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北京第一监狱生活散记.中篇

┃Personal History

北京第一监狱生活散记
中篇

© 王学泰／文

三．初进三中队三小队

　　1．号内人物扫描

　　（1）三个执行号
　　我被分在三中队三小队一组。我住的监室中有两个“监龄”最长的老号，一个是执行员刘永志。大约有六十来岁，他资格最老，1948年就被关起来了（1948年平谷就已经解放，他是在该地被捕的），1976年还没有到期，已经蹲了28年大牢。他是个反革命杀人犯，其实“反革命”有点勉强，他的犯罪动机可能就是图财害命。那还是1940年代，他与父亲在平谷给一个老板打工，为贪图财物，父子俩把老板杀了。这个老板是个地下党，平谷解放后，通缉他父子。刘永志把他爸爸出卖了，结果父亲被判死刑，他检举有功，轻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一般就不处死了，两年后改判为无期，无期八年后改判有期二十年或十八年，他因为表现好，得到减刑，我到三中队时他还差两三个月就到期了。这个在监狱中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已经与监狱生活合二而一了。在监狱中，他是那样协调自然，从没有不自由和别扭的感觉，也许除了监狱，他也没有过过多少时候的正常人的生活，即使过过，也是遥远的过去了，早已忘却。
　　他睡在大通铺左端（执行员一般睡在通铺的两端），行李、日常生活用品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洁有序。人已谢顶，头皮光亮，再生布的小白短褂，洗得刷白。他常常靠在属于他的小角落里叭哒叭哒抽小旱烟袋。通常，他一语不发，只盯着别人，只要发现与监狱氛围的不和谐音，立马就会制止或者汇报。比如人家谈到老婆孩子，他就会制止：“嗨！说点别的，这不利于改造！”谈吃谈喝谈女人是监狱中永恒的主题，人家一说到吃，他马上就会严厉质问：“监狱吃得不好吗？我觉得比我小时候在家吃的好多啦！”他心中只有监狱这一本词典，一开口就是监狱语言，其词汇不能溢出监狱词典之外，别的话不会说，别的词也没有。他最引为自豪的是五十年代的改造窑台（就是现在的陶然亭公园）工程，包括拆永定门到右安门那段城墙。他常说：“那时，每天我们干十个钟头，解放军端着‘三八大盖’（大约他就知道这一种大枪）押着，我们抬土、背砖，我光跑镣就瞠断了十来副，二十天一副。那是闹着玩的！”所谓“跑镣”是指细长的脚镣，犯人外出劳动时带的。他说这些扬扬自得的劲头，仿佛是当官的炫耀权力，有钱人晾晒财富，就凭这一点他就有权看不起那些只会围着机台转来转去轧塑料凉鞋的犯人。
　　我初到这个监室就感觉到，这个人无知又讨厌，你不招他他会管你，而且无事不管，只有在我旁边的“反革命流氓犯”徐连生能够制伏他。他年轻，自称流氓，什么脏话都能骂出口来。刘永志一冲他来，徐便指着脸骂他，揭他的老底，口若悬河，秽语连珠，骂得他张口结舌，直到气得喘不过气来为止。此时全屋的人都想笑，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幸亏他快到期了，很快就离开三中队，到了出监队，我们才逃脱了一场噩梦。
　　另一个执行员叫董清旻，他年轻，才三十来岁，为人精细，手也巧，经常做点小东西，写美术字。长得有点女相，仿佛明代仕女图上的人物，很文气，平常老抱着琵琶弹练习曲，有时也弹《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当时“评法批儒”它被定位为法家代表进步古曲，而《霸王卸甲》被定为儒家反动古曲。理由是前者赞美擒获项羽，后者同情项羽）。他也是“现行反革命罪”（无非也就是议论了一下文革）被判十年。他认罪，每开会发言必然联系自己的罪行，批判一通。他的口头禅是“老想出去，出去干什么？里外还不是一样”。听多了，有一次我驳斥他说：“你这是对监狱的美化，还是对社会的丑化。”他只是神秘地笑笑，不反驳，也不回答。他是中专毕业生，学的是印刷装订，现在北京印刷学院大约就是这个中专发展来的。其所在学校在现今的孔庙。他跟我谈过好几次文革初期，1966年红八月时，在孔庙大成殿广场上批斗北京文艺界的“黑帮”、破“四旧”的情景。他绘声绘色，说：老舍、侯喜瑞、荀慧生一帮三四十人，围成一圈儿，有的跪着，有的低头弯腰站着。中间把京戏行头、盔头、道具、古今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点起大火开烧。八月天正热，这些“黑帮”像烤鸭一样接受熊熊烈火的熏烤，红卫兵拿着演戏用的刀枪把子，打那些老头，老舍就被打破了头，血流满面。这些学生也真下得去手。老人一个个冒着油汗，在脸上留下黑的、红的（有血）、白的（京剧行头上的银粉）道子，又可笑、又可怜。批斗完之后，孔庙的松柏树上挂满了金粉银粉，都看不到绿色了。红卫兵感觉到劲还没有使完，又找来梯子斧子去劈大成殿上面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匾额。不想常年不动匾额的后面有马蜂窝，斧子一劈，惊动了马蜂，倾巢而出。那个勇敢的红卫兵从梯子上滚了下来，摔个半死。董数次对我说到此事，可能这场大批斗以及焚毁文物给他的刺激太深了。
　　在监室中，董清旻是个抹稀泥的角色，比如刘永志挑毛病，他往往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徐连生痛骂刘永志时，他也在徐基本上尽兴之后，出面制止一下，安慰一下刘永志。刘永志出监后，换了木匠马宜来替刘，马宜也是个忠厚人，从此监室的气氛好多了。我在这里待了两年，始终没有感到特别受压抑，与董、马这两个执行号有很大关系。
　　董清旻1979年平反。出监后，从文字学家康殷学习篆刻，给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刻章。他买了一台摩托车做交通工具，跑各大饭店接活，连夜刻完第二天送到旅馆，不耽误人家的行程。那时我住六铺炕，他住鼓楼后街，常骑着摩托到我那里坐一会儿，因而得知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董结婚时我曾到他家祝贺，见到他的老爸，八十多了，依然精神矍铄、衣履俨然、风度翩翩，仿佛随时准备出席什么重大典礼。他是位老医生，日本占领东北时学的西医，生活自律颇严，听说享寿百岁。结婚不久，董清旻就到日本谋生了，最初也是以篆刻谋生，开个小店，后来连家属也接了去，做起了买卖，十多年前入了日籍。回来探亲，有时还到我家坐一坐，示我以“司马清民”的名片。我们谈起一监往事，恍若前尘。
　　马宜是个极为灵巧的木匠，三十多岁，可是初一看，简直就像五十多岁的。门牙也没了，脸上能打褶子的地方也都打了褶子，满面风尘，一脸沧桑。他是门头沟区的，小时候家里穷，当过和尚，办法事、放焰口都跟着师傅去；吹拉弹唱，不说样样精通，大多都能拿得起来。大跃进，破除迷信，和尚没饭吃了，不得已，才还俗。他喜好说笑，最初听他说自己是小和尚以为是开玩笑，马宜为了证明他真的当过和尚一次睡觉前在室内念起大悲咒（梵语，他不懂意思，只是死记那些“音”），人们才信他说自己当和尚一事并非是神侃，只是后来为了维持生计改行当了木匠。马宜是因为参与武斗，又有点反动言论才被判了八年。像他这样轻刑犯也被留在一监，大约与他会木工有关。看守很相信他，给他单开了一个木工室，地点就在我们所住筒道的顶端。小屋里摆满了斧子、砍刀、锯子、刨子等，这些都能成为凶器的工具是监狱当局特别关注的，严禁犯人接触的。三中队大约只有他才能单独掌握使用这些工具。马宜手艺心思与他的粗陋的相貌成反比，他不仅能做各种家具，三中队从房子到工具的维修都是他一人担当，还能给队长干点私活，如打把椅子，修修立柜等。他还会做乐器。三中队有个能作曲并能担任乐队指挥的人，名叫马贵峰。政府叫他组织了一个乐队，领导大家唱革命歌曲（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红歌”）。这个乐队除了董清旻有自备琵琶、还有三四把小提琴和监狱原有的锣、镲、鼓之外，其他二三十个人的乐器都是马宜做的。包括中提琴、大提琴、贝司，二胡、四胡、月琴，各种笛子、唢呐等。我看他做大贝司，真是辛苦，一点点都是拿砂纸用手打磨，而且边调音、边美化琴的外观。笛子、唢呐马宜都能吹，他的门牙都掉了，拢不住气，为此他用硬塑料做了一个假门牙戴在嘴上，练习、排练、演出时用，平时摘下来，否则会妨碍他吃饭。他爱笑，一笑就应了过去蒙学书中说的“狗窦大开”，显得特别滑稽。他也把监狱当成家，也许在外面他没有任何亲人了。马宜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憨厚在干部中留下好印象的，这一点与刘永志不同。

　　（2）同监室的另外几位
　　前面说这个监室有两个“监龄”长的老号，除了刘永志之外，还有一个是杂务张贵。他是个近郊的农民，四方脸，头很大、头顶全秃，他的习惯动作就是用拇指残缺的右手（开注塑机时压的）抚摸自己的光而亮的头皮，仿佛他老有难解之事似的。
　　张贵1950年就进来了，到1976年也快六十了，牙快掉光了。吃窝头时都是把窝头碾碎了，泡在菜汤里然后灌入口中慢慢用牙床子咀嚼。他上过几年学，当过一年国民党青年军。国民党从北京撤退后，他就自动回家了。家里有媳妇和女儿。有一次村里宰了羊，村民分肉，村子的支部书记在井台上洗肉，血水汤子流了一地，也流到井里。张贵去打水，看着书记这样做他有气，认为把水井弄脏了，就与他吵了起来。书记说，你一个国民党兵，哪有你说话的份？那是在解放初，有大小历史问题的人们还没有“夹起尾巴做人”的意识。张贵脾气火暴，就与书记吵了起来。两人跳着脚对骂。张贵气得大叫：“看我不花了你。”（意为用碗打破头，使之血流满面）书记说：“看我不送了你。”张贵还犟嘴说：“你送！你送！”结果书记真的叫两个民兵把他绑了送到派出所。张贵最初以为，就是个打架的事，关两天也就出来了。不料正赶上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把他定为阶级报复，一下子判了无期徒刑。后来书记换了十来个了，那位跟他打架的书记也因为强奸罪被判徒刑了，听说也从一监经过（如被判刑必然经过一监）。可是张贵照旧服刑，照旧还是“反革命阶级报复”。
　　不过，我听同室的犯人议论这些时，张贵也快到期了，已经不在车间干活，在筒道当杂务了。扫扫地，传达个事情，平常没事也就在筒道口一坐，除了队长从那里走过，他要稍抬抬屁股，表示起立外，真是很清闲。
　　张贵也是监狱坐久了，好像不觉得是在监狱，平常一副散淡的样子，很难看出他是犯人。张贵谈自己的经历也很坦然，似乎也不觉得那些就是苦难。徐连生很爱学她的女儿数年前一次接见时说的话“爸，我和我妈就跟我叔一块儿过了”。张贵听了也就憨厚地笑一笑：“反正肥水没流外人田。”惹得满屋子人大笑。
　　挨着张贵的是个工人，名叫刘义山。这是个大块头，大四方脸黢黑，双眉间有个黑痦子。一双胳膊肌肉鼓鼓的，好像现在练健美的。他是石油部门的建设工人，专门建设炼油厂、石化基地等工程。刘义山是管工，接管子、套丝、涨管这些力气活他都干得很熟练，因为我也干过一段管工，所以常与他聊干管工的事。大约也就是这种强力劳动才使得他如此健壮吧。刘义山沉默寡言，只要闲着，他总是坐在小板凳上、趴在炕头写。我以为他在写上诉，一次下工偶然问起，他回答：“哪敢上诉，我判的是死缓，一上诉，拉出去毙了，我老爹还不急死。”“那你写什么？”“就是练字，旁边有什么就照着写什么。有报纸就抄报纸，有毛选就抄毛选。”这也是一怪。后来才渐渐知道他的案子在当时是个“惊天大案”，不仅轰动北京，而且形成中央文件，举国皆知。
　　刘义山就是父子二人，很贫困，他只念到小学就去当学徒工了。大约觉得自己没文化，字写得难看，下了工没事就练字。他买了小学生用的横格本，一笔一画在上面抄写，用完了再买一本，不知抄了多少本了。作为石油部的基建工人是四处流动的。刘原先在湖南一个基地搞基建，得到一本手抄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他没事就抄这本小说，抄完了，基建也完工了。他们转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现今叫燕山石油化工厂）搞基建，就把这本手抄小说带到北京。从此这本小说就在北京流传。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太枯燥了，就这样一本艺术性一般的小说，因为题材新颖，被人们狂抄，抄来抄去，很快就在北京流行起来。我都看到过一本，是我弟弟他们工厂流传的。后被北新桥街道一个“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发现了，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到北京市委，北京市委报送到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那里。姚文元批示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老、吴有训，写了很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既然知道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可是这个只是传抄了一下的工人还是被判了死缓。刘义山还是以抄写打发时间，有一次看守随便翻翻他的抄写本，突然，他很惊讶，责备他说：“怎么你还抄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啊？”刘义山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反正抄的都是监号里有的书。”幸亏，此时人们已经不太计较这个了。
　　上面说的都是认罪的。室内还有两位不认罪的，一个是睡在我旁边的，上一章我曾谈到过的、在K字楼被从严处理判二十年的那位。到了一监我才知道他真正的案情。原来他身处高干家庭，看的内部材料多，文革当中生产下降，经济面临崩溃的情景，令他十分忧心。他给毛主席写了二十封信，指责中央犯了“左”倾错误。这个案子当时闹得很大，有一次预审中去了将近一百多个预审员。他悄悄跟我说：“真他妈的吓人，将近一百个预审员，黑压压一片，跟听我讲课一样。我就咬住了一点。我给毛主席写信，怎么到了你们这里。是毛主席转给你们的？有毛主席转信的指示吗？没有！那你们就是剥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收信自由。你们才是犯罪。后来他们打我……”说着他对着我转转腰“你听，这腰都被打坏了，一转动就响”。粉碎“四人帮”不久（大约一年），他就保外就医了。我平反后，还到他家去过。他父亲是北京旧市委的领导，彭真被打倒后，他也被斗过，后来被解放，本来已经作为领导干部进了新市委的班子，因为儿子出事，再度受到牵连。
　　另外一位不认罪的是石景山的中学语文教师刘。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个不高，也就一米六多，脸也小，脚也小，手也小，真有点小巧玲珑的感觉。他真是个很执拗的人，收工后大家都在筒道里歇着闲聊或抽烟，室内只有三人老不出屋，一个是董清旻坐在他的小角落里拨弄琵琶，一是刘义山像小学生一样在练习本上一笔一画地写字。这位刘老师就是写上诉。我劝他说，“没有用”。他也只是笑笑，不置可否。写完上诉后，他开始写小说了。这是经过政府许可的，所以他买了稿纸，一本正经地写。听他说小说写的是他们家乡早年的革命事迹。其家在湖南益阳，旁有资水流过，他的小说名就叫《悠悠资水》。每当他写累了的时候就在筒道里背着手散步，走到我身旁会低声对我说说他的小说的进度，或诡秘地笑一笑。我平反出狱前，他的小说已经写完了，放在监狱保管室里。粉粹“四人帮”后瞬息万变的政局是他最关心的，这时他常常悄悄地与人交换对政局的看法，实际上此时已经没有必要像他那样神神秘秘地与人交换意见了。

　　（3）还有一个可怜人
　　在我左侧隔着上书毛主席的那位，是个快六十的老人。号里的犯人对他没有好脸色，几乎谁都骂他。他长着一副冬瓜脸，但脸蛋子两侧的肌肉松弛，已经完全耷拉下来。一副八字眉，仿佛随时准备哭。他叫张伯华，北京密云人。公子哥出身，学过医，解放后自己行医，文革来了，被禁止了。再加上有些历史问题，弄得衣食无着。他急得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给江青写信，没人理他。此时碰巧台湾对大陆广播，他听说国民党帮助支持大陆的反共人士。于是他按照广播中告诉他的地址，给台湾写信，说他们是反共地下组织，要台湾支持，快寄钱来。信寄出去了，钱没来，公安局来了，把他抓了起来。
　　当时还以为他有多大的组织，审讯了很久，张连句整话都说不利落，先以为他装傻，后来才知道这是真的。他就是穷疯了，才出此下策。判了十五年，来到一监。张臃肿贪吃，地震逃跑时还摔断了一只胳膊，在监狱里接了接也没有完全恢复，一只胳膊老是端着，穿衣吃饭都不利落，弄得又脏又邋遢。而且不论干什么，比如集合出工，上床睡觉，打饭都比人们慢半拍，要人催，连董清旻那么温和的人，也常常因为他会误事而申斥他，弄得人人讨厌。他又有同性恋倾向，据说曾经摸过挨着他睡的一个小青年的下体。纯粹的男人群体中（比如监狱、军队）对于这类人十分痛恨，这大约是他特别招骂的最重要的理由。粉粹“四人帮”后，批判文革中的种种极“左”的不人道行为，大家很开心，他也跟着傻笑。徐连生就说他：“你笑什么？这有你什么事？”张伯华急扯白脸地笑：“我也高兴，我也反‘文革’，判决书里还写了哪……”徐抢白他：“那你干吗给江青写信？江青是你干妈？”张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整话来，脸上呈现出一副痛苦的样子。后来他身体越来越差，连咳嗽带喘，监狱把他送到延庆的老弱病残队了。不知道他结局如何？人老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不是宽容点，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呢！

　　2．本筒道的杂务

　　这是我初到三中队三小队一组监室的情况，除了这些人外，每天与我们打交道还有本筒道的杂务。杂务也是三班倒，是三人，除了张贵外，另外两个姓张与姓孙。
　　姓张的外号叫“大了”，不知谁给他起的（文革前，反革命中队中多是旧社会来的各种人物，自然也有不少北京痞子，估计是他们起的）。旧社会妓院男掌柜的俗称“大了”（或称大茶壶），因为娱乐业、下处等处都是多事的场所，主持这种行业的人黑白两道都得说得上话，吃得开，这样才能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平安喜乐地赚大钱，因而这个总管事的被称为“大了”，含有赞美之意。这个人五十多岁，听说“三反五反”时（1950年代初）就进来了。他的一张大长脸上，长着一坨犹大式的鼻子，一看就是副“奸臣”的样子。他嘴非常碎，经常唠唠叨叨，几乎挑所有人的毛病，给人的印象非常坏。一些老号老拿他开心，让人感到有些侮弄他的意思，但很少有人同情他。后来大了到期走了，人们才公正地说：“大了，人不坏。他说你，怕你出事。他很少给人汇报。犯人在筒道出点事，到他那里也就给‘了’了。”
　　孙姓杂务，比“大了”更老，六十多了，花白头发，圆脸。他往往很有尊严地在筒道门口的凳子上一坐，不管犯人还是队长从他前面过，他都是一动不动，稳稳地坐在那里，很少管事。有时三个杂务张贵、大了、老孙都坐在杂务值班的筒道口，当看守从此路过时，老孙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张贵就只抬抬屁股，而大了就会突然立起站得笔直，并向队长献媚地笑一笑，尽管他的笑容很难看。后来才知道，老孙在进监狱前原是个部长级的干部，老革命，山东人。文革初期抄家，抄出了他的日记，日记中议论了他的老乡江青、康生，便被抓了起来。像这样级别的干部一般就由公安部送到秦城了。不知
　　怎么搞得把他整到了K字楼，因为证据确凿（写在日记本——按照文明规则，这种取证方式就是野蛮的、不允许的），经过当时的军管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八年。他为人耿直，在监狱中还坚持一点个人尊严，不过三中队的干部也不怎么为难他。他与干部很少说话，跟犯人话很多，我新进监时与他尚不相熟，有一次他还问我，《水浒传》中的李逵是不是监狱里的杂务啊？我回答他说：“李逵是个小牢子。相当于干部中的小队长。李逵还能外出跟人赌钱，同宋大哥一起到浔阳楼上喝酒吃鱼呢！您能吗？”他笑起来：“我和李大哥还是不能相比。”老孙之所以能坚持点尊严，不全因为他原来的身份，也在于他自尊自爱，几年一贯；不像另一位高干，每当看守中指导员或队长训话，其实说的大多是监狱套话，他也站得笔直聆听，不时地还要点点头，仿佛是在享受妙语纶音，“点点滴滴到心头”似的，令人目不忍睹。不过老孙还是蹲满了八年的，粉碎“四人帮”不久，他也到期了，转到出监队。那时北京的社会上还很僵化，他出去了，反而觉得没有能谈话的人了，有三中队的犯人到出监队去取东西时，他捎进一首五律，前六句记不得了，其结尾两句是“举目无谈者，长吁自惋伤”。出去了反而没有能够谈话的人了，可见当时他的心境。我平反之后在报上看到他的消息，他不仅平反，一度官复原职，后来好像又进了全国科协的领导班子。大约于1990年代去世。老孙是个好老头。

　　3．在劳改厂

　　“清河”是北京犯人劳动场所的总名。我所在的是“清河塑料厂”，生产塑料凉鞋。我所在的车间有五台卧式注塑机，七八台立式的。卧式注塑机压制聚氯乙烯（俗称硬塑料）凉鞋，大多是十七号以下的小孩鞋，立式注塑机压的是发泡的聚乙烯（俗称泡沫塑料）凉鞋，是大人穿的。我被分配在3号卧式机上工作，我接一小队的班，二小队接我的班，三班倒，因为注塑机一开动就没法停，停了一定要把塑料使用干净，再启动很麻烦，调好机筒温度，需要较长的时间，耽误生产。
　　在“卧3”上干活的一小队的是李少白，二队的叫李佐新。粉碎“四人帮”后，我与少白先后被平反出狱。而李佐新是门头沟“大峪红旗”的，他只是在文革中参加武斗，死了人。原未判刑，只是在一监押着（因为武斗不好定性），文革后定为反革命的“打砸抢”，于是这个小青年被处死了。少白与我同岁，刑期也一样，都是13年，不过他进来早，1970年代初就入监了，属于老号。他爱好足球，最初考上了北京体育学院足球系，上了两年，转到北京邮电学院，所以文革时还没有毕业。他在家里与兄弟、老妈等人议论过江青及文革，“一打三反”时被揭了出来，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罪状。结果弄得两人被判刑（少白与他的弟弟少文），母亲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给革命群众监督改造。母亲当年也是民国间的名媛，真是情何以堪！
　　李少白消瘦，戴一副近视眼镜，颇有书生气。父亲是北京邮电学院教授，但喜欢西洋音乐，希望儿子能学音乐，给他起名为“舒伯”（舒伯特的缩写）。不想儿子却爱好体育，不好音乐，而且写的字像火柴棍堆积，或说像甲骨文，觉得“舒伯”两字写不好，于是，删繁就简，改为“少白”，许多人以为慕李白而取了少白。虽然少白不喜欢音乐，但对诗、对艺术却有很好的感觉。他的新诗写得不错，在监狱时常常要搞些文艺活动，要写点应景的歌词、小诗一类，就这些应酬的作品少白写的也往往有新意。可惜平反后，他专力于艺术摄影，不写诗了。当然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没有诗，现在他是“紫禁城”的专职摄影师，还组织了“影友会”，很活跃。
　　我初见到他时，他显得比较“闷”，不善言辞。我接他的班时，他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这时他有点高兴了，“这下子好了，来个学中文的，以后我们不懂的古诗就问你了”。于是他收拾好自己几个小卡片，上面写的都是他在班上背诵的英文与诗词。少白此后与我交往颇多，下面再补充。我第一天上机台干活，有点手足无措。压制塑料凉鞋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活。机筒的温度低了，塑料没有充分熔化，挤出的塑料疙疙瘩瘩，颜色也不一样；温度高了塑料煳了，便会有些煳点散落在鞋面上，很难看，成为废品。塑料注入进了模具后，什么时候开机取出，太早，鞋软而烫，而且易于变形；晩了，鞋变硬了从模具上取不下来，这也是两难。
　　我正感到特别尴尬时，同监室的徐连生来了。他是三小队的保全工（中队的保全工上正班，小队的保全工跟班走），负责机台维修和排除故障。他帮我设置好自动协调，压鞋正常了。徐连生便坐在放置生产成品的工作台上考起我来。提的都是文学与诗词上的问题，特别多的是一些诗词中典故的解释。大约他常用这种态度考新来的有一定学历的犯人，很随意。我很快一一回答了他，而且大大超过他的提问。他突然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我的回答去问保全工中的一位老号李聘伟去了。李是1958年划右，后来升级进了监狱的，被判无期。他读过大学，因为坐牢久，读书也多，文学与诗词的知识自然要比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徐连生高许多，得到他的肯定后，徐连生回来了。对我说，您今后就是我师傅。
　　这句本来是开玩笑的话，后来他还是常管我叫师傅，又说“我是小和尚，你是老和尚”（在监狱都被剃秃头）。董清旻给我起了一个老夫子的绰号，徐也跟着叫我夫子。徐连生比我只小六七岁。当时他二十七，我三十四。然而从外观上看，他显得小。他十七岁就进了局子，十八岁被判二十年，在监狱里已经待了近十年。但监狱是个“保鲜盒”，人一进了监狱，岁数就停滞了，进来时多大，出去时还多大。当然不是生理上的“保鲜”，而是心理、心态或性格上的“保鲜”。人一进了监狱，原有社会关系中断了。原来在社会上积累的一切，顷刻消失。在社会他可能是丈夫、父亲，可能是老师、教授，可能是领导，或受到一定人群尊重的长者。到了监狱，这些统统消失了，你只是个徒具姓名的犯人，有的监狱还不许叫名字只许叫“某号”（一监没有这个传统）。人几乎被还原为赤裸裸的没有正常的社会联系的自然人。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买你的账、尊重你，除了靠自己的定力重新积累人望，但那也需要低调和谦卑。三中队二小队有个据说是美国特务的陈虚威（有人质疑他说，你真的是美国特务？尼克松访华之后，怎么不把你要走。每当此时，老陈或急不择言地与人争辩，或是双眼黯淡下来，一语不发）。他从1950年代就被押在秦城，1970年代被判二十年，送到一监，牙都快掉光了，两腮深陷，可是还觉得自己是个青年，动不动就双手握拳，要与小伙子玩玩拳击。徐连生也是这样，他还觉得自己是初中生，少不更事，调调皮没多大关系。也许真的是来得久了，他调皮也没有见过看守责罚。这样，像我这三十好几的人，当然可以做他师傅了。
　　徐连生是门头沟城子人，祖父是办教育的，从解放前就做小学校长，在当地有威望。他从小好闹，一到文化大革命，停课了，成了脱缰的野马，搅乱社会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文革中的哪个学生不搅乱社会秩序呢？毛主席鼓动他们起来不就是让他们打乱秩序、把世界搅得乱乱的吗？可能这个放荡不羁的徐连生又说了一些反动话，遂以反革命流氓罪被判处重刑。
　　徐连生虽小，但由于入监时间久，保全工活动范围大和队长对他不太计较，在三中队他的活动能量是比较大的。他又与我同监室，睡在我的右侧，经常问我点问题，于是便到处替我宣扬，使我很快融入三中队。

　　本文选自《监狱琐记》，王学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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