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慧芬：阿爸的故事

┃Personal History

阿爸的故事

© 殷慧芬／文

殷慧芬

绰号小铜匠

　　1958年的夏天，八岁的我站在“一中心”的教室里，一位挽着发髻的女老师对着我轻声细语。老师讲的是一种口音浓重的普通话。我一脸困惑，只得沉默。窘迫中，我习惯地拉起衣角慢慢地咬啮起来。衣角有很多咬啮时留下的小洞。这是我长牙的时候留下的习惯。也许正是这个动作促使老师下了决心说，小朋友，放下来，不卫生的呀。
　　我走出教室的时候，等在外面的阿爸着急地问：哪能了？哪能了？阿爸一身中山装，整齐挺拔，俨然一位先生。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当初我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进“一中心”读书，是因为不卫生的习惯，还是因为听不懂老师的宁波官话？总之阿爸非常失望。
　　“一中心”坐落在三角地菜场的右侧。弄堂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上海虹口一带最好的小学，它的全称是“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我家是弄堂外围的街面房子，站在家门口，可以看到马路对面这所小学高高的校舍，听到它的上下课铃声。
　　这条街上的人把“一中心”的铃声是当作时钟来使用的。比如中午的下课铃声拉响的时候，在我家聊天的隔壁黄家姆妈就会急着往后弄堂走，回去淘米烧饭了。黄家姆妈，简称黄家。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个弄堂里的居民相互的称呼是先生或者老板。女人们的称呼就简约多了，以男人的姓氏替代，比如：黄家、杨家、张家……也有以籍贯来称呼的：小宁波、老无锡、老山东。还有以人性格或者外形起绰号的：老屁眼，猢狲精，洋辣子，老白蟹，老白眼，大块头，电线木头等等。最滑稽的是12号里的张革履，因为他老是西装笔挺。
　　阿爸的绰号是“小铜匠”。这是他的职业。就像有人叫张木匠、穆裁缝。从阿爸的绰号可以分析，他来到这条街上的时候是十分年轻的。
　　我的绰号是“排骨精”，这是因为我非常瘦弱。
　　那年我从“一中心”落第，成为峨嵋路小学的学生。这个小学在三角地菜场的楼上，是一座新办的小学。新办的小学是没有底子的。上海弄堂里的人很相信老底子。“一中心”的老底子是教会学校，一百多年前三角地还是一片农田的时候，它就已经屹立在这里了。
　　我去三角地上学的时候，看到穿着橡皮衣的工人用巨大的铁钩牵着冷冻的猪肉，在菜场二楼走廊里穿梭，我们擦肩而过。天光暗淡的走廊里，散发着肉类特有的腥味。
　　很多年以后我成了一个文字工作者，我去卢湾区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老人说三角地呀，上海最大的菜场了！60年的时候，我天天乘头班电车去买菜的呀，三角地的货色多呀，小人要吃呀。那个天光暗淡的早晨顿时重现在我的眼前，连同肉类的腥味。我有一点点感慨。
　　有很长的时间，我不要同学到自己家里来。我家的屋檐下挂着一个很大很大的钥匙，是用白铁皮敲出来的，钥匙的牙齿高低错落，非常逼真。这是铜匠铺子的招牌。过路人远远地看见了就知道这里是铜匠铺。阿爸是一名无锡铜匠。看着阿爸早起晩睡的，我就很羡慕楼上的小秀。楼上小秀的阿爸杨先生在外滩海关的写字间上班，有时候还喜欢甩一根司的克在小街上兜兜商铺，很有风度的样子。我自己的阿爸老是蹲着劳作，脚上已经是青筋爆出了。我想，阿爸当初发了洋财就好了，可以住在洋房里，不要在峨嵋路这样的小马路上挂一个大钥匙了。三角地附近的塘沽路、昆山路上有很多红墙的小洋房。就在我家的斜对面，有一个类似广场的弄堂，里面也都是式样别致的小洋房。夏夜我们坐在街沿上乘风凉，听老人讲老底子的故事，想的就是将来要住到这样的洋房里去。
　　我现在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还在做住洋房的梦。阿爸已经不能做梦了。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1846年美国传教士在虹口“一中心”的地皮上造学校的时候，看中的是虹口这块空旷的处女地。三角地可以说是虹口成市的最早的雏形。形成后的虹口租界并没有吸引来大量的洋商，倒是无数的江浙两省、广东省、山东籍的移民顺着苏州河源源不断蜂拥而入，其中就有大批的无锡铜匠和铁匠。当然也有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相比之下，虹口租界无疑比较自由。1931年，18岁的阿爸一身长衫追随着早先的无锡同乡来到上海虹口。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是个青年学生。其实他只是一个家有几分薄田的农民儿子。他不是来追随革命。他满脑子想的是来上海滩发洋财。
　　那天阿爸在“一中心”外面衣装笔挺的样子，令我觉得阿爸像个坐写字间的先生。我就是在这时候强烈地意识到阿爸要面子的性格。听姆妈说租界时期阿爸出门在外，办事见客必定是长衫、皮鞋，风度翩翩。阿爸的长衫曾经带给他很大的麻烦。日本人统治时期，阿爸过年回无锡乡下探亲，身着长衫，手提皮箱，很有一点衣锦回乡的味道。谁知走近村口的时候，碰到邻村的回乡团，团丁看阿爸一身斯文，怀疑他是上海来的共产党，竟扣住不放，后来经村里的熟人“和尚”出面担保，方才脱身。为此阿爸破费了好几块大洋。“和尚”是阿爸的同乡，秃顶，喜欢在市面上混混，性格直率。我见过“和尚”，是个说话大声身子肥硕的老头，经常到上海找阿爸喝老酒，喝得酒水糊涂。姆妈虽然十分嫌弃，却也无奈。
　　无锡铜匠在老上海是很有名气的手工艺人。最早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人称外国铜匠，就是无锡铜匠转化来的，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机器工人。阿爸却拒绝成为一名产业工人。他执著于当老板的梦。他还有非常男人的理由：“厂里不自由。”
　　租界时期的虹口是小业主的天堂。虹口市面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江浙老板，广东小贩。”那些江浙两地的小老板们在虹口发了财，其中的佼佼者就向闸北、杨浦发展，进入大工业领域。他们带走了大批同乡。这些成功者的榜样显然刺激了阿爸。阿爸一度收了个叫根宝的学生意，让他跟家里女人做饭洗衣抱孩子。还让根宝称呼自己老板。我年幼的大姐自然成了千金小姐。
　　这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我是在阁楼的小皮箱里发现这个秘密的。皮箱的衬袋里有一张阿爸和根宝父亲的契约。契约上写着根宝在三年学生意期间：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天灾人祸，生死由命。这时候正是上海滑稽戏“三毛学生意”走红的时候。三毛学生意的悲惨遭遇人人皆知。我从此看阿爸就有了一种复杂的异样目光。

发财的梦想

　　说起来，阿爸的一生还是有过不少发财机会的。
　　租界时期，虹口就是日本侨民的聚居地。我家附近塘沽路上的日本人俱乐部夜夜莺歌燕舞，车水马龙。有一天日本人不知怎么打听到了峨嵋路小铜匠，客客气气地把阿爸请到了俱乐部，说是请他开锁。来人非常诡秘地从一楼厨房后面拐进楼梯，把阿爸引进三楼一间豪华的和式套房里，房间中央立着只半人多高的保险箱。来人叽里咕噜地比划了一阵，不用多说，阿爸就明白了是要他打开保险箱。
　　来人吩咐完毕就退了出去。阿爸稍稍安定心思，就对着保险箱捣鼓起来。琢磨了老半天保险箱终于有了动静。阿爸不假思索地拉开门。没想到这一拉，里面成捆成捆的美元和黄金首饰竟哗啦啦地滑落了一地，把阿爸吓得心怦怦乱跳。此时四周空无一人，阿爸只要伸手，发财的梦想立时就能实现。但是阿爸没有。阿爸后来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人穷志不短。我却猜想阿爸是不敢。因为当时日本人在虹口实行非常酷烈的统治，小偷一经抓获立时枪毙。
　　大概日本人自己也不清楚保险箱里的秘密吧，要不怎么会把阿爸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呢？又假如日本人知道阿爸发现了保险箱的秘密，很难说他们不会杀人灭口。阿爸思索良久，弯腰拾起地上的金钱，一文不少地放回保险箱，恢复原样，重新锁上了保险箱。
　　“哈意，这只保险箱特别的，本事没有的。”阿爸不动声色地对日本人如是说。他两手空空灰溜溜地离开了日本人俱乐部。手工艺人最大的骄傲和光荣就是本事，此时阿爸却违心地说自己“本事没有的”，这要有一点自戕的勇气。小铜匠开锁的本事在当时三角地一带可谓闻名遐迩。现在他自己把自己打败了。他后来很长时间不再上门替人开锁。“东洋人，日本赤佬！”阿爸愤怒的时候会这么嘀咕一句。
　　小时候我经常走过塘沽路，我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就住在原日本俱乐部旁边的民居里。我本来对这一切熟视无睹，知道了阿爸的故事后，走过这栋古典主义的西式建筑，就要抬头看看。它挂着“浦江电表厂”的招牌，昔日泊满豪华小车的门口，如今堆着一摞一摞的包装箱。大楼中间顶部，白色大理石花饰镶嵌在高高的半圆拱窗上，散发出一种极端的华美和邪气，还有依稀的狰狞，和三角地一带平和的居家气息显得格格不入。我会想，三楼的哪一个窗口曾经发生过有惊无险的一幕呢？假如当初阿爸在那只神秘的保险箱里伸了手，我们一家的生活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
　　我后来初恋的时候喜欢在这里和男朋友碰头。夜晚，那深长的美丽拱窗射出隐隐的灯光，影映出往日的神秘。我就和男朋友说阿爸的故事。
　　五年以后，发洋财的机会又一次向阿爸招手。那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居住在三角地附近的日本侨民开始大批撤离遣返。我家的这条街，日式商铺和中国商铺犬牙交错，街对面弄堂的一排小洋楼里居住的全部是日本侨民。曾经一度，不少日本人觉得这里的生活和日本本土没有什么两样。现在他们要痛苦地撤离了。由于仓促，他们只得把一些生活用品廉价拍卖。他们自己不敢公然出面，还有一些日本商人也急于把自己的货物出手，弄堂里就有不少人乘机当掮客，收购倒卖日货。有很多日本生活用品就这样散落到弄堂人家。我家里就有一只小小的奶锅，我和兄弟姐妹，还有我们的孩子都喝过这只奶锅热的牛奶。家里还有一只精致的藤编小桌，矮矮的，完全是东洋造型，我在上面做过功课。姆妈习惯用的饭碗也是东洋货，它的造型比一般的中国饭碗要深。姆妈说这样的东洋碗当时买了十只，几十年来，最后就剩这一只了，用到死也差不多了。很奇怪的，1996年母亲过世的时候，这只饭碗还在，后来再有人想起这只饭碗，就怎么也找不到它了。
　　阿爸在1946年倒卖日货的浪潮中，成为一名临时掮客。当时市面混乱，不少人顺手牵羊，阿爸前脚从对面日本绒线行背了一麻袋绒线放在后门口，上去一趟，再下来，后脚一麻袋绒线已经不翼而飞了。乱世，乱世呀。阿爸捶首顿足。在吴淞路一家日本写真馆老板的怂恿下，阿爸收购了他一只德国蔡斯照相机。据阿爸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庞然大物，镜头清晰，好得一塌糊涂。阿爸没舍得拿到集市上去。十年后父亲把这只照相机变卖了一笔现钱，它使刚出生的阿七头喝上了新鲜的牛奶。
　　我猜想阿爸倒卖日货的时候发了一笔小小的横财。好几年以后，我听见姆妈在对阿爸悄悄嘀咕说，家里的老底都吃光了，日本人辰光买的金戒指也倒给黄牛了，过年哪能办？这个时候阿爸已经进了国家工厂，再也没有机会发洋财了。姆妈无钱开伙仓，生气的时候就骂自己的孩子是讨债鬼。“讨债鬼呀！吃饭像抢羹饭，吃得肚皮青筋起，不管爷娘死不死！”
　　阿爸还有过一次发达的机会。那是他的一个无锡同乡，1941年的时候去参加新四军，临走前来跟阿爸借盘缠钿，心血来潮拉阿爸一起走。30岁的阿爸想了半个时辰，就回头了同乡。这时候的阿爸正是新婚，30岁的男人好不容易讨了老婆，正是热身的时候，哪里肯离开炕头？后来这个同乡革命成功，回上海成了一家机关的领导，在外滩大楼里上班，他把阿爸请去做客。阿爸后来一次次地回忆说，土八路呀，好好的房间，席梦思反着困，抽水马桶蹲着用。阿爸的思想是有一点反动的。
　　我开始看外国“闲书”的时候就变得和阿爸、和家里的人不调和了。这是“闲书”对我的毒害。凡是教科书以外的小说书，尤其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书，阿爸都认为是“闲书”，一概划入禁区，不许看。这时候的阿爸已经安于现状，他早已放弃了他的发财梦，成了一爿国营工厂的老师傅了。
　　那些外国“闲书”大多是隔壁汏衣裳店里的营业员美英借的。我至今都不明白成年的美英为什么会借书给我一个六年级小学生？而且我对美英表现出一种隐隐的疏远。美英叽叽喳喳的，阿爸说她是十三点。尤其是美英和拐弯角摆摊头的小皮匠搭上了，闹得都不回家了，阿爸就更看不起美英了。美英因为处在一个姑娘最微妙的阶段，就老是找一些充满悲欢离合的“闲书”看。比如：《父与子》、《初恋》、《安娜·卡列尼拉》、《美国悲剧》、《奇婚记》《傲慢与偏见》《简爱》、《基督山恩仇记》……我看这些书显然是过早了。我无法抵御和分辨精彩的虚构世界。当我偶然间听到姆妈和阿爸在发愁说，过年哪能办？我在失望中有一些怨艾。阿爸既没有发财也没有参加革命，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屋檐下挂着的大钥匙早已经取下来了。
　　是1960年的时候吧，仿佛是一夜之间，商铺林立的峨嵋路成了普通的居民街。国家调整商业网点，小商铺关的关，并的并，留下的只有日常生活必须的老虎灶、剃头店、煤球店和烟纸店了。阿爸的铜匠铺也难逃此关。阿爸的抽屉里，还留着一大把用粗铅丝弯的开锁工具。在我看来犹如一把乱头发，但对阿爸来说却是宝贝家什，私自留下放在家里也是为了一种心情。
　　店铺改成了家用的客堂。看着新砌的白墙和红窗，我感觉到一种新生活的气息。从这以后我家里就对同学开放了，峨嵋路小学三年级的学习小组三天两头开在我家里。
　　阿爸却是无奈的。他终于完成了无锡铜匠向外国铜匠的转变。这是手工业向大工业文明的投降，向始终没有实现的发财梦想告别。

眼角的浊泪

　　阿爸的年轻形象定格在一张大照片上，身着长衫，发型对开，手持折扇，双目明亮，脸庞俊朗，真可以说是像唱戏人一样。我们弄堂里的小姑娘认为某某长得好看，就说他（她）像唱戏人。
　　1949年以前，阿爸最喜欢的服装就是长衫。可惜我没有机会看到。我生活中看到的阿爸夏天打赤膊，冬天穿一件陈旧的列宁装棉袄。他唯一的一件黑色呢制大衣，在我16岁时，经姆妈改剪，成了我的一件新衣服。那年我发育成人，姆妈认为到了讲究体面的时候了。这件呢制服的衣料质地细腻，毛感温和，阿爸说是英国货，也是日本人撤离时留下的。
　　改制后的大衣非常漂亮，连楼上的小秀也对我刮目相看。这件大衣我穿了整整20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已经遗失了阿爸的呢大衣。但阿爸的慈爱永远不会流失。
　　阿爸一生爱清洁，喜欢吃新鲜鱼类。这是当初日本化街区留下的习俗。当时三角地菜场有一百多家日式鱼店、小菜店、点心店、衣料店、木屐店，供应从长崎运来的新鲜蔬菜、鱼类等。中日混居，两国的文化和习俗互相渗透。阿爸就是在这时候开始讲究新鲜饮食和洗浴的。
　　弄堂里的老人大多还能说几句洋泾浜日语，夏夜乘风凉的时候，小孩子跟着他们学“米西米西”。很多人家至今还留有日式移门。我家楼上，二房东杨先生房里就是和式门窗，细格子的窗棂，透出一种别样的风情。我至今还记得夏天姆妈用的日本木屐，后跟高高的，鞋带夹在第二和第三个脚指头之间，上面绘有精致的花鸟漆画。这是阿爸当初在三角地日式商铺里买的。这些日本习俗和日用品漫不经心地遗留在弄堂的角角落落，弄堂由此增添了几丝难以触摸的异域风情。
　　最令我惊异的是，阿爸熏陶传承给我们的还有日式习俗。比如吃饭“用筷八忌”：1．舔筷——把筷子当手指一样舔。2．迷筷——手拿筷子在餐桌上四处寻找。3．移筷——动一个菜再动一个菜。4．扭筷——扭转筷子，用舌头舔筷上的饭粒。5．插筷——将筷子插在饭上。6．淘筷——将菜从中间淘开。7．跨筷——将筷子骑在碗碟上面。8．剔筷——将筷子当牙签用……从记事开始，为这八忌，我们不知道吃了阿爸多少“麻粟子”，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家的孩子在饭桌上一个个都是绅士和淑女。很久以后，我在一本旅游书中发现，这用筷八忌竟是日本习俗。
　　这个弄堂里还居住着一个以前做过日本翻译的“汉奸”。这是文革时揭露出来的。据说这个“汉奸”在家里过的完全是日本式的生活。揭露出来以前，我看他是一个正正经经的老头，夹着公文包在弄堂里进进出出。大字报贴出来后，我就发现他确实像个“坏人”，头发老是抹得光溜溜的，皮鞋也是靴子式的，像电影里的日本鬼子。这个“汉奸”翻译后来跳楼自杀了。这是天蒙蒙亮的时候，睡着的我迷糊中听到后弄堂“嘭”的一声巨响，天亮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从这以后阿爸就再也不敢提过去租界时代的故事了。
　　但是阿爸在租界时期养成了每天汏浴的习惯。他经常去的浴室是天潼路的清华浴室。阿爸临终前还坚持去医院浴室冲了一把，第二天就不行了。医生说是冲淋着了凉，导致疾病恶化。因此可以说阿爸的死因是汏浴。阿爸过世时，我不在身边。据说当医生宣告死亡的时候，已经停止呼吸的阿爸，眼角竟渗出一颗大大的浊泪。在我的印象中，阿爸是从来不流泪的。
　　退休后的阿爸有两个活动场所：一是三角地，一是外滩。阿爸早上先去三角地买小菜，接着提着小菜篮就大踏步地赶到外滩去练身体，如此来来往往，不厌其烦。阿爸练的是十八法。这时候阿爸已经非常慈祥，非常随和了。
　　最早的时候外滩和三角地是遥遥相对的，中间隔着一条蜿蜒的苏州河，一派田园风光。随着一栋栋民居的兴起，外滩渐渐地成了三角地的背景，有了距离。三角地的人听到外滩是很亲切的。假如离家外出谋生，他们要到外滩去拍照留念。他们会指着照片上的外白渡桥对朋友说：过桥就是阿拉三角地。站在外滩拍照，对外地人来说是游览大上海，对三角地的人来说却是一种居家的感觉。当初外滩最霸道的建筑是上海大厦，它雄立在外白渡桥的桥堍，俯视着外滩有名的万国建筑群。但是三角地的人看上海大厦是很亲切的。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大厦门户紧闭，很神秘。大厦下面空旷无人，穿堂风一阵接一阵，夏夜是人们乘风凉的风水宝地。三角地的人在太阳刚刚落山的时候就要去抢位置了。有一次阿爸带着我们在大厦下面乘风凉，说起里面的商场、酒吧、舞厅，竟然如数家珍。原来有一年大厦的钥匙弄丢了，是阿爸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跑，开锁配钥匙，大显神威。
　　有一次拍全家照，阿爸坚持要到外白渡桥，桥堍旁有一家很小很精致的照相馆，据说都是名人光顾的。待家人都站好后，摄影师举着橡皮快门，打量着阿爸身边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还有孩子的孩子，说老师傅你好福气呀。
　　阿爸去世十年以后，有一天我回家看望母亲，突然有陌生人敲门，说是从老远的地方寻来，打听峨嵋路“小铜匠”，说是家里的钥匙丢了，进不去，找了很多人都打不开。来人走后，姆妈嘀咕着说：“碰到赤佬了！”从这以后姆妈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姆妈又说日本赤佬也来寻过老头子，是以前在这里开鱼行的，他到中国来旅游，顺便来看看当年的老顾客。“老头子到阴间去吃他的鱼了。”姆妈依旧保留着她年轻时的幽默。
　　阿爸故世后，仍有人满怀希望地从老远地方寻来。我恍然明白，原来有一些东西，虽然普通却是不会死的。比如一个人的手艺。这时候的我对阿爸已经没有一点怨艾。这是因为岁月的洗涤。可惜我已经不能告诉阿爸这种感受了。
　　阿爸一生都没有实现年轻时候发财的梦想。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虹口三角地，没有离开这条峨嵋路，这个弄堂。他当初一身长衫独自来到虹口，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一身简单的衣衫。

　　本文选自《一个人的河》。殷慧芬／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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