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人放：鲤鱼洲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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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洲纪事

© 龚人放／文

鲤鱼洲的劳动场面

　　一首名为《敕勒歌》的北朝民歌云：“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位于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没有牛和羊，只有狐狸和豺狼。北京大学偏偏选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建五七干校。
　　1969年12月5日，北大第一批教职工一千多人，乘专列奔赴南昌。那一年我已经五十四岁了，妻子和儿女们到前门火车站为我送行，彼此心情之依依自不待言。大概是为了壮壮下放队伍的行色，列车上播放了一首首革命歌曲，其中有《游击队员之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火车上一路开展动员宣传工作。俄语系点名要我发言，我说：“这次到鲤鱼洲去，我一定在艰苦的环境里好好劳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接着几位老教师也相继发言。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到了南昌。稍事休息，下放人员分别登上几艘客轮，拔锚启航。赣江两岸灯火若隐若现，江上浪花闪闪。当天深夜来到鲤鱼洲。靠岸之后，眼前是围湖造田筑起的十几米高的防洪大堤，背后是波涛汹涌的鄱阳湖。我们背上行李，手里提着绿色的帆布手提箱，顺着水泥铺成的斜坡往上爬，又顺着大堤背后的土坡走下来。当天住在后勤先遣队搭好的草棚里，一群群蚊虫飞到这里来吃“夜宵”，咬得我满身起大包。
　　干校请来有经验的木工，带领几位能干的教师，把长长的毛竹用铁丝缠好搭起房架，盖上稻草，盖了三所大房子作为宿舍。教师按军队编制分为若干连，东语、西语、俄语三系为“九连”，搬进新盖的大房子，一所住女教师，两所住男教师。没有安装电灯，夜里漆黑一片，令人莫辨东西。一位男教师王××夜里上厕所，回来误入女教师宿舍，他摸黑走到自己的床位，住在那个床位的女教师吓得惊叫起来，顿时全屋大乱，王××急忙退了出来。经过工宣队调查研究，证明确实是走错了门，一场风波才平息下来。后来在宿舍门上安上了电灯，要不然还不晓得会闹出什么笑话。
　　周总理关心北大教职工的安全，下令江西省协助加固大堤，以防洪水袭击时造成不测。干校买来了扁担、竹筐和铁锹，组织下放教职工参战。这锹和一般的铁锹不同，是一尺多长、六寸多宽的梯形长锹，使用时一脚踩入黏土，拔出来在对面和左右两侧各踩一脚掘出一块长方形的黏土块，装在筐子里挑上大堤。工宣队知道我在景德镇修铁路时当过“测目”，因此派我在大堤上指挥。我让他们把挑上来的土块沿着大堤的外沿倒成一排又一排，一直倒到十尺多宽的大堤的北沿。大堤上有一条三十度的斜坡，可以上下汽车和拖拉机，拖拉机上来把铺好的土块压平。这段大堤修好之后，转到另一段去加固。此外，江西省派来一百多民工，加固西边一大段。大堤加固竣工之后，各连“战士”（即教职员）去平田畦。
　　12月底干校指派老中青十三人组成“新北大教改小分队”，成员有东语系的黄炳美（华侨），中文系的向景洁、谢冕，俄语系的董青子、李音波、许聂彦和我，另有一位女护士随行，奔赴井冈山。我们打着“新北大”的旗号。由工人蒋师傅带队，来到南昌，当晚住在北京大学南昌办事处。翌日清晨，背着三十多斤重的行装去汽车站。雪后道路泥泞，我摔了一跤，爬起来追上小分队，到了汽车站，坐上漂亮舒适的大轿车，出发上井冈山。下午五点多钟来到井冈山脚下，在一个小饭馆吃晚饭，喝碗米酒，感觉身上热乎乎的。
　　“前面大雪封山，山陡路滑，为了大家安全，今天不走了。”司机说。
　　“明天可以上山吗？”蒋师傅问。
　　“看样子明天也不行。”
　　“那什么时候可以上山呢？
　　“那要看情况啦。”
　　蒋师傅转过身来对大家说：“我们要以红军过雪山的精神，夜过桐木岭。”他让全体队员在门前排成一队，喊道：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
　　我们听从号令，像战士一样出发了。蒋师傅为了鼓舞士气，带着大家唱起了根据毛主席词谱曲的《长征》歌：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

　　小分队里数我年龄最大，走了一段路与大家拉开了距离，落在最后面。我累得满头大汗，真有点走不动了。蒋师傅过来给我鼓劲，许聂彦一只手托着我的行李往前走。公路两旁高大的毛竹被大雪压得弯弯，形成一条洁白的通道。这美丽的景色映入我的眼帘，给我增添了力量，一鼓作气又走了十几公里。
　　忽然听到马达声，一辆卡车出现在我们面前。蒋师傅急忙举起“新北大”旗帜请求停车，司机看见“新北大”几个字，停下来让我们坐上汽车。新北大是文革的先锋。国内外几乎无人不晓，我们凭借新北大的“威风”，一路畅行无阻。
　　深夜11点多到了茨坪。蒋师傅要给车钱，那位司机说：“大家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了，怎么能要车钱呢？”
　　当天夜里我们住在第一招待所，睡在用木板搭起的通铺上，每人每天宿费一角钱。第二天小分队去瞻仰红军将领故居，然后去烈士纪念碑向烈士献上一束花。中文系谢冕念了悼词，大家鞠躬致敬。
　　茨坪是革命圣地，我们在街上逛了逛，买上些纪念品：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五大哨口风景照片，等等。
　　一天夜里，蒋师傅把铺盖叠成豆腐块，枕在头下，不一会睡着了。躺在他身边的向景洁，外号大象，觉得蒋师傅这样做其中必有奥秘，便向我们使个眼色。大家对此心领神会，各个做了准备。天刚蒙蒙亮，蒋师傅来个突然袭击，吹起口哨来，哨音刚落，他喊道：
　　“外边集合！”
　　我们几个男教师只用了五六分钟便来到门口集合，几位女教师毫无精神准备，过了十多分钟才来到门口。蒋师傅说：
　　“今天我们爬山，拉练，目标是前方那个山头。”
　　1、2、3——4！这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跑了几分钟。女护士小杨的背包散开了，被子、毯子、杯子散落在路上。大家一阵笑声，蒋师傅看她实在不能拉练，就吩咐说：“你回去吧。”不久果然打发女护士回鲤鱼洲了。

　　我们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向贫下中农和各界征求关于高校教学改革的意见。我们首先到山下一个叫“那山”的地方，访问了几户贫农。一位老贫农说：
　　“解放后我们生活好多了，大儿子上了中学，学习很好。你们能让我独生子上北大吗？”
　　我说：“你让儿子好好念书，总有一天能上大学嘛！”
　　另一户相当贫困，老农坐在竹椅上抽旱烟，十一岁的小孙女把打来的两捆茅草放下来，温顺地坐在爷爷身边的小凳上。
　　我问：“老人家多大年纪啦？”
　　老农回答：“七十多啦，身子骨不好，干不了重活。老伴过世了。儿子和媳妇在山上饭馆里做事，他们有饭吃啦。孙女上山打柴，还帮我做饭什么的……”
　　“小孙女上过学吗？”
　　“没有，不认字。”
　　我又问：“你说，大学应该怎么办？学些什么？”
　　老农未作声，小孙女插嘴说：“学认字，会写名字，会算账就行了。”
　　显然爷孙俩都不知“大学”为何物。我们教改小分队分三个小组，到附近几十个村庄了解农民关于教学改革的意见，反馈大体上都差不多，大家不知道回去该怎么向领导汇报，我们总不能按照主观的想像编故事啊！
　　乘这次到井冈山的机会，我们到中小学去采风，收集了二十四首民歌。我记得最好记的一首民歌是：

　　一根扁担两头弯
　　毛委员用它把米担。
　　来回走了百余里。
　　从宁岗一挑挑上了井冈山。

　　大家向蒋师傅提议：“我们扩大调查范围，到韶山去看看。”
　　蒋师傅无奈地说：“钱已经花光了。”
　　我说：“这好办，我们以‘新北大’作担保，向招待所借点钱不成问题。”
　　这一招还真管用。我们借了钱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参观革命纪念馆。住了一天，钱还有剩余，又去安源革命纪念馆受教育。折回井冈山时，干校寄来的钱已经到了，我们还了账，高高兴兴回到干校。本来准备向全体人员作汇报，领导事先听了听觉得没有什么教改方面的内容，也就作罢了。

　　干校正在平整稻田。
　　孙念恭做了一个泥爬犁，爬犁下面加上两根横木，爬犁上面压上几块石头，他拉着爬犁，平了一片又一片。忽然绳子断了，他一下扑到稀泥里，搞得面目皆非，像个泥猴儿。爬起来后，到临近的水渠里洗了洗，又去当纤夫。
　　田宝齐有恐水症，看见水里的倒影就头晕，东倒西歪站立不稳。后来领导叫他去旱地干活。
　　我的任务是在田里除杂草。经常有马蜂蜇我的脸，我用手拍打马蜂，弄得满脸是泥，成了戏台上的大花脸。有一天叫我看水牛，我拄着木棍走在田埂上，好像踩着鱔鱼背，随时会滑到稻田里。走了三里多路，看见水牛卧在池塘里睡大觉，我想何必派人看着呢？后来我明白了，不是怕水牛溜走，而是怕“外星人”来偷水牛，许多印着“新北大”的麻袋不是不见了嘛！

　　九连召开大会，一位工人师傅作“报告”。他说：“你们是第一代鲤鱼洲人，也就是鲤鱼洲的老祖宗，以后子子孙孙在这里开荒种地，通过你们的双手，把荒芜的鲤鱼洲变成万亩良田，亩产千斤两千斤……让全世界羡慕吧！”
　　位工人师傅说的这番话，为我们描绘的“远大前程”着实把一位农民家庭出身的教师吓坏了，“让全世界羡慕吧，反正我不羡慕，我不羡慕！”这位教师怕做鲤鱼洲的老祖宗，一狠心辞职回乡了。他当然对农村情况很了解，要当农民不如回自己老家，可不能做鲤鱼洲的老祖宗。

　　九连伙房门前常有农民来卖鱼：鲤鱼、鳜鱼二斤以下二角一斤，二斤以上的三角一斤。可工宣队有话，为割掉农民的资产阶级尾巴，不准干校人员买农民的鱼。没有鱼和肉不要紧，没有菜怎么行？鲤鱼洲连能吃的野菜都不长，只好派人到远处去买农民的菜，也不提割尾巴了。回来时鄱阳湖刮起大风，波滚滚而来，小船摇摇晃晃，不一会就翻了，船上的七个人全都掉入水中。五个人淹死，两人生还。大家含着眼泪把这七个人称赞为“七勇士”。生还者一个是俄语系的王荣宅，一个是后勤的刘月清。
　　干校总是事后诸葛亮，死了好几个人才想到自己种菜吃。俄语系的资料员郭雅存被分配去种菜。种菜需要水和肥，水就近可取，又派一位女教师和一位男教师到茅厕去掏粪。有一天派我和另外三位老教授挑粪，并以茅厕为背景拍照，然后让我们排成一队走在田埂上。照片拍好以后，说是准备送到北京去展览，说明：“没有大粪臭，哪有稻谷香。”
　　后来有人问我：“龚先生，你挑得动吗？”
　　我如实回答说：“桶是空的。”

　　郭雅存精心侍弄，重点培养，最大的冬瓜重80斤。干校有菜吃了，但为了进一步改善伙食，还要养猪捕鱼。猪长得慢，远水解不了近渴，捕鱼是个好办法。于是干校高价买了两条打鱼船，取名“新北大1号”和“新北大2号”，又买了两张渔网。后勤派出四位能手，在鄱阳湖和堤内一条长河上撒网捕鱼。雨多水深，鱼不上网，几个月过去了，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两条船派不上用场，停在岸边任凭风吹雨打。

　　内湖湖边上用木板做了一个平台，台上搭个凉棚，里面装着一个大口径的水泵，平台后面有一个用水泥砌的长方形水池子，池子下面是大片稻田。干校派我在这里管水泵，每隔四十分钟放一次水，抽上来的水通过水池流向稻田。稻田里有鳝鱼、鲇鱼、鲫鱼、鲤鱼……鳝鱼和鲇鱼呆头呆脑睡大觉，惟有鲤鱼、鲫鱼天性活泼，总是顶水上游，甚至跃入水池。水泵停放之后，水池里总会留下几十条，我用抄网挑大的捞上十几条鱼，放到脸盆里，带回去送给老农师傅。他把鱼收拾好，抹点盐，晒成鱼干，带回家去。
　　考古系的宿白教授，负责引水灌溉。一天下午，烈日当空，晒得他头昏脑涨，只好到我这里来乘乘凉。他喝了一大杯水，坐下来说：
　　“把我们下放鲤鱼洲，说是劳动锻炼，其实是惩罚。等他们想明白了，还得让我们回去。听说我们系里有些化石被孩子们偷走了，不知三叶虫丢了没有？”
　　我说：“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安心劳动吧！当年沙皇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奶娘给他讲了许多民间故事，这些朴实的故事经过普希金的加工改写，成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受到俄罗斯人的喜爱。”
　　宿白对我讲的这些未置可否，只是大口大口地喝水。我接着说：“这里可没人给我讲动听的故事了，不过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学会农活也好嘛！我想学校还是要办的，工农兵学员也得有人教吧。有朝一日放我们回去，我也不想教书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四五年，四五年一次，每次‘臭老九’都是革命的靶子，说不定什么时候过不了关。所以我打算改业，到农场去，通过俄语学好米丘林的园艺技术……”
　　宿白取笑我道：“那以后我们就有苹果吃了。”

　　1970年秋天，连日大雨，鄱阳湖水位不断上涨，大堤西南角一段比较低，洪水可能漫过大堤。干校指挥部通过高音喇叭发出命令：
　　“大堤出现决口的险情，全体战士就地待命，准备上大堤！”
　　我年纪较大，领导让在宿舍留守。俄语系一位女教师送来四个五六岁的孩子，并嘱咐我如果洪水冲过来，赶紧把孩子送上大堤。她走后，我想如果大水冲来，我背着一个，抱着一个，还剩两个，怎么办呢？心中十分焦急。猛然间想出一个办法，我急忙跑到屋里，搬出四张竹榻来，把竹榻脚朝上放在地上用绳子把它们捆在一起，再用绳子把床腿拦上，作扶手。一个男孩给我递绳子，女孩们在一旁看热闹。做好之后，一个男孩说：
　　“嘿，真像一条方船。”
　　我说：“大的叫船，小的叫舟，也可以叫‘方舟’。”
　　天真的孩子们嘻嘻哈哈站上去，说：“大水快来呀！我们坐‘方舟’上大堤，多好玩呀！”
　　我这个临时保育员又给他们讲“诺亚方舟”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很高兴。
　　鄱阳湖逐渐退潮，水位下降，一场惊险过去了。几位母亲从我这里把孩子接走，送回幼儿园，她们回到田里去干活。

　　“双抢”（抢收抢种）之后，干校精选了一千斤大米，派专人送到中南海向毛主席献礼，说明劳动思想双丰收。粗略估算，大米每斤要五元钱的成本。当时盛行“只要思想棒，不算经济账”。

　　俄语系让我和桑枫回北京休假探亲。我们先乘火车到南京，领教了“火炉”的厉害。下午五点多钟换车回北京。我到家一看，燕东园沉寂无声，左邻右居都下干校去鲤鱼洲了。自我走后，妻子和六岁的小孙女住在一栋空楼里，担惊受怕度日子。那时北大在燕东园构筑防空洞，几十个工人日夜赶工，我家前厅被隔离开来，住进两位监工，安上电话，妻子和小孙女这才安下心来。白天小孙女到院里看热闹，晚上听奶奶给孙女讲故事。
　　我回家后，有一天早晨，忽然接到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儿子猎夫的电话：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今天我买东西……”
　　我打断他的话，问道：“你到哪儿去？”
　　他回答说：“见面再说吧。”
　　见面之后，才知道外交部派他到贝尔格莱德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工作。这当然是一件大喜事，特别是在极度混乱、人人朝不保夕的年代。我们全家高高兴兴地为猎夫送行，所谓“全家”实际上已支离破碎：二儿子去了陕西，三儿子在京西木城润煤矿当矿工，最小的四儿子十六岁就去了北大荒。动荡年代，总要制造无数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家庭总是和动荡的年代相生相伴。
　　猎夫走后，我也准备回干校。我去干校之前体重150斤，这次回来一称，降到了135斤。妻子看我瘦成这样子，不禁流下几滴眼泪来。她背着我到王府井大街北头路西一家收购店，把我在景德镇买的彩绘无量佛瓷瓶，以十元废品的价格卖掉了，买了两斤油炒面，让我带回干校去加点营养。这个瓷瓶是我的心爱之物，卖掉它十分可惜，让我难过了好几天。不过妻子的一片爱心又实在让我感动。
　　油炒面我只带了一斤，给妻子和小孙女留下一斤。

　　我回干校第二天，正赶上干校开展览会。什么展览会？来到会场一看，只见一块平地上放着两张长桌，上面摆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对面的高坡上站着二十多位收件人，男的穿着短裤、背心，女的穿着短裤、汗衫。与其说是食品展览，不如说是“模特”亮相。主持大会的工人师傅大声呵斥说：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劳动改造期间还不肯吃苦，让家里人从北京寄吃的，寄营养品，又怎么改造思想，做人民教师？……”
　　这个展览给我上了一课，心里想着那带来的一斤油炒面，是倒进湖里喂鱼呢，还是撒到田里施肥？左思右想，我想出了一条妙计，就是每次吃饭时舀出几勺油炒面，放在搪瓷杯子里，再用稀饭盖起来，躲在一旁狼吞虎咽吃下去。我赶紧给家里写信，千万别寄吃的东西，免得下次展览会上当模特。

　　我在鲤鱼洲干校劳动期间，轻活重活都干过。穿上雨衣，戴上斗笠，在雨中抬石头铺路，卸船扛化肥，走在跳板上颤颤巍巍，一不小心就会掉在三四米深的鄱阳湖里。两位女教师拦住我，不让我扛，但我还是扛着五十斤重的一袋化肥送到厂房里。
　　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我跟老师傅学习育苗、插秧、割稻，虽然不够熟练，总算学会了一些基本技能。育苗是关键，首先得把秧畦里的土筛成细面，把选好的稻种撒在秧畦里，每天用喷壶洒水，几天之后稻苗露出头来，长到五六寸，放水入畦，长到一尺多高，拔出来捆成小捆。这时大片稻田已经准备好，用细绳拉上两条直线，线距约五尺，放水入畦，水深七八寸。在两线之间插秧，从小捆稻秧里，抓出几十株稻苗，从左向右插六墩，一直插到右线。退后一步从右向左，依次插到左线，照此程序一直插到稻田尽头。插好一墩之后，要把周围的泥土按实，不然稻秧就会浮在水面。
　　割稻时要把田里的水放出，稻田晒干之后，开始割稻。割稻也有讲究，首先要把镰刀磨快，割起来才省劲。我是这样割稻的：把刀锋避开自己的小腿，一刀一刀割下去，割下来的稻子放在一旁，前进一步，继续割下去。有的教师不会割，把自己的小腿割了一刀，鲜血外流。轻者到干校医疗所擦点药，几天就好了，还可以去干活；重者要瘸着腿走路，在众目睽睽下出洋相。我认为做什么事都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就会酿成灾祸。
　　1970年12月，我随着第一批教师回到北京。叫我回系里教课。这时我想，我在鲤鱼洲劳动了一年（包括在井冈山十五天），有得有失，但就我的专业来说却是得不偿失。

　　本文选自《乐观人生》，龚人放／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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