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1968：我的记忆碎片

┃Personal History

1968：我的记忆碎片

© 陈平／文

　　1968，我7岁。
　　当时全国都在复课闹革命了，但小学新生入学必须年满7周岁，即1961年8月31日前出生的，才能够进入小学。我是11月出生的，差了不到3个月，也只得继续猫在机关幼儿园，成了一个大龄儿童。不过，当时似乎没有走后门一说，一些幼儿园同学的家长好歹算是当地权力中枢有头有脸的人物，孩子也一样被7周岁的栏杆给挡在了小学门槛之外。
　　对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屁大孩子来说，1966～1968的文革狂澜时期，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一个热闹的时代，也是一个尚存着真正的赤子之心，偶尔也会对“皇帝的新衣”提出朴素质疑的时代。
　　文革给我留下的恐怖印象，主要来自当地的武斗。记得一个周末，应该是1967年的时候，妈妈正带着我上街买东西，突然前面就是一阵密集的鞭炮声，我还真的以为前面有什么喜庆事发生，踮了脚尖要看热闹的，但妈妈却从前面潮水般涌来的人群中知道，是武斗的两派在前面开枪了。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是随着人流，还是被妈妈给拽进了路边的“民乐浴池”躲避枪子的，只知道走出那临时避难地时，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很多年后，我上中学途中要路过这个公共浴池，总对其中的“民乐”二字有一种怪诞的感觉。
　　在武斗闹得最凶的时候，妈妈把我托付给一个从北京遣送回来的远房奶奶，到乡下躲了一段时间。但是，下乡期间如何吃住玩耍的情形，除了妈妈告诉我一些，我自己是不记得丝毫细节了。
　　还有一个恐怖印象，是戴着高筒纸帽、挂着大木牌游街的走资派。而某一个走资派（也许是稍晚一些的武斗者），被人给活埋进一个煤堆里，许久才发掘出来。虽然我只是听了传言，没有见过掘尸现场，但事后很久了路过那个煤堆，依然是触目惊心，头皮发麻。
　　也许是太多这样的恐怖经历，童年时代的我对死亡有着特别的敏感。
　　小时候偶尔半夜醒来，四周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我会怀疑自己已经死了，仿佛被幽闭在地底的棺材中，恐惧像一块看不见摸不着的巨石，紧紧压住我的胸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白天的时候像罗大佑《童年》中唱的，“总是一个人坐在窗口发呆”之际，突然想着想着人世之难料，生死之不测，竟会止不住地潸然，泪水刷刷流满了脸面。
　　我都不记得在幼儿园挨过多少年了，依稀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那时候上幼儿园都没有大人接送的，都是几个同样住在机关大院里的小伙伴结了伴，每天沿着城墙边去上幼儿园。夏天酷热之际，偶尔还会溜去沱江边洗澡。几年走下来，便有了几个终生友谊不辍的发小。
　　我这辈子所有的艺术细胞，都在幼儿园参与大合唱表演中预支殆尽了。那时候除了白天在幼儿园大合唱，偶尔夜里还要出去外面的什么单位演出。除了唱语录歌之外，唯一记得的就是唱《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那是模拟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期待毛泽东重新上岗，回到舵手位置的一首歌，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曲子，也是文革中的经典歌曲之一。
　　后来看见1967年4月，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被释放的联动干部子弟时，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老红卫兵众口一词吟唱的，也是这首《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而当时江青讲话时，他们则故意唱毛主席悼念杨开慧诗词改编的《蝶恋花》）。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当时的照片，手捧红语录，身穿厚棉袄，腰扎黑皮带，估计是哪次演出归来时将就着行头留下的纪念。
　　记忆尤深的，还有在幼儿园吃忆苦饭的经历。记得那一次，幼儿园先是不知从哪里找了个老贫农来给我们忆苦思甜，一起唱《不忘阶级苦》的忆苦思甜歌，然后一起吃忆苦饭。老贫农忆的什么苦，已经丝毫没有印象了，唯一记得的，是那超级美味的忆苦饭。似乎忆苦饭里有艾草、胡萝卜、糙米、磨细的米糠之类，也不知道大师傅用了什么魔法，反正是觉得简直比当时最好吃的烧白酥肉还美食，一口气就连吃了5碗，还是幼儿园阿姨担心吃坏了肚子，才丧失了继续吃下去的机会。以至于到了现而今，除了这顿忆苦饭之外，我已经不记得10岁前吃过别的什么食物了。
　　文革集体“狂欢”中的特殊符号，还有开会与游行。各种各样的全市大会，印象最深的是公审公判大会，一长溜挂着牌子的“坏人”，低着头站在当地梅家山广场的主席台下。然后，高音喇叭里传来主持人打了鸡血似的高亢声音，一时义愤填膺，一时慷慨激昂，一会背语录，一会喊口号。最后，“坏人”们被扭上解放大卡车，有的被送去沱江边大洲坝的临时刑场枪毙了，更多的送去劳改或者劳教了。后来许多年，只要觉得自己稍微做了一点不好的事情，脑海里就会浮现公审公判大会的画面，就恐惧自己会被扭送去刑场……
　　开会的记忆是白天的，游行的印象则属于夜晚。那时候晚上2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新闻联播节目（比现在中央电视台19点的新闻联播节目还火）。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经常会通过这个节目中传达给全国民众。但凡这样的时候，就像现在电视剧里古人们接了圣旨要叩首谢恩一样，人们也要通过特殊的方式“谢主隆恩”。这种特殊的感恩方式，就是不论酷暑还是冬夜，每个单位立即组织起来，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走上大街游行一圈。父母都要随了单位的队伍游行，家里没有老人照顾的，就只好把孩子也带上大街，一起参加游行。
　　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上街游行就像是现在的嘉年华一般，热闹而喜庆，抑不住的快乐和亢奋（长大后经常肾上腺亢奋估计就是那时候打下了良好底子）。有时候游行队伍的后尾还押着一队“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走资派”什么的，有些小孩子甚至还会追在后面，骂脏话粗口，扔石块、纸屑。
　　不过，1968年夏天的一场大游行，却让我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第一缕疑惑。那时，一种从未听说过的热带水果——芒果，像是猪腰子（就是猪肾脏，宫爆腰花的原料）大小的黄果子，被供在一个透明的玻璃还是塑料方盒子里，到处游街。听高音喇叭里说那是外国朋友送给毛主席的，毛主席怕一个人吃独食不消化，又转送给全国的工人阶级。
　　当我看过盛在透明器皿里的芒果之后，没有丝毫的神圣之感，却在心里犯上了嘀咕：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芒果给谁吃好呢？我当然希望能尝一尝芒果的滋味，也明白这是非分之想。于是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质疑，热带水果像香蕉一样，都是特别容易腐坏的，怎么这个芒果就这样神奇，在高温天气下总是不腐不坏的呢？后来分析一下潜意识，应该是自己吃不着的东西，最好赶快坏了，谁也别想吃着。很久以后才知道，其实送到各地游行的，已经不是真实的芒果，而是芒果的塑料模型了。

　　本文选自《百姓秋叶》第1卷，武玉栋，花蕾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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