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暨南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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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三页

© 曹聚仁／文

一九三〇年的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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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三年，我先后在暨南大学教了九年书，其间多可喜亦可悲，该说的也真太多了。那年，一位暨大旧同学汪竹一从台湾到香港来，同学会聚餐了一次，汪君席上说到了“暨南精神”；我听了老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他是在暨大毕业的，但他在暨南所读的书，一定不会有多少。到了二年级，就以学生会代表的地位参加了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治活动；其后，他总是在南京的日子为多，大学的功课只能算是遥领了。当时的校长郑洪年，也颇看中这样从事政治活动的学生，所以要在大学取得毕业文凭是不成问题的。若干方面，他和潘公展、张道藩一流人物最相似，典型的国民党小官僚，却最缺乏“暨南精神”。所以，他讲了一半天“暨南精神”，用的都是外交辞令，好似说了一大篇道理，实在一点也没有说的。我在这儿说汪君的近事，一点也不带讽刺他的意味；其实他只是从官场中混出来的好手法，却不是“暨南精神”。
　　中国的官僚，从来不肯明明白白说“是”或“非”、“黑”或“白”的，有的是模棱两可，所谓“今天天气哈哈哈”，便是孔子所说的“乡愿”。“暨南精神”恰正相反，他们天真、热情，不计利害得失，一股劲往前冲。黑是黑，白是白，他们会当面和你争论，争得面红耳赤，又不会记在心上；过后依然和你十分亲热的。这种精神，在郑洪年校长时期已经慢慢地消失，到了何炳松校长时期，暨南大学已经和上海一般大学差不多，并没有特殊的风格，而华侨青年，也不一定进暨南了，有一时期，复旦大学的侨生就比暨南多一点。暨南学生也不一定对海外殖民生活发生兴趣的。直到李寿雍校长时期，侨生的比例，更低得出乎意外的了。一九四九年春天，我重到暨大教学，上我的课的那三十多个学生中，侨生不过三个人呢！
　　谈暨南掌故的人，大都不知道“暨南”的来由的；暨南校史上说，“暨南”乃是端方所倡议的，也是不合事实的。（国人心目中以为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一样，都是华侨所创办的，也是说错了的。“暨南”乃是为华侨子弟设立的大学，而不是华侨所设立的大学。）倡议的人乃是清末一位出使到过荷兰的外交家钱恂（钱玄同的长兄，南京暨南学堂礼堂中曾挂着他的照片，我曾在郑校长办公室中见过）。他在阿姆斯特丹碰到了印尼的侨生，才知道海外青年侨生十分向往祖国的。那时，端方要算是满洲贵族中最开明的一位，听了钱氏的建议，就决计创办这个带有殖民政策味道的暨南学堂了。
　　说来，暨南大学应该分作南京时期、真如时期和建阳、上海时期这么三个不同的阶段。南京时期的暨南学生，我只碰到过李光前先生；那时期的学生生活，只能从传说中得之。我只知道暨南的南京校址，便是后来的陆军大学校园，后来的郑洪年校长，便是第一任的暨南监督，他的一生和暨南的关系也最深。真如的洪年图书馆，就是他捐资建造起来。那时侨生，不独免学膳宿费，每月还有零用钱可领取的。
　　今日的暨大学生，大多是真如时期的学生；我自己便是真如时期的教师。真如时期，也可分为姜琦时期、郑洪年时期、何炳松时期三个阶段。暨南从南京移到了真如，那是赵正平氏所建议的。（赵氏便是真如人，他是江苏省教育会的要角之一；他把暨南移近上海，便替中华职教派建立一个暨南新村，圈购了一片地皮，都是他们那一群朋友所有的。）但他只做了一年校长，就由姜琦（伯韩）师来继任了。依暨南的成例，除了侨生是不许投考该校的（事实上，半是闽广籍的学生，其他一半才是海外归来的侨生）；其间，只有极少的例外，即是宝山县可以保送三名，因为真如乃是宝山县属。还有岑春煊家，可以保送三名学生，因为
　　岑氏曾捐过一片地皮；其他，只有教职员子弟可以依例入学了。因此，闽粤侨生（闽粤青年）总占了百分九十五以上的大多数；每逢假日，真如车站上，一眼看去，都是戴着形形色色的帽子，近于“小黑炭”型的小伙子。（小黑炭陈镇和短小精悍，足球名将之一。）在上海近郊，来了这么一批小伙子，在那时，也可说是一种奇景。
　　到了郑洪年重任暨大校长（那是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的事），暨南扩充为完全大学，也附设了中学部，这才开始招收国内青年学生，侨生的比例，便逐渐减低到四与六之比。不过，郑氏比较注重侨务，校中设立了华侨研究室，出版了刊物和丛书（刘土木先生主其事）。对侨生的吸收，他是注意的。到了郑氏去职，经过了沈鹏飞那一年的混沌时期，由何炳松氏继任校长，那正是国民党法西斯化的高潮中，他战战兢兢在CC.系的控制之下，对侨生十分不放心，大量招考国内青年学生，侨生比例低至十分之二的低率。抗战时期暨大便和一般性的大学完全相同。到了胜利复员，移至上海闸北开学，侨生比例，一直那么低。一般学生，更不知道“暨南”所担负华侨教育的特殊任务了。
　　在暨南的校史上，我所知道的校长，只有姜琦师是一本正经办学的教育家；他的作风最民主，一切决定，都由校务会议来主持，他自己只是一个学校的代表人。校内的一切，又由各院、科主任来执行，他只是一个“虚君”。他以前那位校长赵正平，我当时并不相识，后来深知其为人，他乃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却不是教育家。郑洪年原是老官僚，他是交通系的人，做过铁道部长、财政部长，也不是适于办学的，但他把暨南大学当作自己老年期的名山事业来做；他又好大喜功，所以做得很认真，开拓了大规模。何炳松虽说是一位学者，也做了许多年校长，但做暨大校长就平庸得很，既没有郑洪年那样的富有魄力，又不肯如姜琦那样垂拱而治，所以一切都很糟。李寿雍也是政治兴趣很浓，他主校政时，又是政治环境最复杂的时期，也一切没弄好。因此，真正有点暨南精神的日子，系是姜、郑二位校长时期。也正是侨生最多，富有青春力朝气蓬勃的时期。说起来，我也几和张天放师一样，成为“暨大”的元老呢！
　　我在暨南任教的第二学期，其势非搬到真如去住家不可了。真如离开上海只有十多里路，那时并没有公路可通，而沪宁车老是脱班，在车站上呆等三五小时也是常事；要天天走教，真是不方便的。有时也走路回沪西，或跟同事合乘羊角车，就得挨上一小时才行。那时，我每星期要上五天课，只好以真如为家，跟着暨南走了。那时的真如，可说是十足的农村生活，环绕暨南四周围的村落，都是平房，和我自己家乡的农村差不多；因为海风大，绝少有楼房。散散落落，有几处园子，连带有几座楼房，那都是上海大户人物的郊外别墅，假日消闲之地，并不出租的。后来，我和张天放师，总算找到了一所靠近杨家桥的楼房一同住下；当我们厌倦于上海尘杂生活的时候，这是很好的新环境。但，我们都是久居城市的人，突然回到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的生活中去，也是十分不惯的。（暨南自己设小型电厂，不向校外供电的。）本来宅旁有私家井水，秋冬天干，井也涸了，那就糟得很。有时还得向暨南去讨水吃。那时，所谓暨南新村还只是一片旷野，真如车站附近，偶尔也有一两处卖点心的，却没有什么店铺；日常生活所需，都得上真如镇去买；从车站到市镇，也有三里多路，风雨晨昏，实在不便当；真如农民的生活，可说相当富裕，他们虽说住在茅屋平房中，家境着实过得去。农家妇女都下田耕种，种花种菜，供城市之用，收入当然好得很。因此，要在乡间找一个帮工的女佣，实在难得很；而要从上海市中找一个隐士式的女工，那就更不容易了。我还记得王兄替我从上海南市带了一位女工来乡间，当她在北站上车时，还以为被人拐带了去呢！而那女工的亲友们一直弄不清楚，“暨南”大学为什么不在上海而在上海的乡间呢？他们一直不懂得“暨南”二字是怎么讲的。我曾经对他们讲了好几回，可是，又是《尚书》，又是《尧典》，又是“朔南暨”，太不容易搅了。这都是那位开明的满洲贵族，又是考古学家的两江总督端方的玩意儿；我有时，真想打他几十下手心呢！（“暨南”，即《尧典》的“朔南暨”之意。）然而我们非住下去不可，因为我们已经属于“暨南”的了。
　　住在洋楼里，欣赏农村景物，当然是高雅的；隔篱桃花盛开，一阵风过，送来了菜花香，岂不是羲皇上人？这样的诗意生活，我是领会得的。可是，四边的乡村农民，就把我们看作是另外圈子中人，不会和我们亲密相处的。他们把暨南学生都看作是从海外回来的王子，他们从传说中知道华侨都是麦克麦克，王子们谁都“腰缠十万贯，骑鹤来上海”的。我们这些太子太傅，当然更是油水有着大把钱的。因此，他们的鸡也特别值钱，鸡蛋也比上海的贵得多；我们的生活费用，让他们替我们抬高来了。我是从农村来，也懂得种菜灌园的方法，养鸡养猪，并不外行，我曾养了一只羊，到处散放，养得很肥。（我本来是牧羊儿，事事都懂得的。）乡人们就开始掉我们的枪花了。他们故意叫一个小孩割断那只羊的绳子，让它逃开去；再找一个小孩子来通知我，说是那只羊不见了。直到我出了点钱，那孩子才把我的羊送回来。这样地反复勒索，直到我让校警去找回那只羊，这出喜剧，才算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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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来，住在洋楼里的太子和太子太傅，一直和乡人合不上来了。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变成他们的肥羊了。那些年头，风吹草动的乱子也真多；一闹乱子，我们就可以体会得他们那种趁火打劫的情怀，有时使人哭笑不得。那五年之中，我曾几次搬回上海去住过，终因自己是属于暨南的，依旧非搬回真如不可。只有一回，那年是郑洪年先生初任暨大校长，我是从杭州搬回真如，无枝可栖，就住在姓杨的农家中，弃洋楼而住在同样的茅屋，和他们一同过活，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这才打开彼此的隔膜，相处得很好。他们，才知道暨南学生并非王子，而我们也并非太子太傅；他们自己的生活经济，的确比我们好得多。在那样的空气中，我们才可以守望相助，彼此合作。有什么紧要的事，他们也会帮我们一手的。老实说，大城市近郊的农民生活，才是理想的农村生活；我宁愿放弃我的太子太傅地位去做他家的女婿，帮他们灌园种菜的。他们的女儿，都是在田园中耕作，着实健康美呢！——真如来了那么多的王子，毕竟不曾有人在真如做农家的驸马，可见两个世界之间，是不容易打开篱笆的！
　　此刻，我在这儿谈暨南，不免以我自己为中心，用自已的看法来谈自己所知道的人。我不禁拦笔一笑，假使别人来写暨南的故事，又不知把我写成怎么一种人，也许根本不会提到我这样一个人，也未可知。好在，我只是闲谈，什么都不必太认真的；我姑且从一个极不相干的人物，南新书店的夏老板说起。南新书店，只是暨南大学大门左近的一家出售书籍文具的小铺子。书店的老板，姓夏，胖胖的一个十足老板腔的老板。他供应全校的教科用书、课外补助读物以及其他书刊，也带卖一点日常用品。店中也有三五个伙计，整天很忙似的。（这位夏老板，并不只办了这么一家依存于暨大的书店；在江湾，有复新书店，专做复旦大学的生意；在沪西中山路有夏新书店，专做大夏大学的生意，也可说是小型的托辣斯。）看起来，夏老板总是整天笑嘻嘻一脸和气的；但，我不禁想起了《儒林外史》那位汤六爷的话：他这脸是帘子做的，要卷上去就卷上去，要放下来就放下来。在我的眼前，他的脸是卷上去的，其实他的脸是放下来的多。那时，我时常在大门外等候东行火车，在他的店中看看书刊。他那对伙友们的神情，我是看见的。他一笑起来，双眼就没缝了。他一放下脸来，眼角是倒挂着的。我不曾读过相书，不知他这种脸谱属于哪一型的。他把校中的校长、院长、教授、教员、职员的等级分得很清的。他对我显得特别亲热，一则我是他的最大主顾，二则，我也总在教授以外还兼了带有实权的职务。我在他那儿挂的书账最多，几乎把我以往在商务印书馆赊欠的账都移过来了。学生的底细，他摸得很清楚，所以有的学生，也会获得他的青眼的。我曾经用《南新书店老板》作为特写的文题，同学们拍手称善，也有人写得很凸出的。从他的手法，我们可以懂得官僚主义是什么。后来，夏老板去世了，他们这一串依存于各大学的书业，也就衰落了。
　　郑洪年先生，这一位暨大校长，说穿来，也是十足的官僚。（郑先生最看重我，对我也最客气，但他之为典型的官僚，也不足为讳的。）我觉得南新书店夏老板和这位校长是最相配的一对。郑校长和姜校长有最不相同之点：即是姜氏做了三年校长，几乎什么都是率由旧章，没有什么变动过；郑校长则是三月一小变，半年一大动，绝不让你有好好的安排。我在他做校长那五年中，从秘书、初中主任、普通出版科副主任、科主任到教授，转来转去，不知变了多少回呢！我的一位老师张凤先生，他所周历的职位更多。张师在暨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说：“我在暨大，除了校长和校工，我都做过了。”这是实话。我研究郑氏的心理，他是要显出他的权力，所以把我们搬来搬去的。我在姜校长时期，也曾帮着他处理校务；例如：学生家长从南洋汇来一笔款子，由训育处收下了，转交了，当即写了一封复信，存了卷便是了。这是一二十分钟的事。一到了郑校长手中，由收发处签收，送呈秘书处，由秘书长检核收了，由秘书拟稿作复，经秘书长阅过，再交文书室誊写，再交收发处寄送。这么一来，一二十分钟中可以办了的事，就得经过五六番手续，通常得挨迟四五天才办好的。有了这样的曲折，校长办公室以及秘书处，就得有那么多的人手来办理了，他是从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位置上转过来的，好似非有这么大的排场不可了。郑校长有意要把暨大办好来是真的，但大学毕竟不是铁道部，要教授和学生像部属那样听话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一直为着暨南的事而头痛的了。郑校长也爱玩若“苦迭打”的手法耍来耍去，结果还是自搬石头压脚背，自己垮了台才了事。（姜校长主持暨南校务，他只能算是大媳妇，上面有黄任之、沈信卿那些婆婆管着的；商学院院长杨汝梅、高中普通科主任雷宾南，都是她的妯娌，大媳妇是不容易做的；到了郑校长，他就自已在做婆婆了。）
　　我这位秘书，很少去找这位校长的，凡事都由我们那时期的大媳妇叶纯泉兄去出头。（后来，樊右善、曾克端诸兄都做过大媳妇，他们都是郑校长的老部属，颇懂得郑老的脾气的。）反正校中有什么重要文件要写，郑一定会来找我的，他只能对我客气一点。我也颇懂得大人物的脾气，“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就是那么不即不离地相处。郑老的样儿，也颇像个老婆婆；大概史太君就是这么一种神情。他有时显得很威严，他说他连蒋介石也不怕。我想他一定怕蒋介石的。在郑氏的校长办公室，即莲韬馆，门前挂着“风雅一手提学子，江天小阁坐人豪”的联语（张天放师集句），桃树浦的江天，既小得那么可怜，我们这位人豪也就难得施展开去了。他是很想提倡风雅的，因此，若干诗酒之会，都有我的份儿。
　　有一回，我曾替郑校长写过一首《看云楼题句》，末两句云：“登楼且袖经纶手，看取青山送句来。”颇合上了他的心意。郑老，他自已会做诗、古文，字也写得颇不错。他的字，颇像叶誉虎先生，好坏我不敢说，因为我欣赏的能力不够水准。他是属于旧时代的士大夫，什么都懂得一点，自不必学有专长的。其实，暨大同事之中，动得笔的很多，即如潘伯鹰兄，书记翩翩，自是长才。他却喜欢我这样不新不旧不古不今饮冰室式文字；这也是维新时期人物的头脑。
　　郑校长把暨大扩充为完全的大学，便延揽了一大批负有时望的学人；这批学人，真是齐足而并驾，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其中就有许多怪人，上演了许多怪事。一位便是黄侃（季刚），他是章太炎师的大弟子，他是目空一切，谁都不在他的眼里的。（他在南京，有一天，碰到了戴季陶，季陶问他有什么著作，他说：“我正在编次《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经编进去了！”他用《漆黑文选》来对《昭明文选》，幽了季陶一默，季陶听了十分尴尬，不知所答。）暨大教务长黄建中，原是季刚的弟子，在暨大担任哲学教课。有一回，恰巧季刚下了课，在教室门口碰到了建中；建中当然向老师问候，老师转问他：“你教什么课？”建中说是“哲学”，季刚大声道：“我问你，你自己懂不懂？不要胡吹乱说。”建中为之愕然久之。这便是第一等怪人的言行。其实，暨大是用不着这样的学人的，因此，他在暨大只教了半年，一点影响也不曾留下来，同学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他长于音韵学，也精于《文心雕龙》研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那时的暨大，也可说是新旧兼容、百家争鸣的；所以陈钟凡、龙榆生和章铁民、汪静之，一同在那儿教课。龙榆生兄以治词著名，我十分外行，就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的精义。陈钟凡先生被胡博士看作是低能，也可说是很老实；他当时任文学院长，却为了《伯兮》诗的训解，和章铁民、汪静之吵了一大场。那时，章铁民在高中教国文，兼做出版课主任，主编《暨南周刊》。不独他们的“理”够充分，发表的机会也好些，《周刊》成为他们的园地，陈院长便吃瘪了。（《伯兮》本是思妇怀人诗是不待言的；陈院长一定要主《毛传》，当然有些可笑的。）陈氏乃以文学院院长向郑校长提出了要求，毕竟压倒了章、汪二兄，迫着他们解了职，离开了暨南，这就不够气度了。郑老要我继任出版课主任，继编《暨南周刊》，《伯兮》之争，不再在《周刊》继续下去。后来《伯兮》的论争，闹到《永安月刊》上去，那就没有陈氏答辩的余地了。
　　暨南同事之中，湖南朋友特别多；有一时期，谢秘书长特地从长沙请一位著名教育家夏开权到暨大来做中学部主任。夏兄确是教育家，也是一筹莫展。郑氏并不赏识他，也不信任他。一位姓陈的秘书长最得郑老的信任，但也做不出什么来。我说：郑校长毕竟是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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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说过，我所写的乃是真如时期的“暨南”。在我们的记忆中，“真如”真是不祥之地。自从赵正平校长把“暨南”从南京移到了真如，一直没过安定太平的日子。一九二四年，真如新校舍刚落成，还没装好电灯，恰碰上了齐（燮元）卢（永祥）之战。黄渡战后，卢军大败，齐燮元就把总司令部推进到真如，住在暨大新校舍，新舍便受了一回大劫难。那时，商学院设在沪西徐家汇，总算没受多大影响。到了一九二六年，暨南中学部侨生增至五百余人，也可说是全盛时期。真如地价也涨到每亩千元；通往上海的公路也修筑完成，有了校车可搭了。一九二六年冬天，国民革命军北伐，声势浩荡，江浙震动。那时，上海的青年学生，十分激进，暨大学生隐然代替上海大学在做社会革命运动的盟主。孙传芳突然下令上海各大学提早放假，即日停课。暨大侨生纷纷回南洋去。大部分学生，只好躲到租界去等待天明，后来还在租界借地开了课。本来孙传芳是要在暨大住兵的，还靠江苏省教育会的巨头们暗中奔走，幸免于难。北伐军打垮了孙传芳、张宗昌两军阀，一九二七年春天，革命军便到了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也随着倒下去了。暨大改由大学院管辖，又在真如开学，还扩充为完全大学，由郑洪年任校长。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到一九三一年之间，暨大学生增加到一千人以上。车站附近，也有了小小市场；最多的还是小饭馆，整天都是很热闹的。郑老还在校南建造了别墅，有着“营我菟裘以谋终老”之意。那时，真如的地价，又从每亩七八百元涨到每亩一千元以上了。暨大一些同事，也有在那儿买地皮造房子的。我的一位小同乡，以研究语文学著名的张世禄兄，他就买了一块地皮，造了许多间房子，每月房租的收入，和他的教授薪金差不多。眼见真如一天一天繁荣起来，我们的语文学家，也将变成真如人了。校北暨南新村，也先后建造了许多座小洋房，作为教职员住宅。我和曹礼吾兄住在东北角上那一座，每人两间房子，还有厨房和工人房，一共三小间，也算有这么一个小住宅了。我还记得南首是洪逵兄的住所，西边紧邻是谢家，他是秘书长。再向西，便是张天放师的白屋，他进屋时，还写了移家诗，印了一本小册子来纪念。西南角是王济仁兄的住宅，他是中学部主任，担任物理教课。我的印象中，他的房子最好。靠东一点则是顾仲彝的房子；他是戏剧家，那时教英文。一村之中，鸡鸣犬吠相闻，也算安居了那么几年。直到一九三一年“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我们的安乐窝又给战火打碎了。大难来时，各自飞了。
　　我在暨南新村住了一年多，又从校北移到校南新木桥头的杨姓别墅中去。那是一所二层的广式洋楼，房间很宽敞，客厅很大，院落更大，恰好是新木桥的西堍，小桥流水人家，得乡居之胜。院中种种现代化设备，比新村舒适得多。谁知一·二八战火一起，新木桥的房子立即遭了灾劫，我在上海十年，积聚起来的一点书籍、衣服，荡然无余了。本来抗日战争的谣传，从“九一八”以后，就时起时伏，到了第二年一月初旬，更是飞飞扬扬；但在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已经完全接受了日方所提出的几个条件，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也已封闭了，显然不作抵抗的打算了。那时，洪逵兄兼任吴市长的秘书，他的家正住在新木桥头的东边，该属于消息灵通方面，连他们都不搬家，我们更不必惊惶了。那位住在梁家花园的徐名鸿兄，他是十九路军的秘书长，他听到了全面屈服的消息，气得上床睡觉去了。我呢，虽说从在沪西同文书院方面读书的幼弟带来了警讯，仍是相信名鸿兄的话，什么都不做准备。（那夜，闸北十九军已准备全面移防，南京方面，派了两团宪兵来接替防务。）一月二十八日黎明，战事突然发生了；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就在梁家花园设立总指挥部。天明以后，我们就在门前桃树浦乘了船到沪西梵王渡，经静安寺进入租界。徐名鸿兄就把司令部移到我的寓中来，他一直就住在我的书房中。他叫卫士们要爱惜我书籍，他对他们说：“这都是曹先生的心血呢！”直到十九军向后退却，他们离开了我的寓所；徐兄到了苏州告诉我，除了有人借看几部小说，其余都完完整整摆在那儿的。接在十九路军之后，日军的一个联队，也在我的寓中做司令部。后来，我们才知道小桥流水正是军事上最好的据点；我呢，正碰到这么一个不幸的机会！当十九路军驻在那儿时，为避免敌侦察，用车辆去搬运是不能的；日军住在那儿，他们就把我的书乱七八糟堆到后面柴炭间中去。曾绕道去看了一回，勉强搬了些出来。后来《淞沪协定》成立了，日军也退去了，柴炭间那一房间的书，也都不见了，我相信那都是真如人拿了去的。那一年，为了逃避战祸，曾到家乡住了一些日子，我的孩子患了流行性的脑膜炎，死在家乡了，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惨痛。人生真如一梦，凡是我在真如得的，到了一九三一年，烟一般散失在真如了！
　　为了逃避战火，一九三一年春夏间，暨大就分别在广州和苏州复校——大学部设在广州，中学部设在苏州。当时，我是初中部主任，王济仁兄任高中主任，绕道松江转到苏州去，在那儿住了半年多。暨中借了苏州三元坊的工专开学，我和王兄住在阔街头的网狮园，便是后来张善子、张大千兄弟养虎之地。那场战火到了新阳江边，便停止了，我们也就在苏州过安闲的生活。
　　我们带到苏州去的暨南学生，大多是海外归来的侨生（闽粤学生有家可归的，大半都回去了），苏州这一城市，可以说是最富有东方气氛的城市；那些暗灰色的墙头，象征着闲静与迟暮之感。那儿的人，要打架的话，也是要先放下了棍子才动手的；因此，苏州的警察，也是那么文绉绉的，他们的胆子，比老鼠还小；倒把那儿的流氓变成了猫，吓得一点也不敢响，不敢动的。暨南学生在苏州人眼中，简直是鳄鱼，不独把那些警察吓昏了，连苏州的流氓也望风而遁，不敢出声了。其中一条大鳄鱼，乃是真不二价的大力士；他能手弯铁条，绕成种种花样，也能在他的肚皮上放上五块长石板，给铁锤打成了两截；也曾平卧在南京路上，让大卡车在他的身上碾过去，并没受什么伤害。要是他不听话的话，我们的骨头是经不起他来动手的。幸而闹事的乃是其他那些鳄鱼。郑校长总是要我们拜访张仲仁老人之门。这位做过北洋政府秘书长的大老，他对于鳄鱼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那年暑天，若干烦恼的结子，还靠陈希文同学来给解开来的。我在那时期，才十分体会到“暨南精神”是怎么一回事。大概，郑校长体谅我们实在太辛苦了，从那年秋天起，就让王兄和我都一心一意做教授去了。
　　“一·二八”的战祸，使我们体会到乡居之不易；一九三二年，我便移一家到上海去，住在法租界的金神父路花园坊。一面做暨大教授，同时也兼了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的教课。那一年起，我才开始写作，主编了以乌鸦为商标的《涛声》周刊和后来《芒种》半月刊。也开始替《申报·自由谈》、《申报周刊》和《立报·言林》长期作稿，看起来，我已成为左倾的作家了——我们反抗当时对文化采取高压态度的当局，我们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主张对日本作战，我后来也参加了奔走救亡运动的抗日救国会。在这儿，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件事呢？因为这是郑洪年被迫辞职以及我们这些教授被排出了暨南的主因。原来华侨青年的爱国情绪最高昂时，思想也最激进；上海的学生运动，自从上海大学被解散了，领导中心便移到真如来，那是事实。郑氏本人，自有他的政治手段，但他庇护了左倾教授和学生，这就成为被攻击的理由了。一九三二年，蒋介石重新回京主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光辉，使他向往不已，在中国也就有了蓝衣社的活动，他的部下，暗杀了杨杏佛、史量才，逮捕了丁玲、赵平复等左翼文人，那是政治气压最低的日子。CC.的决策，要控制全国的大学，我们都在黑名单之列；一九三三年春天，郑洪年辞去了校长职位，我们也就离开暨南了。

　　本文选自《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著，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5月。

我与我的世界 曹聚仁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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