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回首

┃Personal History

回首

© 艾晓明／文

艾晓明

　　1968年冬我们一帮“三新”中学总部武昌联络站的朋友（那时叫战友），一路贩卖“新华农”编印的《战地新歌》（即语录歌和当时流行的各种文革歌曲。那卖歌本也不可叫“下海”，与现今练摊儿卖处理磁带全不是一码儿事），卖的钱由我们头儿——喻头儿统一上缴，有些微余额我们用来补票（加混票）到了江西九江。我们的目的地是庐山。
　　文革中吸引红卫兵南下北上、东奔西走的去处主要是革命圣地，跟革命历史、毛主席诗词有关系的地方。上庐山，我想的就是“一山飞峙大江边”和“暮色苍茫看劲松”。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和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都没想过去印证一下，前者是没当回事，后者是十几年后才一读再读。这种情形正好比我今天重翻《毛主席语录》，我不能想象，这么小的一本书，这么三五句话一段的语录竟是我们10年间“天天读”的内容。整整10年，全国哪个人（包括普通的犯人）不是书不离手，词不离口！10年苦读至今不失效的结果是，英文又读了十几年仍是半吊子开不了口，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全都倒背如流，出口成章。
　　话说我和我的战友们远远望见了庐山，我非常奇怪，庐山是一片苍绿，起伏连绵，一大片如黛的青山。在我的想象中，庐山是雪白的、明镜般的，冰峰如剑。什么叫“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什么叫“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那正是晶莹如雪、雪山飞瀑的境界啊。可是庐山虽飘雪，景色却不是银白。那遍山遍野的绿竹、绿松，那种绿，初冬的、呈现在落地即融的微雪中的深绿，不老的绿正是我没有想到的。庐山的是青山不是冰山。我在微雪中冻得直发抖，还是一股劲地跟着头儿们往山上爬，我一边硬挺着爬一边又奇怪，我在庐山的怀抱中才知它是青的，怎么又有这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呢？

　　喻头儿，你还记不记得，你说过：笔杆子，将来你会写本书吧，写我们？
　　我想，是的，我会写的。可是我后来写的书，包括现在写的这本与当时想的全然不同，就像冰山与青山的不同。

　　我们那时的联络站，什么叫联络站？真是要命！联络站说白了就是接头的地方，就是信息交流中心吧。看没看过《党费》、《粮食的故事》、《三月雪》等等等等？组织、上下级沟通，就按战争年代的搞法设联络站。那么多大、中学生，学校又不上课，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到哪里去参加革命？组织上如何领导？大字报大标语如何贴遍了大街小巷？“揪叛徒”、“首长接见”、“各地动态”、“最新消息”如何宣传扩散？就得要联络站。
　　联络站设在武昌区委。联络站也是区级单位，当然设在区委。区委当然被打倒了，他们自己单位该揪谁揪谁，该谁揪谁揪，拨一间屋子给另一革命组织是责无旁贷，与现在公司借房有天壤之别。
　　现在每天跟爸妈说走了，不说上学或上华工，而是上联络站。搞么事？搞革命啦。刷标语、贴大字报专栏、刻钢板、印传单……还有，“钢派”骂“新派”是“康老三”，再想出词儿来骂回去。骂的词用一尺来宽的大排笔跟墙上写、马路上写。什么叫“康老三”就是康有为、改良派、妥协退让不革命，将来查文革辞典去吧，这么解释起来没个完。

　　小将，这些都不必说了。这都算不上是好事也不算特别坏，死了好比白死那也就坏到家了，余下的不说也罢。
　　不说也罢，我自己也不愿说。还有些事，事情虽小不流血不死人不惊心动魄骇人听闻就是说出来尴尬、恶心；说出来见不得人，与我的身份、面目水火不相容。
　　那还是接着说吧，你不必尴尬、恶心，上大街没人认识你。你别怕把你自己写成了一个见不得人的坏孩子、玷污了你的少女时代，你爱你自己恨你自己全不是最重要的。你为读者写这本书，为中国的读者也为世界的读者，为好好想那个香港的社会学教授提的问题：中国那么大，怎么就搞乱了呢？
　　听朋友说四川厨师考级不考大菜不考国宴上的菜谱，考的就是宫爆肉丁家常小菜，家常菜是什么水平那就可以想象国宴上大菜的水平。

　　上车不买票给售票员逮住。
　　不买票当然是为省钱，本来也没多少零花钱，这里那里到处串，能不买票就不买票。关键是掏出夹子做了个有月票的样子，售票员当场识破指着我的《红卫兵证》：你们还革命？连票都混，怕不怕丑啊？
　　硬着头皮红着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车开了，人散了，没人认识我，赶快调整情绪，若无其事。
　　假如我有很多钱，我当然愿意买车票；可是上窜下跳武汉三镇，那得需要多少钱？爸给不了，组织上也不给，连纸笔墨都需要搞。搞革命需要的纸笔墨、枪支弹药，那可以搞，那会儿没想过搞钱。
　　搞钱是偷了。在我还没有全体糊涂的道德观里，抢枪不叫偷，撬车不叫偷，自己拿去用就叫偷了。
　　又不敢、不愿偷，就混票了。混票是一件矛盾的事：混票的目的是去看大字报、开会干正经事，混票的原因是自己没钱又想坐车，混票的结果是抓住了丢人现眼，给售票员一语中的说穿了漏水：革命－混票－丑不丑啊？
　　太丑了！丑怎么就连着革命呢？我不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我找到这样的精神安慰：等我长大了，多多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来补偿我混票欠国家的。
　　就是说不清楚啊！售票员举着《红卫兵证》说：丑不丑啊？我只想逃出丢人现场，那句“等我长大了”，活像句求饶乞怜的话，想说也说不出口。

　　3个人买3碗面端走了5碗面。
　　那还不叫偷吗？这回是吃饭不是看大字报，完完全全的一己私利，还有什么好解释！
　　平白无故要我偷我也不敢啊！在家偷吃饼干还挨打呢。3个人去刷标语，回去；又来了两个战友，战友们下午打算和我们一起刷，大中午的，吃饭怎么办？
　　我中午有1毛钱，爸给我的，可以买一碗不带菜梢子的阳春面。甲乙丙共有3毛钱，希望5个人都吃面，甲乙丙3个女孩就作出了上面那个不等式。
　　只好女孩、女生去买面、端面，大师傅怎么会想到规规矩矩的女学生混水摸鱼？
　　甲乙丙中午常常去买面，跟大师傅说：我们吃完了把碗送回来。大师傅很相信革命小将，手里的小竹篓子还在开水锅里烫热干面，一边豪爽地点头：好！好！
　　吃了5碗面，送回去3个碗，还有两个碗送不回去。两只大白瓷碗站在写大字报的兵乓球台上，像两只大眼睛瞪着我们。早上进联络站，又看见这两只碗，不知拿它们怎么办。后来，好像就用来装墨了吧，装浆糊了吧。
　　又去吃面，想起做过的不等式，又发了一回愿：等我长大了……把欠下的面钱还上。

　　10年后我在开架书店买书，我假设，取两本书若无其事走掉，未必给人发现。我假设了但没有做。我已经长大了。

　　我想起了售票员逮住我时那一声喝：怕不怕丑啊！那一喝唤起了我的羞耻心，羞耻就是丑。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我怕，怕丑。

　　有没有搞武斗？
　　没搞过武斗，没打过派仗，做过一回打人的样子。
　　这事真的越说越恶心，这宫爆肉丁越爆越不成样子。
　　要好的女友说，妹妹班上的同学欺负她妹妹出身有问题，发动全班不理黑五类。她妹妹开始发痴发木，看人斜着眼，哭笑不正常。小破孩儿！教训教训她去。我们邀上三五个伙伴，一起帮她妹妹出气。
　　三五个14、15岁的初中生，个个英姿勃勃。腰上系了武装带，取下来可以挥舞打人的武装带。武装带系在衣服外面就为取时方便。
　　叫出来小学4年级小女孩，把她吓哭了。
　　想没想过打她？也许想过，一叫出来就不想了，太小了。
　　次日去上学，“红代会”办公室坐了一屋子小学里的“红教工”，“红教工”就是“红卫兵教工大队”之类。“红教工”痛责我校红代会某人带红卫兵打他们学校的“红小兵”，破坏复课闹革命。有问题为什么不通过组织？
　　女友的妹妹后来还是有些痴、有些木，一看就知有毛病，那个哭过的孩子呢？不知道了。
　　倘今天有一群中学生对我的孩子挥武装带？

　　还有更恶心的。
　　恶心就是吞又吞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干呕。
　　恶心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难受，说不出的难受。
　　恶心的事不是轰动的事，不涉及大人物，坏嘛也不是所谓狼心狗肺。
　　就那么一点小事，可是坏事的形状、性质、基本要素一样不缺，活活一个五内俱全的麻雀。
　　写了一张邻居的黑条子。
　　黑条子都算不上，就这么恶心得没名堂；不是写一张大字报，是写了一张纸条交给让我写的人。
　　收条子的是东中造反兵团的学生。我的邻居祝老师是“老保”，就是保守派。学生说：杨××去找你隔壁的祝老师，你看见了要向我们报告。
　　杨××是学生“老保”，“老保”找“老保”，造反派十分警惕。
　　干我屁事！报什么告！不理算了。
　　可我写了条子。杨去找祝，我看见了，就写×日×点杨找祝。就交给那个学生了。
　　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干点什么不好！看琼瑶、看三毛、唱个《十六岁花季》、跳个健美操，干点什么不好？写邻居的黑条子打小报告，这不是当密探吗？这不是监视吗？谁还敢跟你作邻居啊！
　　我可以不写，杨找祝，就当没看见，学生又没有跟踪我，我为什么要向他报告？
　　26年后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想了又想，一时理不出个头绪。
　　那会儿没觉得打小报告多么恶心。《鸡毛信》、消息树、鬼子进村了，少不得要给自己人报告。
　　学生算什么自己人，东中的学生？我也属造反派，和他们是一派儿；可在我潜意识里我恨他们，我钦佩他们我崇拜他们，他们那么精神、那么严肃，那么一派干大事的模样；我又恨他们，恨透了他们，他们知道我的出身，他们鄙视我。
　　那还写一纸条，特意去食堂找学生交条子？
　　是啊，我也奇怪，那会儿怎么也不嫌费事？也嫌费事来着，就只写了那么一张，否则兴许就不止一张了。
　　为什么要写？
　　祝老师和我们家做邻居，两家没发生争执。他爱人是解放军，休假时才来住，和我妈有说有笑，挺热情的人。他们的儿子才两岁，站在屋子中间摇脑袋，嘴里噼哩啪啦说他自己编的外语，笑破我肚子。
　　那两岁孩子叫哨哨，大名是祝宁。为什么叫宁？是希望安宁，息事宁人吧。
　　有一天造反派把祝老师找去，他爱人我叫阿姨，阿姨急得坐立不安。阿姨怕祝老师挨打，看见祝老师回来才一块石头落地。她又说：吓得我要命！他呀还不在乎，他跟我说：革命小将嘛。
　　祝老师的意思是：小将嘛，不会打人。
　　祝老师见我也笑一笑。他没伤过我。我对他没意见。写完条子交给学生我又见到祝老师，祝老师笑一笑，我心里想我干了件什么事呢？他要干脆不笑还好一点，他一笑，我就不自然了。
　　以后再没碰到那几个学生，写条子的事也就过去了。

　　学生那时怎么会想到找一个小孩监枧她的邻居呢？我跟P说。
　　嗨！那会儿我们正经还安插奸细打进对立派队伍呢！
　　你说你们也都是高中生，20岁的人了，都想得出这么卑鄙的事！利用小孩，还利用“狗崽子”，“狗崽子”敢不听吗！
　　那会儿一个“三字兵”的“红外围”，就是出身职员、不算红五类的同学来找我，我们“红十月”刚成立不久，他跟“三字兵”一些人比较熟，就主动要求，跟我们汇报他们的情况。我还跟他商定了化名，他姓江，化名就叫水工吧；我们还说以后有事直接找我，单线联系。
　　他都跟你汇报了什么？机密情报？
　　狗肚猫事！那会儿能有点什么事呢！
　　那是啊，刘少奇又有多大个事，闹了一国的人！
　　我派他那会儿心里挺自豪，《永不消逝的电波》、《战斗在敌人心脏》……
　　是啊是啊，江姐、地下党、《红岩》里都是化装打进敌人内部。
　　那会儿就是崇拜英雄，一边做事一边觉得挺新鲜、神秘，挺紧张……
　　你一边演一边想着英雄传奇，越演越进入角色吧？
　　也没有，派定他以后我觉得还是很怪，还是有点恶心。
　　那你是把“三字兵”还是看成同学，觉得打探同学也挺没劲儿的。你要真拿他当敌人、汉奸、鬼子兵，那派个奸细也就不呕得慌了。
　　是。那个同学其实后来也没再找我，可能他也觉得不太自然吧。
　　做了那么大一场革命游戏！回头想想，跟手淫似的，黄色录相一脑袋，又没有实质性接触。害嘛也没害多大个人，就是件恶心事。

　　10年后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我对这事想过许久，又把写祝老师的条子这事联想起来。10年后是1977年底，对我来说，自那件事后，我的文革已告结束。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结束文革的时间，对有的人是在“四·五”；有的人或许更早，在60年代末，如遇罗克、张志新；对有的人来说晚10年、20年；对江青来说就是到她死为止。
　　对我来说是在1977年底1978年初，我最后一次违心地揭发和批判了一个人。
　　1977年紧接着1976年，1976发生了许多事。先是哭总理，传抄了一些悼念诗文，然后是广播里报导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
　　那就是“四·五事件”，清明节悼总理，一个新时代的前奏。
　　我在广播里听到这消息，我在校园，校园在京山，京山在湖北农村，那会儿大学往农村办，叫做走“朝农”道路。“朝农”就是东北一个农学院，一边上大学一边干农活。学生从工农兵中招，学完了还回去照干工农兵不误。
　　我告诉同宿舍的人，告诉在去食堂路上遇到的同学：知不知道，天安门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听到的人都很震惊，没有人说好，也没有人特别义愤。
　　多年后一个数学系的朋友说：其实我那会儿真痛快，我就是不敢和你说。你们那几个人。
　　我笑了：是，我们那几个人特左吧？
　　我们，我、远、P的弟弟。“三驾马车”。
　　远抄来一些悼总理的诗文，还没轮到我抄，已经开始追查，哪里传来的？远被找去谈话。
　　接下来的几个月好像有种莫名的紧张，终于到了9月，毛主席逝世，天塌了！

　　校园里哀乐回荡不已，我们开始修一条路，一条由教师家属区到教学区的路。
　　据说派到我们这个分院的老师大多有问题。他们派来住平房，跟农民一样，烧柴禾，门口挂个花布帘子。一撩帘子进去，屋里是泥巴地，泥巴墙，比农民家里多的就是靠墙站了一墙书。
　　修路时师生玩命儿地挑泥，因为这条路叫“继志路”，现在可能不叫了，一条普遍的大路。

　　“四人帮”打倒了，学校开始上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听外国文学像听天书，因为讲的作品图书馆都没有。老师兴许好久没讲课了，讲课老侧着身子对着窗户讲，好像他的学生不在讲台下而在窗户外面一样。
　　大批判仍然搞，联系实际就是每个人讲自己中的毒，跟着“四人帮”干了哪些坏事。你讲我讲他讲，但凡造过反的也越讲越不是东西。
　　控诉：造反派打死了我妈妈。
　　控诉：文革中被造反派追捕、毒打的经过。
　　终于年级里揪出了一个造反派。本来他一直隐藏着，个儿挺大笑起来很老实。现在外调的来调他，原来他参加过武斗。现在他是全校的批斗对象，全系写检举揭发，他平时说过些什么？跟哪些人接触多？揭不出来就写批判，当“四人帮”爪牙批判。
　　他现在到哪里去屁股后面都跟两个人，系总支派的人。监视他，买饭、上厕所，都跟着，免得他跑了，或者想不开了。
　　后来，我们毕业了，他特别，好像遣送回原籍了。

　　“四人帮”揪出来了，我很烦。
　　我搞不清楚，怎么全都错了。明明都是好动机，怎么都错了呢？
　　不过我已经不怎么想“四人帮”的事。我想的是到西藏去。我希望毕业后去西藏，我希望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有非凡的革命精神。
　　1976年暑假我回过一次乡——我插队的地方，我回去后发现我上学3年那里变化很小。学校里传说我们毕业后社来社去，就是继续回公社。回公社也可以，不过我向往更遥远、新鲜的地方。
　　我在报纸上看到，上海第二医学院学生谢白羚去年夏天毕业后，顶着右倾翻案风，志愿奔赴西藏干革命。她在定日县措果区卫生所当医生，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照片上的谢白羚正在牧场，一个老大娘给她扶背篓，她扭过脸来笑。她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眉清目秀，笑得很甜，是那种单纯的满怀献身热情的人的笑，开朗，没有一丝阴影。
　　我给谢白羚写信，询问去西藏的情况，暑假返校，就收到了她的信：

晓明同志：
　　你好！来信收到。当我得知你决心来藏参加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心里很高兴，首先表示欢迎。
　　明年你将要毕业了，看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学习质量是高还是低，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是否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誓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既然决心下定了，那又怎么能被所学专业框住呢？西藏除了缺医少药外，同样也缺少文化。据我了解，我区大部分翻身农奴的子女仍然处于一字不识的文盲程度。虽说你学出来是教汉文，但在西藏，你力所能及的工作多得很，而且一般县以上的学校都要教汉文。
　　家里恐会遇到阻力，要做工作。不取得家庭支持或者被家里拖住后腿都不行。要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自己的学习体会来组织家里提高觉悟，像张常红的母亲那样坚决支持女儿上西藏干一辈子革命。我在进藏前也曾遇到父母不支持的阻力，但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使他们看得远了，从一家看到了全中国全世界，最后响亮地提出：女儿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一切由党来安排。支持了我的革命行动。
　　晓明同志，我们都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的，回顾我们的成长过程都会感到：我们生命的光华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密相连，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而战斗不歇。
　　紧紧地握你的手！
　　祝
永攀高峰！
　　　　　　谢白羚
　　　　　1976.7.16.

　　1976年，我23岁，谢白羚顶多比我大两岁吧？她的父母好像是上海的大学教授。后来在一个电影新闻纪录片中我看见了她，她背着药箱，骑马奔驰在牧场。她很美。她像我下乡时贴在床头的一张照片——一个在农村牺牲的天津知识青年张勇一样，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尤如一座水晶的雕像，透过眼睛可以看见心灵。
　　谢白羚现在在哪里呢？那时候，有不少这样那样被树为青年典型的人物，不管树他们的政治目的如何，像谢白羚这样的人，她们本身都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人。她们用牺牲自我来贏得人生、贏得某种理想和道德卓越感。当她们希望回到常人的生活中来时，比普通人又要付出更高得多的代价。
　　牺牲精神是高贵的，而牺牲总是反常的，是常人难于接受的。在那些年，当个人无法通过独立人格、思想和个人成就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时，牺牲是卓越者的迫求。
　　谢白羚是许多追求卓越而牺牲自我的人中的一个，一个年轻的美好的女性。
　　我想去西藏，父亲母亲都很忧虑。
　　早两年在农村，一批批知青都走了，爸写信给我：

亲爱的明儿：
　　我好久没给你写信了。又忙，心情又不大好，妈妈总发心脏病，我觉得很有些不妙；带班下农场去了近一个月，自己动手，教学生学二机一泵，有人说长，更有人说短；16号又撞伤了右手，到今天已休息上10天了，勉强拿得住笔。小行抽回城，只你一个人在队里，心里也很不安……
　　我的政审结论，总支说是已去信公社（或是区）大队里了。也不知有什么作用，这也是一条吧，反正心里不舒服。说也说不清，就拖来拖去，老也没写信。
　　写信也不知谈些什么好。近年来你也长大了，遇事也会自己分析处理，情绪也安定，好像我也没啥可说的。我现在就是祝愿你能全力以赴，争取更好地改造自己，创造条件，早日加入组织。这我不但帮不上忙，而且还给你包袱背，就更没什么话可说的了。
　　要按照主席教导办事，这是说说容易的，就如在农村安家落户，一辈子革命吧，我总是有些替你担心的。但总会有人留下来吧，留到别人的儿女，留到自己的儿女，这里面旧的思想，顾虑，还是有些打不消。我也知道抽上来也不怎么样，许多还不是过小日子，慢慢又是讲究生活，研究吃穿，平平常常，庸庸碌碌……可是一想到一年忙到头，吃穿顾不上，要是我和妈妈见马克思去了，谁来照顾你呀！你姐姐是泥菩萨过江，弟弟又还小。他明年毕业，就算能留在我们身边，也不知哪年才能安排工作，安排了，也不过廿来元一个月，又如何能照顾你！这总是个问题。可是，我也无法，不想也罢了。反正我现在就顾虑这一点。也就尽力支援你。反正别人家里也都差不多，有力量的都在支援，也不是我们家吧。惟愿妈妈多活几年，看到你们姊弟两个都能自立才好。你就先不用考虑生活，多在政治上努力进步，走你自己的路。
　　我也是支配不过来。小行说你没钱了，又是买了书，可是你说5月份不寄钱，大概是借了队里的。6月份还是先寄你10元吧。书要买就买吧。有些书武汉不好买，倒是县区好买些的。什么《枣林村集》、《古代文学作品选》，书店连一本也不见。我上街也少，一问三没有：也不想多问的。其实今年已没有给老家寄钱了。可是也没存下钱，我还发愁，今年怎么给你买手表呢！
　　领导上说下周还让我休息，以后暂不教外语，让我教农业机械。我也同意。学校学生不学习，外语更是没人有兴趣，不教也罢。
　　今天传达了17号文件，说是批林以主席1971年8、9月巡视各地谈话和传达71（57）号文件为界，不要搞扩大化。以前犯了错误，说清就算了。就是以后的，也只要求说清楚，划清界限，还是治病救人。从我校来看，已经不热闹了。而学生则是一时难以上正轨的。
　　家里买了10只小鸡，还有8只，弟弟看书，比以前认真些了。我这封信，大概也是不好的。下次再谈吧。
　　　　　爸爸
　　　　1974.5.25晚

　　爸爸不想我在农村扎根，更不想我去西藏。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也来信，只不过她很婉转地说她的意思：

　　从你的来信中，我感觉我汲取得最多的正是你那“像车轮子一样不断向前的劲头”。你说得太对了，“新的环境按照它的需要重新锻造着人的性格和气质”，而我想，你是最能迅速地适应新生活的要求的。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自称为“车轮子”的话，那在我们这些“轮子”当中，你无疑是转得最快的一个。你有一身的朝气蓬勃，一往无前的劲头，你的巨大变化，超过了我所熟悉的一切朋友。恕我直言不讳，我担心着一种可能——你的这种变化是否具备了必需的条件？

　　“四人帮”打倒了，在我大学的最后一年，一切都在急剧地变化，谢白羚很快从报纸宣传媒介中消失了。恢复上新的文学专业课，新讲了许多以前省略不提的内容，大批判、“三大讲”……稀里哗啦许多事。远讲了又讲，老通不过，因为他文革事多，又造了反，又被当成“五·一六”审过。文革”中但凡参加了组织上窜下跳的，经过讲了一遍又一遍，到讲的人也膩了、听的人也膩了，我就毕业分配了，到一个矿山中学。

　　胡老师，也许你早已忘了我，也许你只有淡漠的记忆，可在我的经历中你很重要，我的文革是由你、由你对我的冷漠而划了句号。
　　我离开矿山中学已15年，15年里我多次想到这件事，15年里我再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了这15年的时间，这件事的作用清晰突出地显示出来。它是一个句号，一个明显无疑的、不混同于其它任何标点的问句；标志结束、说完了的句号。

　　胡老师你是我的邻居，我是你的新同事，刚分到矿山的大学生。
　　你也不爱说话，走路低着头，早晚没事儿你就拉手风琴。
　　我也拉琴，半会不会。你偶尔教一点。就那一个琴，是学校的。我们单身宿舍，隔壁左右，你拉，我拉，他拉。
　　你拉《如果在节日里》，你是不是在想远方的妻子和一对双胞女儿？
　　我拉《山楂树》，我在想“列车飞快地奔驰……山楂树下的青年……”
　　他拉《火车向着韶山跑》，他是邹老师；他没有去过韶山，可是韶山跟他太有关系。
　　你是造反派，受过审査；你还有什么问题、好像是听敌台。那会儿“四人帮”早扣起来了，基层单位造反派都办学习班，你也进去过。
　　1977年拨乱反正，我们谁还谈造反的事。各看各的书，各上各的课，各改各的本子，各拉各的琴。
　　偏来一调工资，僧多粥少，够条件的人也得拽一个下来。领导决定拽你。大批判开路，发动揭发：胡最近跟谁接触、跟谁讲话、发泄了什么不满情绪？
　　揭发又要求背对背，谁写了揭发直接交组织，互相不许通风报信。
　　偏你头天晚上跟我说话了，我们拉了琴又说了话，偏你说你够格调资，你发泄了不满情绪。
　　我那间屋子旁边就是水池，谁来打水谁看见，瞒也瞒不住。我不知道谁会揭发我，我看谁都像在揭发我。我终于忍不住，自动找了校长，我说胡发泄了不满情绪。
　　校长特别亲切特别温和，派我在会上发言，当着全校老师揭发你。什么背对背，背对完了就是面对面！
　　我知道这就叫上了贼船下不来了，第一步不是人，接下来就全不是了。会开了，揭发了。揭发完了我内疚不已，我想这叫什么事？组织上叫我揭发了，揭发完了我良心受折磨，组织上又没事儿。
　　我已经不是14岁，不是糊里糊涂写了一张邻居的黑条子。我现在是24岁，我不想揭发邻居，为什么还要揭发？
　　会开完了，很多人批了你。散会后大家各回各的宿舍。我回到好朋友徐玲老师家中，她家里还有不少人，他们仍然和我说这说那，我还是群众中的一员，没有人谴责我、排斥我，说我干了一件蠢事。
　　可你不是群众了，你被看作“三种人”，其实你就是一个人。你一个人上坡、下坡回宿舍，一个人上食堂买饭，一个人上班，不是教物理，而是搬石头。
　　看见你搬石头，干活儿，看见你阴沉的脸，看见你冷漠的眼神，琴声没有了，笑声也没有了，你我仿佛不认识。
　　我不想这样，我知道你当然恨我，你恨得有理，可我不想恨，不想要恨。在食堂买菜，你还差两毛钱菜票，我递两毛钱给你，你宁可不买那盘菜，你转身就走，我递出去的菜票落在空中。
　　你不拉琴了，《如果在节日里》，在节日里一个人，家在远方，你一个人默默地走来走去。
　　我拉《山楂树》，我的山楂树也在远方，我看不见我的山楂树。
　　他拉《火车向着韶山跑》，调资他问都不问。他说：我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我说：你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开会，我用报纸垫屁股，看也没看。万万没有想到，上面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只有深刻地检讨，毛主席把我们全家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我也没有想到竟犯下这么大的政治错误！
　　水池塞住了，水管坏了，我又去敲你的门，我说：胡老师，借一借您的工具，你递过工具，没有声音，没有表情，没有抬眼睛。
　　后来我走了，学期末我考上了研究生。我向所有的老师告辞，没有向你。你还在搬石头，你还要搬多久的石头呢？你那搬不完的石头中，有一块是我扔下的。我把石头扔向你，也扔向了我自己。你不停地搬石头，我也想搬，我想搬压在我良心上的石头。
　　为什么我们要向一个人扔石头，扔成一大堆，看他一个人搬，搬得气喘吁吁，抬不起头？为什么我不想扔，又扔了下去呢？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过了好几年。你调走了，调回去和妻儿在一起，你又教物理了。你跟徐玲说，你并不怪我，你知道我是被利用的。你这么说了，可压在我心里的石头还在，只有我自己的手才能搬掉它。
　　为什么？为什么要揭发一个自己不想揭发的人？
　　我怕。
　　我怕受牵连，怕别人揭发我、怕挨整；怕没完没了的“三大讲”，讲自己文革里中了多少毒；怕进学习班，“五不准”，上厕所，上食堂，屁股后面跟两个人；怕领导追查、群众联想，内查外调、上挂下连、把我揪出来再揪跟谁接触最多；接触最多的那个人也在学习班、“五不准”，挨揭发、交代，屁股后面跟两个人。
　　不是连死都不怕吗？怎么怕这些事？
　　挨整不是死，是难受的活，活得难受。死不可怕，光荣的死还求之不得。原来困难的事是活。
　　困难的是按自己的想法活。我不想扔谁的石头，谁要我扔我也不扔，困难的是坚持自己。
　　别人要你扔你可以不扔，组织要你扔呢？

　　什么是组织？上级、领导、各级党团组织，文革中的革委会、掌权的那一派，概念并不特别严密，不必严密，一说组织，是个人都明白，心领神会。
　　我从小从老师和家长那里听到的一句耳朵要听起茧的话是：对组织要忠诚老实。
　　这句话进一步的推理是：决不可以或者是决不许欺骗组织。也可以演绎成：组织上已经掌握了某件事，现就看你自己态度好不好，肯不肯交代这件事。也可以用作鼓励：组织上是信任你的，或组织上正在考验你。还有：对组织要交心，把心都交出来。
　　爹妈对儿女说什么事：你可以不相信我们，但你要相信组织。
　　要孩子学好：你要要求进步，靠拢组织。
　　儿子入团、入党了，爹妈终于放心说：解决了组织问题。要是还没入呢？就说：你的组织问题要抓紧。
　　组织等于是命根子，离开了组织就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呢？那就完了！前途命运全玩儿完了，一辈子抬不起头了，儿女都跟着倒霉，哪家右派有好儿啊，明摆着的。文革时人们看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爸把我揭发了让组织上拉我一把别嫁下了火坑我把你揭发了我想我也没瞎编排你省得别人再来揭发我是造反派相互勾结臭味相投我新到单位还想不想有前途命运我们互相戒备大家揭发帮领导解决了调资名额不够的问题。
　　人们对组织上真的都忠诚老实吗？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放得没谱儿，那种漫天大谎怎么没人说不老实？彭德怀说老百姓没饭吃了，怎么没人相信他忠诚老实？

　　10年呀10年！都说人妖颠倒黑白混淆，谁是人谁是妖谁是黑谁是白？古书说君子死了变猿变鹤，小人死后变虫子沙子，那些年谁是小人谁是君子？我们都是格里高里·萨姆萨，我们都是一天早上起来变成了一个大甲虫。我们不信，因为我们还像人那样有感觉、会着急、惦着关心国家大事。大批判、斗私批修、互相揭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背对背、眼睛瞪眼睛……

　　我想了很多年，我离开矿山中学后上了6年研究生，又在大学工作了9年，我从这个问题开始起步：为什么要整人？哪儿来那么多的敌情？有许多人、许多书、许多反省、许多迫人反省的事件……渐渐地，我们有了不同的语汇：个性、人格、尊严、隐私、独创性、自我、自由、法律……。惊回首，我们搬走了好大一堆石头啊！
　　我写的这一章也可以叫 Confessiones，外国人叫忏悔录或自传，中国人叫坦白交代。写完了我抬眼望向窗口，天空清澄，有鸽子带着悠悠的哨音掠过……

　　本文选自《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艾晓明／著，花城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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