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七月的田野

┃Personal History

七月的田野

© 叶广芩／文

叶广芩

　　地里的草都长疯了，迫切的任务是给大田的玉米锄草。
　　我由畜牧业被调到了农业，和牛鬼蛇神们在一起突击拯救玉米。农场的牛鬼蛇神已所剩不多，有的被“结合”走了；有的被“解放”走了；有的被“遣返”走了，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搞错了”。那时候还没有“平反”这一说，揪错了就揪错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谁都知道也要允许革命者犯错误的道理。我天天盼着将我遣返回原籍，但看来上级没有这个打算，我也只好在罗敷死心塌地地当我的“反革命”。
　　谁也不再拿我这个“反革命”当回事，连我自己也不当回事了。
　　依我的本意是到厨房去做饭，顶替李瘪的角色，我对炊事工作有着特殊的爱好。我馋，自然对饭食比较挑剔，李瘪做饭的拙劣技术我实在看不上。李瘪在部队当过兵，他说他当的是骑兵，草原上的骑兵，还给我们看他骑着大马的照片，照片上的李瘪又瘦又小，那马又高又大，给我的感觉李瘪不像个骑兵，像个弼马温。到后来才知道，李瘪原来在部队是喂马的。有人说那叫“驭手”，就是给部队赶大车的，但实际是李瘪连“驭手”也没当上，他只是普通的饲养员。饲养马的李瘪来饲养我们，这饭就做得粗糙中有了饲料的水平。他熬的棒子面粥永远放碱太多；他蒸的发糕永远是死王八肉色；他在腌制萝卜的缸里永远还腌着许多蛆。当然，还要永远的没有青菜。
　　同不指望遣返回北京一样，我从不指望会把我调入饮食业，“青面兽”是绝不会把厨房重地交给一个“反革命”的，他再开明、再友好，也还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
　　天越来越热，许久没有下雨了，每天下午都刮风，六亲不认的黑旋风。四周没有树，出了房门就是大太阳，晒得人人都跟李瘪蒸的发糕一个颜色。天气有些反常，谁说要地震，大家就对地震很向往。那时，唐山的事还没有发生，没人想过地震的险恶，只是觉得有意思。就是真地震了，油毛毡的顶棚也砸不死人，地震斜了庄稼照样长，在大家都闲得百无聊赖的时候为什么不来一次地震呢？
　　但是，地终归没震。
　　我们每天终归还得在地里锄玉米。
　　玉米已快有人高了，是李艳芳走时播下的，所以，一看见玉米我就想起了拖拉机手。现在，整个农场就剩下我一个女的了，更显得孤单和寂寞。
　　七月的玉米地里闷热难耐，人只要进去一会儿，浑身就湿透了。我的手臂、腿、脸被玉米叶子划了一道道口子，让汗水一浸，生疼。锄草时，每人两垅，一字排开，我干得慢，往往落在后面，这就形成了别人都走得好远了，我还在后头“磨洋工”。其实，不是磨洋工，是我的手上打起了血泡，别说锄玉米，只要手一碰锄把，就钻心地疼。更倒霉的是，因为地里湿气大，出汗多，戴不成眼镜，每当进玉米地时我都得把那个劳什子摘下来，眼神的不济使手里的家伙没了准头，一锄搂下来竟是自己的脚面，当下血流不止。
　　没有时间痛惜可怜自己，实在的也没什么可可怜的，别人都能干，只有我这么窝囊，除了说明我的无能再没有其他。咬着牙硬挺着也得干。后来，锄着锄着我就发现前面的草不知被谁清理过了，这可以使我掂着锄很轻松地跑上一截，跑到有草的地方接着锄，这时往往已经跟前面的人相差不远，听见人们说话了。我很感激这个无言的帮助者，不知是哪一位“神”。
　　再次开始时，我注意了我的左右，发现左邻是诗人浏阳河，右舍是诗人郭寅正。
　　我被夹在了诗歌的中间。
　　照顾是短暂的，很快我就能赶上大队伍了，脚上的伤口已结痂，手上的血泡已变硬，那把锄使在手里也如笔杆般地利落，如筷子般地得心应手，真是想哪儿点哪儿，指哪儿打哪儿。胳膊也不再被划破，一层皮也被练出来了，黝黑发亮，光彩照人。
　　我是一个很合格的农民了。
　　前不久，与一位叫柳树梅的医生相遇，她对我说：“时光荏苒，大家都在变，但是，无论你怎么变，你给我的最初印象我却忘不了。那时，我是在医院看见你的，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是，你那健康的田野的肤色，浑身上下太阳的气息，那双豁达清亮的眸子，只让我感到一股清新、一种朝气和一种在当时很不多见的气质。”
　　其实，与这位大夫初次见面的时候是我病得最重的时候，我的肝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已经由急性转为了迁延性，不得不依助药物了。我时时在人面前掩饰我的病痛和软弱，哪怕是在医生面前，我的装模作样也成了一种下意识。我明白，在当时，要看我笑话的人不少，希望我永世不得翻身的也大有人在，想踏上一只脚的人还在伺机寻找机会。所以，我要活着，就得学会自己给自己舔伤，就得学会在整你的人面前露出你不屈的人格和出自骨子里的骄傲。
　　每次到西安看病都是一次不愉快，相比之下，我对农场的感情是深之又深了。那里是“坏人”们的集中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那里是个难能找到的避风港。
　　避风港什么都好，就是饮食单调，每天早晨照旧是碱粥、发糕就着自制的腌萝卜，李瘪就想不出什么吃食。大鼻子老万蹲在石碾子上很认真地舔着粥碗，他的大糙碗是从县城羊肉泡馍馆里捎带出来的，比任何人的碗都大着几号，每回打饭都能占很大便宜。李瘪和老万的关系不错，我在当猪倌的时候因为常到厨房去取泔水，几次看见李瘪偷着跟老万吃独食。只要人们都下了地，李瘪就偷偷给自己烙小饼，放很多很多的油，使那饼都黄得失去了面的本色。李瘪的饼不给别人吃，只给老万吃，他跟老万是老乡，老乡在他们看来，比什么都亲。我就想跟我一块儿从北京来的老乡，想那位背后捅刀的同学，她怎么就没有李瘪这种精神呢？
　　李瘪吃饼从来不背着我，他或许知道我不会给他往上捅，或许认为我捅了“青面兽”也不会信。在他的眼里，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用不着防范。只要一逮着机会，他就烙饼，这已经成了定式。厨子偷嘴，自古有之，本不该奇怪；但我认为，应该对李瘪提一提青菜的问题，只吃小饼怕不能解决人体维生素的匮乏。
　　这天“青面兽”给我们派任务，两人一组，到大堤上去检查鼠洞，说是月末月初罗敷河与渭河要涨水。“青面兽”又给我们分了地段，这段大堤的保护工作由我们负赉，并明确指出，谁那段塌了，就拿谁试问。
　　查鼠洞是个艰苦的工作，并不是将堤上的窟窿堵上就完，你要查清洞的走向、真伪，必要时还要跟一窝耗子作战。我们都带着狗，农场里养了五六条狗，我的黄黄儿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瞅准洞口，将其掘开，一旦鼠们由窝内惊慌窜出，那种人呼狗咬的场面是很有意思的。说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可我们的狗，个个儿都是拿耗子的好手。
　　我们刚在堤上干了一会儿，老万就不见了踪影，我想起吃早饭时李瘪的鬼鬼祟祟，就猜出老万又是吃饼去了。于是，我那灌了一肚子碱粥的滑肠子马上开始咕咕地响，我扔下锹向土围子跑去。
　　绕到厨房背后，一股饼香果然随风飘来，嗅着那饼香，我想象得出李瘪歪着脑袋咬饼时的模样，我真有些看不起他。我三步两步奔进厨房，果然老万和李瘪正蹲在灶前吃饼。今日李瘪这饼烙得可谓空前绝后，焦黄焦黄的，透着精神。
　　见了我，李瘪问：“你干嘛来了？”
　　我说回来喝水。
　　李瘪说：“你才喝完粥。”
　　我说：“又渴了，你那粥碱太大，叫渴。”
　　老万看见我，脸上就很挂不住，有点儿不知怎么办才好，一张脸变得通红。
　　我一边喝水一边说：“老李，你应该给大家搞些菜来，不能老吃腌萝卜。”
　　李瘪眼一瞪，大有不能容忍反革命犯上作乱、乱说乱动的劲头。他说：“用不着你教训我！”
　　我说：“要是有个青菜汤，这烙饼不是更好吃吗？”
　　老万的脸更红了。
　　李瘪说：“喝完了没有，喝完了快走人。”
　　老万说：“她的话也对，是该给大伙弄些菜来。”
　　李瘪说：“咱们那片菜地碱性特大，什么都不长，我在那儿种过萝卜、韭菜、黄瓜，可什么也没长出来。”
　　我说：“咱们可以到11团去买菜。”
　　李瘪说：“买？来回20里地，这么热的天，为那几口菜，划得来？我还做不做饭啦？”
　　我说我可以去买菜。
　　李瘪说：“你？连猪都不如的人，你能挑得动菜？”
　　我说挑不动我可以少挑，有点菜总比没菜好。
　　老万觉着被我窥见他的短处，总有些不好意思，就顺着我说话。老万说：“让她去试试也好。”
　　李瘪说：“这事得向领导汇报，要领导点头了才行。”
　　领导点头了，第二天，“青面兽”让我去11团买菜。
　　我担着箩筐走出了土围子，大家都知道我去买菜了，故而对中午的饭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盼炖肉一般地盼着那菜。
　　酷热的7月，我挑着两筐菜往回走，前面是西红柿和茄子，后头是黄瓜和洋白菜。久未见到蔬菜的我，见到这些嫩绿鲜红，备感亲切，除了垂涎欲滴外，就是哪样也不肯放弃。我买了不少，为的是把近几个月大家缺的菜补回来，却忽视了自己的体力，当那对沉重的担子搁上我的肩头的时候，我立刻意识到我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硬着头皮歪歪斜斜地往回赶，只走出200米就挑不动了。我把担子换了个肩，又走。肩膀开始火辣辣的痛，汗也往眼睛里流，嗓子冒火了。我不敢歇，前面还有10里路，泄了气就挑不起来了，难道这回又让人说：连猪也不如吗？
　　眼前的黄土路悠荡荡地甩向远方，路上没有一个人，在方圆30里内除了11团就是我们，在这样炎热的夏季，没有谁会挑着担子走在无遮无拦的黄河滩上。断了流的渭河已经沉淀变清，成了一汪死水，只有罗敷河还在欢腾地流着，那无休无止的绿水，来自秦岭深山。死一样寂静的旷野，相伴的只有罗敷河水，这一股水流给人以世间还有生命的提示。
　　而我却陷在热的昏沉中。
　　西红柿在前面的筐里摇荡，红润的果实在阳光下，在7月的田野的衬托下，如画面上的亮光，在人的视线中跳跃，周围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红色、红色。那是夏日的精灵，是7月的诱惑，是田地的馈赠。就为了那耀眼的柿子，我的担子卸下来了，我抓起一个巨大的西红柿，张嘴就咬。西红柿酸甜的汁液甘露般地浸润着我的肠胃，一股清凉自上而下遍及全身。舒服，真舒服！那舒服让我激动得发抖，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
　　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黄河滩上，我泪流满面地、发狠般地吃着西红柿。我心里极清楚地知道那西红柿不属于我，它们是公家的财产，我这样做是真正地在犯错误，是不折不扣地在侵吞国家财产；
　　如果谁因为这事儿将我批判一通，将我打成反革命，我会心服口服地走上那批判的高台。我自然也知道“见利不亏其义”、“君子必慎其独”是人品的上乘，但我在那个时候，却怎么也管不住自己的嘴，管不住了，根本管不住了……
　　吃了多少西红柿已经没数，与放纵相应而生的就是后悔。拍着鼓鼓的肚皮想的是自己的下贱；想自己外君子而内小人的卑鄙；想磊落胸襟竟砸在几个西红柿上未免觉得不值。我看不起李瘪的偷嘴，但就目前来说，我和李瘪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老万偷吃了小饼还会脸红，我的脸不但不红，还会绷得平平的，给厨房五一十地交账。
　　后面那些路，是在装了一肚子西红柿以后，一边走一边骂自己的不知不觉中走回来的。李瘪见了那些菜以后很感动，他把两筐菜称了一下，一共是134斤半。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李瘪说：“真不敢小看你呢，能挑这么多。”
　　“青面兽”也说：“我想着你也就能买回几个西红柿。”
　　我心里说我可吃几个西红柿。
　　打那以后，谁一提到西红柿，我就会想起偷嘴这件事。
　　政治形势稍微宽松一些了，我们也有了星期天；
　　尽管是两个星期休息一天，这对牛鬼蛇神们来说已经相当满足了。
　　休息我就过河去找喜茂。也不进村，就在他的瓜棚跟他聊天，吃他的不甜的打瓜。喜茂对我北京知青的身份很看重，他老说我是大地方来的人，好像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北京。我几次想告诉他我不是知青是“反革命”，可几次话到嘴边都张不开口。
　　喜茂对北京也很感兴趣，他说大串联的时候进了回北京，用他的原话说是“驾着中国第四次核试验成功的东风，从库区来到了天安门”。
　　喜茂说北京很大，比大荔县城大多了，就是他住的“北京第五建筑工兵师”的师部都比朝邑镇大。他们上北京不用买票，他们是毛主席请去的客人，他们上了火车，火车就一直朝北开，连弯也不拐。
　　我说拐弯了，你们没有感觉到就是了。
　　喜茂就愣说火车一直没拐弯，他们是直奔的北京。
　　喜茂说他在火车上还做过一首诗，说着就将那首诗在草稿纸上很快地写了出来。
　　我看那纸上写着：

　　火车啊火车，你怎么这么慢，
　　你怎么爬也爬不远？
　　火车啊火车，你要长上翅膀，踏上飞轮，
　　驾着东风，奔向北京，
　　奔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

　　如果说喜茂将来能当大诗人而不是几何教师，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因为，从这首诗里我看到了他绝不低于浏、郭两位诗人的气质和修养，这个喜茂真是了不得！
　　我说我曾经在永定门火车站欢迎过外地来的红卫兵。
　　喜茂说他们一出站台就受到了领袖一般的列队迎接，当时他激动得哭了。
　　我说我就是欢迎者之一。
　　喜茂说：“欢迎时唱的那首歌很好听，好像不是语录歌。”
　　我就给喜茂唱在永定门欢迎他们时唱的那首歌：

　　红卫兵呀好威风呀
　　革命串联到北京呀。
　　我们大家来欢迎哟，
　　满怀激情迎战友、迎战友。

　　喜茂说：“对，对，就是这首歌，调子很婉转的，当时我咋就不认识你哩，可惜得很。”
　　我说：“我也不认识你呀。”
　　喜茂很诚恳地对我说：“毛主席是1月3日接见我们的，他在天安门上走来走去，走过来我没看清，走过去我又没看清，只见了个影儿；回来后我的同学都说看清了，看见毛主席红光满面，向我们微笑，我也就跟着说看清了，清楚极了，其实是什么也没看清。”
　　我说：“天安门那么高，你在广场离得又那么远，怎么能看清楚呢？眼睛再好也是有限的，你的同学都在说瞎话。”
　　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怕喜茂也像我那位同学一样，将这话捅出去，使我“反革命”的罪状再加一条。
　　喜茂好像对我的话并不在意，他说他上北京除了看毛主席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看故宫，看看过去皇上住的地方。这是他爷爷的意思，他爷爷说了，到北京一定要去看看金銮殿，这不是任何庄稼人都有的机会。所以，喜茂看完毛主席就看故宫去了。但是，故宫关了门。
　　文化大革命中能让孙子上北京看金銮殿的爷爷大概不是贫下中农，我巧妙地打听喜茂的爷爷“是不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
　　喜茂说：“我爷爷不但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而且是连任数届的生产队党支部书记，是革委会主任，是全村尚门一姓的最高长辈，是真正的贫农。”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毛主席没看清，故宫没看成，喜茂认为这趟北京去得很窝囊。
　　我就给喜茂说北京、说故宫、说颐和园，喜茂瞪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听。
　　喜茂对我很敬佩，我也觉得只有在喜茂跟前，我才像个人。
　　农场的诗人们不甘寂寞，他们有着太旺盛的精力，有着强烈的主观随意性。星期六这天，浏诗人与郭诗人突发奇想，他们决定趁着干活之机偷跑，去爬华山，去拜访在华山与赵匡胤下过棋的陈抟老祖。
　　他们约我同行。我说不敢。
　　我说：“明天虽是星期天但并不休息，早晨一点卯一切均真相大白，那罪过非同小可。”
　　浏诗人说：“就当咱们把休息日记错了。”
　　郭诗人说：“郑板桥老人家苦闷极了的时候就把夭桃砍断，就焚琴裂画；就把鹦哥煮熟，佐我杯羹；就烧尽文章毁尽名。我们上一趟华山算什么？”
　　我很喜欢郑公的这首词，就让郭诗人把它连着背了几遍，可惜今天原句已经记不清了，我只感觉郑燮的这首词实在是“词有别调”，跟我的心境再贴切不过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世纪末情绪，那种两脚踏翻尘世路的绝决，跟我们是何其相似啊！
　　我还是不敢同行。
　　诗人们就派任务给我，让我去厨房为之窃馒头若干，咸菜数块，以做路途食粮。那时的华山，荒无人迹，所有的庙观都遭到红卫兵的打劫，千百年来几代人十几代人建造起来的房舍均成了断壁残垣，道士们也被勒令下山还俗去了。诗人们说，他们此次上山，不但能看到自然之美，也能看到残缺之美，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诗人们所言极是，在以后华山的不断修整、建设中，在登山索道的建立后，再想看昔日那古旧、沉寂的华山是根本不可能了。现在推给我们的是繁华热闹、房新瓦亮的华山；是商贩云集、人群熙攘的华山。
　　我记得那天我将两位诗人一直送到华山底下就回来了，诗人们对我的举动大惑不解，浏阳河蹬着山道，歪着脑袋问我：“你真不跟我们上？”
　　我说：“不。”
　　我想以后有上华山的时候，对这座壮丽的山峰，不能采取这种偷偷摸摸的举动。
　　后来，我如愿以偿，在农场彻底“放羊”以后，我一个月之内爬了五次华山。
　　那天，我还是回来了，没有和诗人们上山，我连夜赶回农场，第二天参加劳动。
　　照旧是堵老鼠洞。
　　上午的时候喜茂过河来寻我，因为，老万和拖拉机一道被别的农场借去帮忙了。所以，喜茂找到我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和老鼠们作战。
　　喜茂说他爷爷死了
　　我说：“就是让你看金銮殿的那个爷爷吗？”
　　喜茂说是的。喜茂说他是来请我帮忙的。
　　我赶紧说走不开。
　　喜茂说不是让我走，是让我给他写几个时下正流行的革命曲子，送殡时吹奏。
　　我问：“以往你们都吹什么？”
　　喜茂说：“以往的曲子都不能用，是四旧，没人敢吹了。”
　　我说：“这事看起来容易，其实很不好办。”
　　喜茂说：“正因为不好办，所以我才来找你，这事搁一般人死了也就不吹了，但我爷爷是全村的大（此处读duo）人，是大人就不能冷冷清清地上路对吧？所以，就得吹，但又不能让公家的人不高兴，就得请你帮着挑些能吹的革命曲子。”
　　喜茂的要求让我很为难。
　　在当时，样板戏不少，语录歌更多，但用来作送葬的吹奏却均为不妥，即既不能太欢快给人以幸灾乐祸之嫌，又不能太悲伤有感时愤世之忌，思来想去，我就写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和“天上布满星”等几首我认为还说得过去的简谱，让喜茂拿回去让乐人练。
　　喜茂拿着那几张纸匆匆地走了。
　　那一天，我心里乱糟糟的不踏实，总觉得要出什么事。果然，下午喜茂又来了，说我写的那些字码没人认得，吹不出。
　　我说：“这我就没办法了。”
　　喜茂说：“你过去教一教就可以了，乐人说了，你只要能唱出来就行。”
　　我看了一眼堤上，堵鼠洞的人们已经开始往回撤了。
　　喜茂说：“没有用的，你们干的这些活都是白搭，水一上来，这里本来就是存水的库区，设堤挡谁呀。”
　　我说：“在水没漫过堤的时候，我们这里还算农田，水淹上来了，我们这里就是水库。”
　　喜茂说：“反正淹也罢，不淹也罢，你们都一样地拿工资。”
　　下了工，我就跟喜茂过河去了。
　　在路上喜茂说：“村里人听说歇了几年的吹乐今夜要复出，都要在灵前听曲儿呢。”
　　我说：“期望值太高了，会失望的。”
　　喜茂说：“农民好对付，你就是吹跑了调，他们也会对你很崇敬。”
　　我第一次来到喜茂家。他们家在村中间，离丙蛇家不远，黑门洞，门框上贴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对联，橫批是“继往开来”。字是楷书，写得端庄规整，无疑是农村秀才所为。只是我觉得上下两联并不十分对仗，尤其是那“多”和“换”两个字……
　　灵堂设在当院，搭着棚，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我随着喜茂进门就听见有人说：“乐人来了。”也有人说：“怎的来了个女鬼子？”
　　我当时对“鬼子”这一称呼非常不解，若干年后，调到了报社文艺部，到陕西旬邑去采访唢呐民间艺术，才知道陕西老百姓将吹鼓手俗称为“龟子”。“龟子”即“龟兹”也，龟兹古时是西域天山南麓的一个擅长音乐的城国，即今日的库车、阿克苏等地。自汉以来，丝绸之路的沟通，使西域的音乐传入长安，并普及到民间，龟兹乐一度成为乐曲的代称，唐朝的元稹《长庆集》中便有“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渌续”的词句。当地老百姓将我呼为“女龟兹”，追朔历史，这词真是雅得不能再雅了。
　　而在那天，我只是把它理解为“女鬼子”，是跟“日本鬼子”相提并论的一族，而在封建士大夫的眼里，吹鼓手是连讨饭也不如的下九流。
　　先到的乐人已经在厦屋里坐着了，是邻村一个老汉，抱着个脏兮兮的唢呐，木木呆呆的。见我进来，翻了翻眼晴，也没有多余的话。
　　喜茂说：“原本还有个拉胡胡的青年，临时被叫到县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了，眼前就只剩下了这个吹唢呐的老汉。”
　　我看见“天上布满星”的曲子在老汉脚底下扔着，就拾起来，问老汉能不能吹。
　　老汉说：“弄不成。”
　　我问怎么弄不成？
　　老汉说：“我看不懂。不戴镜子看不见，戴上了镜子净是1234，那1234咋吹哩？”
　　我把“天上布满星”给老汉哼了两遍，没想到老汉竟能随着哼唱低低地吹下来，其敏锐的乐感令我吃惊，也令我对这位木讷的农民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但是，让他单人吹奏，却又说“弄不成”。
　　我又唱，他又吹，临了还说“弄不成”。
　　喜茂有些急，喜茂爹也有些急，我更急。
　　喜茂说：“不行就吹那些老调。”
　　老汉说：“我不敢，今天吹了，明天我就得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喜茂他爹也说不妥，说那样影响不好。
　　喜茂说：“那总不能让她老带着唱吧，那样不累死人家。”
　　喜茂他爹想了想问：“你这女子会不会吹笙？”
　　我说会。
　　喜茂他爹就不知从哪儿拿来个笙递给我。
　　笙对我并不陌生，我自儿时便与它打过交道。在我们家的堆房里就有一个破烂的笙，与那些京胡、崩子、锣镲混在一起，为父亲们唱戏的伴奏。家中本无此物，是有一位擅唱程派青衣的亲戚的提议，说青衣唱腔加笙伴奏，可以突出柔美哀婉的效果，父亲就购置一笙。买了又无人吹，便在杂物堆里冷落着。我那时尚小，出于淘气与好奇，常将那笙从堆房里拉出，捂在嘴上，呜呜呀呀地吹。为什么不拉别的单拉笙呢？是因为笙捂在嘴上就能响，不像笛，吹得脑袋炸了也出不来声音，更不像胡琴，能发出杀鸡一样的噪音。每当我们家的笙在院中惨兮兮地发出颤音，我的大大（大伯母）就会出来干涉，老太太颤巍巍地站在廊子上训我说：“干点什么不好，还要当吹鼓手吗？”我不理她，照吹。老太太的娘家过去是内务府的官员，规矩多得厉害，她在叶家爱倚老卖老，我就倚小卖小，两个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面，谁也不服谁。她见说服不了我，就说：“我得告诉你妈去，让你妈管你，好端端地吹笙，不吉利！”我才不管什么吉利不吉利，更加劲儿地吹，直吹得昏天黑地，吹得口吐白沫，吹得黑眼仁儿往上翻，吹得一丝气息悠悠欲断……
　　同在德和园大戏台上有过唱戏的经历一样，我在大戏台上同样有过吹笙的表演。那回是在颐乐殿放完电影《小姑贤》之后，职工们意犹未尽，就让我们几个小孩子表演节目，我和三四个光头的小小子给大伙吹笙，因为是即兴，事先没有练习过，所以，吹的曲子很简单，就是那个谁都会的“梭米发，米斗来”。
　　许是大大不该有那样的预言，内务府格格的话终于应在了我身上，使得我后来来为这个毫无瓜葛的关中老汉吹奏送葬曲。这是个出人意料的人生插曲，时空与命运的交汇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躲不开的、事先设计好了的奇特的点，无法回避，无法抗拒。我至今还常常想，渭河边上那个被绿树掩映的小村应该还记得我，记得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黄昏，一个说北京话的“女鬼子”为村里的一位大人送葬，吹了一支又一支曲子……
　　那天给我笙的时候喜茂说：“这笙是我爷爷的，他生前喜爱得什么似的。”
　　吹唢呐的老汉说：“用长水的笙给长水送葬，长水准高兴，这也是天意，将来我死了，怕没人会拿我的家伙给我送葬了。”
　　老汉说的是实话，看这架势，附近大概再不会有第二个人吹唢呐了。
　　死者的笙是十七管十七簧的老式葫芦笙，年代相当久远了。端起这管沉甸甸的、因手磨汗浸而紫得发黑的笙，我只觉得是一种缘分，一种与喜茂家、与这位被叫做长水的死者，与这个河边的小村庄的一种缘分。
　　天底下有些事都是定好了的。
　　唢呐声起了，声音拉得长长的，在节拍上完全是即兴发挥，彻底脱出了我提供的曲子。“天上布满星”的第一个音“天”，最多一拍，但至少让这位老爷子延长了30倍。
　　一声长长的“天——”凄厉地划破了沉闷，直冲云霄。
　　绝了！
　　老汉在不少地方还加入了哭腔颤音，比如“生产队里开大会”这句，“生产队”三个字被老汉的唢呐字字斩断，一字一顿，像是人在悲痛欲绝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诉说，后头“开大会”，是悲声大放的恸哭。老汉的吹奏中突出了生命的精髓，突出了生的坚毅、死的重托。我却还要为他弄什么谱子，实在是不自量力地寒碜自己。
　　我彻底折服了。
　　一院人哭声顿起。
　　现在是我跟着老汉的调子走了，衔着笙口，我跟着他吹了下去，唢呐的高亢与响亮中揉进了低音笙的松软与甜美，揉进了如泣如诉的沉吟，悲中感痛，痛中有悲，使人的身心随之而颤抖、而共鸣。
　　曾听说，笙与琴都是充满阴气的奇妙之物，有“深松窃听来妖精”的说法。尤其是笙，更可感召鬼物，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物件，却阴差阳错地来了。古人说它能吐凤音、作凤鸣，“能令楚妃叹，复使荆王吟”；今人赞它柔润清丽，比二胡亮，较笛子甜，在管弦乐中，能起着管乐和簧乐的两重性质，使活跃的声部结合起来更能达到完美的和声效果。正因为如此，在长水老汉的葬礼上，它与唢呐的密切配合烘托出了一种情绪、一种氛围，也烘托出了死者人生终点的最后一片灿烂与辉煌。
　　我吹了一个晚上，忘却了身形，忘却了荣辱，一身精力化作了迤逦情丝，与西天的晚霞融为一体，飘荡而去。
　　前一段时间，气功热大兴，我曾问过气功师，吹笙可不可以“入定”，他摇头；我就想，他一定不会吹，吹笙是全身心地投入，能达到一种息心忘念的超然状态，这与气功“入定”有何差异？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记得那晚我要回去时，喜茂的娘包了许多花馍送给我，流着眼泪说了许多许多感谢的话。更要命的是喜茂的爹领着全体孝子齐齐地给我跪下了，认认真真地给我磕了头。从跪在地上那一张张悲痛已极、疲倦已极的脸上，我看到了感激、看到了真诚、看到了关中父老乡亲的纯朴厚道及数千年中华文化在他们心底的沉积。
　　我感动极了，抱着门框大哭了一场，那是我自到陕西以后惟一一次酣畅淋漓的哭。我是在哭自己，哭自己的委屈，哭家庭的坎坷，哭自己失却的人格和自尊……
　　那晚，吹得痛快，哭得痛快。
　　不知什么时候落起了小雨，喜茂把我送过河，一直送到农场后面的大堤。
　　分手的时候我对他说，为他爷爷当吹鼓手的事以及他们家里人给我下跪的事千万不能让我们这边的人知道了。喜茂说你放心，说他爹已经跟大家都打了招呼，说公家人不比农民，是有组织的，此事谁也不许向外人胡言传。
　　我说：“要是你喜欢，以后，我可以教你吹笙。”
　　喜茂说：“那笙明天就随我爷爷埋了。”
　　于是，我明白了，这晚为什么我会将笙吹得这般出奇的好。将军已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这是它最后的绝响了。
　　笙是有灵气的东西，它是有感应的。

　　本文选自《琢玉记》，叶广芩／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7月。

琢玉记 叶广芩 著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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