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书仪：日记的故事

┃Personal History

日记的故事

© 么书仪／文

　　我从上高二的时候开始写日记，当时，师大女附中文科班的学生大多数都在语文老师“练笔”的号召下天天记日记，内容有一天的所见所闻、心情感受、风景片段等等，目的是提高写作水平。
　　这习惯一直坚持到1963年我到北京大学念书，中止于1968年离开北大以后。
　　在我上高三的1963年上半年，记忆中全国发生的最大的事件就是三月初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雷锋日记》也同时在书店里发行，学校最先投入了运动。
　　记得《雷锋日记》中，最“经典”的部分如“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缺点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作为格言，被贴在每一个教室的墙壁上。学生们议论报纸上印刷出的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字体和怀素体狂草也很热烈，当然更多的还是在政治老师、班主任、班团干部的带领和引导下学习报纸上的文章，学习《雷锋日记》片段，再深入一步就是对照检查自己了。
　　雷锋日记的内容和独特的写法使大家都很感动：首先是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雷锋在日记里关心的事情都是集体、他人和“世界上（除了中国、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之外）三分之二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相比之下，只关心个人的好恶和一己的悲欢就变得十分渺小了。其次，对比雷锋，自己日记中尽写些个人的生活、心情变化、花花草草的好像不大对劲，即使不算什么严重的问题，至少也是境界太低。
　　由于雷锋日记光明正大的内容，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者的磊落胸襟、毫无个人隐私的意味，使学生们逐渐提高了对日记的认识。先进的学生开始对照《雷锋日记》，检查自己与雷锋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光是“对同志”、“对工作”、“对缺点”和“对敌人”就有演绎不完的话题，于是“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革命内容就成为写日记的新方式。
　　慢慢的开始有同学定期把自己的日记也上交给团支部，作为“思想汇报”的补充。返还的日记后面会有“组织”的批语，内容多半是对进步认识的鼓励和对勇于暴露思想问题的表扬。过组织生活的时候，团支部对团员和非团员的表扬，有时也会引用日记中记载的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的思想过程和做过的“好人好事”。
　　当然，上交的日记也不是一律的都受到表扬，日记是否被信任、被肯定，主要得看作者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是否革命，如果出身不好，得看“组织”是否认为那作者对家庭的“背叛”“很彻底”。也有时会听到“某某用日记弄虚作假”、“某某把日记摆在桌子上，打开着故意给人看”的议论。这些议论当事人并不能听到，但他显然已经被认为是用不正当的手段伪装进步了，这样，交日记的行动就非但没有预想的效果，反而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这样，一些人已不再把日记视为个人的隐私和秘密，通行的说法是：“有什么话不可以向组织公开呢？”比较要好的同学之间交换日记看的事也有，那被认为是一种互相信任和交流，当然也仍然有人不愿意这样做，其他人也会尊重他的意思，不得到本人的允许去偷看别人日记的行为仍然会受到鄙视。
　　《雷锋日记》的政治作用是明显的，它是以榜样的力量、以渗透的方式在塑造一代年轻人的共性，包括了如何思想、如何做人、如何表现……它力图把人性之中最私人、最隐秘的部分纳入一种模式、一种规范，《雷锋日记》的公开发表，使得日记这一“私人空间”呈现出可以公开进入的性质。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实际上，大多数当时年轻人的日记都有点“夹生”，规范之中总是夹杂着私密的部分。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学生们作为“革命小将”跟着主流批斗老师、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串联”煽风点火、打派仗、大联合、复课闹革命……都经历得阳光灿烂、有声有色。到了1968年，运动由放到收，一切都在毛主席的运筹、掌控之中，全国几亿人就像棋子，在棋盘上各行其是，没差什么大格。
　　工宣队进校后，开始收拾残局，大联合之后，先是清理两派公认的“反革命小丑”，各年级都有揪斗的对象，多半是出身不好又有“反革命言行”的学生。
　　我所在的三年级揪斗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残疾女同学，她从小患小儿麻痹症，留下了萎缩的右手和右腿。她平时用左手写字，右手弯着，只能做简单的动作，她右腿比左腿短，穿着有三寸厚底的特制皮鞋还要一拐一拐。她的父亲作过国民党军医。她的被抄没之后被整理过的日记里除了有“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之外，使我记忆最深的是她被“揭发”的“阴暗心理”——因为她在日记中写道：“社会主义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希望的是健康、是漂亮，我希望自己能穿高跟鞋……”按照当时的认识，这种想“漂亮”、想“高跟鞋”的思想，是违背了革命原则的见不得人的“阴暗心理”。
　　批斗会上，她面对同学站着，穿着一件不知从哪弄来的中式破蓝布衫，自动把腰弯成了九十度。两边有两个出身好的红卫兵（她的同学）反剪着她的手臂，按着她的脖子，但那可能也就是做个样子了，她已经姿势合格，也已经快要站不住了……批判发言，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小丑某某”、“某某不投降就叫她灭亡”，一直到会议结束，她都一直保持着“坐飞机”的姿势。重点发言的是她的室友——一个出身城市贫民的女生，她大量地引用“国民党军医的女儿”日记里面的片段，然后进行讽刺挖苦和上纲上线，“资产阶级臭小姐”、“阴暗心理”、“不要脸”、“伪装进步”、“用粮票收买人心”、“小恩小惠”……那天我才发现，日记这样被人分析真是不幸，她也真不该经常把吃不了的粮票送给那位出身城市贫民、总是说自己“饭量大、不够吃”的室友，如今，这些都变成了“别有用心”的“收买”行为——那时候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粮票在黑市里还是挺值钱的东西呢。
　　四年级揪出来一个男生（他叫陈一谘），发言中“揭发”了他的“无耻下流”和“狂妄”，因为他在追求同年级一位女同学的时候，曾经以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作比。这“揭发”的根据也是信件和日记。当时，参加会议的“革命群众”都把目光转向了人群中他追求过的那位女同学，她孤零零地坐在阶梯教室最后面的一个角落里低垂着目光，一只手托着腮，一只手拿着一支笔在纸上做记录的样子……她是个很出众、很清雅的女孩子，系学生会的文艺干事，为全系学生所熟悉，也为许多男生所瞩目。
　　后来，在经历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的以个人日记和个人信件为武器的“批斗会”（批判斗争会）之后，三年级的患小儿麻痹症的女学生和四年级当过学生会文艺干事的女学生都自杀了，一个死在三十楼四〇一室，一个死在校园西北角荒芜的红湖游泳池南岸，记忆中她们都是喝的来苏水……也许忍受人身污辱比扛着政治罪行还要难吧，我想。
　　她们死后，被称做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小丑”和“死有余辜”。
　　清理完“反革命小丑”，就轮到“清理阶级队伍”了。学校里的两派分别向工宣队上报对方成员的“反革命言行”，这些材料多半也是来自武斗时抄剿的对方同学的日记和信件。无可争议的罪名第一类是“反对中央文革”，其中以“反对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的居多；第二类是“反对工宣队”，在当时也属于“反革命言论”；第三类是“资产阶级思想”之类，这类问题在大家心里就不算什么问题了，因为在“旧教育路线”教育下的旧北大学生几乎概莫能免。
　　记得两派大联合以后，工宣队让归还抄剿的“革命群众”的日记信件；抄剿者既没有惭愧不安，被抄者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从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破“四旧”时对“地富反坏右”抄家，没收他们的财产；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时，学生们跑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中去抄剿，没收自己老师们的手稿、信件、日记这些行为已经被舆论公认为是“革命造反”的“革命行动”，那么，当这些革命手段被“革命群众”互相使用时，当然也仍然不能否认它的“革命性”。
　　根据信件和日记所整理的材料在当时属于最“过硬”的一种，这样的材料不用核实，不用取证，白纸黑字，不容抵赖，一经发现，罪名即可成立。批判的时候，只要在引用之后上纲上线，进行发挥和分析就行了……
　　1970年春天，我所在的接受再教育的新疆奇台解放军农场传达上级指示，即将在受教育的学生中“清理阶级队伍”。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侥幸没被抄剿（两年前北大武斗的时候，我所居住的三十楼被另一派同学占领之前，我带回了家）的日记一共六本，交给了一个比我小十来岁的忘年交（她叫杨东远），托她给我烧了。她先是呆呆地看着我掉眼泪，后来就把这一大捆日记装进了军绿色的帆布挎包。后来她告诉我，她烧了，她没有看它们——她懂得尊重别人的秘密。
　　2001年年初我往蓝旗营搬家时，竟在废纸堆里清理出一本从1966年8月25日到12月21日的“串联日记”，扉页上写着毛主席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页一页翻过去，有对外地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分析、忧虑，有对自“私字一闪念”的批判，有豪言壮语，有自我检查，完全是“雷锋日记”式的文字，私密的部分几乎没有……如果不是白纸黑字，我简直就不能相信这样的文字曾经是我的“日记”！
　　也许这就是它可以存留至今没有被我烧毁的原因吧？

　　本文选自《见闻与记忆》，么书仪／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

见闻与记忆 么书仪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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