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中篇

┃Personal History

宁静的地平线
中篇

© 张郎郎／文

三

　　死刑号里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还是封死的。犯人无法钻到床下去，也无法把东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三，只是在靠门那边留出了一条水泥地，那里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普通牢房里，绝没有这个设备。在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观察孔，上面嵌了玻璃。另一个观察孔则在牢门上。这和其他牢房一样，那观察的小窗户旁边有个按钮，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可以按这个按钮。和医院一样，你房号的那牌子就会翻下去。这里的牢门有两道。里门是动物园那种铁栅栏，外门则是厚厚的铁皮木门。在木门的底部有个猫洞，原来可以从这里把饭递进来。人们想得很周全，一个犯人锁到这里头以后，不用打开门，吃、喝、拉、撒、睡全都解决了。
　　我心里没底，更要想下去。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听见有人打牌儿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细听来：“报告班长，和我一批进来的犯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因为我有重要的问题要交代，才留了下来。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一听到这嗓音、这腔调，我就知道了：这是遇罗克，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
　　这就是遇罗克，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监狱里无论什么时候，都那么主动，那么从容不迫。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大约在我进监狱半年左右的时候，官方安排调号，把我们俩调到六筒同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在监狱里已经非常有名，人们都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
　　此前，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红色恐怖，当时，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后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横空出世——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文革报》，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每天，遇罗克和这个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得用麻袋来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简直形成了一个类似狂热会道门似的旋风。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有关方面注意到了……最后，决定抓捕遇罗克。
　　遇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被侮辱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先行者，也是个殉教者。
　　而当时，我的罪行中还有所谓“联动思想后台”这么一条，因为我当时的许多小哥们儿都是联动的骨干。其实，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我却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血统论对联。我认为，这和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生”一说，没什么区别。
　　我是在他们被江阿姨耍了之后开始思索、最不得意时候，才和我成了哥们儿。他们还救过我一把。
　　最近，在北京我和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大家在笑谈中，都认为当年当局这样给我定这个罪实在荒唐。其实，当时他们真正的思想后台，应该是石油学院的老范，而我只是他们文化艺术的启蒙者。
　　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书人。当年，这伙老红卫兵，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静地围坐在我的周围，从《基督山恩仇记》开始，一本本中外名著听下去，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天地，精神美酒照样能让他们迷醉。他们不让我休息，轮流给我倒茶，给我点烟，甚至给我买来饭。除了上厕所，或者最后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我们才横七竖八地胡乱睡去。醒来，再接着侃。
　　在这之后，这帮老红卫兵看书、找书蔚然成风。
　　这些听众中后来也写东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其余还有红卫兵发轫者之一杨冀平，慷慨激昂的郭大勋，老谋深算的老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贺，浪漫骑土哥儿俩老狗和小涛，后来老狗一度天下闻名。还有第一个在大会上喊“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别那么狂了”的苏色，等等，那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居然，这些人都被我一个说书人的书给拿住了。后来，闻声赶来的彭小蒙，还扑了一个空……
　　那些日子，我除了讲故事，还爱讲笑话，当局正贼着谁在散布旗手的笑话呢。你想想，再不通缉我那就怪了！
　　贴着我两寸照片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让我无处遁形。第二天，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把我们俩——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的祸头子，居然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当局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竟会殊途同归。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竞有同样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会不同的层面，竟有同样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出生延安的红孩子，一个是“工厂主”的后代，居然会有类似的思维框架。
　　开始我们俩互相提防，互相看不上，到后来我们争论辩解，以致推心置腹，终于变成了朋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即便如此，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还是大不相同的。
　　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还自愿充当宋士杰，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写状子，出主意，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认为我的案情太复杂了，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进来之前，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勋，等他出去以后，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我那罪行，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我心情沉重，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便如此，有这句话，也就够了。
　　后来，我被调到监狱学习班去学习，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将得到解决。在那儿，见到了侃侃而谈的老丁，原来他就是负责遇罗克案件的主审员——丁大个儿。犯人们小心地问他：遇罗克的问题会怎么解决？丁大个咬牙切齿地说：“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认罪，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好啊，我不信那个邪，咱们就耗吧！总有一天，他一定得赶上点儿。”
　　他和丁大个都不幸言中，我和他都折进了死刑号。
　　我万万也没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挠的他，竟然也折到了这儿。但，到了这儿，他还是值得佩服的。都什么时候了谁还能像他那样——自信而主动，不乱半点方寸。
　　也许，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上刑场了。这晩谁还能入睡？我躺在炕箱上，看着高高房顶上铁丝网罩里的电灯。走廊里，还有人陆续“叮当”进来。看来，我们是新来的一批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下批要被执行的人。许多人都曾问过我，那时候你害怕吗？
　　用“害怕”这个词都难以形容当时我的心情。我就像一个看见蛇的老鼠，被震慑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我，死刑，二者怎么相连？整个不明白。我的“罪行”无非就是“胡说八道”，就至于非枪毙不可吗？可是毋庸置疑，这儿可不是在群众专政的时候，这不是吓唬人的那种虚张声势。锅是铁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号，这就是事实。遇罗克仅仅是为一篇文章进来的，他也没想到会进死刑号。何况你呢，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脑子以极快的速度，把自己这辈子的经历，像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我在审视自己，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多年来，理想主义的教育，让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就有标准，必然有对错之分。我严格地用当今法律来检测自己，最后得出了结论，我没错，是他们错了。这样，我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我想起来，在牢房里玩写诗游戏的时候，我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我们都是快乐的青年，
　　为自由被关进了牢监，
　　我们的道路是自己选定，
　　绝不后悔也永不改变！

　　我知道，写这些句子的时候，就是认定自己没有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事。在一个历史大潮中，在一个转折点上，一定得有人被当成筹码，当成牺牲品。而自己的最大过错，不过就是为“自由”二字而已——自由的创作，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话语。
　　我明明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这类所谓的独立思考，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现在，人家和你玩真的了，真要为此杀你了，你的认定就出了问题。那，你还会认同这样的诗句吗？我知道：按照专政程序，无论现在你再说什么，结果都一样。既然如此，这几句诗依然还可以荡漾在我心中，让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个最后的立足之地。
　　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要写诗、要画画，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我就和法国作家左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没有圆房，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是在1968年5月1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粵姑娘定的婚，同年6月14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1970年2月9日我被送入死刑号，也来个永恒的遗憾。
　　好在，我和她分手的时候，告诉过她：“别等我了，走好自己的路，你有幸福的未来，我就知足了。”所以，这会儿，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那天晚上，我们这些死难临头的人，还举办了一场死刑前的晚会。因为，我们都是在倏忽间，突然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在这强烈震撼的磁场中，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这最后一步。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戏剧根底，于是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染上了这种色彩（也许几百年来昆曲繁盛，强化了这种色彩），人如戏子，人生如戏，游戏人生，戏剧人生。最后这一出，咱们绝不能含糊。
　　我记得有一篇日本小说，叫《乔迁喜面》。说一个犯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人牢房，其他牢房的犯人说，搬家就得请大家吃喜面，在这儿就得给大家出个节目。于是，他伸手穿过铁窗摘了一片绿叶，用那树叶给大家吹奏了一支儿歌。
　　那晩，我们也如法炮制，人人都躺在炕箱上，开了这个晩会。每当队长或班长们听到了什么响动，就打开办公室跑来查看各个牢房。一看，死囚们都在安静的酣睡中。他们查完号后，再回到办公室关上房门继续暖和暖和，而我们则躺在炕箱上又开始小声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经教给过遇罗克的苏联歌曲《光荣牺牲》，据说，那是列宁最喜欢的歌：“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唱到这儿，我觉得这支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热血冲到我的胸前，一时不能自已突然，我不再小声哼哼，而是开始放声歌唱，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声唱道：
　　“哦，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在死刑号里，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老七家学的呢，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天惊。一时间，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是撒呓症。”“到这儿来能不作怕梦吗？”然后，脚步渐杳，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天哪，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晩，我们继续唱歌，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我开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欢唱的意大利歌曲《来到海上》，别人都静了下来，听我的歌。那时候，会这首歌的人还不怎么多。我唱完了。他们就小声说：唱得好啊。听见这话音儿，我才知道，他们这会儿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门前，趴在观察孔的小窗户旁边呢。嘿，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他们就都下地了。顿时我就明白该干嘛了，我也在炕箱上，抬起双腿，然后绷直两条腿，把脚镣的铁链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坐了起来，再转动180度。整个过程中没有铁链碰撞的任何响声。这时，我已经坐在面对牢门炕箱上。我依然绷着双腿，落在地上，然后躬身起立，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户旁边。这时候，我才听见，人们早就起来聊天了。这会儿，谁都不会去睡觉。不久就会永睡不起了，梦醒时分变得无比珍贵。
　　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声聊天的人们。
　　索家麟和王涛都是旗人，索家麟说，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为他的祖先索三是内府的，就是今天说的大内高手的头儿。在他们那个圈儿里，内府的比八旗子弟还高一等。索家麟从小就习武，这些练家子供奉的是“达木苏王”。而王涛属于玩主，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这些团伙，在政府眼里那会儿自然就是反动集团了，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莫须有的“救国军”。这会儿，他们聊得好着呢，没一点儿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在运动中逃命，越过了黑龙江。据说，让“苏修”装到麻袋里，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为了未来的幸福，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便如此，也没过过幸福的生活。为了自己爱的人，她铤而走险，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将田某写的书信，投入到那些黑牌车里，一次都没被抓到过。最后一次，也许是她看花了眼，也许是公安局下了套儿。总之，那次投信后，很快他们就被捕了。
　　至于我和老七，除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之外，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的专案组组长说：事实上，我已经是法国间谍了。我的上线就是留学生马丽雅娜。正好在审问我的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红卫兵走上街头，而其中的一个学生领袖就是玛丽亚娜，嘿，还有照片。在巴黎他们紧跟打倒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泽东思想，人们把他们称为毛派红卫兵。
　　我反问这专案组长：我的上线怎么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
　　他很平静地回答我：“也许她在巴黎是个革命者，是个毛派红卫兵。在这儿，她的身份就是法国间谍。”
　　“你说我是间谍，出卖情报。她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呀。”
　　“你主动提供，说明你更反动。”
　　我们之中，除了遇罗克之外，还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还在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就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后来，困难时期之后政策缓和，他居然被当时近代史所的领导刘导生和院领导黎澍破格录用。然而，到了文革，他们俩为此挨斗无数次。沈元处境之悲惨则可想而知。他最后也化装成黑人，逃向苏联大使馆（一说马里使馆），自然成了长期蓄谋，叛国投敌。
　　还有，还有，还有。我们一起聊天，有的生，有的熟。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条生死地平线上。
　　没什么奇怪，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们平静地聊着彼此的案情，发现个个都顶着那么大的帽子，如今我们都是最合适不过的对号入座者。我们聊着，聊着，估计过不了几天，就要一起共赴黄泉了。还互相开玩笑，最后，咱谁都不许当场就尿了，都硬气点儿。谁先到上帝跟前儿，别跟恶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儿，就没定量了。全悠着点儿，等大伙到齐了再一块儿唱歌。我们在那个磁场中，似乎找到了最后自尊的支点。这时候还照样潇洒依然，我们对自己就有了点儿小小的自得。
　　聊着，聊着，有人说：“真的，家里人这会儿不知道会怎么想呢？”“就是，就是，要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后，还开了晚会，还都乐呵呵的，那就好了。”“我说，咱们这里头，谁还有可能活着出去？”
　　我们公认，只有那个小不点儿——他是个小佛爷，那不至于上刑场。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金豆儿。
　　我不禁笑了起来，说：“谁会想到，咱们这会儿还开晚会，还唱歌，还聊天。”
　　“是啊，这就叫：望乡桥上唱小曲——一群不知死的鬼儿啊！”
　　“你们心里都和明镜儿似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那小佛爷问道，万一我出去了，一定把话给你们带到。”
　　“我们就想让家里知道，最后的时刻，我们没疯、没傻，没哆嗦，我们平静、轻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步。你丫出去了，一定带话给我们家，告诉他们，我们最后都乐和着呢。”
　　“好吧，放心吧，各位大哥，到时候我一定把话带到。”
　　别看人家金豆儿一个小佛爷，照样仗义。
　　第二天开始，本来以为这就拉去卢沟桥了。没承想，哪儿那么便宜啊。政府给我们这帮人每个人准备了一份罪行资料，并且都已经分发给全北京市的各个单位，直至街道，要求传达到每个人。一不留神，我们也爆得大名了。
　　实际上，我们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给人民当反面教员。很简单，这不过就是传统的杀鸡儆猴把戏而已。
　　第一场批斗，我就大概清楚了当局的目的。
　　我们除了原有的手铐脚镣之外，还在脖子上勒了根儿麻绳。俩警察一左一右，中间的警察用膝盖顶着我的后腰。同时，手里攥着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绳。人家就还算客气，事先警告了我，要是敢乍刺儿，就立马给我来个锁咽喉。会场前面多少排，全坐着民兵，手里还拿着半自动。
　　人们批判我们的台词，都是当局事先印发下来的。而高喊的口号，那就是实话实说。什么“万里江山万里营，八亿人民八亿兵”，什么“备战备荒，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什么“保卫铁打江山，开除现行反革命分子球籍！”什么什么的。敢情拿我们开刀，还不就是为了打仗么。
　　战前用另类来祭刀，那是历来必要程序。古已有之，中外皆然。记得《战争与和平》那本书里，描写过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最后时刻，也和北京一样把监牢里某些“莫须有罪”的叛国者，拉到大街上游斗，最后被活活打死。
　　虽然在小说看见过这种连兽类都脸红的暴行，对受难者无比同情。谁想到：有一天竟然轮到了自己。
　　第一天出场回来，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面。原来他就关在我的隔壁。进号之后，趁着队长们正为死囚入仓而忙乱的当儿，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对老七说：“看《毛选》。”然后，我就开始轻轻敲墙。我试图用《毛选》当密码本，用分节的敲击声分别代表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以此传送信件。
　　敲了半天，他好不容易开始明白了我密码的意思，准备有所回应时，我却忽略了再轻的敲墙声，照样可以传到队长的耳朵里去。正当我全神贯注敲墙的时候，突然，牢门洞开。两个队长抓我一个正着。没话可讲，我被立刻调了房间，同时，把我的手铐改成了背铐。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无非来日无多，只是想最后的交流和诉说。
　　人，是有预感的。在饶阳县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从噩梦中惊醒。醒来以后，梦中的画面还在眼前，挥之不去。我梦见和许多朋友，坐着大卡车在黑雾中行进。感觉还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见不到警察。那卡车就走到一条奇怪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有无数的小巷，我们的卡车路过每个小巷前都停一下。为了看清小巷口悬挂着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有许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如魑如魅，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即将执行死刑的人们。怎么会这样呢？突然，我明白了，我们这辆卡车里的人，现在还都五彩缤纷，我们也将进入某个同样的小巷，我们也将化为鬼魅似的照片。这时候，我一身冷汗醒来了。当时还庆幸，还好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如今，这个噩梦几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现了出来，我想：那一个个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执行的人。而我们就是急匆匆的后来者，而当局印发讨论判处我们死刑的资料，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进了死刑号以后，每天即使入睡也绝不香甜。每时每刻一种尖锐的肉体痛苦无法停止，如刀割心头。那时的噩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复杂情节和过程。老是梦见自己漂浮在一个漆黑的地铁里，地铁里似乎发生过地震，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钢铁框架、水泥碎块、石柱木梁，我就被挤在个狭小的夹缝中。冰冷的地下水一点点漫上来，自己的鼻子紧贴在地铁的穹顶上，清楚地知道很快就会窒息，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只在等那冰水最后淹没。
　　每天在醒来前一秒钟，似乎心里快乐了一下：哦，原来是梦。可是，立刻又在尖锐的痛苦中醒来。原来，我还没死，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多数时间都是非常单调和无趣，只是在无边苦海中挣扎而已。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回忆，只有两种状态，让你难忘：要么你在苦海里急速下降，随时会被溺毙。要么你从海底迅速上升，将吸到新鲜空气，会看到蓝天白云和阳光，还有你苦海的地平线。
　　在死刑号的日日夜夜，我都被压在铅一般沉重的水底，像终极前的苟延残喘。
　　每天，在两场批斗之间，我们在分局吃午饭、喘喘气儿。田树云大夫小声告诉我：“别灰心，马队长告诉我了：对咱们是批判从严，以后处理从宽。”他那双眼睛里居然还充满着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见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他问我：“你说会怎么判？”我说：“死刑。”他微微一笑，说：“没那么便宜吧？多半儿得去长年苦役。”我说：“不可能，遇罗克说了，上一批都挺了。对咱们这批就特别宽大？别做梦了。”他默默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回号以后，他就开始发疯了，有人说是装疯卖傻，有人说是真疯。反正最后的日子，你打算如何扮演这个角色，也是一种选择。
　　有一次，在重型机械厂礼堂的后台等候出场的时候。孙秀珍进来了，和我打了个照面。她已然不像在学习班那样——仪态万千，甚至还不如在冀县上车的时候，她那会儿还那么精神，那么从容。这时候，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看到我，微微一愣。眼圈儿顿时就红了。
　　在队长的命令之下，我们俩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开始抽搐，哭了。
　　一个女队长轻轻踢了踢她，说：“哭什么哭？今儿怎么了？你不是挺豪横的吗？”她似乎无知无觉，自己继续啜泣。
　　多年以后，我遇见了她当年的同屋——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李世佺。她告诉我，孙秀珍家里是个小康人家，姐妹三个。1949年前父亲是个小业主，很早就过世了，三个姑娘都心灵手巧，特别能干。
　　老二孙秀珍骨子里是个爱情至上的弱女子，却也是个典型“红颜薄命”。她温柔多情，从骨缝里透出来妩媚秀丽，可她命苦，先嫁给了个每天下班后先到母亲和大姐那儿去报到的卑微男士。她就咬牙忍着，过着乏味的日子。她是从北京医士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挑花厂当厂医，那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没想到在那儿遇见了复员回来的厂医田树云，老田顿时就展开了疯狂地追逐，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她后来对小李说：女人一辈子就是在等一个人全身心的爱。
　　为了老田，在那个时代，她毅然决然和丈夫提出离婚，整个就轰动了，从里到外骂声四起，不言而喻。最后，居然被她离成了。可是，老田这时候却没接她这个茬儿，和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婚了。孙秀珍这时候才知道：爱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现实的分量。
　　文革爆发了，田树云在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也许家里的日子渐渐没意思了，他又卷土重来，告诉小孙自己发现真正爱的人还是她。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他没钱没势，也没有前途。他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他还说，他已经和苏联联系好了，只要孙秀珍帮他一把，定期把他写的信件投到指定汽车里，建功树业以后，他们可以比翼齐飞，一起到苏联去过神仙日子。
　　孙秀珍压根对政治一无所知，也从来不关心。这时候，她对他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看他一脸真诚，就决定赌一把，万一是真的呢？就这样，变成了这个案件的胁从犯。
　　进了监狱以后，她一直和李世佺同学同屋，也和吴世良女士同屋。经过多少次提讯，她才知道田树云讲故事，不过是天方夜谭，还是在利用她对爱的向往。在监号里，她心灰意冷，万念俱灰。所以，平时温柔可爱的她面对刁难她的女队长，顿时横眉立目、异常勇猛。难怪吴世良女士说：小孙，天生一个美人坯子，漆黑的头发，水汪汪的大眼，窈窕的身材。没想到，面对强势从不低头。她外表是貂蝉，骨子里却是猛张飞。
　　李世佺告诉我，其实听老吴这样说，她也不以为然。那时她只是被逼到那份儿上了。她原本一心想就当一个小女人，等待有人来疼爱。可是命运捉弄了她，让她面对铁窗，她只能刚烈。
　　在学习班里，我们之间交换的书信，我写的那些类似波特莱尔的忧伤情书，给了她瞬间的喜悦和安慰。或许，那只是她暗夜中的一缕微光。我写的那些信，她只给小李一个人看过。
　　一次她们嬉笑着看完以后，小李说：“他这么动心动肺地喜欢你，将来，出去以后，没准你们俩还真有戏。”她苦笑着说：“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了，而他不过是个学生，是个孩子。他哪儿知道我呀，等他了解我了，还有什么戏？我们只有此时此刻，哪儿有什么将来。”
　　她说得也对，在那个时刻，外面的世界和我们无关，我们已经属于了另类的人群。以前喜欢我或者我喜欢的女孩子，我那时候已然不抱任何幻想。知道将来绝对不会有什么旧梦重温。孙秀珍——库里娃，就是我黑狱中娇柔的花朵。
　　那天，哭泣的她就坐在我旁边，几天的批斗之后，我们都已经是蓬头垢面，手腕脚踝全都血丝乎拉。她嘤嘤地哭着，似乎是在回答队长们，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对我说：“我这辈子，过得太不值了。来都不知道为什么来，走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刚想好好活下去，才发现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几个女队长厉声呵斥她：“别胡说八道，宣判你了吗？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判，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呜咽，说：“什么希望不希望，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们过不去，只是为自己的一生伤心。”
　　这场会我们俩是主角。起立准备上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对视了一下，我努力对她微笑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她透过泪眼望着我，依然那么楚楚动人。我想，她也是在为我伤心，她读懂了我。
　　那时候，我们每天至少出去批斗两场。几十场里有两场，我永生难忘。
　　一次是，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把我拉回那个熟悉的舞台。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古希腊的寓言家——伊索。在全剧结束的时候，我曾站在这个舞台上，这样高呼过：“人们啊，听听伊索最后的一个寓言：狼问狗：是谁把你喂得这么肥胖？狗说：我的主人！狼高喊到：我与其饿死，也不戴上那条锁链。人们啊，让我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死去吧！”没想到，今天，我居然会回到这里，重复这千年前同样的故事。
　　那天，激动发言要求政府枪毙我的老师、同学，并没让我伤心。我知道，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他们只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们在生死这个关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作为演员，我比他们演得更为真切。
　　另一次，把我拉到我父亲任教的学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同时把我父亲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斗。那天，我看到老父的头发全都白了，他为我如此担忧，更让我难过。很久以后才知道，当他得知我被判处死刑后，一夜白发。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样。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长高了，他那么无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这晦气的阴影。我期望他们能理解我，可是我却无法说出一个字。
　　为了让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在走入会场的时候，放稳了自己的脚步，铿锵有力地趟着我的重镣。这道具很质朴，你趟好了，那声响相当沉着。我老爸和弱弟，也都不含糊，他们和我一样平静地面对群众的疯狂。淡然处之就是把持一种心态。
　　当批斗者第一次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郎郎”的时候，中间的警察扯住我的头发，往后一拉。让我在群众面前亮相。从第一次批斗开始，我就知道了这个程序。从第二次开始，每当我将被动亮相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平和、友善的面孔。让人们知道，我没有被粉碎，也没有被打垮。我不是你们心中的假想敌。这次，我给这场戏，准备了一个微笑的亮相。参加过这个批斗会的人，应该是记得的。
　　同一天，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赶到我们家，他们要找我妈妈谈谈。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万一有人想不开，会有更恶劣的后果，所以我妈妈首先得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赶上点儿了，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你们家的人，可别胡思乱想，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我没什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主任连忙对警察说，老太太疯了，快走，快走。
　　有时候，批斗回来我想：过去常听见“生不如死”的说法，觉得那是矫情。现在，我们每天几场示众，这些演出远不如阿Q那么幸运，压根没我们表现自己内心感受的机会。连唱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机会都没有，更没有“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悲壮场面。
　　警察为了赶场，往往就干脆把我们像生猪一样，直接扔到卡车的车厢里。我们的脸就被车厢底的铁皮、雪沫子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脚踝都被镣铐磨得鲜血淋漓，只得撕开自己的衬衣，嘬着牙花子，慢慢绑裹自己的伤口。这哪儿是要处死顶天立地的野狼呢，就想让你像一条癞皮狗一样被悄悄处死。这时候，我才明白了什么是“只求速死”的心态。
　　当然，什么事都有例外。有一天，我们被拉出死牢，没想到天气居然开始转暖。天也晴了。也许是天气的关系，队长们的脾气也见好转，也有点儿耐心烦儿了。这天，他们没把我们挨个扔到车厢里，居然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卡车的旁边。两个警察把我一举，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车上的警察又拉了我一把，我提着镣轻轻一跃，就上了车。卡车两边坐满了警察，我就坐在中间的地下。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车来，那就是我心中的库里娃——孙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状态好多了，大概她也想开了。好像自己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学习班的时候消瘦了不少，似乎更清秀了。原来这辆大卡车，只拉我们两个人。我想，大概今儿就是我们的大限了。最后的日子，还有一个心仪的伴侣，不错嘛。
　　队长叫她和我背对背坐下，临坐下来，她假装看落座地方的时候，和我在百分之一秒中交换了深深的一瞥。不知道她如何电击了我。我心里个微小的金色火苗，被她的目光点燃。
　　我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她穿着一件碎花小棉袄。我们温柔地靠在了一起。四面的警察互相打招呼，开着玩笑。他们和我们是两类人。这会儿，他们眼里没有我们，我们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此刻，整个世界上我心里只有她，优雅的库里娃。车开动起来了，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紧紧地靠着她。她也在尽量靠近我，我们的生物电和热量通过后背在无形中浓度交换。在那段时间里，我心里慨叹不已，没想到在死刑号，我还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离接触。两个死囚，这样紧靠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今天是唯一的甜蜜。
　　原来，我们是被拉到官园体育场去参加批判大会，我们俩是唱头牌的。同场有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孩子叫文佳，和北医的学生李世佺是一样的案子，她们都是“反动日记犯”。后来，听说她们俩都判了十多年徒刑。比我们强点儿，我们都已经是死囚了。大概那几批死囚中，也就我们俩，还在坚持着最后的浪漫。
　　晚上，我们在回死牢的路上，俩人还是背靠背坐在车厢里地面上。我们运气不错，回来的车是个大轿车。穿过长安街的时候，灯火辉煌，灯光穿过车窗闪烁在车厢里。投下斑斑光影，给我们最后的浪漫，抹上几道光彩。我们一会儿轻柔、一会儿紧密地靠在一起。心想，要是这样天天出来批斗，也就值了。我心里也明白，没那么多时间了，也就这几天了。

　　本文选自《宁静的地平线》，张郎郎／著，中华书局，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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