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雪中的游思

┃Personal History

雪中的游思

© 罗新／文

罗新 历史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

　　2001年春节后回到北京的家，隔着双层玻璃窗看密密匝匝的大雪，无声飘落到对面塔楼的楼顶上，蜂窝般悬在楼外的空调主机上，还有，不远处小月河的冰面上，以及小月河南岸元大都城墙残存的土垄上。这个多雪的冬天，即将过去了。
　　电视新闻里，每天都有关于内蒙和新疆雪灾的消息，让我想到了阿尔泰山，想起了布尔津县那个叫做巴依喀拉萨孜的深山小村，想起村里那个开饭馆的马老汉。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他们与白雪为伴，赶着雪橇追逐野兔、马鹿甚至黑熊。只有夏天，会有前往喀拉斯湖的游客路过这里。轰鸣的汽车声惊扰了周围群山里的鸟兽，遮蔽天空的桦树和雪松也为之震颤。
　　马老汉对于外面的世界不屑一顾。我缺啥？啥也不缺。有百发百中的枪法，有健壮能干的女人，有忠诚的猎鹰，有枣红色的哈萨克母马，还有，政府那些繁琐的法令在这里形同废纸，马老汉统治着这个山谷。在夏日正午的温暖阳光下，马老汉端坐于村头饭馆的凉棚外，向歇脚吃饭的游客们兜售政府严令禁猎的动物皮毛和肉类：“喂咦，这鹿鞭你们年轻小伙子可不敢用，要是用了，你的羊刚子（媳妇）一夜不得睡觉！”
　　马老汉来自甘肃临夏，我提起河州八坊，他转过了眼睛看别处，淡淡地说，嗯，河州，我十几岁就出到口外来了。怎么到了阿尔泰呢？老汉不回答了，指着远处牵马过来的一个瘦瘦的小伙子说，那是我孙子，枪法好着呢。我想，考虑到河州回民在近现代中国西北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考虑到他身上无法隐藏、鼓荡而出的桀骜不驯的天性，如果他肯讲，他这七十多年的人生一定充满了惊险和危难，一定是我们观察西北历史的一扇幽深的窗户。我问他，如果冬天来这里，会是什么样子？他哈哈笑了，什么样？除了雪啥也没有，要去布尔津得坐雪橇，雪大的时候，就哪儿也不能去了，在家里烤火吃羊肉吧。对于我，也许这样的冬寒生活并不坏，可以让我更接近他们，并接近他们的过去。想到近似冬眠般的深山的生活，不由得神往。
　　这个冬天，阿尔泰的大雪给牧民带来了灾难，那么马老汉他们又是怎样呢？连马鹿都冻死在森林里了，齐腰深的积雪一定阻住了猎人的脚步。白雪掩埋了蓝色的喀纳斯河，夏日宽阔的布尔津河现在已经与原野无法分别……可是，站在北京的高楼里，只能看到很近很近的地方，很近很近的地方也都生长着茂密如白桦林的高楼。
　　那天中午去沙隆达吃饭的时候，按照老习惯，手从书架上边疆史地类抽出一本小册子，到了饭店，点了饭菜之后，开始读起来。这是日本人多田等观的回忆录《入藏纪行》的中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来是为了打发等候的时间，没有想到，一读就被迷住了，莲藕炖排骨、洪山紫菜苔，也不能让我把视线移开。我一个人吃饭，从没有用过这么长时间——整整一个半小时，终于把书读完了。
　　多田等观1890年出生在日本秋田市一个僧侣之家（他的名字可能就暗示了他所属的佛教派别），1910年他20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受大谷光瑞之命在京都随十三世达赖的使者察瓦提托学习简单的藏语（那时日本还没有藏学），时间差不多有一年，由此与西藏结缘。1912年初，达赖的使者要回西藏了，大谷光瑞又让多田等观陪同他们到印度，从而进入了喜马拉雅山地。这一年3月，在噶伦堡，他谒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得到入藏的邀请。又是受到大谷光瑞的指示，多田等观决定了他的西藏之行。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之后，1913年，他翻越喜马拉雅山，秘密地从不丹进入西藏。在拉萨，受到达赖的特别礼遇，他成为色拉寺的学僧，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喇嘛课程。1923年初，多田等观辞别达赖，离开记录着他十年生命的西藏，经印度返回日本。
　　那真是现代东方历史的一个转折的时刻。在中国的西部，留下了多少西方探险家的脚印啊，他们中的奥利尔·斯坦因、斯文·赫定都足以名列中国历史的“异人传”。在那些充满探求未知世界渴望的外来者中，除了欧洲人，就是日本人了。所有这些过去被指责为特务的日本青年，大都受命于一个日本僧人，他就是神秘的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的法主大谷光瑞。以不可思议的生命力跋涉于塔克拉玛干和昆仑雪峰的橘瑞超、先于多田入藏学习的青木文教，都是名列大谷光瑞“英才教育”的弟子。大谷光瑞还曾经派自己的弟弟潜入五台山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从而建立了西藏与日本间的秘密管道。我相信大谷与日本政府一定有联系，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大谷所具备的世界学术的眼光与敏感，使他在许多方面走在日本政府的前面。比如，1902年他还在伦敦留学时，就发起了日本人的第一次西域探险。后来，他以西本愿寺的财力几乎支撑起了日本全部的中亚探险活动，并促成了日本中亚学的兴盛。可以这么说吧，要理解近代日本隆盛发迹的彩虹之路，大谷光瑞是一个好标本。
　　更有意思的，是大谷派遣到中国西部的这些年轻僧侣。他们不同于斯坦因、赫定、贝格曼这些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人，后者进入南疆河西的时候，很明确地知道如何理解和处理资料，所以能够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迅速完成学术报告，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强烈关注。而橘瑞超、青木文教、多田等观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除了粗略地学过一点工具语言，几乎可以视为“无知”。可是，就是这样几个近乎无知的青年，以他们的单薄而坚韧的身体，挑战了许多极限，创造了许多纪录，并且，给世界学术史上颇有地位的日本中亚学打下了基础。
　　当年我读橘瑞超《中亚探险》（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时，对横穿沙漠涉险克里雅河上游的两段，留下极深的印象。请看看他回忆穿行沙漠腹地时的讲述吧：“我们走了10天、15天，四周的景观依然没有变化，看到的只是沙的波涛，一棵绿色的草也见不到。就像在漫长的航海中晕船，几个维吾尔人在沙漠中走得像喝醉了似的头脑晕眩。……有时陷入冥想之中，我清楚自己也面临死神，但我什么也不怕，心里闪烁着一道光明，没有任何恐惧的念头袭来，遵奉法主大谷光瑞师的命令，一切都会好的。”当时他一直骑在骆驼背上，体力的消耗自然不能和那些带路的维吾尔人相比。但是他所表白的内心的平静，我是相信的，因为这之后，他进行了更危险的探险：沿克里雅河向昆仑山深处进发，直至亘古荒寂的羌塘高原，而那是对人体力极限的巨大挑战。斯坦因努力过，失败了（请参看斯坦因《沙埋和废墟记》第13、14章，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橘瑞超爬得最高，最接近成功：“眺望着前面只有几英里的昆仑雪峰，到达山麓对我们来说却是那么的不容易，这个高原海拔在一万英尺以上，覆盖着千古冰雪的山脉环绕，但美好的风光和其他值得看的东西已经唤不起我们的兴趣，看到的只是残存的几头牦牛、马、羊，一瘸一拐的样子……这样走了两天，粮食也吃完了……已经没有可以生火的任何东西了，我们啃着冰块持续下行，又是一个陡坡，我们沿着溪流下降，河水最终从断崖绝壁上急转直下，变成了冰水的瀑布，一泻千仞，谷中云雾缭绕……我们走到了非常危险的断崖之上。”
　　那样的行径，需要什么样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啊。这样的生命力注定了日本民族在近代世界的如日之升。同一时期的中国，是否有同样的生命力汹涌于个别的生命体内？我不知道。然而，中古时期的法显、玄奘等人，无疑都具备同样的生命力。说到法显和玄奘，我得回过头来说多田等观了。
　　在多田之前，已经有好几个日本僧人分别从四川拉达克和印度进入西藏。其中河口慧海、青木文教都在拉萨体验过寺庙生活，携带了很多藏文经卷回到日本。但是，在拉萨停留最久、带回经卷最多的，是多田等观十年的拉萨留学生活，对于今天向往新大陆的青年人，也许难以明了其漫长和艰苦吧。
　　多田是个老实人，在回忆往事时没有刻意渲染这种漫长和艰苦。他诚实地讲述了自己和西藏之间结缘的过程：不是由于理想和志向，是种种机缘推动他成为色拉寺的一个僧人。他本不愿护送察瓦他们到印度，因为钱给的不多；他也没打算去西藏，可是他不能抗拒大谷光瑞；进藏以后，本指望一切轻松，得到照顾，没想到达赖让他过一种普通学僧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他自己讲吧：“我逐渐了解到寺院生活相当艰苦，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我尚年青，还没有下决心要在今后花费数年时间去攻克西藏佛学，我想出了个较舒服的办法：要求给我派一名家庭教师辅导我学习。我立即受到达赖的训斥。看来这里根本没有家庭教师一类的老师。达赖谆谆告诫我说，在西藏要学习佛教必须进入寺院修行，同时告诉我要亲身体验学习的内容，否则学不会西藏佛教。他甚至说，你是从遥远的日本来到西藏的，你必须下决心学习才行。我大失所望，因为我只想着自己，我认为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才来进行学习，但我又想，如果达赖为了这件事不高兴可不得了，于是我说‘那么就进寺院学习吧’。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让他们安排我到寺院去。”
　　多田基本上没有谈到他对于故国亲人的思念，也没有谈到适应寺院生活有多么困难，看来，对于他这样意志坚如铁石的日本青年，这并不是大问题。只是有一次，谈到夏安居的僧人生活时，说：“这时经常下暴雨，下雨时周围的群山峻岭白雪皑皑，雨水冰凉刺骨，当倾盆大雨时你不得不跳入水中，因为在水中比淋雨要暖和得多。这里的气候跟日本真是相差悬殊。”
　　多田细致地讲述了色拉寺的学习过程，回忆了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许多他无法忘怀的西藏人，概括地谈到他对西藏社会的了解和认识。这些都不是打动我的地方。打动我的是他不曾写出的部分——他是怎样在拉萨安处十年的？经卷的记诵和讨论，与天上的日落月起之间，是怎样协调一致而互不侵扰的？
　　现代中国学者中，也曾经有人深入藏区寺庙，长期与喇嘛共同生活，比如李安宅先生。这位毕业于燕京大学，并在美国加州大学和耶鲁大学进修过3年的社会学家，抗战时期，即1938年至1941年，偕夫人于式玉先生，以3年时间到甘南拉卜楞寺做实地研究（有兴趣的朋友，参看李安宅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李、于两先生，和同时前往敦煌并扎下根来的常书鸿先生一样，是民族危亡关头书生爆发活力的经典例证。可是，恕我苛刻，我还是要说，李、于两先生在拉ト楞的生活，和多田在色拉寺的生活比起来，既不是真正的寺院生活，也远远谈不上艰难。
　　说到在西藏寺院里学习、打发生命，我想起元旦前两天听藏学家王尧先生所讲的故事。那是在勺园的饭桌上，大家向王先生请教六字真言的正确念唱方法，王先生认真演示之后，话题自然就扯到西藏历史上。王先生说最早到西藏喇嘛庙里出家的汉人，可能是南宋的亡国之君宋恭帝。我说，是吗，我不知道。他瞪圆了眼睛看我：我不是送了你我那本小书了？那上面有一篇文章是写这个的。我立刻两颊发烧。
　　晚上，赶紧找出王先生这本《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其中有一篇《南宋少帝赵㬎遗事考辨》才知道，在汉文史料里，1276年，不满七岁的宋恭帝（被元朝封为瀛国公）被俘至大都以后，记载就很少了。到1282年，宋恭帝12岁时，朝廷文件显示，他被遣送到上都开平。1288年10月丙寅日（即14日）：“赐瀛国公赵㬎钞百锭。”十天后，又说：“瀛国公赵㬎学佛法于土番。”年底，宣政院的一份文件提到“瀛国公母子已为僧尼”可见这一年，十九岁的宋恭帝和他的母亲都被元朝安排出家了。而且，宋恭帝出家学佛的地方是土番，即西藏。他后来怎么样了呢？汉文史籍再也没有了记录。幸赖藏文材料中偶有踪迹，也幸赖有王尧先生这样的学者居然从中寻找到了联系。
　　王先生依据各种藏文史料，考证出宋恭帝在藏文中被称为“合尊”，合尊是他出家以后的法号。王先生并考证出，合尊出家以后，学习藏文，成为把汉文佛典译成藏文的翻译家，并且还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持（天啊，我曾经拜访过那个宏大的寺院）。合尊翻译了《百法明门论》，还有深奥的《因明入正理论》，在扉页留下了题字，自称“大汉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宝”，被藏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的名单。
　　关于宋恭帝的结局，汉文《佛祖历代通载》有这一句：“至治三年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诏僧儒金书藏经。”王先生由此说：“瀛国公是英宗至治三年被赐死于河西的。”我细玩文意，觉得这里“赐瀛国公”是独立成词的，不是被赐死的意思。至少从文字上，看不出宋恭帝是暴死，后面“诏僧儒金书藏经”，更是渲染朝廷的礼遇之意。第二天，我把我这个想法告诉王尧先生，王先生笑答不然，又说：“你那个理解也可存一说。”于是，他又送给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水晶宝星》（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
　　无论如何，元英宗至治三年，即公元1323年，恭帝才结束他作为喇嘛的生活，也结束了他47年的俘虏生活，这一年他54岁了。算下来，他在西藏度过了35个春秋。这才是漫长的时间呢。引人遐想的35年啊，在混合着雪水的清甜和酥油的暗香的土石寺院里，在星月流逝不见异同的诵经日程里，故国的回忆是否会偶尔袭上心头？西湖的荷叶，临安的梅花，不知在哪座寺院的油灯下捻动佛珠的母亲，是不是真的被青藏高原的寒风吹散不知去向了呢？
　　元旦之后的某个下午，我来到东城区府学胡同的文丞相祠，那天气温是零下十几度，寂静的胡同里只有远处的汽车声。丞相祠积雪如新，有小鸟的足迹划过雪面。就是在这个小院里，七八岁的宋恭帝被元朝派来说服文天祥降元。史籍里关于这一段记载简略，据说文天祥不待小皇帝开口，伏地大哭，只说了四个字：“圣驾请回。”恭帝“噤不得语”，劝降的工作无法展开。王尧先生在饭桌上也讲了这个故事，他拱着两拳，学文天祥的样子，道：“陛下，你还小，你不懂，你请回吧。”
　　在丞相祠徘徊的时候，太阳斜照，雪地上反射着白苍苍的光。抬头向上看，看到的是由于寒冷而异常干净的蓝天。

　　本文选自《历史学家茶座》总第7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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