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远：无色的水

┃Personal History

无色的水

© 杨静远／文

干校的五七战士

　　1969年9月底，我随出版社大批下放人员，迈上南下的火车，来到湖北省咸宁县，走上了长路漫漫的“五七”征程。脚一踏上这片南国土地，我的眼睛开始搜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水。
　　人们都说，知识分子下乡，要过三关：苦、累、脏。苦，是说吃的苦。对我来说，吃这一关好过——当然，不包括饿肚皮。打一小，严格的家教，养成了我不挑食、来者不拒的一副好胃口。不论粗粮、野菜，我吃起来都味甘如饴。累，是说劳动累，日子一久，也就适应了。惟独脏，我却怎么也适应不了。怕脏，是我的要害，也是我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的一个大障碍。
　　不知何时起，我养成了不大不小的洁癖。洗洗涮涮，擦擦抹抹，我终日乐此不疲。就连人们普遍厌烦的饭后洗碗，我也看成是小小一乐。洗，自然离不开水。于是水几乎成了我生活的第一需要。住在自来水一拧就来的大城市，用水当然算不上是过奢的享受。而水之所以是世间的无价宝，也就体会不深。及至多次下放农村劳动，才逐渐懂得了水的可贵。
　　从1958年到1973年的十五年间，我下过四省一市的农村，不下十余次，或长或短，累计约七年。其中三省一市是在少水的北方，一省是在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北。我从肩不能挑学会了挑水，体验了八十斤压在肩头、喘气上坡的不轻松。在水源奇缺的太行山村，我学着从三丈深的井里汲水，体察了辘轳绳绕上三层才提上水来的艰难，适应了小半盆水从脸洗到脚的卫生习惯，并且练就了入夜挑灯向小动物奋力开战的勇气和本领。北方农民世世代代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我却是要咬咬牙才能度过的苦日子。我以为，这“脏”关，我好歹也熬过来了。可万万没想到，我真正体会到缺水的恐慌和盼水的渴望，却是在河湖纵横的江南水乡。
　　临行前，一位有幸留在北京的同志，用半似羡慕半似怜悯的口气对我说：“听说那儿是鱼米之乡，这下好啦，吃鱼去吧！”她和我当然都清楚，要是能留在北京，谁也甘愿放弃那食有鱼的好去处的。不过，她的话还是给了我一点安慰，既有鱼，何愁没水？
　　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是个湖区，湖名向阳湖，但据说并没有一个大湖，只是古云梦泽湖网的一角。干校的任务是围湖造田。在干校二十几个连队中，有三个是工业连队，或者说是亦工亦农、以工为主的连队。十五、十六连烧砖，我们十三连烧石灰，供应整个干校基建所需。为了烧灰，我们连队定点在离校本部三十里的汀泗镇乡间，那儿是丘陵地带，盛产石灰岩。
　　汀泗镇位于粤汉铁路线上，是一个因北伐而在历史上闻名的小镇子。一条石板铺的正街，跨着相当宽深的汀泗河。河上并列着铁路桥和古老的石板桥。街旁参差排着老式的铺面房，还算热闹。镇子的周围是起伏的小山包，有的覆盖着葱绿的丛林，有的裸露着灰白的岩层。我们的采石场，选定在离镇上五里地的凤凰山。据说军宣队和连领导在选点时，看到这山藏石丰富，坡度平缓，便于开采，于是一板拍定，“就是它！”这一来，便注定了我们全连二百来口人今后几年饱尝缺水之苦。
　　采石场选定，宿舍基地也就定在凤凰山对面的一座无名小山上。
　　根据生产、生活一齐抓的原则，我们打一开始就边开山采石烧灰，边建房。在宿舍落成之前，暂住民房。
　　这儿的村落和北方的村庄大不一样。在北方，你走在一望无际的平坦田野上，远眺地平线上隆起的一段绿葱葱的树带镶边，那准是一座大村庄。街巷纵横，房舍栉比，聚居着一二百户，三、四个姓氏的四五百口人，十足一个小社会。然而在这里，却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仿佛被一只漫不经心的手，东一点、西一点地洒落在了地面上。全连一百多名五七战士，自然不可能集中一处，只得按排、班分散安插在好几个村落里。于是，每天的远途跋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一排的几位女战友，住在离工地约三里的张姓村庄。房东老张，一位老实巴交的瘦小中年农民，为了腾房给我们，自己睡到又黑又透风的房顶搁板上。当然，借住农民的房，干校是要付房租的。一年难得看到现钱的贫穷农民，很愿意忍受这种不便，来换取这点为数不多的额外收益。

　　暖瓶的故事

　　由于地点分散，我们每天不得不像蜘蛛织网似的，来回穿梭在方圆五平方里的地面上，五、六个点，四、五条线，构成了每一天固定不变的生活轨迹。
　　清晨，匆匆梳洗完毕，我们随身配备了一天劳动和生活的必需品——饭具袋、背壶、毛巾、手套、草帽、雨具、手电筒，叮叮当当挂满一身，十足一付小货郎担。其中至关紧要、绝不能忘掉的是那只保证我们饮用和卫生用水的宝瓶——一只带提梁的暖瓶。
　　踏着晨露未晞的田间小径，约七八分钟，来到男战友们居住的农舍。这是第一站。一班人挤坐在一圈靠墙的三四张床上，由班长带领着上“抓革命”的第一课——“天天读”。下来不久就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因此，“天天读”的内容自然要紧密配合，天天读着同样的一课——《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半小时后，班长老沈停止了他那低沉单调的朗读声，男女战士纷纷穿鞋下床，奔赴第二站——食堂。
　　食堂要容纳全连战士，所以地点设在一处较大的房舍——赤岗大队林场办事处。这是一所小院，坐落在一个栽满了一排排树的龟背形山丘上。各路人马集合在这里，七嘴八舌，倒也热气腾腾。早餐照例是稀饭、馒头就咸菜；碰上改善生活，还能吃上顿现炸的热油饼。
　　饭后，全连鱼贯而行，朝工地进发。这段路长约四里，要走二十五分钟光景。走到离工地约一里远的地方，要停下来打个尖，这算第三站。这个两、三户人家的不起眼的居民点（赤岗大队十一队），却有它的得天独厚之处，它拥有一口常年汲不干的水质优良的井。连队把开水锅炉安置在这里，委派一名专职的战士常驻，负责挑水、烧炉，每天为每名战士灌满一瓶开水。
　　上工前，各人将空暖水瓶放在这里，由勤恳细心的锅炉工战士老林逐一灌满，傍晚下工后路过，再提上这五磅重的配给开水，返回林场食堂。中午这顿饭，最初也在食堂吃。这样每天就得四个来回，走的路不下二十里。后来连领导为省大家往返之劳，派两名五十多岁的火头军挑着饭菜，送到工地。
　　晚上的时间本属自己，但“深挖”运动开展后，多半被用来“抓革命”。女战士又集中到男宿舍学文件、领会精神、讨论、表态、分析形势、揭发可疑的人和事、批判、声讨……直到该就寝的钟点。这才拖着酸痛的腰腿，半睁着发涩的眼，借着手电筒的点点黄光，高一脚低一脚回到女宿舍。只有到这时候，才轮到和那只宝瓶亲热一番。净重五磅的一瓶琼浆，连喝带洗，还得留一点夜里吞服安眠药，不能说很宽裕。必须精打细算，合理支配，充分运用运筹学。否则，不知不觉就瓶底朝天，像战争影片里常见的那样，任怎么使劲摇，也摇不出一滴水来了。
　　因此，这只暖瓶的价值可想而知。为了便于提携，五七战士一般都用带提梁的竹壳或空花铁壳暖瓶。那时，这种一两元一只的普及型暖瓶，市上长期脱销，这大概与数千万人上山下乡和下干校有关吧；而七八元一只的高级暖瓶，既昂贵，又娇贵，经不起摔打。因此，一天几趟提来提去，就需格外小心，如不慎摔碎，后果不堪设想。
　　湖北的秋天，气候一般晴朗宜人。经过一段锻炼的穿球鞋的脚，走在干爽的土路上，倒也步履矫健。加上小心在意，摔暖瓶的事并不多；然而一到冬天，雨季来临，新的考验也随之临头了。当地的土地，粘性极大，老乡有句话，说这土“天晴一把刀，天雨一团糕”。被雨水浸透的泥土，又粘又滑。粘，是使雨鞋底黏上厚厚的两团泥，越走越重。每走几步，就得用力一蹴，把泥团甩出去。这一蹴，有讲究，得用脚尖紧紧勾住雨鞋，要不，飞出去不仅是泥，还有鞋。更大的危险是滑。雨天出门，非练就杂技演员般脚下平衡的硬工夫，摔跤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学走路，是我们这些来自北方的城市干部的一门必修课。为防滑，开头我们在雨鞋外面再套一双草鞋，加上塑料雨衣、雨裤、解放帽上的斗笠，这身奇装异服真可以上得时装表演。连阴的天气，摔脏了衣裤固然伤脑筋，但比起摔碎宝瓶，就显得不足挂齿了。遇到非摔不可时，宁可皮肉吃苦，也要拼全力保住暖瓶。一次，我同屋的那位五十多岁、腿脚不大利落的“曹老太”，就演出过这样一出舍命保君子的英雄剧。在失去重心的一刹那，她似乎凭着本能，一下子把空暖瓶紧搂在怀里，一任臀部去重重地撞击泥浆地。当战友们扶起她来时，她成了个新腌的松花蛋。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仔细察看怀里的暖瓶。看到它安然无恙，她长吁一口气，宽慰地笑了。后来，大多数人学会了走路，在泥地里左右逢源，像溜冰运动员似的潇洒自如。
　　尽管倍加小心，碎瓶的惨剧还是时有所闻的。三天两头，隔长不短，在锅炉左近或战士们必经的路上，人们的眼光会突然落在一小堆亮晶晶闪着泪光的残骸上。行进的队伍中发出几声同情的嗟叹，握着空瓶提梁的手，不觉攥得更紧了。
　　我算幸运，没有碎过一只暖瓶。我的暖瓶是一只廉价竹壳瓶。它貌不惊人，但秉性温顺，任劳任怨，忠实地伴我过了三年多干校生涯。到后期，它有了一位同伴，一只红光满面的高价铁壳暖瓶。它骄傲得像公主，似乎不屑与身边这位憔悴的灰姑娘为伍。然而它在我心上的位置，从未超越那只操劳过度、像比萨斜塔般歪立着的老竹壳暖瓶。
　　好在，到岁末，我们终于告别了这颠沛的日子，因为我们自建的第一批宿舍竣工了。

　　“高级坯”

　　新建一个生活区，必须傍靠水源，这是不言自明之理。当初先遣队选点时，也并非全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在凤凰山脚下，分明静卧着一口塘，我们到来时，塘内碧水盈盈。后来才知道，这是个死水坑，多雨时有水，天旱就一干见底了。只因少走了群众路线，没向当地居民了解，便铸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起初，十三连的二排打石，一排基建。为了节约，也为了炼人，我们的房大部是用自制的土坯垒的墙。一排的第一项工作，是开山平地；第二项，就是脱坯。脱坯所需要的大量的水，就取自这塘。连领导为了加速建设，在我们上工途中一口大塘边，又开辟了一处脱坯场。等坯晾干了，该运往工地时，才发现田间小径无法行车，几百块土坯，只能靠人力搬了。于是，除了派人用筐挑，还责成我们一班女同志，路过时“顺便”捎上一两块。这一来，我们每天周游的旅程，又多了一个点，身上的披挂，也加了一件，而且是多大多笨重的一件啊！那坯，可是“顺便”捎得的吗？重约十斤没有干透的一块土坯，怎么拿也不顺手。挟在腋下，扛在肩上，越走越沉，直往下坠，弄得不好就碎成几块，还要脏衣服。我那怕脏的坏思想又抬头了。我想出了一个高招：用一小块塑料布，把土坯裹得方方正正、严严实实，装进网兜，轻轻松松背在背上。这举动，招来了战友们一阵哄笑。有人谑称我的土坯是可供出口的精装高级坯。说不定有人还会背地里骂我一脑子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怕苦怕脏，对走五七道路态度不端正。是啊，我的思想，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精神是太不合拍了。这精神在实行中往往升级，达到“一要吃苦，二要去死”的高度。不是吗？早在我们下来之前，就认真学习了一所中央干校的先进经验。下放到江西省的这所干校，为建校舍，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砖瓦。道路是畅通的，车运不成问题。但高瞻远瞩的干校领导着眼于炼人，决定不用车运，而用肩挑。这经验，受到上面高度评价，广为宣扬，成了全国干校取法的典范。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创举，只不过是1958年以来一贯遵循的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苦干加巧干”，实际强调的从来都是前者。在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尤其如此，似乎苦累就是目的本身。只有通过苦累，才能脱胎换骨，炼出一颗红心。至于劳动效益，则不在话下。这种指导思想，贯穿着干校的全部劳动生活。同是干一种活，受表扬的往往是那出死力干笨活的老黄牛，而对那喜欢动脑筋、以较小的力气达到同样效果或更佳效果的人，则投以怀疑的眼光，仿佛在他身上嗅出了偷懒取巧卖奸耍滑的味道。
　　第一批两排新宿舍落成了，红红的洋瓦，雪白的粉墙，一溜十间带廊子的平房，在这偏僻的乡间，可说气势不凡，蔚为壮观。1970年1月18日，我们一排男女同志首先乔迁进来。虽然还是一间屋塞五六张床，没有空地放箱子，但比起老乡那黑洞洞的土屋，条件是大大改善了；而且，上工、学习、开会、吃饭、上厕所，都集中在五分钟的距离以内，省去了每天来回奔波二十里的体力消耗，不仅午后可以躺下眯眯眼，而且上下午两次工间小憩，也可回宿舍坐上几分钟，喝口水；也不必担心早晨晾出的衣被遭雨淋而鞭长莫及。更值得庆幸的是，每天一暖瓶开水的定量，增加了一倍，上下午各供一次，应该心满意足了。
　　不过，满足之余，心中仍不免犯嘀咕，这塘水不定什么时候就干了，那时该怎么办？眼看塘水日浅，连部也有点着慌，请来打井师傅，抽人组成一支精干的打井队，在塘边的一块洼地掘下去。掘到七米深处，仍不见有地下水出来，井口却愈掘愈大，直径达五、六米，像只盆。井打不成，只好做个蓄水池，用砖石把池底砌起来。砌到一小半，一夜暴雨，池里蓄满了水，暂时解了水的危机。就这样，这口未完成的人工塘，成了今后数载全连的活命水源。
　　1970年春夏不缺雨，保证了整个秋天供水。为汲水方便，也为了安全，连里在池边装了一块宽宽的跳板，直伸进池中心。为保证卫生，还作出规定，不许在池里洗衣。雨季搅起的泥沙已经沉淀，池水变得澄清碧绿，圈在圆圆的塘沿里，像嵌在风凰脚下的一枚翡翠，十分可爱。想不到，一出惨剧竟发生在这里。

　　老朱的死

　　1970年10月11日，正好是一个星期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五七战士们逛的逛汀泗镇，睡的睡大觉，凤凰山沉浸在安憩的宁静中。傍晚，三排男宿舍里有人问起：“老朱呢？怎不见他？”“他去镇上了，许是没回吧？”“不对，他回了，我们还同过一段路。”“他喝酒来着，莫不是又像上次那样，醉倒在路边了？”“不，他确实回连了，大约一小时以前，有人见他挑起一付空桶，晃晃悠悠，往水塘方向去了。”这时，为食堂挑水的同志发现，塘边放着一只空桶，不见另一只桶，也不见扁担。情况不妙。一片疑云，一丝不安的悸动，在十三连上空飘荡。人群渐渐聚集在塘边，呆望着那平滑如镜面的池水。军宣队、连干部来了，当即决定，着人潜入水底搜索。头一个下去的是瘦小的广东人老林。他从跳板下到水里，在塘心摸了一阵，气尽上来。又一次下水，没摸到什么，却见水面浮起一些纸片，那是一张毛票和一封信。围观的人心情顿时紧张起来。第二个下去的是小熊。这位湘江边长大的壮实小伙子，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文革中的闯将，下来后作为深挖重点对象之被隔离审查了大半年，不久前才回到群众中来。他换了一个地点，从塘边下去，顺着塘壁摸。岸上的人提着心，屏着气，等待着某种结果，可又希望什么结果也没有。第一次空手上来。第二次……突然，小熊冒出水面，手里提着一根扁担，扁担的一头挂着一只水桶。岸上一片低低的惊呼，悬着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空气仿佛冻结了。小熊喝了口递上的白酒，再次钻进水里。他上来时，脸色煞白，大口地呕吐起来。“摸到了。”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最后一次出水时，不是他一个人。他手里紧紧揪住一件上衣的衣领，衣领上端，晃着一张青绿的脸，两眼睁得大大的，直愣愣地望着岸上的人，张开的嘴，龇着两排牙，像是在笑。我听见有人在连声尖叫，那是我自己，两只手不觉抓住身边一个人的胳臂，死死攥住，好像要淹死的是我。后来，那同志私下对我说，他的胳臂被我攥出了青紫的血印。又有人嘲笑我叫得那么吓人，莫不是看到死人吓坏了？不，他不懂。死人我倒不怕。我从小在珞珈山的荒坡乱草间奔跑玩耍，见惯了朽棺枯骨。可老朱，他不是死人，他是活人，是我相识二十年的同志啊！
　　从下水到捞上人，共用去四十五分钟。
　　接着是倾全力的抢救。他肚子瘪瘪的，压不出水。人工呼吸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学过医的老王，又用纱布隔着，嘴对嘴呼吸了好半晌。她吸出来的是血。没有希望了，他是呛死的。
　　事情的经过已很清楚。老朱带着酒意，挑上水桶到塘边去给宿舍的水缸挑水。他站在跳板上，用扁担勾住一只水桶，向塘里甩去。当他去拽那灌满了水的桶时，瘦弱的身子失去平衡，被水桶拽了下去。冰凉的水想必使他清醒过来。他在塘底摸索了片刻，摸到了塘边，试着往上爬。但那经过修整的陡峭光滑的塘壁，没有可供攀援的坑坎。他就这样憋死了。当小熊摸到他时，他正直着身子，脸朝里扒在塘壁上，十根手指深深地抠进塘壁，手心攥满了泥。
　　当晚，连里的狗嚎哭了一夜。据说，有人暴死，狗就会哭。个中道理我不明白，但事实确乎如此，过去我也曾经历过两次。一次是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初中时，不记得怎么死了一位女同学，周围的狗哭了半夜。第二次，是1964年在山西昔阳县搞四清，村里一家农民建窑，窑顶坍塌，活活压死了父子俩，一家仅有的壮劳力。那一夜，我整宵没合眼。同炕的十九岁的团支书把头低低俯在小炕桌上，就着油灯的昏光，不停地写着什么，断断续续发出唏嘘啜泣声。窑外，黑沉沉的夜里，远远近近，狗哭声不绝于耳，像狼群嘹月般碜人。
　　1953年我初到出版社，第一位顶头上司就是朱南铣同志。这位操江浙口音、戴近视镜的文弱书生，话不多，但总是咧着嘴笑，笑得那么天真，像个孩子，使人感到和善可亲。他有旧文人习气，不大过问政治，除孜孜埋头于编辑工作，只有一样业余爱好——研究《红楼梦》，是国内颇有名气的红学家之一。也像个旧文人，他不善于处理生活。有点名士派，爱喝上几盅，食量如鸟，但讲究个口味。文革前几年，妻子离他而去，带走了儿女和家中一应什物，连只脸盆也没给他留下。不过，财物对他是无所谓的，只要有可口的下酒菜，他就满足了。那年月，以他五级编辑一百八十元的月薪，独来独往，吃遍全城所有的名菜馆，绰绰有余。由于他曾在日伪政权文化部混过事，文革中他被戴上“文化汉奸”帽子揪了出来，工资存款被冻结。下干校后不久，他熬不住大锅伙食的寡淡，曾让北京的外甥女寄食品。在那大力提倡艰苦朴素的时日，还能容许这种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大暴露吗？于是，小木箱被勒令当众撬开，奶粉、麦乳精、肉松、罐头等等被排满一桌，公开展览。这个杀一儆百的办法果然有效，此后一个长时间，全连杜绝了从北京寄食品的恶习。有人回京探亲，也只敢带回一斤酸三色之类的水果糖，给相好的同志每人手里塞上一两粒。
　　不过，随着生产渐上轨道，深挖运动初见眉目，生活纪律也不像初时抓得那么紧了。连领导默许五七战士上汀泗镇下个小饭铺，买回点粗点心、糖果之类，解解馋。国庆节前，老朱刚获准回苏州老家探亲，经亲友撮合，与待字闺中的老表妹订了亲，不久就要洞房花烛，结束他的光棍生涯。这是一喜。他的工资、存款获解冻，他有了花不完的钱，这是二喜。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他从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呆子，变成了马虎过得去的五七战士。就在前两天，他还神气活现地对人说：“初来时，我连一桶水都提不起；现在，我能挑上满满一担水，来回跑三四趟了。”劳动改造见了成效，这是三喜。万万没有想到，他自以为征服了水，却败在了水上。正当幸福之神向他微笑招手时，死神却抢先一步，将他攫走。
　　后事极简单。尸体，暂存工棚里，着人看守，午夜用卡车拉着去武汉市火化了。由于没有直系亲属，他的财物，通知他妹妹来领走。不料半路又杀出了程咬金。他的离婚妻子打发了儿子来，大吵大闹，硬要领走财物，被连部严辞拒绝了。末了，只剩一个开不开追悼会的问题，连里有了不同的看法。下面一些同志私下里议论：不管怎么说，老朱属人民内部矛盾，下来后，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表现得还不错嘛；而且，他是为大家挑水淹死的，可算是因公致死嘛，给他开个追悼会，也是合情合理的吧。这当然又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在作怪。军宣队的立场是坚定的，理由也是过硬的：老朱有过一段不光采的历史；至于死因，是酒后失足落水，这和五七战士的形象是不相容的，因此，追悼会绝对不能开。事后不久，他也就被淡忘了。那浸泡过他的躯体、湮没了他的美梦的池水，依旧当作生命之甘泉，被全连的活人饮用着。

　　水呀，水！

　　一个多月后，我就被调到双溪挖煤去了。此后十个月，凤凰山的水情如何，不得而知，也和我没有切身利害关系了。双溪，顾名思义，是个丰水之乡，村里有一口塘，村外有溪流，不远还有美丽的牛鼻潭水库。1971年的夏天奇热苦旱，但我们并没有感到水荒。不过，仿佛十三连的灾难都和水有关，这年7月，不祥的13日，又是一个星期天，一位女战友的十一岁女儿在牛鼻潭游泳时淹死了。小小的骸骨，就葬在煤窑上的山头。失女的母亲表现得异常坚强勇敢。在人前，她没有哭，默默料理完了后事，照常劳动。
　　1971年9月，我又被调回汀泗，作为党外群众参加整党。这下我可尝到了缺水的恐慌。池塘的水变得又浅又脏，发出一股腐臭，不适于饮用了。为了到别处去取水，特制了一辆别致的水车。用两只空汽油桶，一字儿挂牢在板车上，每只桶的腰部开一个朝天的方口，用铁板盖严。桶下开一个圆孔，用木塞堵住。车是用一头健壮的黄牛拉着，派四名劳力跟车。这样，组成了一个轮流值班的拉水队。每天上下午各拉三次，目的地是三华里外的九队，或称猪血铺，那里有一眼丰水的井。更近的水井不是没有，而是不能行车。猪血铺位于公路旁，地势比凤凰山低。回来的路上，要爬两道坡，一道比一道陡而且长。这时，单凭牛力是拉不动的，于是一人赶牛，两人一左一右推车轮，一人把身子弯成九十度，在后面奋力推车。这活，我轮上过五次，多半充当推车屁股的角色。如此艰辛拉来的水，自然十分珍贵，除供食堂做饭，只保证每人每天一暖瓶饮用。至于洗衣，对不起，请自谋出路，各显神通吧。又回到两年前初来时的境况了，而且更糟。那时住老乡家，守着水井，洗衣倒还不成问题。现在，洗衣需要出远门了。平日里劳动、运动排得满满的，哪有时间出去？男同志们倒好办，每天收工时，把汗湿的衣裳脱下，拧一把，晾在铁丝上，次晨照穿不误。一周下来，那浓烈的气味，可想而知。女同志哪受得了这个？只好牺牲午休，端着盆，提着桶，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抢洗几件衣裳。一到星期天，瞧热闹吧，五七战士们三三两两结伴，挑着担子出发远征。扁担的一头，挂着一只铁桶（那时几乎人人都自备有一只精致的小白铁桶）。另一头，挂着一个大网兜，兜着一只脸盆，盆里盛满了待洗的脏衣服、床单、被里、洗衣粉等，还得捎上一小块塑料布，准备铺在地上，放洗净了的衣物，要不就得带两只盆。那些成双成对在干校安家的两口子，男的挑上半大不小的白铁洗澡盆，女的提着搓板，大张旗鼓地上阵。看到他们大盆大盆的水倒进倒出，搓板上被单、蚊帐揉得哗啦哗啦响，四只手一齐拧，叫我们这些孤军奋战的单干户好生羡慕。有些同志毕洗衣与逛街于一役：挑着担子远征五里外的汀泗镇，镇头有口大井；洗完衣，挑着干净衣物上街，下小馆，釆购。或者带上绳子就地晾晒，留一人看守，余者出游。游罢归来，衣袋已干了。我不由得想起，四十年代我在美国念书时，尽管宿舍里洗衣机、洗衣池、烘干室、熨衣板一应俱全，但有少数家在外地娇生惯养的富家女，还是懒得动手。她们各自备有一对专用的轻便箱子，每到周末，她这里把全部要洗的衣物，包括袜子和手帕，全都塞进一只箱子，交宿舍服务台寄回家中；同时，家里用另一只箱子，装上洗净、熨平、叠得齐齐整整的衣物，寄回学校。如果说，这每周一次两头对开的邮寄洗衣法，堪称是先进的集中洗衣法，那么，我们创造的这种每周一次的远征洗衣法，也算得上是因地制宜、土法上马的集中洗衣法吧。
　　谢天谢地，多雨的冬春又来临，解了我们的围。已是1972年的春天，塘里又蓄满了水。
　　随军下连的医生金大夫奉调回京了，从校部调来一位钱姓女大夫。她带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儿子，还有一只小花母狗。起初，连里新添一只狗，并没有引起注意。因为，连里原有个由老黑子和它的原配小黑成立的狗家庭，已经繁衍了众多的后代，狗族兴旺，多一只少一只都无所谓。新来的小母狗年已及笄，不久就成了黑子的偏房。不料，这位其貌不扬的如夫人，不知怎的养成了两种自相矛盾的习性：它嘴馋，除正餐外，对茅坑里的美味有特殊的嗜好；同时，到底是大夫身边长大的，它又很讲卫生，每天非给它那娇贵的身子沐浴冲凉不可。附近没有别的水坑，于是我们的饮用水塘就成了它的澡塘。许多次，它在茅厕里尽情受用时，不提防滑了下去，泡在粪汤里，惊慌地扑腾。有人救了它上来，它就带着浑身污秽，跳到它的澡塘里，洗个痛快。然后，抖掉毛上的水，钻进窝里，安安逸逸地睡大觉去了。花子的行为，招得连里舆论大哗。意见反映到连部：为了全连饮水卫生，要求立即送走小花狗。但这狗是女大夫的宝贝，碍着女大夫的情面，连部难以断然处置，只得请大家海涵。好在塘深，污物是会自行沉淀的，不妨事。我们只好学会和花子和平共处，继续喝它的洗澡水。
　　不觉又到了炎夏。这儿的气候似乎有特点：越是酷热难当，迫切需要降雨，却偏没雨。根据我每天听电台的天气预报所作的记录，7、8两个月中，气温达摄氏36度为八天，37度六天，38度九天，39度六天，40度一天。据说，这里天气预报向来是就低不就高的，因为上了某个线，工厂机关就要歇工，国民经济要蒙受损失的。而降雨的情况如何呢？6、7、8三个月中，全晴六十五天，有雨十四天。可见，最热的时节，往往也是最旱的时节。我们的水塘，眼瞅着一天天浅下去。跳板距离水面越来越远，好当游泳跳台了。靠拉水度日的艰难时日又开始了。许是猪血铺的居民嫌我们这个用水大户掏干他们的宝井吧，我们只得到更远的汀泗镇头去拉水，但一天只能拉四趟，不够用。得另想办法，换个稍近的地方，那就是徐家湾。从凤凰山到徐家湾，只有一条土路。为了走车，得先修路。好在碎石碴我们有的是，用板车拉着，一车车往路上倒，一连倒了几天。路修好了，可是太窄，不能走牛车。于是改装了一辆人力水车，只装一只汽油桶，由一人驾辕，两人跟车。这车轻便，又无需爬坡，三个女同志也能拉，一般驾辕的都是青壮年。这时，我离五十整寿只差半年，又患着严重的腰肌劳损。但经过煤窑下的摔打，体力确实强了，尤其是信心足了，变得有点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似乎什么都敢试一试。一次，我主动要求驾辕，两位同伴笑着鼓励我。我拉上车，甩开大步一路飞奔，左一拐，右一拐，直冲进连部，在食堂门口戛然停住，博得了沿途不少赞赏的眼光。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次小小的满足。
　　说起这小小的虚荣心，它还驱使我干过一件本不该我干的事。食堂的屋顶漏雨，需要换瓦，连里派几位熟练的男同志上房。我们老女兵站在地上和梯子上传瓦。这间兼作大会堂用的房屋，高约四米。我望着那颤悠悠的长梯，心想，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去？于是，我上去了，安然无恙地坐在了瓦上。一回头，我才看到屋顶是这么陡，屋檐边直上直下，没一点挡头。万一滚下去，非摔断老胳臂腿不可。我的心微微颤动，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扭转着腰身传递瓦片。我看到，比我还大两岁的老金，微屈着膝立在瓦片上，若无其事地来回走动，暗暗佩服。就在这时，老刘正好在下面走过，他仰望着我，半玩笑半揶揄地挑动说：“你敢不敢站起来？”就是他，这个老刘，下来后老是用这种半玩笑半揶揄的口吻，喊我“洋博士”。我最反感人家提起我留学美国的这段不光荣的历史，恨不得把它从我记忆中抹去才好哩。除了老刘，社里也从来没人拿这事跟我开过玩笑。有一次，我真的恼火了，硬邦邦顶了回去，从此他不再叫了。在他面前，我绝不能示弱！我站了起来，学着老金的样，双膝微屈，使出我平日打太极拳的功夫，把全身重心从条腿慢慢移向另一条腿，在瓦上走了几步。等老刘走远了，立刻坐下来。末了，我走下梯子，两脚踏上平地时，不由得吐了口长气，暗骂自己：“都这把年纪了，争个什么强，较个什么劲！”
　　这几年，我得了一种特别的病。医学上有恐水病，我这病在医书上是查不到的，姑名之为思水病吧。我有时纳闷，我上辈子莫不是一条鱼，或其它水生动物？要不，为什么我见水这样亲，离水这样苦？不管走到哪里，我的眼睛老是四处搜寻着水。我要求不高，不指望有烟波浩淼的大江大湖，只盼着能有一口贮满清水的井，或者一道涓涓细流的山泉。一看到这样的水，我立刻就痴痴地幻想，要是我们凤凰山有它，该多好呵。只要凤凰山有了活水，我就安心在那儿长期住下去，哪怕是一辈子。我像希腊神话里的坦塔罗斯那样，思念着，向往着，希冀着，可永远也得不到。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求不断折磨着我。
　　1972年7月底，连部下决心解决饮水卫生问题。既然地下掘不出水，那就退而求其次，掘个滤水井吧。滤水井就开在水塘左近，先用大石块垒井壁，外面一层层填碎石，再填砂子。井口用水泥抹一个高出地面的方形井沿，周围用厚木板拼成一块直径约二米的大圆平台，免得水桶底沾泥。井口安了辘轳，备有一只专门提水的桶，井上用油毡支起了遮阳棚。在当时条件下，这真是尽善尽美的卫生设备了。秋天，我们果真吃上了经过过滤的洁净的水。后来又在井边安了个小马达。电是早在一年前就接通了的。一天两次，清亮的水，径直抽上食堂，哗哗灌满了几口缸，免除了食堂同志挑水的劳累。光景果真一天天好起来。可好光景又能维持多久呢？明年旱季再度来临，这渗水井不会又变成一眼枯井吗？不过，轮不到我来操这份心了。几个月后，我就永远离开了凤凰山。又过了几个月，整个十三连连锅端，转移到向阳湖畔的校本部，从此结束了缺水的岁月。
　　我关心的是，在我们撤离后，凤凰山境况如何？有没有人来接收？回答是：没有。房子空着，渐渐破败了，院里长满了高高的野草，成了狐兔出没的场所。我的心像挨了一槌。难道我们付出了如此大量的辛劳和血汗的小居民点，就此变成废墟遗址了吗？为什么没有人加以利用，给它派上用场呢？回答只两个字：没水。

　　本文选自《咸宁干校一千天》，杨静远／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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