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若：走出藩笼

┃Personal History

走出藩笼

© 黎若／文

一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正在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有6个年级，大约1000名学生。文革开始前的几年间，学校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十分浓重。年轻的中学生们虽然还不足以为社会选择目标，但是在追求他们认定是有价值的目标时，总是表现出比成人更高的热情。青年人对新事物的敏感，可以为我们放大那个时代的特征。
　　60年代前半期是高扬革命精神的年代。我所在的中学本来是一所以学习成绩为指标、追求高升学率的学校，但是到这时，学习气氛已渐渐淡化，学习成绩退居次要位置。在校期间，每年有两度劳动，去农村参加夏收、秋收，接受思想教育，锻炼品德意志。入团成为极高的荣誉。团标准中首要的是政治表现。什么是政治表现呢？参加学毛选一类的活动小组，做好人好事，帮助同学，关心集体，在各种会上积极发言，劳动中吃苦耐劳，生活艰苦朴素……这种革命化的政治气氛应当说始自学雷锋运动，在以后的思想革命化、全国大学解放军的运动中进一步强化，到1965年的时候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
　　我在班上是好学生。开始因为学习成绩突出，在形势变化后，又成为诸次活动的积极分子。虽然按当时的年龄，我们还不能领会那些政治词语的真正含义，但是诸多政治活动造成了一种心理效果，我们都相信未来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并且期望自己在创造这个美好境界时建立英雄业迹。可是在这一片光明之中也有小小的阴影，我的父母是知识分子，按阶级路线划分，属中间派，这是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常常为家中有保姆而惴惴不安，对父母的高收入羞于启齿，生怕被同学们看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为了磨炼自己，我坚持周末走一个多小时步行回家，而不坐公共汽车。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喜欢穿带补丁的旧衣服。穿上一件洗得发白、补着整齐补丁的衣服，内心畅快自豪，这与今天的青年人穿上一件时髦流行衫的心情是十分相似的。
　　就在1965年的时候，学校里从北京转来一位新同学。他父亲是军队高级干部。他的到来，给学校里注入一股新鲜气息。在那个年代，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就足以自豪，他竟然有一本印制考究的林彪著作，上有林彪像和林彪“四个第一”的手书题辞。常常可以看到他神气地抱着这本书在走廊上阅读，如果谁能借到这本书看，已经成为一种荣誉。这本书几乎成了代表政治运动的一个圣物。这个同学口才绝佳，能滔滔不绝谈几个小时的突出政治和接班人问题，并且常常向大家传递来自北京的各种消息。在他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信奉者、追随者。他成为学生中最有威望的人物。
　　来自北京的种种消息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封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信。信的大意是：老一辈革命家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现在到了年轻一代接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住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这封信里充满着激情和鼓动性语言，如“八宝山的骨灰一天天增多，我们还能再坐等下去吗？”这一类很富感染力的话。这封信迅速在同学中传开，很多人都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干部子弟们尤为激动，因为他们正是信中说到的接班人。这之后，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论自己的历史使命，充满着神圣而骄傲的神态。阶级路线问题被醒目地提上了日程。
　　在一次发展团员的会上，一个真实的故事被披露出来。有一位将军在病中把一块从身上取出来的弹片交给自己战友的儿子，并希望用来换取这个青年人的一枚团徽，可是老将军愿望没能实现；抱恨离开了人世，因为这年轻人学习成绩不佳，被拒之于共青团大门之外。自然有人会问，学校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究竟是谁家天下？此后不久，这位同学成为当然的团员。在学校里，革命家庭出身变得越来越显要了。
　　这些活动虽然发自部分学生，但显得很有来头，不久便得到了校方的认可、支持。每个班级由班主任出面召集革命出身的同学开会。所谓革命出身，是指革命干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出身。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红五类”。过去受宠的班干部，这次被排除在外，这些人不免生出一种失落感。从与会者会后兴奋不已的神情和脸上的泪痕，不难推想会议的激动场面。在这样的会议召开之后，班内的气氛立即发生了变化，参加会的和没有参加会的同学之间出现了一道清楚的界限。差异一旦形成，就为以后的矛盾埋下了种子。这种情况对于出身不好的人当然是痛苦的，但是谁都没有怀疑这些做法的正确性。它好像是从原来的政治理论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出身不好的就应当与家庭划清界限，应当反省、磨炼自己，来证实自己对革命的真诚。
　　班干部重新做了调整，几乎全部由革命出身的同学担任，我作为唯一的例外被保留下来，这在当时成了对我最高的嘉奖，我着实为此激动了很久。新的班委会已不同于旧班委会了，班委成了班上的真正核心和有决定权的人物，老师的权威也降到次要地位。这就是文革开始前的状况。学校里纷纷攘攘，大家都在期待着新的发展，革命真如箭在弦上一般了。
　　无论是红五类出身，还是非红五类出身，在面对着迎面扑来的风暴时，都表现出跃跃欲试的姿态。红五类自不必说，他们要进一步完成接班的使命。其他人的态度与多种因素有关。一方面承袭着政治意识的惯性，对于来自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深信不疑，一方面希冀着在这场暴风雨中一显身手，挥去因出身而沾染在身上的污垢。对于社会多数成员来说，在这时对所谓“走资派”问题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自觉认识，但是社会已经处在一种躁动之中了，人的情绪也在一种躁动之中。变革，成了一种社会心理需求。
　　批判三家村是这种气氛下经历的第一个浪潮。在紧接着到来的6月份里，文革的序幕正式拉开。一部分革命出身的同学首先造了校长的反，大多数同学起而捍卫校长，双方对峙，工作组进校，校领导和造反的同学处在僵持之中。在工作组进校的日子里，学校里一度出现过平静。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我同两个最要好的朋友（都是干部子弟）凑在一起。晚霞给整个校园罩上美丽的瑰色，清凉的微风擦过耳边，我们抱膝坐在草地上，戏谑地自称是“三家村”，一个“革命的三家村”。回顾着一个月来发生的人和事，发出“所见略同”的感慨，几乎是盟誓般地倾诉着：一定要永远跟随毛主席，在革命道路上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也要无私地互相批评，一起去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那朦胧之中的未来是充满着何等的魅力啊。

二

　　平静的日子是短暂的，更大的风雨接着就来临了。运动沿着已经形成的趋向迅速向前推进。在1966年的七八月之交，文革运动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
　　工作组撤走之后，学校里群龙无首。首先造反的同学自发成立校内的文革领导小组。小组成员是清一色的红五类。全校同学都倒向造反派。上级党组织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校长孤立无援，成为众矢之的。文革小组成了学校的实际领导者。
　　北京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首先是革干子弟首创成立“红卫兵”，继之而来的有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校里的阶级路线处于不断的升温之中。除这些消息之外，报刊广播的社论文章直接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其口吻也在不断升级，为“革命小将”撑腰助阵。造反的洪流冲向各级政权系统，各种社会力量相持着、抗衡着。
　　在抽象的大口号之下，学校里发生的实际变化就是再次强化阶级路线——根据每人的家庭出身做了“阶级队伍”的划分。同学分为三大等级，第一级是红五类，由他们成立红卫兵，第二级是红外围，第三级是黑五类。黑五类是指那些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以及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人（其实不止五类，这是一种习惯性叫法）。黑五类更多的时候被称作狗崽仔。红外围顾名思义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是红五类的助手和团结对象。在黑五类内部，根据每个人家长的反动程度，又有进一步的细分，每个人都被划定在一个等级位置上。一个同学的母亲在“四清”中被定为地主分子，纯属敌我矛盾，被放在了最低层。依次上升的是属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反革命，一般国民党员，摘帽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我的家庭属于最后一类，我也就属于这一等级了。这个排队顺序是十分重要的，每个人对比自己等级高的人应当恭顺，对比自己等级低的人应当严厉，这种态度是每个人革命性的表征，因为它表现着对同志的爱，对敌人的恨。红外围内部也按其家长地位做了排队。
　　大家都认真地恪守着这一划分，以前的同学关系变成了同志、朋友、敌人。黑五类同学成了斗争的对象之一。这一变化对我来说是突然的，也是剧烈的，虽然在十几个黑五类中我的地位还算高，但都同样属于革命对象。红外围同学如避瘟疫一般，远远地躲避着我们，实在无法回避时，则摆出一副教训的面孔。红五类的态度更加严厉，开始时是板起面孔的训斥，后来逐渐发展到拳脚相加。我的两个好朋友虽然没有挥手打过我（我确信她们也没有打过别人），但是相遇时那冷漠的目光像全然不曾相识，我的心更被这冷淡深深地刺痛。
　　红卫兵们忙于到校外串联，煽风点火。学校里变得冷冷清清。我们这些入了另册的人，没有资格外出造反，留在学校里进行自我批判。大家都自动地遵守着红卫兵立下的章法，每天早早起床，除一日三餐外，全都坐在教室里学习、反省。等级的划分使大家都不愿同其他同学讲话，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孤独。这是我所经历的最难熬的日子，白天和黑夜同样是那么漫长。坐在教室里，我的思绪如一团乱麻。我从不怀疑这种待遇是否公正，毛主席不能怀疑，共产党不能怀疑，革命不能怀疑，红卫兵受到毛主席支持，当然也不能怀疑。如果自己有什么不满，正好说明了自己在背叛革命。这是触及灵魂的革命，自己的家庭出身必然会产生思想烙印，难道不该受到批判吗？红卫兵的父母们为革命立下功劳，现在由他们的子女继承父业，才能保证江山不变颜色。可是我怎么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上呢？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啊。然而革命既对我这样裁决了，只能说明自己确实给革命带来危害。可是我真的在危害自己珍爱的革命吗？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我真愿意把我的心剖开，让大家看一看，我对革命是何等的忠诚！如果死能洗刷我的罪责，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死，可是这又是自绝于人民、背叛革命。我在一个无法解开的套子中胡乱思想着，看不到一线光明。被别人裁定为罪人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如果被自己裁定为罪人，那就如自己在吞噬自己的心了。我们用自己的灵魂在这个思想做成的藩笼中到处冲撞，而从未想到要拆开它，从中走出。
　　我相信坐在教室里反省的黑五类们大都有着与我相似的思想历程。其实无论红五类黑五类，当时的思想都来自同一个思想母本，这个母本就是十多年来用以教育我们的那套政治原则。它是一些简单而生硬的教条，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除此之外别无所知。到了这时，这套理论已无力再指导我们思考，它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新芽还没有从原来的母本中突破而出，这需要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逐渐积蓄的长期过程，或者是一个激烈撞击的瞬间过程。
　　1966年8月是文化革命最激荡的岁月。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不平常的事情。在这中间有两个日子更加不寻常，一是8月8日“十六条”公布，一是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播放“十六条”的那天晚上，全校同学集中在一个大厅里收听，喇叭里传来播音员那沉缓、稳健和略带激昂的声音，座位上一片寂静，麦克风的声音犹如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回荡，激起一阵阵嗡嗡的回声。每个人都屏住呼息倾听着，整个会场的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十六条”内容一条一条相继而过，突然“要文斗，不要武斗”几个字跃入耳中，我的心为之一跳，是啊，是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突如其来的最高指示，是解除我们肉体痛苦的尚方宝剑，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几个字，泪水从眼睑涌出。我模模糊糊地知道，会后被轰出会场、被批斗，但身心几乎都沉浸在对新生的期待之中，只是机械地听从别人的摆布。
　　然而现实很快给我大喜过望的心头泼上冷水。“十六条”公布之后，武斗不但没有被制止，反倒比以前程度更甚。在红卫兵身上积蓄起来的革命热情无处释放，已到了快要爆炸的程度，打人似乎成了一种宣泄的渠道。用他们的话来说，要把对无产阶级的爱，对敌人的恨都集中到皮带上。他们有强烈的革命冲动，而又找不到真正的目标，便随意臆造自己的敌人。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是红五类的盛大节日，他们激动兴奋，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黑五类们集中在教室里收听广播。广播结束，欢腾的气氛还没有完全退去，红卫兵们推开了教室的门，我们都站起来。随后按红卫兵的指示，把桌椅靠到墙边，在教室中央腾出一个空场。“叭！”一个墨水瓶砸到地上，摔得粉碎，满地是墨水和玻璃片混成的污渍。“跪下去！”几声命令之后，动作慢的人头上已挨了闷棍。我的头被打得嗡嗡作响，几乎跌倒。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皮带棍棒横飞、拳脚交加，有人满脸是血，有人跌倒在地，地面上已是血迹斑斑。最后的一道惩罚是从三楼的教室爬到一楼，鲜血在爬过的地面上留下一条条印迹。这时已过了午夜。在几个小时的挨打中，没有人起而反抗。但反抗的呼声已经积存于心底了。“你们违反十六条！你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我心中始终没有停止过的呼喊。
　　多年之后，每次回想这场景，我都确信人的本性中有恶的元基。尽管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仇视是一种政治教育的结果，但如若没有这种元基，仅靠培养的力量是不能生出枝株和果实的。马克·吐温曾经有感于人性之中的恶，他认为人是比任何一种野兽都更残忍的动物，猛兽杀伤同类或杀伤异类，是为了生存，只有人，是把这作为一种娱乐或目的，以满足精神的需求。我也曾扪心自问，如果对调一下位置，我的行为会像红五类那样吗？我的回答是：基本不会。起码不会像有些红五类那样残忍，但我不能说绝对不会。在当时我对红五类所作所为的理解，表明了我对他们的行为的某种认同。我相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在施暴时并不搀杂个人报复的因素，他们是在宣泄某种情绪，但在这种情绪背后却深藏着私利要做这个社会的当然占有者。应当公平地说，在红五类中，每个人激烈的程度也相去甚远，也有人从未动手打人。
　　红卫兵就是带着这种亢奋心态走向社会，去“破四旧”的。当面对的不是敌人的后代而是敌人本身的时候，仇恨的程度有增无减。手段、方式的残忍成了一个人革命性强弱的度量，人性全然泯灭了。我躺在宿舍床上，听着半夜里从外面归来的红五类兴奋地谈论她们的战果，谈论怎样用残酷的手段整治资本家的时候，所感受的恐怖气氛已到了极点。在那个把恐怖当成了荣耀的年代，有人以“红色恐怖队”作为自己光荣的名称。
　　“8·18”集体挨打之后，每个黑五类心中都开始萌发出反抗的情绪。我虽然也开始反抗，但远不是最坚决的。在一个星期天晚上，清点黑五类人数时，发现有两人未按时返校。这是第一次出现的违纪现象。然而问题还不仅仅是迟到，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仍未见她们到校。盛怒之下的红卫兵到家中去要人，人不在家中，家长反向学校要人。红卫兵回到学校时的沮丧神态，使我忽然感到他们并非所向无敌。在失去特殊氛围的时候，他们又成了普通的中学生。我羡慕这两位逃跑的同学，也开始在心中酝酿种种逃跑计划。计划最终并未付诸实现，可是已经有了某种自信的念头，不再一味地自我谴责、无限上纲地自我批判，也不再视红卫兵为绝对神圣了。

三

　　坐在教室里，有充足的时间回忆文革来的一幕幕场景。我开始用社论精神来对照红五类的行为，疑问在心里不断地聚集起来，我的问题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呢？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使有严重错误，也不能用武斗方式来对待我；如果是敌我矛盾，那班上几乎一半同学都成了敌人，这与团结大多数原则又是相违背的。文化革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社论不是明确指出要斗党内走资派吗？你们的父母成了走资派，说明他们背叛了革命，这样说来，你们不也成了黑五类了吗？按照种种可能的逻辑，我在为自己寻找反抗的理由。
　　9月份到来时，红卫兵几乎都去外地串联了。外出之前，他们决定由红外围把我们押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背起行李，步行几十里来到大山脚下。离开沉闷的学校，心里感到一丝轻松，艰苦的劳动暂时冲淡了精神上的压抑。我们作为家庭有问题的劳动改造者，由红外围向农民公布，可是农民不像城里人那样对政治敏感，非但没有表现出歧视的态度，相反倒是看不惯红外围的指手画脚、游手好闲。他们对“学生”一视同仁。第三评判者更增加了我们心中的自信。
　　我们住在农民家里，我与另一黑五类分到一起。开始时我们仍像在学校里一样沉默着，互相保持距离。一天晚上，那个同学试探着问我对运动的看法，我说出自己心中的疑问。我的话引起了她强烈的共鸣，两颗孤独的心开始互相靠近，那些在心底里压抑了很久的话全都倾吐出来。一次次的深夜长谈中，我们完全摆脱了有罪的感觉，开始评判红卫兵种种作为是否正当。这种人格的自我恢复使我的精神状态完全改观，有时遇到其他黑五类，看见他们仍然阴沉的脸色，我真想把心里的话告诉他们。我始终没有这样做，因为也许会有人报告红外围而招致麻烦。
　　红外围们常常回城里去，带回红卫兵的指示，也带回运动发展的消息。红外围的态度开始缓和起来，一种日渐宽松的气氛使我们感到头上的磐石正在挪开。最后，红外围也去串联了，山庄里只留下我们这些人，处在无人管束的状态。到了10月底，黑五类们也开始陆续返城了。
　　回到学校，情况大变，真所谓“山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我们心里自发产生的怀疑和反抗，远远落在形势后面。据说血统论对联已被中央文革点名批判，前一段整出身不好的同学是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本来看去是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会这样轻易地烟消云散，真使人感到一种被捉弄的委屈。这突如其来的形势转变不仅让我兴奋，也让我受到巨大震动。我大病了一场。到11月中旬病愈，便登上了去北京串联的火车。
　　12月底从北京归来，学校里已有了两大组织，基本上以家庭出身为分垒。我很自然地选择了那个翻身黑五类占多数的组织，从此就站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之下。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社论指出“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是封建思想残余，这是中央第一次公开批判血统论。这种来自最高权威的裁决，使我们这一派组织更加信心十足。但这时的红卫兵也不再是从前的红卫兵，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不再听凭上面的摆布。接着有“联动”成立的消息传来，红卫兵们并没有忏悔，他们坚持着自己血统的高贵，只是这时由过去的众星捧月，变成孤芳自赏罢了。
　　在两人派别组织形成之后，虽然还有派别的对峙和争斗，但是由阶级出身形成的压力已基本消失，思想气氛变得相当自由了。每一派的领导人物“头头”，通常由群众推举，群众不满时也可以撤换他们。中央的精神直接与群众组织见面，越过了文革前的各级中间组织。中央精神只是一些大原则，对其实质的解释，灵活性很大，在联系实际问题上，各派大都各取所需。
　　在那时，我最崇赏的一句话是“怀疑一切”，这是马克思回答他女儿游戏提问时，对座右铭所做的回答。不管实际上是不是“怀疑一切”，这个信条表现出对过去“服从一切”的反抗。人是教育的产物，教育既来自当权者有意的宣传，也来自社会生活的熏染。没有一种完全独立于社会群体之外的思维方式。而教育加之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是对于共产党毛泽东的无限信任，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只有信任，没有怀疑。文化革命到来，除了对毛泽东这个最高权威的信任还保留着而外，其他各级领导，以及各种思想上的权威都突然消失了，甚至成了反面形象。信仰之中的大部分突然坍塌。内心所经历的这种变动会留下永久的印迹。
　　我常常在心里向自己发问：如果没有中央的批“资反路线”，会不会反抗，甚至没有“十六条”，会不会反抗？回答依然是“会的”，这种反抗会因外部条件的差异而来得迟早不同，但是那种明显矛盾的理论是无法长久被人的理性所接受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人了。矛盾的显现有一个过程，尤其心理被那层教育做成的硬壳包围起来时，突破就更加不易。

四

　　在1967到1968年的时间里，文化革命处在群众组织的互相争斗之中，整个社会分成两大派别。我们学校中的两派与社会上两派联系甚小，基本是以对血统论的态度作为派别划分的界限。1967年的夏天，学校里进驻解放军，开始军训。军训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精神，搞大联合。以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搞忆苦思甜、“三忠于”活动来化解派别情绪。无论是派别之争，还是搞军训，在这一时期里，文革并无太大的实质性进展。原来的各级领导，早已成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被打倒了。批判会、游街都不再新鲜。尽管中央和群众都在追寻种种新的胜利，但是文革这只大船似乎失去了新的具体目标，在原地徘徊着，自我消耗着。学校里的逍遥派一天天多起来，政治术语的魅力正在渐渐消失。
　　即使在这时，红卫兵也依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身份。在社会中充满否定因素之时，人的本性之中，追求正面肯定性的倾向，成为一种强烈的需求。红卫兵不仅是革命造反派的标记，而且还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纯正革命派的身份。不过这时的红卫兵已经相当驳杂了，任何人都可自立山头，自封红卫兵。在一些较大的群众组织里，红卫兵还部分保留着它原来的含义，作为一种正规组织，加入时要履行正式手续，不像群众组织那样进出随便。我们这个组织也建立了自己的红卫兵，首批红卫兵的人数不多，只有头头和出身革命家庭的同学，以后则按班级进行组织发展。按家庭出身排队，我算是比较靠前的，但这条发展中的重要原则对于我却有了某种例外。大概因我不会背诵“老三篇”，也常常不参加军训早操等活动，一项“阶级感情不深”的帽子被扣在头上，还有它的同义语“对毛主席不忠”。这些评语在当时的份量都不轻。不过在这时，我已开始步入新的思想历程，在向着认识的真实境界走去的时候，心中充满的愉悦，会使人不忍离它而去。我再不愿回到那空洞政治口号所构筑的自我约束之中了。我一直拒绝对自己的行为向新红卫兵做出检讨，因之，我永远失去了做一个红卫兵的机会。
　　我拒绝忏悔的态度，有点激怒了新红卫兵们。这种行为似乎是向红卫兵权威性的一种挑战。但是他们又无可奈何，这使我的内心里有一种“恶作剧”成功之后的快意。何必要当红卫兵！何必要当红卫兵！这时在思想上所感受到的那种自由和轻松，甚至是在文革结束后再也没有遇到过的。成人之后，为着生活要追求各种功利性的目标，常常有求于别人，也常常投别人所好，纵然在内心深处还可能保持着自己微弱的独立性格，但是在行为的表面上，它已微弱到难以辨认了。
　　其后的文革路还有很长，我沿着已经开始的独立思索之路走下去。在林彪事件之前，我和同伴们已经从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中走出。在后来，这种思想发展成对“四人帮”的怀疑。因而，我确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路，这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路，它在“四五”时汇成了广场上的民众力量。
　　尽管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但我还是禁不住地想，如果没有文革，我将是什么样子呢？文革改变了中国社会运行的方向，使得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至少有部分地改变。它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它还隔绝了中国与大部分世界的文化交流，阻绝了同承袭着古希腊文明传统的西方世界的交流。我们生活在如此简单的国度之中，从少年时代起就被挤压成畸型。在这单调、刻板、狭小的藩笼之中，我们全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藩笼打破之时，我们雏形已成，残缺的肢体虽有部分恢复，完全自由的生长已不可能。但是，在这个丰富的世界面前，我们至少获得重新认识自己的能力。历史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打上它深深的烙印，或许可以从另一方面给我们以补偿。我们个体的生命是那样短暂，由于历史的存在，我们才可以徜徉于人类千年的文明历程之中，我们才感受到与祖辈、与后代那种生生不息的接续关系，于是我们个体的生命才融入到人类这一丰富的概念之中，使我们的生存得以升华，使我们的视野得以拓展。可是历史是什么呢？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化石之中的骨殖，是龟甲、竹帛之上的文字，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事件，然而，在文革那些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似乎感受到历史脉搏的跳动。当历史从我们的身边走过，聆听着历史的足音，使个体的生命获得了一种超越。

　　本文选自《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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