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在路上

┃Personal History

在路上

© 孟繁华／文

　　我下乡的时间是1968年10月25日，那一年我的爸爸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被认为解放前有“窝匪”罪行。后来直到1979年，他已经去世的第三年，才被宣布“摘帽”，经甄别定为无罪。但这对于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了，他活着时，在农村被监督改造了20多年，他怎样度过自已的晚年生活，实在难以想象。但他的问题对我下乡后一直到读大学确实带来过不小的影响。
　　我下乡时心情很亢奋，觉得很新鲜，甚至也没有想过今后会怎样的问题。在那边远的县城，一个中学生不可能产生类似北京的郭路生那样深刻的思想和感伤。我记得，是我母亲把我送到学校的集合点的。当车要开的一刹那，我清楚地看到了母亲在擦拭眼睛，她哭了。也只有那一瞬间，我心里才有一点难过，因为我十分爱我的母亲。我向她不断地挥手，突然觉得离母亲是这样的遥远。车开出很远了，才觉得母亲挪动了脚步。但年轻人没有、也不会有长久的难过和悲伤，很快，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在汽车上放声歌唱了。
　　这段经历很难用幸福和辛酸概括。刚下乡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积极参加劳动和各项政治活动。但渐渐的，被一种强烈的迷茫所困扰，特别是今后的个人出路，能否回城便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次招工的同学被推荐走了之后，大家更不安定了。所以用苦闷形容这一段生活和心态，是比较准确的。回想起来，我既没有“青春无悔”的豪迈；也没有“不堪回首”的惆怅。我觉得，即便同是下乡接受再教育，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这在知青文学中同样有所表达。比如《伤痕〉和《遥远的清平湾）就大不一样；《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与《中国知青梦）也大不一样。因此，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不堪回首”，那基本是大都市下乡知青后来的“叙事”，它与本来的知青历史与心态没有太大的关系。张承志、王安忆都曾写过知青文学，能用上述两个截然不同的表述概括吗！
　　好像是1970年，那年我不满19岁。在集体户里同一个女同学有了朦胧的恋爱关系，她是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一个“战宣队”的，那时觉得她挺漂亮，两个人心照不宣，十分单纯，到分手时真的连手也没握过一次。她很进步，第一个入了共青团，家庭出身好。后来在我入团时她发现了我爷爷是历史反革命，就断然分手了。那时还不会为爱感伤，一方面这爱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甚至都没有过单独的交谈；另一方面，爷爷的问题既然会使爱情夭折，那么今后的命运可想而知，后一个问题的严重性分解了前一个问题。
　　入团填表格时，我没有填写爷爷的问题，当时我思想斗争相当激烈。不是想故意隐瞒，实在是内心有一种深刻的恐惧感。在那个时代，我见过太多的因家庭出身问题而遭受歧视的同龄人，他们自卑、萎缩，最好的也只能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种境遇我想无论如何不能降临到我的头上。然而，它还是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开始是让我交出了一些“重要”工作，比如看守“阶级敌人”，不能再看了；由我主持的内查外调材料的写作，不能再写了，民兵巡逻，不能再巡了，等等。1971年，我父亲的那个企业因我爷爷的问题拒绝招收我。后来，还是林业局把我连同他们的子弟一起“收编”上山。从那时起，我就从下乡改为上山了。林彪事件发生于1971年9月13日，当我们知道此事时已经是10月底或11月初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心情沉重极了，几乎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毛主席和林彪的巨幅宣传画仍然矗立在街头，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不久就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公布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也许从这时起，自己内心悄悄萌生了一些怀疑意识，但从未向也不敢向什么人交谈。
　　1977年恢复高考我参加了，但因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编采系，这个专业在吉林省只招收两名学生，我没有被录取。我非常想到北京读书，那时北京在我的心中犹如圣地一般辉煌，1966年12月我曾和同学们一起串联到过这里，并在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远远地见过他老人家。北京的神秘和神圣地位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即便今天，当它被赋予的各种神圣的东西渐次退去之后，我仍然十分热爱它。就在有些人南下或出国时，我就决心已定：死守北京。
　　1978年我又一次参加了高考，这也是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的考试，我被东北师大历史系录取了，可能因我历史单科成绩好些。后来我转到了中文系。一方面我还是喜欢文学，另一方面，历史系给我们讲世界上古史的是林志纯先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大学者，但他是福建人，说话我几乎不懂，加上世界上古史许多没听说过的东西，每堂课都如听天书，无法入门，我便决定转系了。中文系很愉快地接收了我。
　　1978年于我们国家、民族来说都是关键的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另一个时代，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中心就是在这一年代的。这个时代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我当时虽然不能预料它的未来，但由于理想主义者的憧憬习惯，我对它充满了希望，感到中国的变化是不能阻挡的。我很怀念那一年代的精神处境和个人心情，最近我和我的老师谢冕先生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我个人写的就是1978年卷。我和那一时代共同生长，对它有很深的感情。
　　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代，自命不凡的大学生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风靡全国的竞选风潮，也在我的母校风起云涌，各种宣言及支持的声音不绝于耳，公共教室常有激进而苍白的演讲，学生会干部，人大代表的竞选如火如荼。
　　我做了近三年的学生会主席，是民主选举的，但不是竞选。所以这一民主选举有些暧昧。
　　几年的大学生活对我非常重要，这并不是说我有了大学学历，重要的是我读了大学后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能力，那几年又是相当活跃的年代，它开阔了一个小城青年的视野，使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我变得自信了一些。
　　1982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中央电大中文系任教。在大学时代，有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认真地给我讲，大学是培养学者的地方，不是培养诗人的地方，所以他希望我能认真做学问。我比较听话，于是就很少再写诗，改为认真读书了。从那时起，就确定了自己从事学术活动的人生道路，在大学期间发表了一些文学评论。因此，分到北京在大学任教我还是挺满意的。
　　到了北京之后，接触了许多著名学者和作家，包括我的导师谢冕先生。北京的学术文化环境特别有利于学人的成长。80年代我先后出版过三部学术著作，即《新时期小说与诗歌十讲》、《叙事的艺术》和评论集《文学的新现实》。这些东西今天已不能再读了，再多翻一眼都让人出冷汗。我始终认为80年代是一个大时代，知识界对那个时代文化环境的营造功不可没。总体上说，那是一个吸收，创造但多少也有些纷乱的年代。知识界仍以启蒙的方式参与了动员民众、重建意识形态、呼唤民主化进程的工作。不能设想，规范了多年后，在重新获得学术环境和话语权力的时代，一出手就要求他的一招一式都有板有眼。所谓规范，是逐渐形成的，它是传统和训练的产物。有些人习惯于否定，喊规范的人其用意并不在于学术本身，关键的是弦外之音。这是因为：第一，规范一接触到具体的学科就再也讲不清楚，不可能设定一体化的、一成不变的所谓规范；第二，规范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它更多的应体现于研究实践中，空喊这两个字，一百年也还是什么规范也没有。
　　因此，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或者说对学者的评价，历来有两个不同的范畴，一是思想史的范畴，一是学术史的范畴。就如同评价胡适和顾顿刚一样，如果都放进学术史的框架内评价，胡适的声名不会有今天的显赫；同样，如果都放进思想史的框架内评价，顾颉刚也只能默默无闻了。因此，我认为80年代的知识界在学术积累上可能有所欠缺，但他们喧嚣的思想和气氛，对于推动中国的发展却不能低估。
　　北大是我非常向往的文化圣地，到北大读书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个梦幻。到北京后，我就同谢冕先生建立了联系和友谊，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谢冕先生写的序言。198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我内心相当困惑和苦闷，就萌生了再读书的想法，想到北大进修。当时读博士的程文超得知了我的这一想法后，就同谢冕先生商量，招我为国内访问学者。这样，就开始了北大的五年学生生活。那时，谢冕先生同往常一样，平静地带领着我们讨论“百年中国文学”。
　　在北大期间，我深刻地体验到了那种独特的学术环境，它使我深切地迷恋，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理满足。谢冕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学术视野、胸怀，对我都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追随感。因此，我决定再读他的博士生。我是他唯一一个专业免试录取的博士生，我只参加了外语考试。当时正是下海经商热潮兴起的时候，我对这些人充满了敬意，一个有勇气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一定是个自信而有能力的人，长期以来，我对那些指责经商下海的言论十分反感，它们立论的根据没有任何说服力。市场经济没人经商市场靠什么运作？有文化的人经商只会提高市场经济的效率，只会促进这一机制的早日成熟。但我从没有经商打算，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追求与选择自然不同。
　　读学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认为，不论任何人，只要有机会，都应接受最好的教育，它会使一个人有良好的素质和修养，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单纯地为了学位，我不会去再读书，我早已过了虚荣的年龄。
　　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探讨的是当代作家心态与历史精神的关系问题。这是以前没做过的题目。选择这个题目显然是“关己”的，我特别想求证出当代中国文学深层的支配力量，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会以这样一种风貌展现在我们面前？哪些是他的内心真实的体验和需要，而哪些是出于迫力的。这一探讨很有意思。
　　我注意到了1991年第4期《中国青年》杂志上郑恩允的《北大，魂兮归来》的文章。我认为这是一篇充满了忧虑与使命意识的文章，它体现了作者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切关怀。长时间来教育界几乎成了神话，似乎这是个一尘不染的世外桃园。事实远非如此，社会上存在的任何问题，几乎都丝毫未漏地渗透进了教育界，高校自然不能幸免。它存在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问题不能被正视，不能被正确的对待，如果这样，问题还有指望解决吗？报喜不报优成了许多领导喜欢的方式，而这才是最误国误民的。他们如果真的对这个国家教育负责，对北大负责，就应该认真地思考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
　　90年代初，当代文坛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93年又活跃起来。但整个情况与以往显然大不相同。《英儿》、《废都》、《白鹿原》、《苍河白日梦）等，都有惊世骇俗的地方。这些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断裂感，这种断裂不同于现代主义和实验小说所表现出的阅读障碍，而是一种颓败的文化情绪，一种无奈的文化失败味道。对这一现象我持有明确的批评态度，在《上海文学》，我发表了《文化颓败时代的幻灭叙事》，批评了几部作品；在《文艺争鸣》上，我发表了《隐秘岁月的消闲之旅》，批评了《白鹿原》；同李书磊、陈晓明、李洁菲、韩毓海等朋友合出了一本专事批判《废都》的小册子，曾取名为《世纪末的文化马戏——〈废都〉批判》，可出版时竟让出版者改成《废都滋味》，让人无可奈何。
　　人文精神的讨论，本来是源于学院的知识分子对当下精神处境的一种状态性表达，它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密切关系到社会道德、价值、心态、行为方式等的再评价。它的提出者是上海学者王晓明等人，王晓明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中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人文精神的讨论如果仍限于学院的范畴，它的情况肯定大不相同，但它一旦迅速漫延到社会上之后，无论讨论方式、话语方式，甚至内涵，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它变成了一种话语权的争夺，一种有意歪曲性的炒作。可以说它背离了这一话题的初衷，仅仅为寂寞的文坛平添了一道徒有其表的文化景观。在学术层面它没有按人的想象的方式深入下去。然而，这一话题肯定开启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又一向度，对问题的深层关注将会被日后证实。
　　我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讨论，先后在《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湖南文学》、《文艺争鸣》等报刊发表文章，表达了我的看法。其中《光明日报》发表的《新理想主义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被王晓明收入了他编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中；《文艺争鸣》上由我主持的“1995：文化论争的检讨与回应”，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谢冕、洪子诚、李书磊、韩毓海、旷新年和我本人撰写了文章。1996年4期我在这家刊物上又发表了《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长文，它被认为是人文精神讨论的深化，该文已展开讨论，一些报刊报道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市场经济是传统价值观念最大的解构力量，它以无可抗拒的力量颠覆了我们以往的想象。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生活的世俗化，这有它的合理性。长久以来，我们社会生活的主体是意识形态，世俗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空间极小，人们耻于谈论世俗生活，而是忙于意识形态的争斗，世俗生活使这一状态解体，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但是，无论对于知识分子还是别的什么人，如果仅仅关注世俗享乐，它的麻烦终会出现。这一点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那里已有前车之鉴，物质生活或世俗享乐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人类的焦虑、恐惧、厌倦、无聊等精神疾患，并不是物质生活和世俗享乐就可以全部疗治的，有些心理疾患恰恰是源于世俗享乐。因此，在生活日渐世俗化的今天，我们多少持一点警觉，持一点批判态度并不过分，它并不是剥夺人们对世俗生活怀有趣味或热情投入的权利，而是提请人们多少也有一点精神关怀，有一个魂灵的归宿，这是免于心理疾患发生并恶化的有效途径，也是人类生活合理化的一种猜想。作为知识分子，持有这样的立场有什么不好呢？
　　王朔、王蒙、李泽厚及后现代作品等，作为不同的文化现象不能笼而统之的议论，其实这些现象是非常不同的。王朔发展了北京的地域小说，在小说发展史的范畴内有许多有趣的话题，就其娱乐性功能来说，他填补了90年代初期人们文化消费的空缺，这都可以肯定。但是，没有节制地赞颂、倡导、鼓励王朔的倾向，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他对知识分子的诋毁毫无道理，认为知识分子压抑了他，也是一种表述策略，他的话语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很像文革的造反派，内心有强烈的反抗、仇恨和统治欲。事实表明，那没完没了的“贫”，也终于不再受欢迎。但王朔还算洒脱，不受欢迎了他也不写了，既不悲观也不痛苦，拿得起放得下，也实属不易。
　　王蒙始终在潮流之中，甚至成了当代文学的某种象征。但认真阅读他的全部作品，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就构成了问题，因为他毕竟是以作家名世的。王蒙的阅历不能不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是产生“王蒙现象”最根本的原因。他的话语已超出了所谓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的范畴，因为在这些范畴内很难解释和判断。他90年代以来的议论，大多是文化问题，因此，用“文化批评”的方法也可能是评论王蒙的可行方法。
　　李泽厚90年代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与他80年代在思想界的地位不能同日而语。80年代，他的“三史”、康德研究、美学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是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导师，而他的“启蒙话语”也成了80年代主要的思想资源。但90年代就大不相同，“启蒙话语”已失去了影响力和有效性。他再次为人瞩目，主要源于他和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这本书对百年来激进的方式做了批判和反省，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他们的方法论存有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他们对已然的历史进行着未然性的设想，用逻辑的猜想替代历史的发展。因此，他们求证出来的东西，只能有“想像的合理性”。
　　“后现代”是个歧义百出的概念。它经过东方化之后，完全变成了一种话语策略，它的实践者们也完全是以东方式的心理接受和使用它的。它的直接传播者是美国的弗里德里克·杰姆逊，1985年9至12月，他在北大开设了当代美国思潮讲座，次年，他的讲稿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名在国内汉译出版。但当时并未产生震动性的影响。八九十年代之交，传统的理论框架纷纷出了问题，后现代才找到了合适的出场时机。一时间里“后现代”一枝独秀，成了这一理论的一统天下。然而，“解构”一切不可能没完没了，当经济力量成为最大的解构力量之后，作为文化观念的后现代理论便显得过于苍白。因此，自1995年起，这一理论已经颓然下场，它的实践者们也不再信奉它，而是另择它途了。
　　张承志与张炜是我很钦佩的当代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当代最具创造力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实绩证实了这一点，影响力也证实了这一点。我钦佩他的，是因为他们有自己信仰的、不可换取的东西，这一信仰可以讨论，但他的真诚坚持是十分感人的。现在还有多少人肯坚持点什么、信仰点什么呢！但我同时也认为，中国的英雄文化，培育了他们文化英雄的性格，其中有意无意地也可能有些表演性。这个问题我在《精神传统与文化焦虑》一文中分析过。
　　90年代的文学，典型地表达了文化颓败和幻灭的味道。传统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文学必然有它的虚假性，但不能因此就将具有这种品格的文学彻底放逐。面对这一时代的文学，我深怀感伤，我十分渴念英雄、浪漫的文学能够早日诞生。它不是样板戏之类的伪叙事，而是一种能够体现人类良知和正义的文学，能够具有深刻的批判和警醒力量的文学，能够唤起人性具有人道伟力的文学。而不是以雪上加霜的形式进一步感化幻灭感的文学。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有必要重新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汲取营养。文学批评也有必要对其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为创作提供新的资源。
　　90年代的文学批评变成了“文学表扬”，它的声音日渐变得柔和奴卑化，有真知灼见、笔法犀利的文章几乎不见。这一状况是90年代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最大失败。支撑批评界的力量已不是评论家，而是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这一移动发人深省。
　　女性文学是90年代的一大景观，它的崛起有许多因素。一方面，在女性文学理论的启蒙下，女性意识日渐觉醒，渴望独立于男性的文学表达十分普遍。主要策略是女性个人自叙体，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大体是这一路数。但女性主义是个理想性的话语，它的期待和有限性构成了无可避免的矛盾，在实践中，女性颠覆男性中心的策略，几乎完全重复了男性过去的性别岐视，不同的只是一种逆向的方式。因此，女性话语如何建立尚是问题，它的要求能否实现就已经失去了讨论的前提。女性文学兴起的另一个原因，与市场同样有关，无论女性如何要求自立，而她们的表达恰恰不经意地成了男人眼中的又一道风景，无意展示自己，却又将自己送进了橱窗。因此，这个时代的任何主张，在提出之前就已经陷入四面埋伏之中，这不是理论意志可以控制的。
　　我的成长的年代，是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它哺育影响了我们，成了我们难以被祛除的文化背景。因此，我们这代人潜意识里有强烈的革命渴望。你想，无论是《江姐》还是《青春之歌》，那里的革命被描述得多少美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与丽达是多么高尚，革命怎么能不让人向往。即便我们有了识别能力后，那种诗性的东西已植根于我们的意识里了，这也是我们对传统继承下来的一部分。革命就意味着专制，同时，我们又经历过被专制及解除专制的过程，因此我们又有强烈的民主愿望，这很矛盾，但它确实统一在我们这代人的身上。
　　中国的强盛是百年来的民族之梦，它已经部分地实现，但它同样存在着新的问题和矛盾。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范畴内展开人生，一些宏大的命题如国家、民族等，也只能通过我们具体的研究工作体现出对它的关怀，空谈大而无当，于事无补。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可笑还是可贵，我们确有较强的参与意识。
　　文革已经过去20年，对它的评价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所不同，比如红卫兵问题，现在既是一个反思对象，也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大帽子。我参加过红卫兵，参加那天的心情跟入党差不多，相当庄重，自已也充满了神圣感。红卫兵固然有破坏作用，和历次农民起义差不多。但红卫兵的单纯同工人造反派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忠诚性格与他们被利用造成的后果应具体分析，这不是一句“原红旨”就解决问题的，这种说法不是肤浅就是不负责任。当时我记得，每当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时，心中充满的圣徒纯洁和献身感，就像演“红色经典”一样。可以指责它的天真幼稚，但别的批判都与它无关。
　　上山下乡于我们说来，虽然失去了正常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对真实的中国有了了解，就像今天一样，满街的卡拉OK、娱乐城、高级购物中心并不是中国的全部，充其量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这种了解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与后现代有重大分歧的根本原因。
　　我没有任何成功感，反倒有一种“在路上”的挣扎的疲惫，前面总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不敢懈怠。

　　本文选自《洗礼岁月》，徐晓／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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