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Personal History

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 贾植芳／文

贾植芳、任敏夫妇及女儿贾英

　　1958年的一天，我在第一看守所里，突然被叫去，公安人员递给我一封信，要我自己看。这信是贾芝写给上海市公安局领导的，大致内容如下：“关押你处的胡风分子贾植芳是我的弟弟，现在他的妻子任敏已被批准去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经组织上批准，贾植芳今后的生活接济由我负责，以利于他的学习。任敏离开上海时留下50元，现请转给贾植芳。”至此，我才正式获知任敏已经去了青海。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喜忧参半。自从1955年5月15日早上我匆匆上了杨西光的汽车后，再也没有得到过关于任敏的一点消息。她本来是个家庭妇女，与文学界一点关系也没有，平常所接触的，主要都是我的朋友和学生。按理说她与胡风没有任何联系，我再受审查，总不该牵连她吧。但在我被捕不久，发生了一件使我不安的事。我到了第三看守所，监狱里已经为我安排了黑色的囚衣，我当场就拒绝穿，以后也始终不肯穿这象征耻辱的衣服，但我入狱时衣服很少，只能要求监狱与我家里联系要衣服。一次，公安人员给我送来一包杂乱的衣服，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件任敏的睡衣。我心头一惊，知道情况不对，如果任敏在家里的话，不会把自己的睡衣放入。这以后，我一想到家里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在焦虑中常有深深的歉意。一年以后，任敏被公安局放回家，才开始给狱中的我送东西。第一次她托人带进来一包麦乳精，几个橘子。那时看守都比较和气，他还告诉我说，任敏就在门口，有什么事他可以传话。我就提出要任敏给我送上穿的汗衫等衣服。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忽然任敏又不来了。我心里正在犯愁，现在看到我哥的来信，知道任敏已经离开上海了，总算是去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说明没有被剥夺做人的权利。但是她为什么要到青海去呢？到青海什么地方，搞什么工作呢？想到这里，我心中又是茫然不安得很。
　　很久以后才知道，我被捕那天，公安局马上派了两男两女4人到我家里，先是要任敏交出胡风给我们的信件，接着是搜查，并在家里安插了监视人员。任敏当然意识到问题严重了。这种经验我们过去都有过。果然，不久有一个姓沈的同学来找我，那个同学是个公安部队的创作人员，通过上海作家协会介绍，派到复旦大学来跟我进修，经常来我家里聊天。那天刚一走进来就被盘查，他身上穿着公安制服，忙说明自己的身份，才被放回。可随后材料转到原单位，他被上海警备区关押了多半年，开除了党籍、军籍，戴上了“胡风分子”的帽子。1957年又因为“翻案”罪被定为“右派分子”。从此，他潜心研究佛教的因明学，后来当了哲学教授，并先后出版了两部专著。这大概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拉拢青年学生”的典型。另有一个姓王的学生，己经分配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他不知道我出事了，在单位听到了“反胡风”的风声，星期天就跑来告诉我。他做事有点冒失，一跑进门，也没注意旁边埋伏的公安人员，就对着任敏，指手画脚地说开了。任敏当时已无法说话，只能给他使眼色，他也全然不注意。结果话没讲完，被戴上了“给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的罪名，定性为“胡风影响分子”。1957年又加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坎坷了30年。最惨的大约是泥土社老板许史华。他是说好来取稿子的，一走进来就被扣住逮捕。许史华原来也写诗，1947年曾经参加过我和尚丁他们组织的“我们的俱乐部”的进步文化出版活动。他办泥土社，支持了我们一些朋友的写作。他被公安局抓住，一关就是11年。他的太太是个苏州姑娘，人长得很漂亮，手面也很大方，60年代初被迫改嫁给一个山东老革命。许史华1965年出狱后，被分在一个新华书店工作。他先去丈人家找老婆，却给那个山东人骂着赶出来，他老婆在一旁不敢吱声，丈母娘还把他女儿也藏起来不让见。许史华一人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绝望而在住所上吊自杀。许史华与胡风的朋友关系较密切，恐怕也是在劫难逃，但因来我家而被捕，在我们夫妇心头上总对他怀着一份内疚之情。就这样，任敏被公安人员当了一天“守株待兔”的诱饵以后，也关进了专政机关。
　　先是审讯过几次，大约觉得她身上确实没有什么文章可做，就白白地拘留了一年多，什么结论也没有就把她放了出来，被安排到上海卫生出版社工作。1958年，上海机关开始动员人们离开上海，去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在暗地里流传着当时负责上海工作的柯庆施的一个说法，就是要把上海变成“五无”城市，把有问题的人统统迁离上海。任敏看情况不妙，就主动报名，到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其实当时的形势明摆在那儿，我们的友人何满子、罗洛、杨友梅一个一个都被流放到了茫茫大西北。王戎的遭遇更惨，一天突然被专政机关叫去，在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直接送上开往大西北的火车，劳改去了。所以任敏作出这个选择，也算是“识相”，保住个体面离开上海的样子。
　　任敏主动离开上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迫害。她先被安排在民族杂居的化隆回族自治州的山区小学当教员。半年以后，当地公安局的人找到她，说是上海有材料检举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她开始不明白，要求看这个所谓材料，公安人员当场就给她看了，原来是1958年春节，我们的友人王戎怕她一人在家过节太孤单，把她叫去一起过年。王戎在1955年也接受过审查，曾被关押了一年多，两人在吃饭喝酒时难免发几句牢骚。结果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在一旁听到他们发牢骚的王戎妻子向组织写了检举信。王戎为此发配新疆劳改，任敏流放到青海后还过不了关，终于又一次被捕，关进了青藏高原的监狱里。直到1962年，监狱里实在没有东西可吃，有关方面才不得不把她给放了出来，让她自己去“分担”国家的困难。临走时监狱管理人员还给她留了一句话：“你可以先回去，以后要你回来时，你还得来。”这就是说，任敏依然是犯人，不过是个自食其力，不吃大锅饭的犯人。她一人出了监狱，其实有很多地方可去，但为了等待狱中的我，她选择了我的家乡，山西襄汾农村，主动与我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30年前，我从北平监狱出来亡命日本，给家里留下了一个亡命者的妻子，由父母照料到她病死。没想到30年后，我的政治官司老是打不完，又一个囚徒的妻子回到了故乡，与父母相依为命。不过这回是由她来照料老父老母了，直到把老人送了终。
　　关于任敏这许多年受的委屈和苦难，我关在监狱里一点也不知道，只是凭经验猜想她到青海会凶多吉少。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我不由想起40年代我与任敏在一起生活时的情景。当时，我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她与我结合不久，就发生了在黄河边上逃命的险事，我也曾觉得很对不起她，但是任敏那时说了一句话我终生也难忘。她说，她这人苦吃得起，就是气受不起。所以她跟我在一起，吃苦都不怕，只是不要受气就行。婚后几十年坑坑洼洼都走过来了，我们都遵守着诺言；可谁知道，她吃得起的“苦”会是这般的大。
　　任敏是晋中人，也出生在商人家庭，家里很富庶。抗战爆发后，她还在太原念中学，随学校转移到四川，在阆中读完高中，回到西安考入了西安商业专科学校会计系。就在念书期间，她读过《七月》等刊物。她有个同学，姓崔，是我们村的人。崔的父亲曾在山东经商，与6个国家做买卖，我们村里人都叫那老头子“六国买办”，我伯父就是在他引荐下到济南办洋务的。任敏那同学与我相熟，他看到任敏读《七月》，告诉她上面有个写文章的贾植芳，是山西老乡，就这样介绍我们认识。那时任敏还是个一脸稚气的小姑娘，我们从相熟到相知，不久就在一起生活了。因为我们两家都是经商的，在商务上也都互相了解，所以家庭对我们的婚事也没有干预。不过说到婚事，也是很惭愧的。那时知识分子反对旧式婚礼，由自己相互了解而发展起来的感情，完全是自己做主，毋须用旧法律旧仪式来加以认可。当时我们俩，一个是流浪汉，一个是女学生，就这样结合在一起了。时过境迁，到80年代末期，我们都是70朝外的老公婆了。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开会，我们夫妇被安排进招待所，服务员突然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说规定如此，他们服务员可负不起责任。弄得我啼笑皆非之余，突然想到，我们那时的结合，确实没有任何义务的束缚力。可是我们就这样跌跌碰碰地共命运了整整四十多年的苦难历程。
　　与任敏相识之前，大约1941、1942年之际，我流落于西安古城，靠做一些小买卖为生。我这人虽然出身于世代经商的家庭，但生性不会做买卖，在西安就有我伯父的铺子，可我连去住也不习惯，宁愿住到山西会馆里去。那儿常住着一些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军人，都是百无聊赖。偶尔合伙做几次买卖，大多不是赔钱就是被骗，所以有时弄得连饭也吃不饱。自从与任敏结合后，现实生活问题就严峻地摆在我的面前，我必须寻一个较稳定的职业才能负担起独立的小家庭生活。1943年秋，我在西安街头看到一张广告，说有个工兵部队需招考一名日文翻译。我因在军队里混过，对那一套也熟悉，就想去试试，结果当场就被录用了，到国民党独立工兵第三团任职。那团长叫许开章，是日本士官学校工兵科出身，他在部队上自编了一些技术教材，训练士兵，所用的材料，大多取自日本陆军训练总监部编的操典。我的工作就是帮他翻译那些日文材料，如《工兵烟幕使用法》、《工兵教练法》之类，译出后，许团长就校对一下，用他的名义印刷出来，作为部队的技术教材。团部设在陕西省朝邑县，这是一个很荒凉的小城市，就靠着黄河，整天面对着排山倒海般呼啸的黄河之水。任敏那时还在西安读书，但三天两头跑来找我，我们就在黄河边上借了一间民房，没多久她干脆不去上课了，跑到黄河边上来与我住在一起。可是这平静的日子过得不长，很快就面临了新的危险。因为我虽然入了伍，毕竟不是军人，对军队里的腐败作风和等级制度感到厌恶。在黄河边上，我来往的都是些光棍的下级军官，无形中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在朝邑县驻着一个警备部队，头目是四川人，他与我们工兵团的一个营长有来往，就怀疑我是共产党派来搞情报的。因为我是招考录用的，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证明我的来历，又加上任敏作为一个女学生，在这种场合来来去去很引人注目。他们的怀疑很快被认可。那时国民党对部队有过命令，凡是在陕甘宁边缘地区发现共党分子和“左倾”分子，可以就地处决。一天，有个与我关系不错的王司书（任职上士文书），跑来告诉我，说三营罗营长与警备区的王队长正商量要把我抓起来活埋。我深知国民党军队的野蛮，一旦真的落到他们手里，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于是与任敏商量当夜逃跑。那一夜天特别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不敢走大路，就翻山逃命，一路都是荒山巨石。我走在前面，慢慢地往前摸，爬过一块大石，就轻轻喊任敏，她沿着声音走过来，遇到特别险要的地方，我就回头拉她一把，把她拉上来，就这样整整逃了一夜，才脱了危险。
　　当我们到山顶时，已经拂晓了，我们携着手，伫立在山头，晨雾尚未消失，真是四顾落落。我当时剃了个光头，任敏扎了两根短短的小辫，额前的刘海不时被风吹起，她忽然狠狠地说：“我们这么苦，还不如到延安吃小米。”我默然，她还是一个单纯热情的青年学生，而我已经经历过许多政治风浪，头脑比较清醒冷静。当时轰动后方的“王实味事件”对我震动很大，当地的报刊宣布他的罪名，说他是“托派”和“国民党特务”。我早年就读过他的小说和译作，如美国奥尼尔的《天外》、英国哈代的《还乡记》、高尔斯华绥的《福克赛一家》等，说他是“托派”，我还相信，说他是“国民党特务”，我绝不敢相信。那里并不是个理想的福地……
　　我们家乡早是沦陷区，我把父母安顿在陕西韩城，家里还有一头骡子，常常派长工用骡子到陕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贩盐。那时期我哥贾芝在延安日子也艰苦，贩盐赚下来的钱，还要补贴他。我看这样下去日子愈来愈难，就与父母商量，决定去济南找伯父帮助。临行前我先回到家乡一次，我姑母见我回来大吃一惊，忙告诉我，日本人获知我是抗日分子，把我姑父捉去毒打，我家的房子也早烧光。我看老家还剩下一些粮食，就在家乡卖了，又花80元钱买了两张假良民证，我化名贾有福，任敏化名朱明，打扮成一对农民夫妻模样，双双离开了辗转多年的西北，奔东而去。但是险事还是没完。在榆次转车的时候，几乎又出了乱子。我们在榆次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车站准备上到北平的火车。走到街上，看到卖《朝日新闻》等日文版报刊。我因在乡下待了好些日子，仿佛与世隔绝似的，一看有卖报的，随手就买了一份《朝日新闻》，还有一份《朝日周刊》，在车站候车时候看了起来。一会儿上车了，乘客排着队受日本宪兵的检查，我不在意地将报纸往怀里一揣，却马上被日本宪兵发现了。他看我身穿白土布对襟褂子，光头，一副农民打扮，却藏着日文报纸，就警惕起来，把我拉出来盘问。他拿着我的良民证，厉声说：“你的八路的干活？”我碰到这种场面多了，平静地说：“不是八路的干活，是良民的干活。”他又问：“你的良民的干活，看日本报的？”我心里也紧张，因为我的良民证是假的，万一被查出可不得了。我连忙向他解释，说我战前在青岛一家日本老板开的铺子里当伙计，所以懂点日文，打仗以后，老板回国了，铺子关了门，我只好回到了乡下。现在乡下日子难过，我想到青岛去找我以前干过活的铺子的老板。解释了半天，那日本兵才犹犹豫豫地放我进站。上了火车以后，他还跟了上去，站在我座位的前几排，皮靴踩在座位上，用阴冷的目光观察我、审视我，我若无其事地不在意。车开了，他下车了，但还站在站台上，脸上显出迟疑的神气。任敏倒是早已过关，见我被扣，急得心惊肉跳。不过总算是过了这一生死关。到了北平后，我们连忙转车到济南。后来，伯父出钱给我们办了一张良民证，仍用“贾有福”的名字，但身份改成他的公司的职员。
　　紧接着是我在徐州被日伪警察局特高科逮捕关押。任敏一人在外为我送饭做菜，饱受惊吓。再下去我又在上海被捕，任敏也一起被捉进牢里，关了半个多月，与她同监房的有《文萃》杂志的两个娘姨，有纺织女工、小学教师，各色人都有，都是“政治犯”。小学教师被用刑，任敏等难友在监房里做了许多护理工作，她在这艰难的生活环境中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记得1946年我们俩初到上海，住在胡风家里。任敏那时还是个很幼稚的女青年，梅志教她如何照料家务，给了她许多的帮助。胡风也很喜欢任敏，常说她是个“小孩子”。冯雪峰经常走动的时候，也常逗任敏开玩笑。但胡风脾气不好，经常发脾气，任敏看他有些怕。一回，不知怎的说起胡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凶，胡风对任敏意味深长地说：“你以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容易？”胡风说这话并无心，任敏却记住了，常常向我说这句话。但在那个时候，无论胡风还是任敏，大约都不过是以为知识分子生活清苦，又不安分，在世界上总是不如意的事情居多，所以做妻子的格外辛劳，但他们都不会有这个思想准备，即做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未来的社会里还有更大的不测与风险去承受。任敏为了我的社会关系的牵连，被无故流放青海，随后又在那个少数民族杂居的监牢里受尽折磨，但在出狱要她重新选择生活去向时，她毅然不悔地选择了我的家乡。她曾对乡人说：“我就是要等待看出个结果。”她始终相信：我，还有我的那些朋友们，终究是清白的。
　　“结果”终于出来了，1966年4月，我被上海法院正式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判刑。旋即被押回复旦大学监督劳动。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任敏去信。许多年后，年逾花甲的任敏自己动手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她是这么写到她接到我的信时的情景：“1966年5月间，我接到了分离11年、日思夜想的植芳的来信。这封信来得太突然，使我非常激动，急忙拆开信，流着眼泪看完。信里说，他已出狱，又回到了原单位参加劳动，身体、生活一切都好，并望我努力学习、保重身体……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想到他在狱里度过漫长的十多年，能健康地生活下来，真不容易！他的身体健康，就是我的希望。在这11年里，我为他受苦、受难、受累是值得的，艰难、困苦、劳累都没有白受。”这就是任敏当时的真实心情。她马上给我回了信，告诉我，她在1963年就回到我的家乡，襄汾县古城公社候村大队11小队参加劳动，在田间劳动是愉快的，生活是安定的，身体是壮实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些话里，有不少是那个时代的套话，话不这样说不行，否则万一被人拆开检查，就会惹出新的麻烦，也有些话是她故意安慰我的。但就是这样的家信，也果真惹出了不少麻烦。因为我的信送到监督我劳动的印刷厂，先得由革委会人员拆开审查后才能发给我。一次，任敏信上说，有一个邻居看她孤苦，要将他们的一个男孩送给我们当儿子，她征求我的同意。为此，印刷厂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开了批斗会，说我要为反革命衣钵找接班人，永远与人民为敌。1986年我与贾芝返乡，重新回到隔了四十多年的侯村，乡里只有几个年近古稀的老头还依稀记得小时候有个顽皮的“跟”（我的小名叫“跟来”）；但村里父老乡亲都记得任敏，他们陪我去看了她当年的“宿舍”，其实就是一个破败的马厩，连窗户也没有。这些年受的苦难，任敏很少对我说，甚至连她被关进青藏高原的监狱一事，我也是在1980年平反以后才知道的。任敏第一次回上海探亲是1967年，她没告诉我这些遭遇，只说了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后来我问她，为何不早告诉我你在青海被判过刑的事，她很平静地说，当时你处境不好，心情更不好，我怕告诉你了，你会对共产党彻底失去信心。这就是任敏的脾气。她为了不让我陷入绝望的境地，就掩盖了一些真正让我绝望的事情。我们当时之所以能坚持下去，还是因为我们自信是没有罪的，我们相信终有一天胡风冤案会大白于天下，即或我们看不到这一天，子孙也会为我们昭雪的，因为历史无情而又有情。

　　本文选自《狱里狱外》，贾植芳／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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