工厂劳动。到工厂去劳动就变成工人了，那就是阶级大大上升，我们是“坏阶级”，不能去参加这个劳动的。造出来的纸相当好，不舍得用来做手纸，就供应宁夏做文具纸。我听说，一直到很晚，差不多到80年代底，宁夏还是靠这个造纸厂在造纸。
　　这时候，我们被管理、被专政的情况越来越松，几乎没有管理了，而且越来越平等。原来的造反派对我们也越来越友好，大家也慢慢地活泼起来了。活泼的情况从两点来表示：一是他们主动地找我们这样这些所谓知识分子或者“反动学术权威”聊天；另外，男女之间，当着人家面打情骂俏的越来越多了。
　　我跟林汉达白天看高粱的时候，有人就对我们说，你们看高粱也好，看麦田也好，可以带两个望远镜去。我们说我们没有望远镜，他们说办公处有，可以问他们借。为什么呢？说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五七干校的男男女女到麦田里、到高粱田里去野合。林汉达就真的去借了两个望远镜。办公处为什么要准备望远镜呢？是为了防人家来偷东西的。我们一方面看是不是有人来偷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是无聊，就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人在野合。起初看，没有发现，后来林汉达不想看了，随便去看鸟。那个芦苇荡离这边很远很远，高粱地这边的鸟很少，很不容易看到一个鸟。后来无意当中看到有两个人，的确在高粱田边上野合。因为这个地方白天没有人的，几十里路也不容易看到一个人的。所以人到这个地方就野了，就真正解放了，人恢复自然了。

十

　　此外，还有人找我们聊天，问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特别是问国外的情况。五七干校的人都是从北京来的，而本地人对外国的情况是不了解到极点，许多问题非常奇怪。有的问题是比较认真的。有人问我，你在外国，有没有见过这样落后的地方，宁夏这个地方有没有前途？这个问题是一个宁夏的农民问的，这个农民是被请来指导我们种田的。从谈话看起来，这个农民是上过小学的。我说我看宁夏是很有希望的。他又问我，说宁夏跟外国比，能不能比？他是开玩笑的，意思是，绝对不能比的。我说可以比，我说外国也不是一开始就经济发达的，是人为地慢慢把经济发展起来的。我说欧洲有一个小国家叫瑞士，是非常发达、非常富的国家，但是它不是原来就富有的。我说500年前的瑞士，穷得没有办法，生了男孩就卖出去当兵。到现在，罗马的教廷，还有一二十个兵是瑞士人，这些士兵穿了古代的衣服，作为保卫这个地方的象征，这也是古代瑞士男子被卖出去当兵的一种习俗。瑞士是在山上，缺少资源，没有燃料、没有煤，在山上很难种田，许多地方都是终年积雪的，山下也没有很多水源。就是这么个地方，它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它不能靠挖煤矿，就是靠发展钟表工业。这个钟表工业有一个好处，材料用得很少，主要靠人工来精制，做出来可以卖很多钱。就是这么一件工作，越做越好，变成瑞士一个支柱工业。
　　我说瑞士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然后来不仅是做钟表，特别是一战、二战之后，它也做其他的，比如染料工业。染料工业是依靠煤，瑞士没有煤，但是染料工业需要的煤并不多，只要少量的煤就好了。通过化学方法，使用煤作为原料，使它变成染料产品，价钱就很贵。这些都是采用不多或廉价的原料，做出成品以后有很高附加值的工业。还有玻璃工业，lens工业，lens就是用于制作望远镜的玻璃镜头、照相机玻璃镜头。这也是只需要一点点原料，就能生产大量的财富，诸如此类。我说这些在宁夏完全可以做，而且宁夏条件比他们好，宁夏有煤。我说你们有了煤就不怕了，煤可以发电，有了煤就是有了动力，有了电就可以打井，水也来了。有了煤可以发展煤的化学工业。我说德国怎么强盛起来的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人发展了煤的化学工业，宁夏完全可以这样做。我听说宁夏贺兰山里有天然气，自然燃烧，据说已经烧了几百年了。这个天然气可以利用，那既是燃料又是原料。贺兰山里有色金属也很多，完全没有被开发。宁夏当时人口500万，瑞士人口也是500万，人口也是一个生产资源。有了人就能办事，就能生产。我给他们讲，他们似信非信，可是我是很认真跟他们讲。我说我不是开玩笑，我认为宁夏如能人为地好好建设，完全有条件发展到像瑞士那样。
　　我听说，当时中央每年资助宁夏大概是四亿人民币。宁夏处于畜牧时代，手工业很不发达，没有什么工业，搞经济的人不懂经济规律。当时有一个什么工业厅，搞什么呢？他们要生产汽车，这个宁夏怎么能生产汽车呢？当时每个省都要生产汽车，这是一件大事情。宁夏也生产一种汽车，叫作“六盘山”牌子的汽车——因为当地有座山叫六盘山。可是不久由于生产汽车就闹起来了。闹什么呢？公共汽车没有了，长途汽车都停了。怎么一回事呢？它不会造汽车，就把修理公共汽车的零件都收集起来，把它们装配起来，不就成了一部汽车吗？这个汽车就被说成是自己造的“六盘山”汽车。可是这样一来就麻烦了，原来的公共汽车坏了，就没有方法修理了。这都是经济计划不对头。
　　当地没有工业，几个县只有一两家小的打铁店。打铁店不会打镰刀，所以我们的镰刀都是从北京带去的。人家看到我们的镰刀，是羡慕得不得了。慢慢地，有人到我们干校来，知道这个五七干校跟那些劳改犯不一样，他们就叫我们“国务院”。他们到了我们这里很高兴，好像到了城里一样，看到我们的镰刀都羡慕得不得了，看到我们什么破烂东西都很羡慕。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五七干校请本地极少数几个老农民来指导生产，这种事情在当地人看起来真是一个太好的工作机会。

十一

　　大概是1971年的9月中的一天，天气相当冷，上面临时紧急召集开会，我们都去了。可能是北京来的一个人做报告，这个人好像没有见过。开头还是讲这个形势很好，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报告听了很多了，形势总归是好的呀！后来讲下去呀，不对了，说是有一个什么“五七一工程”，是林彪主持的，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如何如何；再听下去，说林彪叛国，林彪死了。我们听了，不大听得懂。他做完了报告，好多人举手，要求他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一点。那么他把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林彪叛国死了”这件事，讲清楚了。这件事情出来，大家觉得奇怪得不得了，怎么可能呢？
　　我们听了这个报告，听到林彪叛国而死，始终不敢相信。林彪是宪法里规定的接班人，他为什么要叛国呢？回头就分组要讨论这个事件。在分组会里，许多人就提出问题来。由于他们事前已经开过会了，小组长他知道一点，他说，“五七一（读yao）”就是“五七一（读yi）”，“五七一”就是武装起义，是指林彪和他的儿子林立果还有其他几个人，要武装起义，推翻毛主席。因为他等不及接班了，要抢班。另外小组里有一个人说，噢，怪不得，今天清早天还没有亮，有一个某某人的儿子，跑到五七干校的办公室，去告发他的父亲，说他的父亲变成了反革命了，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说，林彪造反了。这个林彪，天天要我们念“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诬蔑林彪造反，是大罪呵，所以他的儿子听到了，就去告发。于是这个人说，难怪发生这样的事情。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五七干校就像散了板一样，各种小道消息也传进来了。从小道消息知道林彪偷了一架飞机，飞到蒙古的温都尔汗，飞机没有汽油了，想着陆呢没有飞机场，就撞在地上烧起来，自己烧死了，他老婆也烧死了，儿子也烧死了。这些话是不是事实，在当时谁也不知道，不过感觉到形势将会有很大的改变。林彪死了以后，这个农场的劳动更是松松垮垮，很随便了，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还有许多女同志，根本不下田，甚至有的时候无事可做。
　　直等到1972年2月，传来非常奇怪的消息，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了北京，见毛主席，恭恭敬敬把毛主席当成老师，毛主席很高兴。同时还传来许多很有趣的传闻，大多数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个故事，说尼克松来的时候，带了许多新闻记者。有一个新闻记者就拿了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这个语录上首页就是毛主席像，第二页是林彪副主席像。这个记者指着这个林彪副主席的像，在马路边上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个人到哪里去了？”这个孩子是北京人，回答他说：“嗝了。”这个记者在中国留过学，懂中文的，但是这句话不明白，就继续问。这个小孩又说：“嗝屁了。”记者还是不懂。小孩又说：“嗝屁着凉了。”这个记者更不明白。这个小孩接着说：“嗝屁着凉，一个大海棠。”呵，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记者更莫名其妙。后来这个记者就问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就笑笑，告诉他：死了，这些话都是“死了”的意思。
　　这个北京土话跟普通话相差很远，我也不懂，虽然我在北京已经住了好多年。后来我回到家里，问我的孙女儿，她懂。为什么呢？北京的幼儿园孩子们玩这个洋娃娃的时候，一个娃娃一倒下去，就说“嗝了”，一倒下去就说“嗝屁了”。我孙女儿的幼儿园里有这些话，大人就不讲这些话了。这些大概是儿童语言，是方言土话。我在五七干校听了这个故事，觉得很有趣，因为它跟语言学有关系，说明北京话不是普通话。
　　又过了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通知下来了，让五七干校的人分批回北京，五七干校就交给本地人。怎么交都有安排，有个计划，有一个交代。听说本地人高兴得不得了，接管“国务院”，这个地方条件特别好。

　　本文选自《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周有光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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