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做了一回牛鬼蛇神

┃Personal History

做了一回牛鬼蛇神

© 朱正琳／文

朱正琳

　　1966年4月间，我当时在读的机械学校进驻了一个“四清工作组”。其时《五一六通知》还没问世，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然而用后来在文革时期盛行一时的用语，却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有墙的地方就有大字报，有人的地方就有“四不清干部”——算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身领教了“运动”，领教了那种铺天盖地排山倒海的气势。
　　在工作组的指挥棒下，不仅教工们“踊跃”，而且学生们也跟着呼啸。平常专事管卡学生的学生科科长被“揪出来了”，学生们自然会很兴奋。“上面”布置学生写大字报，我们班就领了这份任务。同学们认为我有点文才，决定委托我执笔。我于是不假思索地一挥而就，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此句系采用文革句式），在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们面前好好地卖弄了一回。那是我这辈子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它给我的虚荣心带来了极大满足。顺便还可以说一句，那时候我自认为是很有独立思想的。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来了！四清运动还没来得及收场，“四清工作组”便赶紧摇身一变成了“文革工作组”，继续“把握运动大方向”。不知道为什么，运动对象忽然增加了一项“反动学生”，后来又统归于“牛鬼蛇神”，属“横扫”之列。于是有那么一天，我走进实习车间的办公室时，发现同学们正在写一张大字报——这一回他们没要我执笔。我还没来得及想，就听见另一个比我先走进去的老师在问：“你们在写谁的大字报？”——“朱正琳。”——“真的？你们逗我玩吧？”——“是真的。”他们都背对着我，所以没看见我已进来。
　　不必细说我当时的心理活动了。一开始，我有些缺乏真实感，是运动的进展让我逐渐明白，我已经货真价实地成为老师和同学们（包括女同学们！）的“阶级敌人”了！不允许回家度周末，不允许参加同学们的学习和实习，走路、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专人监视……简言之，我已经是“群众专政”的对象，失去了自由。当然没人敢理我，平时和我要好的同学都在写检查。还有人从我面前走过时，往地下啐口水以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我忽然发觉，自己必须孤身一人面对一个社会（那可是一个庞然大物！）。那年我刚满十九岁，算是履行了一个“成人礼”。
　　大小斗争会共开过七次。头两次同学们没有经验，或者说他们还不能适应跟我说翻脸就翻脸的姿态，所以那会就开得有点不伦不类。到了第三次，情况变了，我这才知道了什么叫“阶级斗争”。
　　那天我一进会场，就发觉会场的布局已经改了。原先两次斗争会是让我坐在正前方，面向“群众”（我的同班同学）接受批判。这一次却是要我坐在正中央，“群众”围坐在我的四面八方。当然，在“群众”和我之间有一个距离，我是孤零零地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方凳上。虽然会前会后都已经没有同学敢跟我说一句话，但我还是知道了这布局的出处。一位对敌斗争的高手不满意前两次斗争会的成效，说：“小小一个朱正琳你们都拿不下来！”于是亲自布置策划。我倒不在意自己是坐在前面还是中间，因为我觉不出那对我会有什么差别。再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可是，斗争会一开始，我就立即体会到这种布局的匠心所在。第一个发言的同学没有长篇大论地说套话，而是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还没来得及张口回答之际（零点几秒钟的时间？），便只听得四周响起一声断喝：“说！”我自然是心里一惊，立马有些慌乱。
　　什么叫“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这就叫“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那位“对敌斗争的高手”当然不是我的同学，他是学校的一位政工干部，是被吸收进入工作组的一个成员。年纪轻轻（当时有三十多岁），却已经是“老革命”了，据说他十几岁就参加过土改工作队。他说，比我顽固、比我狡猾的阶级敌人他见得多了！我当然相信。有一回，他在专案组办公室里看见我在那里“交代问题”，就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他在模仿电影《仇恨的旋风》里的捷尔任斯基（苏联契卡组织创始人），但我没敢笑，也没敢看他的眼睛。当时我是坐着的，他两手反背，紧贴着我的膝前站着，我能感觉到他的两眼正威严地逼视着我。在我后来的想像中，他当时有可能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样，“仿佛看见自己的眼睛在闪着光”。
　　有一位曾经做过战地医生的人对我说：“人的神经能够适应战争。”没有切身体会的我，有点不太明白他想说的是什么。但在这里我却想套用一下他的这句话说：人的神经能够适应“被斗争”。斗争会上我很快就从慌乱中镇静下来，后来频繁出现的“说！”就不再会让我吃惊（话又说回来，傻子才会再吃惊！）。要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也并不难，我就是如今刘震云在《手机》里写的严守一，只能有一说一。同学们也并不知道我都干过哪些“反革命勾当”，只是遵照工作组提示的方向去“深挖”（私下里他们悄悄惊叹：真看不出他是一个“反革命”！）。他们挖出来的那些“材料”都很容易讲清楚，信不信当然也不是他们说了算。只有一件事我说不太清楚，所以至今记忆深刻。
　　那件事是这样。有人揭发我读过一本书，说那书上的插图是裸体画。我很快记起那是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十二幅插图是木刻画。我赶紧说，鲁迅先生喜欢这十二幅木刻，才敦促人翻译出版了这个中译本。回答是：“不准你诬蔑鲁迅先生！”接下来是不容我分说的批判。好像同学们义愤填膺地说了不少话，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是一片空白。修修补补之后，才记起仿佛有下面的对话——

　　我（委屈地）：夏娃嘛，她没有衣服穿嘛！要不然马克吐温怎么会说“夏娃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要一件漂亮的衣裳”？
　　“群众”（惊讶地）：你说她是贫下中农？

　　当然啰，这两句互不搭界的话多半是我的一种“创作”，是“被斗争”的情景在我心里长期发酵后的一种想像。不管怎么说，那场斗争会肯定没达到设计者的要求，所以后来他又出了新招。大会改小会，不叫全班同学参加了，只选了七八个“积极分子”。而且，设计者“从.幕后走到台前来了”（此句也是文革句式），亲自在第一线组织指挥。这一回他跟我来了个零距离，面对面坐着，倒好像在促膝谈心。只不过他那里是声色俱厉，我这厢却是躲闪其辞。那七八个同学围坐在旁，变成了看热闹的。戏一开场，他就对我说：“我今天要对你说的话，同学们可能不懂，但你明白我也明白。”在座的同学们有何感受我不太清楚，我自己当时是真有点受宠若惊，这不成了青梅煮酒论英雄了吗？可是后来的话就蛮不是那么回事了。他说了很多，我记得的就只有两句。一句是：“你知道吗？对于像你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要让他终身不幸。”另一句是：“飞机大炮都在我们手中！你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他当时在校内是个要人，有很多职务），也不知道他几次三番地设计我的斗争会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一点，就是他已经获得这样一种效果：我在心理上对他产生了畏惧感。替他想，这对下一步“开展斗争”当然是非常有利的。我相信，所有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人都会追求这种效果，没准在各种为运动而设的“工作组”中还会传授取得这种效果的经验亦未可知。
　　不过我那时也正值年少气盛，心里很不喜欢自己的畏惧感。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决定伸张一下自己。我找了一个理由，去敲他家的门。那时候我被罚与另外两个老“牛鬼蛇神”一同劳动，任务是守着球磨机打焦炭粉，所以每天“下班”总是一身黑。没有洗澡的条件，只能打盆水擦一擦。这一天是周末，我横下一条心，决意向他“请假”到河里去洗澡。他一开房门就冲着我来了一句：“怎么搞成这个熊样I”（我要请假下河，当然不能洗干净了才去见他）我一下被噎住了，但还是忍不住顶了一句：“什么叫熊样？我……”没等我把话说完，但见他扬手一挥，十分果断地说：“你不是要下河洗澡么？去吧！”显然他已经预先得到情报（有同学事前知道我要请假），但他并不知道我要和他进行心理较量的企图。他的反应很敏捷，没容我有伸张的时间。不过，那天在河里我真是觉得海阔天空啊！
　　那位“斗争高手”后来也成了被斗争的对象，当时名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近四十年快过去了，我还经常会想起这个人，想起他熟练地把我置于下风的手法与模样。如今他也应该已经老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当年“飞机大炮都在我们手中”的那种自信与风采？

　　附：补记一则

　　到了文化大革命真正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时，我倒是脱了身。
　　先是发觉工作组好像有点自顾不暇，没人来料理我了，于是我开始“自己解放自己”——周末我不辞而别，回家去也！自己结束了三个半月的“软禁”生涯。
　　而后想起中央精神中有一条，“反动学生留待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心里面还是不踏实，成天动着的念头就是如何逃脱这“运动后期”？找学校闹退学，惊动了校长。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场让我颇感意外的谈话。
　　我想还是应该先简单交代一下背景。这位校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未老先衰的中年人。任何时候看上去，都显得是一脸疲惫且衣冠不整。运动来了，其实他也已靠边站，只是一时还没成为运动对象而已。在工作组尚未失控时，学校墙上就早已有了针对他的大字报，我当然有理由认为是有人授意的。有一张大字报的开头几句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我们的校长，从来是一副没有睡醒的模样。早上上班，他总是趿拉着一双布鞋就进了办公室，手里还不忘捧着杯浓茶……”总而言之，他那副暮气沉沉的德行很让我们年轻人瞧不起。
　　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照例是先讲了许多大道理，意思无非是不同意我退学。但讲着讲着也不知是哪根神经被触动了，他突然话锋一转，说：“我看过你写的那些东西（指我被查抄到工作组的读书笔记之类）。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和你很像（我注意到他没有说我很像他年轻的时候）！你不相信？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吧。有一年我们部队转移，行军路线就紧贴着敌占区。在一个村子驻扎时，我知道那地方离我一个在敌占区的朋友的住宅已经很近。知道我干了什么吗？我夜里冒险走了一二十里地去看了我的那位朋友。回来当然还挨了处分。”
　　这个故事让我相信了，“我们的校长”真的也有过年轻的时候！只是我当时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现在想起来，倒觉着有几分辛酸——他那一肚子里也不知还憋着多少故事？
　　我记得那场谈话他还让我明白了不能让我退学的真实理由（当然没有明说）——怕造反派借题发挥说学校当局迫害学生（致使退学）。所以我后来弄了张医生证明去找他，他当即就签了字，让我欢天喜地地成了“自由人”。他可能不会想到，我这位与他年轻时候“很像”的学生几年后竟锒铛入狱了吧？
　　他后来当然也是在劫难逃。

　　本文选自《里面的故事》，朱正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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