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成长一九八四

┃Personal History

回望

八十年代

成长一九八四

© 魏微／文

魏微

　　一九八四年离我远了，这中间隔了十七年，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代人的成长……我不知道该怎样回忆这代人的成长，站在风尘的一九八四年的街头，他们会看见一些什么呢？也许他们走着，每天在这上学、放学的路上，脚下踢着一颗石子，人有些无聊。黄书包斜挎在肩上，在屁股的另一侧颠簸着，里面发出铅笔盒撞击书本的声音。
　　他们是中学生了，才十二三岁吧。课业一下子沉重了许多，新添了英语、历史、地理、植物……他们知道“叶绿素”、“北回归线”等新名词，“rose”是玫瑰花，如果用作人名，就叫罗斯。真是有趣得很。
　　这是被寄予厚望的一代。他们身处的时代是那样的热火朝天，风尘仆仆，许多人搭着时代的列车往前赶，汗渍淋漓的……整个八十年代就像夏日的农贸市场，充满了各种奇怪的、不相干的尖叫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走走停停，存很多幻想，可有时也是茫然的。他们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里，来找什么。也许是来看热闹的吧？有的就空手而归了，也有的呢，顺手捞到了一点小便宜。
　　这是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也是理想主义的年代。青年人开始寻根了，热衷于追溯人的源头，他们会问出“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傻问题。整个一代青年是迷惘的，空有很多体力，可是浪费了。
　　而这一代的少年呢，正在安静地成长。时代的好处，他们还来不及体会。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活泼向上的年代，每天都在生长，正如“日新月异”。可是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成长里没什么新鲜事，啃着手指头，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迷迷糊糊地长大了。
　　我在这里记述的就是这些，几个人物，一些事件，某个场景……也许太平淡了，缺少冲突和戏剧性。可是成长，怎会有戏剧性呢？它是如此无聊，枯燥，只不过一年年地挨下去，熬到头了，就尽了。

　　从念初中开始，我母亲就向我灌输考大学的愿望。她常常在我耳边聒噪着，我虽嫌烦，可是认真地听着，点着头，做的仍是不相干的事。我喜读课外书，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一次只能借三本，看完了，还了再借。图书馆在教研楼的底层，隔壁是期刊阅览室，再隔壁的一个小套间里住着一个鳏夫，图书管理员，姓吴，我们都叫他吴老师。
　　这吴老师是吴江人，也有人说他是上海人。操着一口拗口的普通话，五十多岁，个子不高，黃瘦脸，戴着眼镜。总之，是有点南方人特质的，不是秀朗干净，玉树临风，而是有点那个。我说不上是哪个，也不是阴沉，更说不上龌龊，只是让人想起潮湿的梅雨季和青苔，抑或是很多天没洗澡，身上黏糊糊的，可是忍受着，一天天懒洋洋地拖下去，似乎也坏不到哪儿去。
　　他人倒真不坏，很安静，喜欢散步。我们常常看见他穿着泛白的灰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严实；夏天他穿白府绸衬衫，里面的白背心隐约可见……他朝我们走过来了，背着手，慢慢地踱步。他走在校园的某条林荫道上，这是下午时分，课外活动开始了。许多高年级的男生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游荡，摇着铃，从他身边闪一下身，把车头弄得像蛇一样蜿蜒曲折。
　　也有的男生叉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曲着膝，鞋掌几乎擦着路面。他们一手搭着书包，一手放在嘴唇边，吹出尖厉的口哨。偶尔他们也会回头看一眼，他们看见什么了吗？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
　　就在这喧闹的氛围里，吴老师向我们走来了。他微笑着，看上去很平和，他一向是平和的。看见相熟的女生，总是停下来打个招呼，说一会话。他心情很好，叫人小丫头。如果凑手的话，他甚至会摸摸你的头，轻轻地拍你一下。
　　他是个长者，一个地道的绅士。然而他也是异性。那些低年级的小姑娘们，才十二三岁吧，刚升入中学，还不谙世事。她们喜欢和他搭讪，东家长西家短，告诉他很多事情她们总是嘻嘻哈哈的，她们想以嘻嘻哈哈来掩饰些什么，来掩饰什么呢？她们自己也不知道。
　　到了她们这个年纪，是极敏感害羞的，有很多繁杂的心事。一点点小动作都能明察秋毫，什么也别想瞒过她们。她们笑道，吴老师……侧了一下身体，躲过了，吴老师的那只手便在半空中停下了。
　　总之，她们还是喜欢他的，他不算讨厌，知道适可而止。他能准确地叫出许多女生的名字，初一（4）班的李小玲，初二（3）班的蔡红……她们感到很吃惊，连班主任都未必记得住她们的名字，可是他记住了。她们觉得欣喜。
　　况且，他那儿还有大白兔奶糖，正宗的上海货，是他从南方买回来的。他分给她们糖吃，她们也未必想吃这块糖，可是好意难却，吃就吃了吧。那时她们在集糖纸，就像集邮，集火柴商标一样，她们把五颜六色的玻璃糖纸夹在一个硬壳笔记本里，真是好看呀，尤其在阳光底下，翻一页就是一幅图案，黄的是向日葵，蓝的是大海，绿的是草原，还有白绵羊，穿泡泡裙的小女孩……就像小时候玩过的万花筒，摇摇，那里头的世界就出来了。
　　单为这个原因，她们也愿意去他那儿坐坐，说一会话，顺便淘两张糖纸。
　　慢慢地，在我们女生当中，开始流传着吴老师的种种谣言。有人说他作风不好，他很早就离了婚，在男女关系上一向不清白。你想呵，他一个外乡人，凭什么在此蛰居多年？他是犯过错误的，据说被贬谪此地，他无儿无女，无依无靠。他甚至没有朋友，成天跟一拨小女生厮混，他什么意思？！为什么高年级的女生不愿理他，她们是过来人，早知道他不是个东西，他也就骗骗我们罢了。
　　还有人说他色迷迷的，他那双眼睛呀，啧啧……她们不再说下去了，在阳光底下，她们的脸色呈现出成人的灰白，那是一张张成熟而世故的脸，也是幼稚的脸，也是未来的良家妇女的脸。
　　很多年后，我还在想着这拨女孩子，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什么使我们成为这样？才十二三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全是浮面的，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心智早已熟透，慢慢地变质，发出苹果的腐香来。这些未来的小女人呵，长大以后会是何等形状，委实不敢想象。
　　关于吴老师的“色”，我并不能确定，可是我也加入了讲他坏话的行列。我只烦他腻歪歪的，可是下雨天，跑去向他借雨伞也是有的。一个冬日的晌午，天很冷，我吃完了饭（因为家离得远，中午我在学校吃饭），倚在阅览室门口的廊柱上晒太阳。这时吴老师从隔壁走过来了，他说，来家里坐坐吧。
　　我走进他的家里，很谨慎地搬来椅子坐在外间的门口，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女孩子走进这屋里，也像我一样搬来板凳坐在门口。我们说了一会话。他拿出果盒让我吃糖，我不吃，推让着。他把糖剥开，差不多要送过来了，我站起来，感觉他在碰我的手肘。
　　很多年后，我也不能确定他是否碰过我，他怀有怎样的心思，我只是疑窦丛生。对我来说他是一个谜，谜底尚待揭露，而很多年前的我，只不过从谜面上轻轻滑过了，我侧下身，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我对他说，我要走了。非常镇静地说着这句话，像一个历经世事的女人，给足了别人面子，也为自己找了台阶。
　　后来我就走了。从此以后，我们再未说过一句话，路上遇见了，也只是平静地侧过头去，我平静地呼吸着，从胸腔里吐出来陈旧的气息。现在，我可以像高年级的女生一样，视他如无物了，我从他身边嗒然而过。而吴老师呢，他老了，他讪讪的。
　　一年年地过去了，新的女生不断地填充这青春的校园。吴老师依然和她们处得很好。他背着手散步，微笑着，头一闪，镜片上掠过白金的光芒。然而谁知道呢，也许真是一个好人，宽厚的长者……一个异性。

　　每天下午正课以外，还有两小时的课外运动。可以去操场跑跑步，也可以参加兴趣小组，比如文学社团、航模小组等。
　　对于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女生来说，最大的爱好就是放学以后，去排球场上看队员集训。年轻的体育老师扶着球网站着，看一群女队员在练扣球。有时候他叫停，纠正她们的动作，把个手腕翻来覆去地转换着；他手里拿着球，他离她们很近了，他们彼此都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吗？那是一群嘻嘻哈哈的女孩子，身体很壮实了，她们穿着球衫，汗水粘着她们的肌肤和衣衫，身体的曲线看得人喘不过气来。个中也有一些很好看的女生，比如严小风，还有金虹。
　　金虹的漂亮是出了名的，很大很大的一双眼睛，脸很干净，那一刻，她立在球场的中心，安静得像秋天里的一棵树。不久后的一九八五年，她考上了中山大学。而严小风呢，她滞留在自己的小城，这个像“小鹿纯子”一样明朗的女孩，她热爱排球，学习不好。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看见她抱着孩子从一条巷口走出来，明显地见老了。她嫁的是本校同学，也是个运动健将，在学校时就谈恋爱了。
　　一代人的青春就这么过去了吗？她才二十三岁，她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她是一个母亲了。可是她曾经像明星一样耀目。我只是不解。我看见一个少女过早凋谢了，她曾经花容月貌。也许这一切来得太早了些，青春是有时间刻度的，开得早便凋得早，开得迟呢——也凋得迟，可是凋得迟又有什么意义呢？
　　严小风和金虹都是学校的名人。一千多个学生，三五十个名人，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大多集中在高中部。挨个挨个的，我们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田径队的，合唱团的。还有校花，各个年级有“级花”，各个班有“班花”，都是些漂亮的女孩子，风姿各异。我们私下里常常议论着，绞尽脑汁，也分不出哪个更好看。
　　他们中也有成绩很好的。我的小城中学是省属重点，升学率很高，竞争异常激烈，每年都有三两个北大清华。可是就在这激烈的氛围里，也有一些顽劣的学生，他们逃学，上课时啃橡皮，有时一个人会吃吃地笑起来，他们想引人注目。他们已经引人注目了，数理化成绩很好，逃学也能拿第一。他们被视为天才。这样的天才似乎不宜宣扬，它就像一个神话。老师从来不相信神话，可是给低年级的我们上课时，也会说起某某，她微笑着，疼爱有加。
　　我们喜欢高中。那些戴眼镜的男生，那些在足球场上奔跑的男生，那些长着微微的胡髭，有喉结，说话声音嗡嗡的男生……他们会说出“贝尔格莱德”这样奇怪的名字。他们知道拿破仑、贝加尔湖。他们知道的还有很多。他们身材高爽，秀朗，很像个成人了。呵，他们是青年。
　　让这一天早些来吧，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同学，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课间十分钟，听他们偶尔说说笑话。让我们喜欢他们吧，让我们落在他们的眼睛里，也不要怎么着，只是仅仅落在他们的眼睛里。
　　让每一日都成为盛夏，让每一日的盛夏都恒久。让我们汗渍淋漓吧，让我们狂奔不止。

　　很多学生一进入初二，人就变呆滞了，成绩一落千丈。老师很头疼，可是他们不便明说。因为这是性意识——性意识来了，它就像一阵风，突然吹醒了一代少年的身体。它如此旺盛，也和风细雨，总之，没有来由，也无形状。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也许是第一次，也许不是。
　　他们来不及反应，被击倒了，简直头晕目眩。上课时听不进一句话，心里想着某个人，静静地喜悦和焦虑，无边无际。某期的《中学生》杂志上有关于“早恋”的讨论，还有解答生理变异等方面的问题，以科学的态度说明什么是“遗精”和“月经”，白纸黑字的，看了让人想入非非。
　　在男生当中，流行看黄色小报。一九八四年的风气已经很开放了，《少女之心》这一类的手抄本在校园里偶有出现。校长一再重申，要杜绝手抄本，可是屡禁不止。
　　这段时间很艰难，大约持续了半年之久，后来便淡了。不是说它消失了，它是不会消失的，潜藏在身心的某个角落里，伺机而动。就这么反反复复，这身体的晴雨表只要从学生的成绩单上就能看出，成绩坏了，好了，它来了，又走了。
　　“早恋”问题似乎不那么严重，因为是重点中学，个个都是乖顺的学生，况且，那时男女生也不讲话。情感和身心的撞击被掩埋起来了，只在夜深人静，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它会偷偷地跑出来，吐一吐舌头，那一瞬间，它鲜活奔放，灿若桃花。
　　多少年来，就这么一直压抑着，渐成了习惯。一代又代的学生，平安地走过了他们的青春期，面色苍黄。当时并未发现这其中有怪异之处，可是很多年后再回头观望，才知晓这其中的惨淡和挣扎，气喘吁吁。
　　而与此同时，我们的课外活动很丰富，低年级和高年级组成联谊班级，周末的下午，偶尔也开开茶话会。教室里张灯结彩，歌舞升平。我们由此可以接触到高年级的学生，聆听他们兄姊般的教诲。
　　课桌被并成两排，中间腾出的空档便是舞台。其中有一个节目是诗朗诵，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朗诵者是一个高二男生，长得很清白，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人艳羡不已，让人艳羡的其实是诗里流露出的感伤情绪。我们不知道徐志摩是谁，也不知道康桥是哪里的桥，可是我们喜欢感伤。
　　它把我们给镇住了。惆怅的，优雅的……这全是陌生的体验，以后得好好学一下。
　　我们班由一个女生献歌，唱的是《小螺号》。这是一个玲珑剔透的女孩子，长得讨人喜欢。每年的“五一”歌咏会上都有她的压轴戏，她会唱程琳的所有歌曲，《酒干倘卖无》《新鞋子与旧鞋子》……她也唱《妈妈的吻》。
　　这一年她十二岁，一双大大的眼睛，有无比甜美的笑容。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我们一起走过。后来她念无线电专业，在大学里也抽过烟，这当然不算什么。我现在也抽烟。我是说，很多年前，我们很难预料以后的生活，长什么样子，能否考上大学，结交什么样的男友，什么时候结婚，会有孩子吗？会是个贤妻良母吗？会幸福吗？
　　很难想象。
　　我们常常讨论着，屈膝抱腿，静静地睁着眼睛，看到一九八四年的空气里去。我们看不到远方，看到的只是现成的图景：林荫道上不时有学生走过，手里卷着书本，嘴里念念有词；在百米跑道上，田径队员在练短跑，穿钉子鞋、背心和短裤——那有点像三角内裤，露出修长的腿形和深重的汗毛。
　　他们单膝跪在跑线上，训练老师喊开始的时候，他们起飞了。在阳光底下，摆动着手臂，就像风一样，他们嘴里发出“啊啊”的呼喊声。那是力量和速度，那是汗渍淋漓，那是尖叫。
　　在一九八四年的夏日，这类情景总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校园，很贴切地象征了那个年代。

　　本文选自《坐公交车的人》，魏微／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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