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子风：从牛棚到干校

┃Personal History

从牛棚到干校

© 凌子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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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开始，我成“黑帮”了，住进了“牛棚”，北影厂里几乎所有有名气的演员和编导都被关进了牛棚。牛棚我们得自己搭，就是在电影厂的一块空地上挖一个一人多深的坑，那就是“房子”，不是盖房子，坑上面加个棚子，地上铺点草就是炕，我们就睡在上面，“男牛棚”“女牛棚”分开。挖的时候还在里面留一个方形的土堆当桌子用。“黑帮”都不准回家，一个月发12块钱生活费，死活不管，我们全部都在里面，那时厂里有好多牛棚。每天集合排队，叫谁劳动谁就出去排队出发，指定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地方需要劳动，他想找谁就找谁。挖阴沟，从汽车上卸煤堆起来，给伙房送煤，掏粪坑，粪坑堵了要修，哪里坏了去哪里修。还有，北影厂院子里到处是草，还要拔草。吃饭在大食堂，到食堂买饭你买多少钱的菜都有规定，我就买个窝头，买个咸菜，买一碗小米粥。我记得吃饭的时候，地上放着饭碗，我们蹲在地上吃，在碗的前面就是红卫兵的两只大脚，吃饭也有人看管着，拿着棍子看着我们，还说：“老实吃饭，不要讲话，不许串连！”
　　但那时也有同情我们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批斗大会上，站在我后面的是一位老工人，我们的脖子上都挂着很重的东西，低着脑袋。这位工人名义上是在批斗我，但实际上是在保护我，他的一只大手紧紧地抓着我腰间的皮带，怕我头一昏，掉下去。平时我跟他们的关系都不错，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也会保护我。那时红卫兵几次来我家抄家，把我的东西都抄去了，甚至包括修摩托车的工具、汽油，还将门锁上，贴上封条。晚上我无法进去睡觉，只能站在院子里，我没有办法，只能叫本厂的红卫兵来，才将门打开。我在牛棚关了一年也不止，我妻子石联星也关在人艺，那时子女、家属，都不让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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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批我是“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说我是资产阶级，是修正主义，批我的作品，连《红旗谱》都批。我年轻时（17岁），被国民党宪兵队抓过，红卫兵就说我是叛徒，他们问：“你是团员？”“不是。”“你是党员？”“不是。”那我叛谁呀？我那时还不知道共产党，也不晓得谁是朱德、毛泽东，还当朱毛是一个人。文革当中开除党籍也正是因为这个，开除我的理由是“叛徒”。当时我还是群众！叛徒？真可笑。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还坚持交党费，支部也照收。开除以后我不甘心，挺难受的，我革命这么多年，把我开了？开除了一年我交了一年党费，但就是不让我过组织生活，可是党组织干什么事我都知道，昨天开会讨论什么问题……小组长是我原来导演室的一个副导演，都告诉我，“四人帮”垮台了， 我才被平反，恢复了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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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有一段时间，造反派准许我回家了（他们说了算，什么时候要捉你住牛棚你就得住），我哪有家？老婆孩子都不在一个地方，联星也被关在单位，我的家早叫造反派占了，我就暂时住到母亲家，早上我得按时去单位报到，由造反派监视劳动，运煤、拔草、掏粪坑……要批斗时就揪去批斗，下午下了班可以回家了，我就跑到西四牌楼大街，那里一家我过去时常去修理自行车的车铺，我找那里的修车师傅聊天，我和工人师傅早就交了朋友，他们很同情我这个导演朋友，他们总是买点猪头肉，打半斤酒和我一起喝，我也从我每月发的12块钱里省出点钱买酒买肉，有时不买肉也买点豆腐干之类的。
　　我几乎天天下了班去车铺，去了先干活，车铺要修理的自行车每天都有数十辆。修车，我在行，大修小修，钳工活、焊工活，电焊、气焊我都能干，车铺的师傅挺佩服我的。星期天可以不去电影厂报到，我整天就待在车铺里干活，和师傅们一起吃饭。他们知道我每月就12块钱，不要我掏一分钱，天天请我吃饭，而且吃得很好。有时还把我请到他们家去，事先安排好家里人要做好的，如饺子、北方薄饼（那种很薄的小饼卷上菜吃的）。我有一次给一个顾客装配一辆电动马达的摩托车，给车铺挣了十多块，实际上我每天干活为车铺挣了不少钱，我全是白干，他们也不好给我钱，就每天晚饭都请客，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西四有名的“沙锅居”“同和居”两个饭庄。我当时就想，电影不干了，我就到车铺去修车，我也会生活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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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五七干校可以大写特写。五七干校名字好听，实际是劳改的地方。我所在的干校位于北京大兴县农村，原来是关劳改犯的“天堂河劳改农场”，为了把我们这一大批知识分子弄到那里去，他们把原来的劳改犯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当地老百姓哪里清楚，以为又换了一批劳改犯过来，老百姓认为我们都是“坏蛋”。天堂河劳改农场全部是电影系统的，这里不远则是“北京人艺”的团河五七干校，我老婆石联星就关在那里，我在干校待了整整五年。
　　我们刚一进去的时候，原来关劳改犯的地方到处都是破破烂烂住的房子也都是原来劳改犯住的砖瓦小房，我们一到就收拾。开大会的礼堂是我们去后看着书动手盖的，从修理破屋到清扫环境，整理农田，什么都自己干。烧水的大锅炉是我们自己焊造安装的，生产工具是自己做、自己掏钱买的，如挖土的铁铙、割稻的镰刀、吃饭的饭具都是自己买。不同的人要分不同的组住，若属于隔离审查的，要另外关在其他小屋里，自己不能外出，有专人设岗看管。我因为过去有过流浪生活，抗战八年又是行军打仗，终年生活在山区农村，什么农活儿都会干。加上我原先是干舞美的，拉锯、涂漆、捶捶打打也都行，在延安大生产中种过地，苦力活都有过锻炼，对农活是很懂行的。到了天堂河劳改农场我和一般没有劳动过的知识分子不同，吃过苦也就不觉苦了。
　　到了五七干校，我种的稻田修整得很美，在给田地灌水的水渠上，我还砌了好几座小桥，水从桥洞流，人从桥上走。在田埂上我还用稻草拢住，土就不会塌陷，而且平整好看。我管的稻田好看，像花园，看水施肥、除草，产量也高过千斤。选种、育秧、插秧、收割打壳我都会，大显身手。工具自己做，我的木工活干得也很不错。当时天堂河劳改农场关了近一千人，由军宣队管理。我们这些人一边劳改，一边被批斗，工宣队要揪出谁就揪出谁，要批斗谁就批斗谁，大会小会不断。批斗我，我就站着挨批，就去“低头认罪”，让交代我就写个交代材料，批斗完回去就又是我，我就钻进修理房弄我的电钻、拉风箱干活儿，烧我的火炉打铁。我也看书，看了好多过去的小说，“四人帮”垮台后我拍了《骆驼祥子》《边城》《春桃》，就是源于那时候的阅读。后来我还和齐锡宝（北影编导）一起合作，写了个青年题材的电影剧本，不久让干校的军宣队知道了，说是“黑帮”“叛徒”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结合，这就又成了罪名，当然又把我们批斗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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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校我主要是在修配车间，干校买的两台拖拉机没有驾驶篷，我就和钳工师傅一起干。电焊、气焊我都行，我把角铁焊好，买胶皮，配玻璃，搞得驾驶篷很漂亮，像公共汽车玻璃驾驶室一样。拖拉机后面加个兜儿，兜儿也要能刹车的，里面有管线连接，也是我自己安装。在干校除了种田，我几乎成天都在修理房。大家要吃包子、吃饺子，一千多个人哪！怎么剁这么多的白菜馅？拿刀咚咚咚咚，那是不可能的。我想那有什么了不起，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切菜机！做好了把杠杆一推，马达一转，大白菜放进去，一颗一颗的，一个小时，80斤白菜都切碎了，大家和上馅，你要吃饺子、吃包子，好了，很简单。种稻田的水源是用地下水，我还管理水泵房，并在水泵房外砌了大水池，夏天劳动完大家可以来冲澡。我在干校成了全能工，哪里叫哪里到。厨房压麦机坏了我修，打稻机的轮带断了我接。我还做了电动磨米机，各队各班可以轮流磨米做糕、做豆腐。打稻机坏了或其他什么需要修理，喊一声“凌子风来修”，这样我就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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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校这五年，我不像人家很痛苦，我会劳动。我还给每个住人的小房用进口的马口铁做了一个扫地铲土的簸箕，给每一个房子砌一个灶。冬天洗脸不是水凉吗，我就给炉子砌出一个火道，在火道里面埋进一个坛子，坛子里放上水，火通过火道把坛子里面的水烧热了，我们叫它“灶坛子”，这样一来，每个房间什么时候都有热水。早晨起来洗脸，晚上洗脚，都有热水，大家高兴死了。坛子四周都是空的，大家还可以把“偷”来的馒头、白薯放进那里烤热、烧熟。我还一个房间给做了一个大水壶，这个水壶拿到大兴县集市上去卖，一个壶可以卖9块钱。灶要有烟囱，这个烟囱不是买的，要自己打，烟囱最难打的是拐脖，要计算，要很有技巧，这我也能打。
　　劳动我不怕，我很快乐，我不怕吃苦，在延安我都做过，我会呀，所以到干校我反倒得其所在，我每天在修配车间高兴怎样就怎样，没人管我，很自由。我给自己做点东西，小榔头之类，自己做工具，上边刻上名字，填上金粉，现在还保存着呢。大家要挖池塘养鱼，这个活要工具，把土挖出来还要推走，我就做推车。我进城买自来水管子，拿电焊机焊车子，装上轮子，装上板子，一做就是20辆，喷上漆，摆那儿就像哪个工厂出来的，规格一样，漂亮极了。我经常要进城去买原料，别人不能随便进城，我买钢材、买焊料、买油漆，买很多东西，进城一买就买一个礼拜，还能回家。买完东西我坐上车回去。回去卸车子，我也不要开会，我在那儿该做什么东西就做什么。养鸭子用铡刀铡草多麻烦，我就做了个切鸭食的机器，一推闸，拿叉子叉草往机器里面一扔，铡出一寸长的草喂鸭子，而且机器上面都有商标“凌子风造”。在干校我是有名的，我跟别人不一样，人家痛苦啊，这些苦我以前都吃过，我不觉得苦。

　　本文选自《风：凌子风自述》，凌子风／著，凌飞、凌丽／整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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