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童年琐忆

┃Personal History

童年琐忆

© 李锐／文

李锐（1917.4.13～2019.2.16）

　　这五篇《童年琐忆》，是1962年在北京闲居，等待分配工作无望时写的。当时心情低沉，为了打发日子，除了读书之外，想随手写点童年琐事。拟了二三十个题目，写成了稿子的，只有这五篇。大概觉得太没意思了，便停下笔来。《随笔》编者多次约稿，无以为应，只得找出这几篇东西寄上。附上这几句，说明这是二十五年前的旧稿，当时并无发表之意。

哭灵

　　1922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不满五岁，大姐八岁，二姐七岁，妹妹还不到一岁。父亲虽然做过不小的“京官”（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但“为人清正”，因而“身后萧条”。由朋友们的帮助，好不容易父亲的丧事完了，跟着来的问题是：我的母亲——三十出头的寡妇，带着四个儿女如何生活下去？
　　我们家住在长沙。平江老家的祖母和父亲一辈好多房人，都是靠收地租吃饭的。我的大伯父，老家中的长辈，这时给我母亲汇来一百元钱，信中写道：“望弟媳携子女扶柩返乡”。
　　父亲同我母亲结婚之后，1905年便到日本留学去了。母亲比父亲小七八岁，很不愿意呆在封建大家庭中做媳妇，便由父亲安排，到平江县城他的朋友新创办的一所女子师范读书。为此，她曾受到许多歧视和虐待，同威风凛凛的婆婆作过不少抗争。每年开学进城时，婆婆只给媳妇一吊钱的零花钱，连买纸笔墨都不够。还是父亲节省读书的官费，补贴妻子，母亲才在这个学校毕了业。父亲是同盟会员，有民主思想，常给母亲写信，反对老家的子侄靠收租过日子，主张人要“自食其力”。对于那个乌烟瘴气的老家，对那些游手好闲、抽大烟、嫖赌逍遥的子弟，母亲是深恶痛绝的。因此，接到大伯父这封信后，立即打定了主意：决不回老家去，不管来日怎样困难，要带着四个孩子在省城念书。她写了一封恺切陈辞的信给大伯父，并且将那笔钱退了回去。
　　由于一时筹不到钱，父亲的灵柩没有运回老家去安葬，寄存在南门外专门停放灵柩的处所，这种地方叫“厝屋”，里面很是简陋。走进大门，是一块空无所有的泥土地门厅，左右伸出很长的廊道，廊道还有拐弯抹角的分道。廊道两边整齐地排列着停放棺材的小间，用木板隔开，没有顶棚，每间恰好放下一口棺材。一走进厝屋的大门，就有一股泥土夹着漆醋的特殊气味扑鼻而来。除开偶尔能碰到守屋的老头以外（这个老头也是从不开口讲句什么话的），里面从来见不到一件活的东西，连猫狗也没有一条。射进来的阳光少，夏天也是凉气逼人；走进长廊，更是阴森森的。一间间的小门都没有关严，里面的黑色棺材和香烛供物，好像故意要跟人打招呼似的。有两口用麻绳捆缠得很严密的棺材，就搁在门厅后面进廊道的入口处，好像守卫着长廊。母亲告诉过我，这是被赵恒惕杀害的两个人，领导罢工的——黄爱与庞人铨的灵柩。小孩子喜欢听鬼怪的故事，又总是怕鬼和怕黑暗的。我每次随母亲到这里来，心绷得很紧，贴着母亲身边，半步也不敢挪开，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母亲就要带我来一次。父亲去世不久，由于照顾不好，小妹妹随着也死了，这更增加了母亲的痛苦。母亲所有的委屈和苦难，都到这里来向父亲的灵柩倾诉，还没有走到那间小房子，便放声号啕大哭起来。打开那扇小木门，母亲紧抱着我跪在灵柩前，哭得更伤心了。母亲是并不迷信的，家中从不敬天地祖宗，也不用迷信物品。只是过年过节和父亲的生日忌辰，摆几样菜在父亲的照片前，我们向着照片磕头。到厝屋来，她也从不带香烛之类的东西。长期摆在灵柩前小桌子上的，是父亲的灵牌和随灵送去的一对“金童玉女”小纸人。母亲哭得太厉害的时候，我也跟着哭起来。我还记得，当年母亲头磕得太多了，前额正中曾长期留下一小块红印记。那个守厝屋的老头，对我们母子俩似乎也习惯了；我的记忆中，几乎没有遇见过来哭灵的人。
　　没有了父亲，我们的家突然变得狭小而黯淡无光，生活中种种不幸几乎都由此而来，这在幼小的孩子心灵中，是渐渐感受到了。每回母亲带我到南门外去，去“看看爷爷”，我很害怕去，但又愿意去。走进那阴森森的长廊时，心里特别害怕，但和母亲一起跪坐在那所小房的门槛上，对着面前那口大黑棺材时，又好像亲近了“爷爷”似的。父亲留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严肃而又和善的人。他带我上街买过小洋号；我先起床时，曾经把他的鞋子藏到厕所里去过；他死去的那天早晨，我在床头摸过他那双冰冷的腿……母亲在灵柩前哭诉完了，也累了，总是坐在门槛上，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用湿脸挨着我的脸。再安静地坐一阵，我们才回家去。
　　这样哭灵的生活，继续了近两年，直到父亲的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那时留在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父亲灵前小桌上那一对“金童玉女”，对它们有着特别亲切的感情，似乎觉得它们真好，日日夜夜陪伴着如此寂寞的“爷爷”。
　　秦城旧作《忆童年》长诗中的开头八句：就是写的哭灵之事：

　　人世凄凉事，失怙未五龄。
　　月月随阿母，南郊哭父灵。
　　母亲泣且诉，厝屋阴森森。
　　间间大黑柩，对对小纸人。

菊花会

　　在小学读书时，因嗜好图画而喜欢菊花。每逢菊花盛开时，图画课常以此写生，摆着好多盆，颜色姿态各异，都有着风雅的名字。有时老师还带我们到校园中去画，那就可以大显身手，不是画几朵、一盆，而是任意选择，乃至画一大堆了。
　　我进的私立楚怡学校，二十年代不仅在长沙，甚至在省外，也是很有名气的。这所学校除选聘第一流教员，接受欧美新的教育思潮，以及校舍宽大、设备周全外，比之一般小学，还有许多引起孩子兴趣的事物。如自然教室特别宽敞，陈列大量动植物标本，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只大豹子；校园中种着花草，养着兔子，还有一个高大的铁丝网房，内中有猴子、锦鸡和各种飞禽；手工教室像个作坊，让学生用弓锯、刨子等自制四个轮子的小车，用粘土捏塑牛马猪兔；后园还有一大片菜地，白菜长大了，分给学生带回家去。教员教课认真，各种规矩严得很。学费当然收得比较高，学生也多富家子弟。谁是谁家后代，父亲做什么官，在教员和同学中都念道的。有的同学上学坐包车（有钱人家的自备人力车，装饰豪华，有脚踩响铃），这就更属于一种身份的显示。学校可以寄中餐，但富家子弟还由家中送饭来，于是饭菜及其盛具，也属一种家境的展览。那些名门显宦的子弟，在同学中有的俨然高人一等似的，教员和学校当局对他们不免另眼相看。这些同学有的功课很不好，丝毫也不难为情。
　　这种贫富贵贱之分，在孩子们心灵中的冲击，最为厉害的是一年一度的菊花会。
　　当年私立学校的创办人，各有集资之道，除争取政府的补助外，一般都是请名流当校董，省内省外四出募捐，楚怡还以办菊花会这样的风雅之举来筹款。这却苦了几百个孩子，一年一次，使天真的童心受尽折磨。开菊花会之前，全校要为此忙多少天！到处都摆上一盆盆盛开的菊花，集中之处是校园和临近操场的一角。校园中心是一座菊山，最高处摆着最名贵的绿菊。操场中还搭了戏台，请来戏班子唱大戏。赏菊又看戏，风雅而闹热。还有摸彩，这只有高价的入场券才有资格一摸，头等彩即属最名贵的绿菊。
　　入场券分几等，三角、五角到一元，一元属“名誉券”（当年做一套制服连手工不过二元钱），由学生“自由认销”。各班教员用种种办法来鼓励学生认销，如销满多少钱额，就赠一盆或几盆菊花。一种最普通的动员是：谁菊花券销得多，谁就是爱护学校。“爱校”，在孩子们心中是多么神圣的观念，谁不愿得到“爱校”的美名呢，谁不想多销一些菊花券呢。于是直到菊花会举行的前一天，各班都要逐日宣布成绩；不仅同学之间，班级之间也展开竞赛。这种竞赛自然是那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名列前茅；他们之间，到最后一天还在竞争，特别是“名誉券”销的多寡。那些销得多的同学，这时就特别神气，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最爱校的，教员对他们也特表亲近。销得少的同学，觉得脸上不光彩，不免自惭自卑。
　　由于父亲死得早，家境困难，我进这所贵族学校念书是很勉强的。每逢开学缴费时，最为紧张。三个孩子上学，母亲到处奔波，东挪西凑，好不容易过这一关。菊花会来临时，我当然也很想多销几张券，也想争那么一点神气，尤其想搬一盆菊花回家；但又怕为此事难为母亲。“名誉券”是销不起的，家里只能买两张“普通券”。母亲每天所愁的是房租和柴米油盐，乃至第二天的小菜钱；不可能照顾我那点虚荣心。迫于我的央求，母亲也带我到几家富有的亲友同乡家去，人家碍于面子，不得不应酬销几张，但也有碰钉子的时候。这些人家是母亲常去通方便的地方，她不再愿意为这样的事情去受人的嘴脸。
　　菊花会的前一天，班上照例最后宣布“销券”成绩。我总是排在末尾一列。在热闹的菊花会当天，眼看着那些富家子弟由穿着阔气的父母带领着，有的还由教员陪同，在校内游逛。虽然那天母亲也去了，我心里还是高兴不起来的。甚至连大戏也不想去看。我心里惦着的是那一盆盆菊花；要是我也能搬一盆、两盆回去该多好呵！散会时，就是同学们纷纷搬菊花回去的时候。
　　在小学时，我的功课在班上最好（还连跳过两班）；周会演节目，我也常常上台。这些都能满足儿童的好胜心。只有这个菊花会，一点办法也没有。记得小学五年中，我只带过一盆菊花回家，这是一种最普通的品种，叫“天红地黄”。菊花的风雅名字多得不可胜数，至今我只记得这个“天红地黄”的名称。

两个苹果

　　孩子都是喜欢吃零食。卖零食的小贩也最会引诱孩子。旧时卖零食的有摊、担两种。学校的大门口及其附近，多摆有各种糖食、瓜果摊子。放学时，卖刮凉粉、“河南”粉、熟猪血、油炸豆腐以及小糖果的担子都来了，一字长蛇排在校门边，各自拉长声喊叫。
　　禁止吃零食，这是母亲对我们从小严格管制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夏天。原因是讲卫生，怕我们生病。“病了怎么得了？”按母亲的话说：“看医生、买药花钱不说，做娘的担惊受怕不起。”当然，还由于经济困难：维持衣食住和一年缴两次学费，已焦头烂额，哪里还有零花钱给孩子。然而有时卖结蚕豆的来了，被哼哼不过，母亲也应付我一个铜板。这种蚕豆是炒熟了的，硬得很，所以名曰“结蚕豆”。那种小担子是专卖结蚕豆的；附带有糖米花球，这种东西虽然好吃得多，但招惹苍蝇，是不准买的。结蚕豆的好处极多：便宜，一个铜板一小竹筒；有嚼头，一竹筒可以吃半天；吃不厌，也从不因吃了闹壯子。所以结蚕豆是我们小时惟一的好朋友。
　　每天散学时，那一阵叫卖声的引诱，也习惯了，头也不偏，快步走回家去。但夏天却麻烦，满街的李子、槟子、桃子，还有枇杷、梨子，还有切开的西瓜，对它们简直不敢久望，除开馋涎之外，还有那鲜艳的五颜六色的迷人：它们都长在什么样的树上，是大树还是小树？西瓜是长在什么地上？学校每年春秋有两次郊游，长沙的风景区水陆洲、岳麓山等处，只见过桔子树。家里多住在巷子里的平房或楼房内，长年连草都看不到，不要说树木了。对于这些水果，母亲却视为毒物，根本不让我们沾边，说吃了定会闹肚子。夏天的日子又长，眼巴巴望着满街的瓜果，一个也尝不到。
　　有一次郊游，我照例带几个法饼，还有两个铜板零花。当时同玩在一起的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当过几个月的省长），家里很阔，他带着面包、罐头果酱，还有苹果。这都是很稀罕的“洋东西”。野餐时，我很不好意思吃了他送的涂有果酱的面包。苹果是什么味道呢？桔子是熟悉的，夏天的瓜果虽然禁吃，味道还是尝过的。可是，苹果太少见了。我喜欢图画，对苹果还有写生的感情。图画教室的柜子内，放有几个酒精浸泡过的苹果，红得发黑的死颜色，比不上这种新鲜的苹果：颜色那么复杂，洋红夹橙红，另一边是深绿间草绿，还带有些藤黄，总之，这种颜色的名称说不准确，必须经过调色盘调过才成，才能叫苹果红、苹果绿。哪里能买到这种苹果呢？
　　终于有一天，同母亲上街时，在一个大南货铺里发现挂有香蕉的那个角落，还挂有用透明薄纸包着、印有黑字的“花旗桔柑”和“花旗苹果”。说明这是美国货。心里想着，这一定贵得很。从此，想有一个苹果的欲望就越来越厉害，弄得做梦也从一大堆苹果上滚下来了。
　　这种欲望当然不敢向母亲提出来。有一天，母亲拿钱出去买东西，忘记锁柜子。我突然起了个偷钱的念头，去买一个苹果。等母亲走了，我就去打开柜子，从装铜元的箩盘子，抓了一把放在口袋内。这个晚上做功课时，我很不安稳，总怕母亲或姐姐注意我的口袋。睡觉脱衣服时，口袋里的铜元掉了几个在地板上，有一个还滚得好远。我是同母亲睡一张床的。母亲便奇怪地问我，哪里来的铜板？马上发现我口袋里还有好多铜元。我人也呆了，什么话也不敢讲，惟一想到的是，不知要挨一顿怎样的痛打。母亲以严于教子著称，常向亲友说“母代父职”，认为孩子不守规矩时，常常施以体罚。母亲见我这种从未有过的恐慌神色，反而非常和蔼地对我讲：“铜板是哪里来的？好崽，告诉姆妈，姆妈不打你。”我又半晌没作声。母亲帮我脱好衣服，盖好被子，坐在床沿，抚摸着我的头，跟我讲诚实的重要：“决不能撒半个泡（谎）。错了就错了，不再犯就好。”我才被母亲这种希有的温柔缓过气来，将情况如实讲了。将郊游前后经过，南货铺的“花旗苹果”，等等想法，都讲了出来。母亲就再也没有说什么，直摸着我的头说：“好崽，以后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告诉姆妈，姆妈替你买。”
　　第二天放学回来时，看见桌上摆着那种薄纸包着的“花旗苹果”。我心里很难过，悔恨，害羞，却又兴奋。母亲进房来了，见我没有将包苹果的纸打开，就连忙打开给我看，高兴地问我：“同学吃的是不是这一样的？”我应了声“是的”，便问母亲：“这要多少钱一个？”母亲用别的话岔开了，没有回答。后来才听她说起：这种东西太贵了，两个比一斤肉的价钱还贵得多。除开过年过节外，我们家里平时从来不论斤买肉的，一个星期吃一次肉，也只买四两（十六两一斤）
　　这两个苹果，一个，我们三姊弟分吃了；一个，我留着写生，好久以后，才又分吃掉。

　一张照片

　　我们小时候，只有过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上照相馆照相很花钱，这类事提不到日程上来。那次是我的十周岁生日，母亲带我们姊弟三人去照相馆。按理，这是件多么愉快的事。可是照片上留下的形象，三个孩子好像刚同谁生过气，姐姐的嘴都是翘着的。这是什么原故呢？说来话长，得从我们的挨打说起。
　　提起挨打，心都是紧的。从小学到中学，特别是小学时，我们三个孩子常挨母亲的打。我自己的关于挨打的回忆，最早是还没有上学之前的认方块字。那时商务印书馆出有一种方块字，一盒1000张，字的背面印有图画。为了认清“觀”、“歡”、“勸”、“勤”这几个字，真不知挨了多少个“果壳”和耳光。这几个字的背面没有图画。字形又容易混淆，我真恨死这几个字了。母亲是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的，很懂得教育的重要。父亲去世时，我还不满五岁，认识了这1000个字，才进小学。母亲打耳光出手极快，一听见我又认错了，就飞手一下，我还不及准备就挨上了。“敲果壳”是老家土话，勾起食指和中指，对前额或头部任一处，用力一敲，其疼痛是另一种味道。按现在的说法，当时我还是学龄前儿童，要认熟1000个字，负担实在很重。每天认字两次，一看见母亲将方盒子搬出来，心就打战。
　　进学校之后，挨打的机会就更多了。衣服弄脏了，没按时回家，同邻居孩子吵了嘴，打碎了东西，挨骂时回了嘴，等等，都可以挨几下。因此，在学校犯了事，如跟同学打了架，弄坏了人家的什么东西，回来一般是不敢讲的。有时瞒不住，那一顿打就会挨得特别重。当年有一种“拐子手”，专门拐骗小孩去贩卖。晚上，特别是夏天的晚上，街上常传来边敲锣、边拉着长声的叫唤，谁家丢了孩子，几岁，多高，穿的什么衣服，有仁人君子送回或者报信，谢光洋多少……这种凄凉的叫唤声，和震人心弦的锣声，增加人们生活中的不安和恐怖。学校离家有好几条街，散学之后，如果回来稍稍晚了一点，母亲就会顿时恐慌起来。她常常对我们说，她是“提着胆子活着”；“你们回来晚了，心都跳到口里了”。因为没有按时回家，挨的打最多。孩子们散了学，谁个不贪玩呢，我的玩友又多，玩的名堂也多，除开打球之外，还喜欢跳房子、踢毽子，乃至打群架。春天还喜欢养蚕，那就要到处寻找桑叶。有一次，同几个同学到城外，爬大桑树，不仅回家晚了，还弄脏了衣服。这一回又挨打，又在父亲像片前罚跪。
　　挨耳光，敲栗壳，那是家常便饭，正式请客是要动用刑具的：鸡毛掸子（使用竹鞭这一头）或藤拍子（一种用藤做的拍打衣被尘土的用具）；还有术语，名曰“笋子炒肉”。“身上又发痒了吧，又要吃笋子炒肉吧。”一听到这种警报，我们就吓得不敢吱声。用起这种刑具时，一边教训，一边逼问：“下回还敢不敢？还犯不犯？”一定要等到满意的回答，才放下手来。如果还敢顶一句嘴，那就火上加油，打得更凶。大姐脾气最犟，她挨的打最重，她总是窖口不开，有时还顶一两句。
　　由于经济困难，又常挨打，家庭生活中的快乐是不多的。有时候，难得的欢乐会突然变得扫兴。这就要说到这张照片了。为了上照相馆，女孩子当然要忙着梳妆打扮，穿上最喜欢的衣服，梳成最称心的发式。不知是衣服还是发式或是两者都不合母亲的心意，硬叫她们改装换样。二姐乖巧一些，照着换了；大姐不肯换，于是出门前，挨了几下。弄得我也没趣极了。
　　像吃饭睡觉一样，挨打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肉体上还是能习惯的，最难堪的是怕邻居们知道。我们家从来只租得起前后房两间房子，楼上楼下，前前后后，总有很多家邻居。我们挨打时，一般是不吭声也不哭出声的，咬着牙受住，就是怕别人听见。可是母亲是以善于教育子女自豪的人，并且确实以此闻名于亲友之间；“打人”，自然属于“家教”之一种。每逢动用刑具时，就惟恐别人不知道又在施行这种“家法”了。偶尔也碰到还不大明瞭母亲习性的人，走过来劝解几句，这就糟了，必定打得更凶，打得更得意，定要孩子当着外人认了错，才罢手。比挨打更不堪的，是前面提到过的罚跪。在母亲看来，也许在孩子犯的过错太重，需要施以更严厉的“反省”法。有时一跪一二十分钟，膝盖疼是小事，被别人看见，真恨不得钻到地下去。
　　以体罚教训子女，“棍子出孝子”，“不打不成铁”，这是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礼法家规。父母打自己的儿女，不仅理所当然，甚至因此获得好评：你看，人家是怎样教育子女的。母亲常对我们讲，“身兼父职”，应有“严父之威”。然而，我们从所有的亲友和邻居中，没有发现过这样一个“严父”，更不要说是“兼职”的。我们常常暗自羡慕别家的孩子。不过，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也没有因此生长过对母亲的怨恨，有怨恨也只是在挨打的那一阵子。因为在家庭生活中，比挨打更严重的问题是经济上的困难：母亲长年累月、日日夜夜为一家的生活，尤其是一年的两大难关——缴学费的大笔款子，以及过年过节等装饰门面的应酬，而费尽心机，四处奔走，忍受各种委屈和苦楚。虽然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分析母亲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但似乎也能体会她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这是同我们的生活交融在一起的。有时，母亲打了我们哪一个之后，又抱着孩子哭起来，我们心里的那点怨恨，就被这种特殊形式的抚爱驱散了。
　　这张照片在文革中被毁了，但四个人的模样至今留在心中。

杨妈

　　幼年家庭生活困难的时候，真正关心我们家人的是杨妈。
　　父亲在世的时候，杨妈就来了。那时她大概还不到三十岁，刚从乡下出来，到城里这样的“大户人家”做女工。父亲虽然赋闲，但还勉强保持了旧日的排场，有厨工和轿班等。杨妈的一只眼睛有点瞟，常被人们取笑和不解的，是她的憨态和“神经病”。第一次引为笑谈的，是父亲来了客人，她端茶去后，也坐下来陪客人谈讲。那个时候的规矩，一个女工怎么可以同“老爷”，更不必说老爷的客人，随便谈话呢？好在父亲是新派人，一点也没有怪她。她一个人呆坐时，常常自言自语说个不停。有次收拾房间，母亲发现她对着镜子指手谢脚讲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最后骂出声了：“七伢俐，你个鬼崽子！”后来逐渐弄清楚，她是从婆家怄了气，才出来做工的。“七伢俐”是她的一个小叔子。
　　杨妈是洞庭湖边的湘阴人。娘家非常穷，从小就被卖给一个富农家做童养媳。烧茶、做饭、喂鸡、打柴，整天不歇，还是常挨公婆的打骂。丈夫嫌她长像不好，动不动就拳打脚踢。十来年她没有上桌吃过饭。蒸饭上层是米，下层是红薯、芋头；除开过年过节，她总是吃下层的，还经常吃不饱。她没有穿过棉袄，三九天就将几件烂单衣、破夹袄全都穿上。她生就一副犟脾气，不管怎么挨打，还是要回嘴，心里不服，嘴也不服。终于发生这样一件事，使她从婆家逃了出来。那次家中来了位要紧的亲戚，为了装面子，婆婆让她也上桌吃饭。于是她满满盛了一碗饭吃将起来。婆婆张罗着“吃鱼，吃鱼”，她也不客气伸筷子夹了个鱼头。这下大祸临头了。等客人一走，婆婆和丈夫骂她“死不要脸的东西”，用竹篾片打她。她还是回嘴：“鱼头是让我吃才吃的。”她的小叔子“七伢俐”也走过来，打了她两个大耳光，还骂她，叫她滚：“不要吃我屋里的饭。”婆婆咬牙切齿地诅咒：“养狗也不养你。”她没有生育过，心中没一丝牵挂，从此就暗暗下定决心，一个人跑到后山对天赌咒：“冻死、饿死在外头，永生永世再不跨进你们家的门坎；同你们生不见面，死不烧香！”她打听到省城里有公馆人家雇女工，每月有工钱。涧庭湖常闹水灾，穷苦人家到省城里做女工的很多，城里有湘阴人开的荐头行。终于，在一个深更半夜，她偷偷从婆家跑了出来，除开自已仅有的破烂衣服全穿上外，婆家的一针一线她都没拿。
　　到我们家以后，她很快就胖了起来。她特别爱惜东西，不管剩下什么饭菜，都舍不得倒掉，说倒了“作孽”，连鱼骨头也要烧焦吃了。为此，常常同厨房师傅吵嘴。母亲知道她的身世后，特别同情她，给她一些衣服穿；别人嫌弃她，母亲总是护着她。日子久了，她也就不大一个人独言自语了。她第一回穿上自己挣的钱做的青大布衣裤时，兴奋得不得了，摆弄来摆弄去，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大小合适么？”还特意走到父亲房中，“老爷，你看我这身衣裤合身么？大小，长短，你看看。”父亲正在看报，惊了一下，忙笑着说：“合适，合适。”
　　杨妈来的第二年，父亲就突然因病去世了。我们三姊弟都很小，完全不懂得这件事对一家将发生怎样的影响；有的婶婶还“看险”：“这下你们塌了天吧。”只有杨妈最同情“太太”，知道“太太”的伤心和痛苦，常常陪着母亲淌眼泪；她也最恨“看险”的人，想方设法安慰母亲，护着“太太”。
　　家中只剩下我们母子四人单独居住时，杨妈还帮过两三年，直到我家实在雇不起女工了，她才到别的人家去了。但只要有空，她就来看“太太”，看我们一家人。
　　多年的省吃俭用，杨妈渐渐积蓄了几百元钱，在我们姊弟三个人进中学念书时，她也就成了我家的“债主”，她常常主动问母亲缺不缺钱用，母亲也常向她通方便：几块、几十块、直到成百元借，她要的利息也比放给别人的少一点，她是母亲最放心的“债主”：不愁难于启口，不怕看脸色，不担心碰钉子。母亲也是她最放心的债户：不怕借多久，决不会拖欠不还。她自己真是一个铜板也舍不得乱花的，衣服也总是置旧的穿，冬天仍习惯于将夹的、棉的都穿上，偶尔做了件新衣服，总要穿着到我家来，让“太太”看看。她没有忘记“七伢俐”一家，我们都理解她的心情：自食其力所得到的胜利和安慰。
　　后来她得了妇女病，不能再帮人了。到我们家来时，脸色苍白，手足无力。母亲帮助她将借出去的钱都收了回来，陪她看郎中、买药。她仍舍不得为治病多花钱。母亲赞成她回到乡下去。两年之后，她又回到省城来了，气色好多了，我们都很高兴。刚一落座，她就滔滔不绝讲她办了的“终身大事”，说“再也没得什么挂牵的了”。原来她回到娘家一个远房亲戚的村中，找了间破屋单独住下来。左邻右舍帮她做些事，病总不见好。她惟一担心的事是：死后没人替她做道场，烧钱纸。于是，她自已买好一副棺材，写了灵牌，请来和尚做“活人道场”，念了七天经，烧了几十刀钱纸。她严肃而认真地对我们说：“钱纸要烧得多，免得死了，在阴间没得钱用。”没有人给她做孝子、捧灵牌、哭送丧，她就自己捧着灵牌，自己哭送了自己。我们也不忍心怪她不该迷信，花这些冤枉钱，还不如把病治好、多吃些补的；我们没有扫她的兴，只是听她认真地讲。道场做完了，心也宽了，就好安心等死了。她还是一个人住着，用一个泥炉子煮点饭吃。不料，慢慢身子骨又好起来了。她笑着说：“阎王菩萨硬是不请我的客。”可是，棺材和道场花了积蓄的一大半，她想，这样坐吃山空下去怎么办？看看能走路了，她就将棺材锁在那间破屋里，托邻舍看管，就又到省城里来了。
　　她还是想再帮人做工，但找了几处，人家见她身体不好，都没留她。以后，她就在一条大街的巷子口摆个小摊子，卖香烟、糖果之类、赚的钱，除糊口外，还有点剩余。她就住在巷口的小骑楼上，用一张梯子上上下下。过年过节还是到我们家来吃顿饭，有了什么特殊事情，也还是找“太太”商量。我们如果路过这个巷口，被她看见了时，也还要拉住问长问短，向我们手里硬塞一大把花生米，强送还给她时，一定还要生气。
　　中学毕业，我到外地升学后，似乎就没有再见到过杨妈了。母亲还谈起过她的，说身体到底不行了，但又不愿回到乡下去。抗战爆发，长沙大火之后，我们就再也不知道杨妈的消息了。

　　本文选自《往事长短录》，李锐／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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