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我所经历的一些声音

┃Personal History

我所经历的一些声音

© 吴祚来／文

吴祚来

　　喇叭与哨声

　　1976年1月的一个早晨，我从宿舍外面洗脸回来，听见广播里播出一个令我心头一惊的消息，周总理逝世了。学校好像没有收音机，我们获取外面最及时的信息都是依靠有线广播，当时我刚初中二年级。记忆里上学路上正好是早晨的新闻与报纸摘要时间，镇里的大广播让方圆十里的路人、村民都被覆盖在它的声音之下。这种声音字正腔圆，让人感到一种威严，一种正确无误，并让你感到真理就在广播之中。有人怀念这个不容怀疑的时代、这种单纯如一张白纸的日子，我们在早上不是根据太阳来判断时间，而是根据广播。这种宣言一样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不仅成为时间的标志，也弥漫在自然空间与我们的心灵空间。
　　我们的村庄里没有喇叭，生产队长用吹哨子来通知社员开会与上收工。我们中学生一年两次假，一次是寒假过年，那意味着过好日子；一次是暑假“双抢”（夏天抢收抢种），一次心灵与肉体的双重磨难。漫长的四十天的暑假没有一天是休息日，每天都在哨声的催促中去田间劳作。现在的人们无法理解那时的劳动强度：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工作日，一直要到快立秋或已立秋时才能将“双抢”做完。我是公社小社员，只有上初中的孩子才有可能成为小社员，为家里挣工分。平时我们初中生一天二分工，双抢时有所提高，可能是三分工，每分工约合人民币六七分钱（一个工等于十分工，约合六七角钱）。男人们平日一天一个工（十分工），妇女一天为七分工。双抢时在早饭前有一个“自由发挥”的时间，这段时间不是按时计酬，而是按量。早上四五点或五六点的时候突然间队长的哨声大作，社员们从梦乡里一骨碌爬起。我们一早上有时能拔五六百棵秧，回到家中吃早饭时腰已经直不起来。尽管这一过程充满刺激与竞技，但对于年少的我，那早起刺破梦境的哨声可以说是对心灵的莫大摧残，十一二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需要保证睡眠营养的时期，沉睡的时候被哨声惊起，在启明星正亮在东方的时候就下田疯狂干活，而且几乎是整个夏天。哨声具体指挥着我们的劳作，而喇叭声却引导我们的精神生活。那是一个喇叭与哨声主宰着的时代。
　　1976年9月10日，上午的时候通知下午三点统一在教室里收听广播，全体师生神情异常，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广播准时响起，只听见哀乐一遍遍地播放，然后就是国家顶级权力机关通告全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逝世。我当时大脑里一片空白，不落的太阳怎么会落下去呢？未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精神天空中的太阳被广播湮没了，一片茫然。满头白发的教导主任将全校师生召集到学校小院里，向大家诉说他的悲伤，盛赞领袖的伟大。他老泪纵横地说：从此我们没有了心中的红太阳了。当我的眼睛开始湿润的时候，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同学突然回过头来对我窃然一笑，大概是同学们对这位主任都非常不喜欢，看见他如此悲伤反倒觉得有趣，他的窃笑瞬间化解了我心中的悲哀，我的眼泪因此没有流出来。
　　上大学后一位皖南的胡姓同学告诉我，当时他们村子里成人都在田间劳动，只有一位老地主在家收听到了这则广播，他疯也似的奔向田间，向村民们狂喊：你们的主席死了！你们的主席死了！村民们不相信，将老地主打了一顿，直到傍晚才知道老地主说的是真的。这个故事让我心中发悚生寒。谁都清楚，这个故事背后有着什么意味，有着什么样的悲剧。而我们村子里的一位与主席同龄的老人，我们称她为“瞎奶奶”，当她从广播里听说主席逝世的消息时整日流泪，对家人喃喃：为什么自已不死，为什么主席死了！她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主席的长寿万岁。文革的教育最大的成绩是为全国人民塑造了一尊神像，将人神化，“万岁”化。
　　1976年10月24日深夜十二点钟之后，我躺在学校宿舍大通铺上已经熟睡，一阵尖厉的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还是白发教导主任在为重大政治事件奔忙：他听说粉碎“四人帮”了（其实无论是粉碎谁他都一样兴奋，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带头把学校小院子贴满了大字报）。他连夜布置我们住校生赶制二百多面小三角红旗，说是第二天全校参加公社的游行示威，他要让每个学生都手执一面小红旗，高呼口号，显得有声势。他不知深更半夜里从哪里弄来了红纸、浆糊、小竹棍，发动我们住校生连夜加工制作。我对这位主任真是烦透了，他来我们宿舍布置任务时我蒙头大睡。他离开时说了一句让我心惊的话：这个学生思想不好！如果不是第二年全省高中升学统一考试，他这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打回家里永远放牛。
　　第二天全校学生融进公社统一的大游行队伍之中，敲锣打鼓、喊口号、放鞭炮，各种标语与横幅忽如一夜春风来，随处可见，所有的人都如沐春风喜气洋洋。如果华主席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一句中国人民从此高兴起来了！可能也会万世流传。当时我们讨论的一个政治问题是：可不可以喊华主席万岁？为什么不可以？老师回答是以上面颁布的口号标语为准。我们年少的心里在想，可能得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喊他万岁。因为大家都喊习惯了，没有一个万岁让我们喊，我们有些失落，有些别扭，就像烟民抽烟习惯了一样，口边必须挂一样东西，既是生理需要也是精神需要。
　　夜半哨声和第二天无所不在的喇叭广播声，悄然转换了一个时代！无论是年少的我，还是年长的老师、成人，都被哨声、喇叭声所牵引着，跟在后面茫然地、盲目地高兴、快乐。喇叭后面是一根线，我们的脑子里只有一根筋，这根筋被喇叭与哨声控制着。
　　哨声总是在你的耳边响起，它是让人们统一行动统一步伐，它要求所有的人行动一致，步调一致，哨声往往是急促的。而喇叭的声音则是从头顶上向下飘来，灌输下来，它用声音来笼罩你，无处不在的声音、正义真诚宏亮毋庸置疑的声音覆盖着你的头顶清洗着你的心灵。不需要对话，也不用反馈，只需要你听着，永远地听话就可以了。
　　当田地被分到各家各户后，最先消失的是那让人心惊心烦的哨声，喇叭的消隐则是另一种传播介质的出现：收音机、收录机及后来的电视机。当然，包产到户后，喇叭的统一指令的功能没有了，它只有习惯性的发布新闻的声音，人们又开始按自然的原则生活与生产。包产到户的农民惊奇地发现：以前要干四十天的活，分到各家十多天也就都干完了，这里面藏着什么样的数学法则，没有科学家去计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哨声的农业社会是祥和安宁的，没有喇叭强制的农民们生活会更加愜意和富足。
　　1980年夏天，公社广播里破例播出一条消息，改变了我与许多同学的命运：我们高考成绩过线了，我们即将成为大学生！这条消息是别人告诉我的，那时，我家里已经没有广播喇叭。

　　收录机与电视机时代

　　喇叭在我们的头上或空中，我们无法与之对话，我们对他无可选择，只有聆听的资格。而80年代兴起的收录机、电视机却与我们的视听器官处在平等的地位，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外面世界来的声音与我们平等，并可能由我们来选择听什么，不听什么。他们唱什么说什么我们无法控制，但我们可以选择听些什么或干脆什么都不听。
　　80年代的空气中不再弥漫着威严的、下判决书似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声音，高校校园里也有高音喇叭，但里面播放的多是音乐，特别是让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还有日本歌曲“妈妈又在寄来寒衣御严冬”——高处飘来的声音中开始出现温情与关爱。当然，收录机里更多的是港台流行歌曲，邓丽君小姐风靡天下，“何日君再来”、“甜蜜蜜，想你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歌声带着甜美的春风，把无数沉睡的心灵吹开了花，以前充满斗争与歌颂领袖的歌曲突然不见了踪影，中国一代人或几代人一起接受情与爱的精神洗礼。收录机把文化主权放在青少年自己的手中，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听的声音，而且不是一次听，可以录制下来，不断地听，传播着交换着听，边唱边听，歌唱生活歌唱爱情歌唱希望歌唱年轻的生命的声音占据着人们心灵空间，这个年代的声音是昂扬的，中国人通过声音找回了自己的梦想与希望，描绘着自己光明的未来。
　　收录机也是财富与时尚的象征。我们经常看见一些男青年手提高级的进口收录机与女友一同走在大街上，或者骑着自行车身后坐着女友，女友手里抱着收录机。而在一些年轻人的周末聚会上，也会有台收录机，会唱歌的唱歌，会跳舞的跳舞——声音被安置在人们的身边，被人们自己控制，为人们自己的生活而歌唱。声音不是权威与号召了，不再是统一所有人的思想意志的工具了，“声音”被人们拎在手上，抱在怀中，放在身边，随时随地使用。
　　1985年初，我有了第一台（唯一的一台，后来再也没有买过）收录机，主要是为了学外语考研。其实对于未婚青年，她充当的不是老师，而是情感伴侣的角色，每天晚上七点半准时收听江苏台的音乐节目，而录音磁带则多是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与贝多芬的交响乐。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城乡结合部一所中学做历史教员兼班主任，天之骄子光环消失，面临的是让我不满的现实，毕业分配是如此多的不公平，而毕业后的收入较之周边的国企简直是对知识的一种嘲讽。偌大的一所中学没有自己的澡堂，我们要通过关系才能购买邻近厂家的澡票，路程约三四里地。一些调皮的学生有时会将严厉一些的老师衣服藏起来或干脆丢了，我与一位班主任夜里洗澡回校时还遭到过一群学生的攻击，因为其中一位学生在他班上没有毕业。真让人觉得斯文扫地！一位同事看我经常看书到深夜，以此来鼓励他的孩子好好读书考大学，他的孩子回应道：吴老师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看谁没读完中学就做生意，摩托车都有！他的父亲无言以对。我当时的工资是五十多元，扣除必购的国库券款，只剩下四十多元，购买一些书，为出嫁的妹妹花一百多元买件缝纫机（蝴蝶牌，找同学走后门才购得）作陪嫁礼，年底回家时已是两手空空。我清楚地记得我带给了母亲很少的钱，母亲不要，我当时就哭了，我说没想到我大学毕业了还这样没用，钱这样的少。我从没有在母亲面前哭泣，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样的委屈，这是一次破例，我当时真的很伤心。母亲宽慰我说，你们都长大了，家里已不需要钱了。母亲一辈子，从来没向我要过钱，她永远说不缺钱，直到她生命的终点。
　　大学毕业后那几年苦闷的日子，是收录机陪我度过，考研奔未来是精神追求，而收录机带来的则是情感的宣泄与抚慰。
　　我终于离开了这座让我充满困扰与无奈的市民之城。1988年我进了北京，在一家国家研究院的研究生部读研。
　　电视机像生活之神一样在80年代被请进了大部分中国人家中。电视机摆放的位置在旧社会是敬放祖先牌位的地方，而“文革”时代是摆放主席石膏像的地方，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家庭里最重要的位置都被电视所占据，80年代的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电视拜物教”的时代。文化、娱乐、休闲、信息新闻乃至购物与学习都与电视相关，现在还增加了短信互动，兼具了一些交流功能。电视的新闻代替了过去的大喇叭广播，一样具有统一新闻导向、统一意识观念的功能，而电视文化看起来让大众精神生活丰富化了多样化了。其实它也是单一化、时尚化、低俗化的罪魁祸首，各地各民族都要在收看统一制作的电视节目，并根据电视来购物来化妆穿衣，使有文化特色的地区、民族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价值。文化的一体化对文化生态与文化多样性是一种巨大伤害。
　　中国的电视二十年来对宣传科学民主的精神、对发掘地方文化遗产、对民族原创精神的倡导都是极其欠缺的。在没有电视的时候，民间文化有更多的参与性、动态性、群体交流性、地方特色性，而电视却让公众变成静态的旁观者，成为电视的附庸，中国公众正在日益成为电视依赖症患者。当然，随着手机与网络的发展，看电视的人群日益中老年化，年轻人主要是使用网络与手机作为交流、表达、休闲娱乐、游戏的工具。电视正在用低俗的内容、低劣的节目逐渐失去新生代受众，而健康的生活理念也在倡导让公众远离电视，以避免生活的枯燥化、思维的单面化。
　　请神容易送神却难。我们通过电视消遣，却被电视控制了身体、情感与思维，电视真的像神一样主导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电视配上放像机与后来的DVD播放机，就是升级版的收录机，只是多了色彩形象而已，这种娱乐却派生出一种商业化的场所：卡拉OK厅或KTV包厢，个性化的表演与娱乐与情色消费被有机地维系在一起，成为一道新的文化景观，每个人都可以歌唱，看起来是一种文化自觉与平等，但一进入商业运作，它就发生了畸变，成为一部分人的病态文化享受。这种歌唱有一种心理上的释放与情感的表达，但当它被用同一种歌曲及其庸俗的背景画面诠释歌曲意境时，当它被一些人任意更改歌词与唱腔时，就像歌厅里的良家女孩子被变相玷污一样，艺术也被玷污了。

　　手机与网络时代

　　我是1995年初购买手机的，花了近万元钱，在这之前我使用的是寻呼机。由于手机的广泛普及，人们甚至已忘却十年之前无处不在的寻呼机声音，在会场在工地在教室在音乐厅，你都能听到各种悦耳和刺耳的寻呼机声，这是一种召唤，你不知对方是谁也不知对方要找你干什么，或者知道对方找自已什么原由，你都要迅速找一部固定电话机给对方回复，对方有可能是在一部街头电话亭焦急等待着呢。也可能你找了半天的固定电话，复过去的时候发现那人呼你是呼错了。有了“汉显”寻呼机，这种误呼少了，但仍然有一种信息的模糊与不对称存在，这也是与那个时代相对应的，那是一个寻找自己定位的时代，通过寻呼机寻找自己各种可能的时代，是下海还是留在岸上，是做批发还是做零售？是考研还是直接找份工作？这些都像寻呼机的声音一样让你有些迷惑。
　　手机是90年代初开始取代寻呼机的，一开始叫“大哥大”，港台电视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用它来指挥自己的团队。大陆开始使用时也是小砖头一样的厚重，价值不菲，对许多人来说，与其说它是为了让自己通讯快捷，不如说它是身份的象征，同时也是财富的一种外显标志，佩在腰间正是战争年代指挥官佩戴手枪的地方。所以90年代初手握手机的人都有一种世界被我掌握的良好感觉。
　　声音的媒介与财富相关联，它被财富带来，同时也为了带来更多的财富。当我们在感受声音传播的自由与随时随地时，我们又发现，声音的传播本身有着昂贵的成本，我们在说话的同时却在被权力与垄断资本所剥削。金喇叭比铜喇叭原来具有更多的话语权，权力与资本控制着声音的传播。过去的喇叭时代声音只服务于一种权力，现在高高在上的威权削弱了，资本却强大地站出来发出自己霸权的声音。
　　新生代在威权的空隙里找到了一种自娱自乐的空间，他们用手指书写短信，将手机更多地变成了交流嬉戏的工具。手机在他们手上没有了成人的持重与金钱意义，他们用无线网络编造自己的文字游戏进而创造出一种“拇指文化”。这种拇指文化填补了他们青春的苦闷与空虚，他们坐在教室或站在候车亭，用手指化解一时的无聊。声音在这一代人的耳中有了色彩：“彩铃”、“彩信”，这个让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想都不敢想的词汇被一代新人创造并登峰造极地使用。另一极端是成人之间泛滥成灾的黄色“段子”，极简短的信息里蕴藏着无限丰富的有色情趣或民间智慧，它丰富了民间文化宝库，让所有拥有手机这一通讯工具的人都可以分享信息文化；它的低俗化与无限复制又把年节时的问候与祝福变得单调无趣。
　　喇叭在空中，而手机却别在腰间、听在耳边，甚至耳塞已经深入到耳朵之中，声音越来越具有个人性与私密性了。制造者看起来是在穷尽一切可能服务于年轻一代追逐时髦的需要，其实质却是在追逐商业利润，经济利益在疯狂地刺激文化的穷奢极侈，文化因此在时尚化、浮华化、技术化，高档物质带来的虚荣与文化消费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了。新生代在高扬自由个性的同时又在心甘情愿地被物质贪欲所奴役。
　　直到1999年，我才开始使用互联网。在互联网中生发出这样一些声音：网游的厮杀声、聊天的喃喃声、键盘声、点击声。……网络使声音的主权重回民间，它是原生态的民间草根的声音，有正义的有反正义的，有阳春白雪有下里巴人，有低俗有高雅，甚至还有淫秽与邪恶。它只是把生活本身的声音传输到网络之中而已，它的触目惊心或赏心悦目都一样源自生活本身。它只是通过网络而社会化，可能会造成一些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果没有网络，这些声音也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去传输。只有净化社会才能真正净化网络。网络使全世界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没有哪一个时代能让人的声音或人的形象如此亲近地融合在一起，做无限可能的交流与表达，网络博客与播客应运而生。
　　2006年初，通过网络传播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由一个叫胡戈的网友制作，它通过网络实现了一次声音与形象上的颠覆，它用电影《无极》与央视中国法制报道的影像，剪辑后重新配音，使它成为另一部“网络电影”，有自己独立的内容情节。我们曾被一种声音无情地覆盖，无可奈何地代表，当庶民用自已的技术方式让已经定格的“主流”形象来服务于自己编配的声音时，全民实现了一次集体狂欢，“声音”也可以被“我们”控制！无论结果如何，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馒头”依旧笑春风，“我”的声音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时代最有影响力、传播力、感召力的声音。我们正由被一些声音所掌握，变成掌握一些声音，以服务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理念或乐趣。人类的历史是寻找自己声音的历史，也是摆脱被外在的声音控制的历史，什么时候人类找到了属于自然又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时，人类就找到了自己的快乐与幸福。

　　本文选自《私人记忆》，张耀杰／编，青岛出版社，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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