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劳改队纪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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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队纪事③
从土城发配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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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维熙／文

　　列车穿过了大山，关外尘沙飞扬。这儿风更凛冽，远远看见一股旋风拧成的通天土柱。当车停在康庄车站时，我们这些成员面面相觑。像西直门车站一样，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机枪恭候。由于风太大，士兵们那绿色棉军帽下边的带子，一律紧紧地系在下巴颏上，有的怕风沙迷眼，还戴上了风镜。
　　我们摇摇晃晃地先搬运行李，把卸下来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车后，才被通知登上无篷卡车。没有泯灭尽净的羞耻，使我在搬运行李时，一直低垂着头，因为我怕列车上的旅客中会有亲友或相识的目光。在这方面，我很钦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气，他们在搬运行李时还不忘和车窗里的旅客逗乐，因而不断招来战士的怒斥：“低下头来走路！没脸没皮的家伙！”
　　那位“杨子荣”此时俨然就是圆睁双目的门神，他在大风中屹立着，一动不动地监视着我们这些人，直到我们最后一个成员登上卡车，他才钻进卡车的驾驶室。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条黄尘滚滚的驿路，它从康庄曲曲折折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十几辆卡车中只有头一辆是幸运儿，后边一串都要吃前边轮下滚起的黄尘，所有车上的成员一律面向车尾。即使这样，我头上一顶系着扣儿的破呢面棉帽子，还硬叫大风给刮去，不知飞向了何方。
　　“这是好事。”一个东北小盲流对我说，他叫那德广。
　　我无心回话，把头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袄领子里。
　　“到那儿就摘你的右派铁帽！”这个小土猴儿，闪着一对大眼晴对我唱着喜歌。
　　在土城帐篷里他年纪最小，初进土城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孩子，也被关在“五毒”当中。后来在他交代罪行时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后裔记不准了）的一个流浪儿，在饥荒年间流入北京，公安机关几送几来，后来他偷拿一家副食商店的蛋糕，当场被抓，便以屡次盲流加偷窃为由，送到土城来了。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一笑露出虎牙尖尖。他常常自动去抬饭簸箩或倒尿桶，帐篷里的成员却对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错。那次队长点名无心地露出我的原来职业以后，他特别显得和我亲近。一次，在厕所里大便时碰在一起，他便问我：“写书这活儿好学吗？”我说：“我已经被开除出那个行列了，别谈它了。”他说：“随便聊聊，我又不给你打小报告。”我说：“算了！别学这一行，这行挺害人的！”他听不懂，刨根问底没完没了地问。我心绪很坏，提起裤子走了。在帐篷里他坐在我对面的地铺上，每毎望见他那双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觉得我亏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开他那双幽亮的目光（十几年后，当我在山西伍姓湖劳改农场的窖洞里，偷偷写小说《远去的白帆》时，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时的模特之一）。此时，在黄尘滚滚的路上，他浑身上下虽成了土人，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而动人。
　　风势仿佛渐渐小了一些。回头望去，是一座高山挡住了风路。汽车一路上盘，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势而起伏的排排红砖房，红砖房的周围站立着高高的岗楼。
　　“到了！”兴奋的声音。
　　“到了！”疲惫的声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们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从空中掉到了地上。总算是到了“站”了，这儿虽属塞外，离北京还不算远；离北京近一寸，仿佛就和母亲的心贴近了一尺。别的都丢了，离老母亲和小儿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
　　卸完行李，站队点名，经过检査没有发现一个逃号，那“杨子荣”冰冻的脸上露出一丝温意，并在队列前，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训导。他说：“凡是跟我来营门的，都是有福分的。这儿是劳改矿山，下矿井的壮劳力每月粮食定量五十二斤，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壳帽。”每月五十二斤定量，在饥荒年间确实是个十分诱人的数字，不要说那些“盲流”和扒窃犯，就连我都为这个数字而心动。在饥荒席卷中国的1960年量器秤杆脱销，除了特权阶层和社会上层“不知饿汉饥”之外，几乎家家买了秤，每顿饭都计算下锅的米。我家里的外院有五六家，家家都这么干。至于“天府之国”四川以及产粮区河南也饿死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小道消息，已是乌鸦满天飞。“瓜菜代”年月应运而生了一批丧尽良知的谎言家，在报纸上硬是把“人造肉”说得和猪牛羊肉含的热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这一切仅仅为了符合形势需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每月能有五十二斤粮食进肚，当然又是一张最大的安民告示，因而当这位“杨子荣”训话之后，在岗楼下的空场上，竟然爆发出一阵炒豆般的鼓掌声。掌声过后，又引发了“土猴”们一阵哄笑，这是因为他自报姓名时，他也姓杨，因而当真落了个“杨子荣”的绰号。
　　劳改铁矿的矿长姓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只记住管教股长姓严，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脸型，但语锋尖刻犀利如刀。还有一个小个子，人长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给我留下深刻而难忘记忆的，是那位曹队长。他中等身量，一只眼睛略略大于另一只眼睛，每逢在队列前训话时，那只略大的眼睛里，常常坠下两滴泪水——那叫风泪眼。害这种眼症的人，一遇风就落泪，而塞外的风一年四季很少有间断的时候。
　　从地铺搬到了大土炕，从吃窝头变成偶然吃上白馍。生活上浮了一个等级，多少给人带来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绳扣儿依然系得紧紧的。集合、站队、出工、学习、训政，此外就是吃喝拉撒睡。睡，还是几十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吃，虽然口粮定量提高，但其中有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矿山医务室没有医治便秘的药物，使人苦不堪言。我到矿山不久，就得了这个病。在大便坑蹲上半个小时，用劲用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大便也排泄不出。记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双腿蹲麻了，还是拉不出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手指抠肛门，把那硬硬的屎团从肛门中抠出来。留在手上的除了粪渣还有鲜血——那是我把肛门抠坏了。收工回来一看，裤衩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于在矿山常常吃高粱面，这种令人作呕的抠屎动作，便周而复始地循环，好在大家都这么干，在群丑当中也就不觉得自己丑了！
　　仔细分辨一下，害这种病的多属于知识分子，在土城领着大伙唱《东方红》的右派徐恭瑾，一机部的俄语翻译右派程海炎，还有和我同时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可能由于知识分子消化系统细嫩之故，简直对高粱面窝头望而生畏。后来，东北来的小盲流那德广（和我分在一个班），出于对我的同情，积攒下玉米面窝窝头和我交换高粱面窝窝头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样，这种交换只能秘密进行，不然就会被指责为“彼此拉拢”。按照改造规定，这里的人只有彼此监督、互促改造的关系，而不许有任何友谊来往。我实难揣摸这个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肠胃，我和他每次交换，都是以多换少，而他总是像饿死鬼投生的一样，把窝窝头风卷落叶般的吞下去；还嫌不饱时，便抢起小铝盆咕嘟嘟地喝下半盆水，弄上个水饱。
　　这种饥饿症的表现千奇百怪。用舌头舔净粥碗的声响，前文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述；他们有的人还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砖上磨出木刃来当小刀使，把窝窝头切割成指甲大小的小方块，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地往嘴里送。好像这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消磨的时间越长，心理上越感到满足似的。按理说，无论大口吃窝头和慢慢品味指甲盖似的小块窝头，到肚子里总量是等同的，但饥荒给社会底层留下形形色色的扭曲症，导致了精神变态。这种变态在劳改队有极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广也很快学会了品味窝头的“慢动作”，他那双巧手把碎木片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刀叉，用这个插一小块，再用那个插一小块，一顿中饭或晚饭，能品味上一个钟头。
　　最初，我对这种病态表现，投以鄙夷的目光。后来见得多了，也就不觉其怪了。可是令我不解的是，监房里还不断出现偷窃食物的行为。五十二斤口粮，按说是能吃饱肚子了，但食物丢失的红灯不断报警。一天早晨，起床的哨子刚刚响过，躺在大炕最头上的“天津卫”（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弯的天津腔骂起来了：“我×他八辈祖宗，谁他妈的把我的油炒面给偷走了？我×他妈的，家里从天津往这儿寄这玩意儿容易吗！”
　　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把疑点集中在一个姓傅的中年汉子身上。据说，他是个惯窃，专门在大轮（即火车）上作案。当天正好是个雾雪交加的天气，劳改队长担心有人借大雾逃号，便歇工半天，召开这个贼的批斗会。
　　在土城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先在那汉子脖子上挂上四块红砖（一边两块），然后责令他跪到地当中来。没有任何论证之前，几个“氓爷”就上前走阵拳打脚踢，同时骂骂咧咧：
　　“臭贼！是你偷的不是？”
　　“说！”
　　“别死鱼不张嘴！”
　　“爷儿们哥儿们可有办法撬开你的铁嘴钢牙！”
　　那汉子的铺位在对面炕上，和我的铺位正对门。初来矿山那几天，由于他患有二度浮肿，走路还要扶着炕沿，看他行动不便，我曾帮助他端过一回洗脸水。他脸色虚黄如纸，两腿粗肿得像发馒头用的面肥。他每天挣扎着去出工，是为了那五十二斤粮食（病号口粮二十八斤）。有一次在集合出工时，队长曾强令他留下，他还是偷偷地尾随在队伍之后，跟着大队伍去出工干活。这样一个病号，此时跪在两炕之间的走道上，脖子上还坠上沉沉的砖，引起了我的极大同情。扭头看看那位劳改队长，却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监舍。后来才知道，每逢遇到类似的事情，队长都退避开去，没看见打人，不算他的过失；看见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违反政策的行径。留下“五毒”们“以毒攻毒”，队长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说得更直接一点，有的劳改队长就是有意纵容罪犯自已惩处自己，相信拳打脚踢对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这个汉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卫”的油炒面，却几乎没人问津。
　　几个耳光打过之后，那姓傅的浮肿号嘴角便滴下血来了。这时，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气，但必须让他承认是他偷的。因而武斗的间隙，审讯并没有停止：“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汉子声音极低：“不是！”
　　“再给他加温！”
　　于是脖子两边的绳头上，变成了六块红砖。
　　“说！”
　　“我没偷。”
　　再打下去那汉子就该归西了，这场无端殴打和无端审讯只好收场——仅仅因为他的前科是个窃贼。如果他确实偷了油炒面，那是因为饥饿，他浮肿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如果他确实没有偷，那“天津卫”因为两三斤油炒面而动怒，也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补充营养。至于那些“氓爷”对一个浮肿的同类，大打出手，除了产生于本能的职业病之外，就是饥荒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发作了。
　　由于上述的种种缘由，家属来矿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规定每次送来的食品不得超过两斤，不过那个劳改队长对数量检查也不那么认真。所以，如何把带到监舍来的食品，确保吃进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窃贼偷吃，就成了一桩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时把食品背在身上，收工后搂在被窝里；有的人夜里上厕所也要带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丢失。老母亲给我邮寄来的食品，因夜间我在厕所抠高粱面屎球的时间长了一些，一盒桃酥被连窝端了。我很难过，因为这个贼咬噬了一颗老母亲的心；我没敢声张，因为那种武打的场面令人心悸。
　　我没有浮肿，身体在“五毒”中属于上等货色。平日沉默寡言，干活却很卖力气。到矿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任命”当了劳改组长。营门依山，我们干的营生多是和石头打交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运送往井下的机械设备，间或也带着十几个组员，挥锹往卡车上装炼铁的矿石——延庆有个劳改钢铁厂，营门铁矿就是为这座钢铁厂的吞吐而开掘的。
　　与我同组的成员，能记下名字的已经寥寥，只有其中的三个，我难以忘却。一个名叫周林，他原是门头沟的一个理发员，因男女关系构成的罪过进土城来营门的。到营门后继续干他的理发行当，并为我理过发，因而我记下了他。第二个组员叫李玉铭，之所以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之蚀而不忘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正是由于地理关系上稍近，在组内他常以“氓爷”的横劲为我撑腰。他的口头禅是：“咱们谁也不能欺侮老实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骡子是马先和我过两下手！”第三个就是前文提到过的东北小盲流那德广，这个刚满十八岁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双能把木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种小工艺品的巧手，还长就一双飞毛腿。有一段时间，我们组干的是从山下往山上运料石的活儿，百十斤的重量压在背上，已使人喘气都感到困难，加上山路崎岖，每背一趟料石上山，两腿都会酸软如泥。可这小家伙的腿，仿佛是铁铸的一般，经常是我们背一趟，他背两趟。在下山时跳蹦着若同一只轻猿，嘴里还“哼哼、叽叽”地唱着东北小调。但就在小组里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表扬时，一天中午收工不见了他的踪影——这小子摸准了岗哨的换岗时间，借警卫交班时溜号跑了！
　　中午，大值班传话叫我去中队办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击鼓，脑子里编织着自己的失职检查。主管我们中队的曹茂林队长，站在向阳的房檐下，听完我的叙述后并没动肝火，而是宽慰我说：“这是警卫人员的失职，你用不着给自己上纲！”
　　我十分惊愕地望着他，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这样的盲流耗子，鬼着哩！铁丝网是圈不住他们的！”他说，“他背石头爬山爬得那么快，就是想躲开你们的目光，寻找逃跑的机会哩！”
　　“噢！”我恍然大悟
　　“我干了几年派出所工作，了解这些‘大眼贼’！”他说这个形容词时，脸上没有憎恶的表情。“其实，这孩子素质还可以，只是当流浪儿当得野了性子，成了标准的‘飞鸽’牌！”
　　我没敢点头，也不敢摇头。一个劳改干部对一个逃号如此宽容，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我甚至怀疑他这番话是个诱饵，在暗暗审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态度就是缄默，像哑巴那样一言不发。
　　“你写过几本小说？”他突然改变∫话题。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不然……”
　　他打断了我的自卑而廉价的检查，问道：“你妻子也跟你一样进了土城？”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她去了哪个劳改支队？”
　　“不知道。家里来信没提起她。”
　　“她叫什么名字？”
　　“张沪。”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说。
　　归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凭着我的直觉，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曹队长，对我并不带有审查之意。我甚至觉得他的许多潜台词，都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密码。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他是个十分宽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劳改队长。我特别注意到一点，是其他劳改干部从干部食堂吃饭回来，快要走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才中断了和我的谈话。
　　谜。
　　从这天起，这个谜就不断困扰着我。也许是创作这个职业病的缘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茂林队长来了。他在队列前讲话，声音不髙，但面孔严厉，特别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对社会的危害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很少严厉地训斥“思想犯”，顶多说上几句“思想反动”这个流行字眼，显得空泛而无内容。只有一次他对一个右派发了脾气，那是他看见一个原大学助教，在厕所后面的垃圾山上捡烟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着：“你还算知识分子哩？简直是自甘堕落！几年下去，我推断你会变成地痞流氓！无耻！无耻！”不知是牵动了真情，还是他迎风站在院内的缘故，当时他那只患有迎风落泪症的大眼睛，滚动下一滴一滴的泪珠（1986年我写中篇小说《风泪眼》，就是从他那只滴泪的眼睛上得到某种悟性的启迪的）……
　　曹茂林的形象顿时在我眼睛里高了许多。他这几句话讲得十分深刻，使我铭刻在心。劳改队里集结了三教九流，说它是个大染缸并不过分，他及时提示知识分子们要警觉，不可随波逐流。几天之后，我们在搬送石头的料石场休息，他走过来把我叫到一旁，我以为他要布置什么学习任务，没想到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我打听了一下，你妻子已经不在土城收容所了，估计是女的都去了清河农场。”老实说，前两天的谈话，我只当他是随便问问，事后也就淡忘了，想不到他却当成了一件事情，特意来告诉我。他是专政干部，我是被专政的对象，能够如此真诚相待，使我十分感动。掐指算算，在我二十年的改造生涯中，我历经了几十位劳改干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诚待人，并对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过三四个人，而曹茂林就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是第一个。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可以让我老母亲来这儿看看，从西直门乘火车到康庄下车，矿山每天有车往返于营门—延庆—康庄之间，和司机师傅说两句好话，一直能把老母亲拉到矿山来。“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里睡觉也就踏实了！”这几句富有人情味的闲话，说得我泪眼模糊。
　　够了。
　　他对我的情谊是够了。1957年反右之后，开始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人们说点违心话，必要时把人生当成舞台演演戏，都是可理解的。特别是对劳改干部而言，他们在监督改造罪犯，而上层也在审视监督着他们。他们最容易因犯“划不清界限”的罪过而失足落水。不是吗？！（因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阅读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以主观上强烈的爱憎，取代了劳改队的客观现实。他只写了残酷压榨的一面，这是真实的；但生活中存在着的另一种真实，却被他的憎恶吞噬了。有恶无善或有善无恶，都构不成一个社会的总体。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总要审慎地认识这个总体中的个体，特别是在《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个体生活内容抽掉了，把憎恨宣泄到了极至的地步，这不能不被视为政治扼杀了他的某种文学真诚。这是题外话。）
　　井下需要壮劳力，我从井上被调到了井下，并被曹茂林队长任命为大组组长。这个差事本是可以东溜西看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没有自寻解脱，因为劳动可以麻木人的中枢神经，人在紧张的劳动中可以忘却烦恼。矿井里一片幽暗，几盏照明灯悬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动物的程度。营门铁矿出产的全是红褐色的矿石，每天被开掘矿山的风钻震得两臂发麻，以致在夜里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颤动，就若同地震一般。进井前脸是白的，出井后各个成了红脸关公，红矿石的褐色粉尘染红了脖子和脸，涂红了眉毛，并被呼吸到肺部。劳改队发的纱布口罩，只是一种装饰品，繁重的采矿石劳动使人汗流浃背，井下没有一个成员是戴口罩干活的。
　　铁矿石开掘不比煤矿开掘。它的岩层结构十分坚硬，风钻钻头顶在石头上打眼，溅出一串串闪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没有风钻，要从事原始的开掘方式：一把大锤，一根铁钎，一个人手扶铁钎，另一个人抡锤击铁钎；凿出或钻出孔眼来装上雷管炸药，然后引爆放炮。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干活。他抡锤时我扶铁钎，我抡锤时他扶铁钎。在空旷阴暗的矿井下，两个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倾吐苦水的最好时机。他在社会上留下妻子和小女儿，既担心妻子跟他离婚，又怕小女儿有了继父，因而话题不是他的歌唱业务，就是感叹人生的命运蹉跎，间或在劳动休息时，看看队长不在身边便唱起催人泪下的俄罗斯古老的民歌：

　　草原望无边，
　　路途遥又远；
　　路上一车夫，
　　饥寒快死去。

　　告诉我老婆，
　　再不能相见；
　　结婚的戒指，
　　请你送给她。

　　矿井拢音，歌声雄浑，沙哑而悲壮的回声，经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声中潸然泪落，于是紧闭双目，靠着凉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亲额头上的皱纹，儿子的笑靥，妻子因消瘦而塌陷的两腮。曹队长的消息当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儿去服劳役呢？她那弱不禁风的身体，又能干些什么活儿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犹豫，我们俩双双身陷囹圄，命运像一条苦藤把我俩紧紧地捆在一起，在整个北京市也算绝无仅有的一对苦瓜了。
　　“你的命运比我强一点，到底是一个人进来的！”我说。
　　徐长叹一声：“各有各的难处！”
　　“你妻子不是没提出离婚吗？”
　　“还没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她善良吗？”
　　“就是她有菩萨娘娘的心肠，在这个年代也会变得冷酷起来。”他说，“到那一天，我不会怨恨她。时代每天制造着生离死别的悲剧。”
　　“你没死，你说得很好。”我内心充满苦涩地为他解忧。
　　“好？谁知道这纤夫的纤绳要拉到哪年哪月？”
　　“唱支《船夫曲》吧！”
　　于是“用力拉，使劲拉”的宽阔而深厚的歌声，从他喉间喷发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爱音乐，陪他一块儿唱这首歌。每当此刻，我就觉得自己真像是一个背纤的纤夫，拉着一条沉重的木舸，在积满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弯腰而行。古俄罗斯的纤夫还有伏尔加河为他舒解忧闷，古老黄河的纤夫每天还能听黄河的一路诗歌，但这儿无曲无歌。由于埋有矿藏的山皆为秃山，因而这儿没有一棵绿树，山上也不长青草，春日到来之际，难以觅到任何一朵报春的野花。有的只是岗楼、铁丝网和到处书写着的“认罪守法前途光明”一类的标语。从岗楼下每经过一次，都要先笔杆条直地站好，向持枪警卫的士兵喊一声：“报告班长。”然后说明通过岗楼的原因：我去打饭。我去队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劳动工具。我去……
　　八个小时钻在山洞里抡锤打眼，头上不见青天，洞内净是龇牙咧嘴的石头。有一次，我和徐恭瑾钻石打眼，由于采石的角度需要铁钎自下向上倾斜，因而铁锤也要由下向上击打。他扶铁钎，我抡大锤。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劳动技能，我一锤打上去偏离了钎帽，铁锤一下子打到徐恭瑾的额头上，鲜血顿时淌下来。他面色苍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帕为他捂住伤口，然后叫几个人来架他上了医务所。医生给开了工伤假条叫他休息几天，但他却硬是头上缠着绷带，重新返回井下。
　　矛盾！劳改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压把自己送进了大墙；另一方面在劳改中又显出极度的虔诚，想争取提前走出大墙，幻灭感常常上升为一种希冀，希望早一天从专政对象还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脚气病，一次在赤足装卸木料时被病菌感染，一只脚肿得像大馒头一样。医生给我的肿脚涂上药膏，缠上绷带，我便拄着一根木头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劳动工地。曹队长逼我回宿舍休息，我就是不回。几十年后回首当年的这种现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潜影，更有几千年知识分子流传下来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响，总是想通过“逆来顺受”，而最终达到解脱痛苦的目的。
　　知识分子大脑是发达的，面对迷茫的现实，却常常不如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氓爷更能剖析现实。他们常常对我们的这些痛苦挣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态，并编出顺口溜，讥讽我们说：

　　好好干，
　　闲扯淡。
　　你有千变万化，
　　不如政策一变。

　　意思是说，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脑涂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变了，你就是随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车。这种“反改造”的顺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我至今仍记得，那次大会的召开是在1961年5月25日的上午。全体成员集合于队部前的一块空地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会议，但是那阵势显得与往常集合不同：矿长来了，管教股长来了，劳改队长来了，内勤干事来了……矿长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今天是对全体犯罪分子，宣布劳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闹不止；那日开会，鸦雀无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那时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二七三；犯人见士兵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走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
　　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是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是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却和劳改画了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二劳改”。所以，我们这些老右都认为自己是在劳改。
　　尽管如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教养期限短一些。所以，肃静的会场上，都在倾听着命运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干部是管教股王股长，他宣布的顺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半年为最短期限，三年为最长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单很快就念完了，却还没有念出一个右派的名字。到此，营门的十几个右派分子面面相觑，都知道自己是劳教期最长的人了。这真是“好好干，闲扯淡”的具体验证。特别是每个人的劳教期都从即日——5月25日起计算，那么在土城和在营门服劳役的半年时间，算白搭？
　　可悲的是，我们这些右派分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悲凉，还幼稚地推算着：三年，不过一千零九十五天，苦苦熬过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了，就可以从另册公民还原到正式公民了。这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无知，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人们一经有了“前科”，就别做再想回到伊甸园的梦。那“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将永远把“另册”人员打入地狱。
　　会后，几个老右偶然在厕所或工地相遇，一边抨击已服劳役的时间没被算到三年期限以内违反天理，另一面又庆幸到底有了个盼头，觉得这是“无期变有期”。可是谁能想到诡辩术还能把“有期变无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当时正好收到上海寄来的食品邮包，在星期天休息时便叫上我和徐恭瑾到一个背人的墙角去“聚餐”，糕点很少，我记得每人吃上几口就吃光了。但在那个年月，仅此一点已经属于违反改造条例的“彼此拉拢”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对形势分析说：“三年后，我们单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卧车？”我挖苦他。
　　“部里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怀还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观调子，“别说缺了你一个翻译，就是缺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小道消息说彭德怀倒了大霉，中国这列火车不是也没翻车脱轨吗？”
　　“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写着‘既往不咎’嘛！”程海炎仍然固执地申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写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后，但愿我们都划到可以团结的范围以内！”
　　三个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点心渣子往嘴里一扬，我们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劳改队的星期天是最最无聊的时日，没有书看，没有棋下。年老一点的多在炕上缝补，把衣服补丁补得层层叠叠，因为天天跟矿石打交道，费衣服费鞋；年轻的“哥儿们”，则躺在土炕上侃大山。内容不外乎两个：一是吃——聚在一起精神会餐，从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到西四牌楼的炒肝、东四牌楼的豆腐脑，一边谈着一边蠕动着喉头，把馋水咽下肚子去似乎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二是色——流氓对女性的专称为“圈子”，他们谈女人的胸脯、屁股、大腿……语言下流淫秽，不堪人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檐外，眺望铁丝网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从这里南望，能迷迷蒙蒙地看见长城。往西看是山，往东看是山，往北看还是山，使人备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间的狭小。据这里的一个老号告诉我，在劳改部门，他到过一个特殊角落，那儿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里边关着一些男疯子和女疯子。有一度他曾在那儿值班把门。一天管女疯子的女劳改队长跑来求援，她说有一个女疯子用扫帚沾上黄屎，满院子追打同伙，连女队长也不敢接近她。这个老号进了院子就吓了一跳，原来这个女疯子浑身一丝不挂，高扬着手中的屎扫帚，追打着犯有精神病的同伙。见此情景，他退了出来，但女队长对她无奈，还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这个老号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干这份差事。几经折腾，那女疯子虽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终于从身后拦腰抱住了这个犯有疯癫症的女疯子。那女疯子自己也弄了一身黄屎，她被几个人强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紧身衣，绑在特制的床板上了。她叫着，骂着，当折腾得没劲的时候，就反复唱那支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时，那女劳改队长才告诉他：“甭理她，这是个极端反动的臭右派。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讲的那个疯癲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张沪。还没有被送进“大墙”时，她已经自杀过一次，她能经受得住劳改队的种种精神煎熬吗？！
　　直到夏天，母亲拐着那双缠过足的小脚，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孙子，来营门探望我时，才带来我妻子给家里写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农场去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出工干活，每月吃二十一斤口粮，在病号组养病（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的小说《曼陀罗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劳改队，要家里转告她我的劳改地点。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笔画绵软无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胀满了泪水。再看看老母亲脸上的尘土汗痕，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小从众对这些一无所知，连连叫着：“爸爸！爸爸！我可想你啦！”我抱起他来亲他脸蛋时，竟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铮铮男儿汉。老母亲和小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坝完全崩溃。
　　陪她一起来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张玉华（1985年不幸被一辆拖拉机碾死），共产党员，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从我和妻子划右派后，他就成了我母亲的生活拐棍。这天，他背着大包小包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亲到营门。他们是按曹队长告诉我的那条路线来的，康庄下车就遇到了往返于营门铁矿的矿石车，好心的工人师傅体谅这一老一小的艰辛，把他们让进了驾驶室里，并一直送到了矿山的招待所。
　　当时正值中午收工时间，我身穿工作服，头戴柳壳帽走进了接见室。
　　内勤干部严队长看见我进屋，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你母亲和表（姨）兄来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带得太多，每人限两斤，他们带来有十多斤，要动员他们带回去一部分，这是纪律要求；第二，要向家里人汇报你的改造成绩和不足，让家庭也督促你尽早地抛弃反动的右派立场，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中的一分子！”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间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
　　我老母亲忙向严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圆场说道：“队长说得很对，接见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给你——”他塞给我一块手帕，强作欢颜地说，“三姨，你看维熙劳动半年多，脸胖了，身子骨儿可结实多了！”
　　多亏这时候曹队长来了，他让严队长去吃午饭。他顶替了严队长的角色，进到屋来就喊了声：“大娘！”接着说，“您这么远路来看儿子，可辛苦啦！您儿子在这儿表现很好，用不着挂记他！”我母亲的神情还没从严队长的训斥中解脱出来，曹队长摇摇桌子上的暖壶空空如也，便说，“这么热的天不喝水还行？你先去打一壶凉开水来。”
　　奔向锅炉房的路上，我长叹了一口气。我骂我自己确实太缺乏男人气了，当着那位黑脸阎王，一个男子汉应该把眼泪咽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负数。我没能做到，结果招来一场他对老母亲的训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于苦命母亲的事情。
　　打水归来时，曹队长已然不在屋内了。不一会儿，一个勤杂工端来几个馒头、一听打开的肉罐头（当时矿山干部吃这种肉）、一大海碗菜汤和四个饭碗。我心里明白，这是曹队长吩咐下来的。我见过来这儿探亲的家属，吃的倒是干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买。除非是公安局、劳改局出差的来营门，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是我在半年多的劳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里人吃的一顿团圆饭，但少了我妻子张沪。饭罢，严队长再没有到这个接见室里来。因而我母亲来探视我的时间，得以延长到下午出工。哨声响起之时，曹队长又来到了接见室，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超规定的食品不必叫老母亲带回去了，省得伤老人的心；二是老母亲来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会儿再来工地。
　　我母亲非常感动，我也十分激动。在劳改队这是破例的照顾。我母亲督促我立刻去出工，我有些犹豫，因为下次见面不知在什么时候。但在我姨兄张玉华的劝说之下，我匆匆亲了儿子小脸蛋几下，带着大包小包，通过必须经过的岗楼，把东西放回监舍。然后，大步流星地直奔矿井。
　　当天下午，我母亲带着小孙子搭乘矿石车走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给我留下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怅。
　　在矿井口，我遇到了头戴柳壳帽准备下井的曹队长，他看到我这么快就奔赴矿井，似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我和他并排顺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说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母亲。”
　　：我可以写信告诉她，您说吧！”
　　“算了！不告诉她也好，省得老人悬心……”他欲言又止。
　　限于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询及究竟是件什么事情。但从他这句话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不是一件吉利事。
　　过了不久，矿山到处传播着一条小道消息：工业要下马，营门铁矿要关闭了。
　　可靠吗？
　　去哪儿？
　　死寂的矿山，喧嚣浮动起来。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地猜测着议论着。劳改队长只当充耳不闻，既不承认，也不追查谣言。于是这些罪犯们认定：挪窝儿日子不远了……
　　本来劳改队的流动性就是“大回旋”的，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换过十几个落脚的码头。但是离开营门的转移，确属“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缘故。盛夏时节，在噪人耳鼓的蝉鸣声中，我们奉命收拾行装，像在土城一样，这些“五毒”将转移到哪儿，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号作出预测：这回他妈的要远离北京城了。你看，从矿山的机电设备到伙房的蒸锅和笼屉都装上了卡车，或许他妈的是到蛮荒野地去开辟新劳改点吧！
　　行前，几个老右聚在一块也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去哪儿不是我们话中的主要内容，几个人窃窃私语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经济的大滑坡。大跃进吹牛皮的神话已经破产，大炼钢铁的超英赶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杀鸡取卵”的狂热，已经破坏了工业的生产秩序，特别是扼杀了农业腾飞的生机。“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举，可能意味着中央某些领导人发热的脑袋瓜，开始恢复正常。会不会对“反右派斗争”也回看一下呢？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卡车长龙的前端，有押车的武警，枪口对着后边。卡车的最后边一辆，也是武警车，枪口对着前边（小说《风泪眼》中有详细描写）。夹在中间的是罪犯们的卡车。
　　在车上灌满耳朵的除去风卷黄尘的呼啸声之外，就是连连的惋惜声：
　　“这回完蛋了！劳改农场的定量要比矿山少二十斤呢！”
　　“再也吃不上五十二斤的口粮了！”
　　“他妈的，粮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无绝人之路，到地方再说。”
　　到了康庄，卡车并没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乱哄哄的猜测声中，卡车驶进了土城。阔别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绿了垂柳，绿了菜地——我们告别土城时正是万木萧条的严冬，这多少给这群重返土城的归客一点视觉上的差异。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劳改系统的工业落潮声中，这儿又充当了中转站。那一座座陈旧破烂的帐篷中，不仅仅有营门来的人，还有从其他劳改队来的同类。比我们早几天到这儿的人，已经得到了队长口信，全体劳改成员一律发往兴凯湖。那儿大草甸子连着天，正等着服劳役的罪犯去开发哩！
　　哪一壶不开专提哪一壶，几乎所有成员都怕去兴凯湖，这回厄运算被我们碰上了。我以沉默对之，而那些刑事号对此事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曹队长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索性告诉我们给家中写信，争取能在行前跟家里人见上一面。我怕老母亲在见面时承受不了这重大刺激，便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点将要远离北京的消息，让老人精神上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以免为此而突然晕倒在接见场地。尽管如此，那天一见面我就看见老母亲哭肿了的眼泡，老人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经受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着我四岁的儿子从众。从众戴着一顶布制的大檐遮阳草帽，帽子下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矿上看见我时那么欢快，四岁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了他这个右派爸爸，要到离他们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因此那双童眸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
　　家属来探视要排队进行登记。当我母亲出现在登记的桌前时，曹茂林队长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来。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墙角，低声对我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凡属犯右派罪过的，都不去兴凯湖了！你可告诉老人家。”
　　“为什么？”我按捺不住欢欣之情，大胆地问道。
　　“你们去那儿，管理起来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马上明白了：当时中苏关系已日渐紧张，兴凯湖地处中苏边界交壤处，把这些政治犯弄到那儿去，上头认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郁积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欣喜的程度近于发狂，所以当我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没等我母亲哭天抹泪，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这个消息。
　　最初，久处逆境的老人，以为我是故意瞒哄她。她那塌陷的一双干紫眼，把我盯了很久，似乎才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亲。
　　她破涕为笑地问我：“是真的？”
　　“这是曹队长叫我转告您的！”
　　“那么，怎么那边还有人哭？”
　　“他们不是思想犯。”
　　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
　　“你甭问了，反正我不去兴凯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后喜的母亲，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裤，不去也带走吧！在漫荒野地里干活，容易得寒腿。”
　　母亲领着小从众走了——那次接见时间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觉得母亲微微佝偻的腰仿佛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喜事，不过在劳改单位，却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但是，这“一幸”的得来，并非专政机构对落难知识分子发了什么慈悲之心，而是出于对右派分子比对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这一点点欣喜中又深藏了许多难以言喻的酸楚。
　　当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徐恭瑾。我们在营门有着劳改的情谊，我那失手的一锤，给他额头上留下了一块小伤疤。尽管他表示不在意额头上这小小记号，但我心中总觉得愧对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绝密新闻悄声地转告给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样，判断出中苏两国的“蜜月”期彻底结束，“离婚”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当然要防范老右跨过边界投靠“苏修”了。说话时，我俩的心情十分压抑，因为这预示着我们劳改的岁月还很漫长。
　　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曹茂林身上，觉得在劳改单位他是个少见的劳改干部，他内心同情进了“大墙”的知识分子，但又有国徽镶嵌在大檐帽上，使他不敢过多流露自己的心声。他能做的只可能是这一点，但仅仅这一点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他的心灵也在被镣铐囚禁，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1957年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戴上假面具，这是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开拔了。行前，曹茂林队长找了几个知识分子分别进行个别谈话，我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话虽短却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识分子在这个环境里一定要自珍、自重、自爱。也许是我的瞎想，终究有一天国家还是要使用你们的才智的！”
　　我们的谈话是站在帐篷外的路灯之下进行的，蚊子在耳畔乱飞，不时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尽管如此，这次谈话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进我记忆的皱纹，使我至今不忘。夜有微风，闪烁灯光下，他那只风泪眼里的泪珠晶莹发亮……
　　第二天，对刑事犯吹响集合号时，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纳格手表和派克笔，还在严队长手里，便匆匆找到了他。
　　他烦躁地训斥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忘了，您管内勤应是不该忘记的。”
　　他风风火火地检查着存放物品的花名册，又从一个上锁的箱子里拿出英纳格手表，叫我签了收条。
　　“还有一支罗纹派克笔呢！”
　　“来不及找了，你看，那边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装起手表收条，回过头来对我说，“到了兴凯湖给你邮寄回来。”
　　我讷讷地站了一会儿，目送着那些刑事犯上车。
　　车开了，曹、严等昔日在营门的干部，都随车去了兴凯湖。
　　到帐篷里，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笔带来的忧郁？似乎有这个成分在内。这支笔是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使用过的，不知严队长是有意还是无心，反正挺刺激人联想的。当然，更使我产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劳改干部，和我们心灵相通的朋友——曹茂林。
　　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来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记住名字的有萧乃信（原铁道部工程师）、温承谦（原某工厂技术员）、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数学天文”的科技干部）。其他同类的姓名，因年代久远而忘却了。之所以只记住这三个人的姓名，也是不无缘由的。其中的萧乃信，后来和我在一起劳改过一段时间，是个很有意思的右派（见后文）。温承谦是50年代青年诗人温承训的哥哥，我和温承训昔日在北京文联相识，因而我能记住温承谦的姓名。至于林盛然，我所以记住了他，因为他具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苦难经历：他出身贫寒，因其根红苗正被挑中派往民主德国深造，并任莱比锡留学生团支部书记。灾祸是他的堂堂仪表引起的。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年轻德国姑娘，对林盛然很有意思。有一次便将林盛然带至西柏林她的家中。仅仅这么一次，就铸成了林盛然终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国，在一个区别于普通拘留所的审讯室，反复追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去西柏林；第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虽然没有直接询及他是否参加了什么间谍组织，但曲里拐弯地说来说去却正对准这一政治靶牌。林盛然只从违反了留学生不能和外国姑娘谈恋爱的纪律，不断检查自己行为有失检点，但多次检査一律不被认可。就这样，他在一间隔离室被隔离审查了很久，最后并没因无任何凭证而放他回原单位，而是送进土城劳教收容所。
　　林君长着开阔的大脑门，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窝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偷偷看着一本有关天文数学的书。他感慨地对我说：“学我这个学科的人极少，这一行正等着我去为之奋斗呢！但命运不济，一头扎进土城来了。”
　　我从他枕下抽出书来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数学书，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心点，劳改干部不懂德文，会怀疑你读一本间谍密码，那你可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片凄惶之情，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知识分子呢？我们不都是解放后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吗？现在是把我们当敌人监管起来，你从维熙在1957年想推翻共产党了吗？”
　　回答就会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没作回答。
　　“你是怎么看的？”
　　“把劲头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个转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吗？”他有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在讲到“进化”和“退化”问题时，他引证了许多哲人名言。我在这方面知识浅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了，却记下了他思索问题时，那双直对着我的炯炯目光。
　　萧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的岁数居这些右派分子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干活唱，休息时也在唱。他个头矮矮，下巴颏已然钻出了白胡子茬儿，表现得却像个老小孩。他不唱民族歌曲，专爱哆嗦着嗓子唱西方歌剧《茶花女》什么的。有时他还以音乐先知自居，盘问一下徐恭瑾西洋声乐方面的问题。在右派群体中，我们都称他为“老活宝”，对此他毫不气恼，豁达地对待这个戏谑性的绰号。一个昔日的高级工程师，如此和常态相悖，使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天我俩奉命去食堂给集体打饭，食堂里的窝头不知因何没能按时下屉，我和他靠在阴凉的墙根下闲扯起来，我才找到了他而今变态的心理依据。从他划为右派分子时，家里的妻子和儿女已声明和他彻底决裂并脱离关系。这个打击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当他从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欲念，他就强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欢乐，是他首先要从头脑中驱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地说，成天地唱，不让脑袋有瞬间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精神变态狂。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能呼吸的活人，无法割断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饰着辛酸悲楚的内心，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同情他——从心底怜悯这个“同类”。
　　后来才知道伙房误了开饭时间的原因：日前伙房里出了一桩凌亵女号的案子，不知是伙房里的哪个男号，在蒸窝头时用玉米面捏了一个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后故意送到女号那边去。女号发饭时惊叫起来，便找来女劳改队长控告伙房。刚才伙房正在开会，追查制造这个模拟性器官的元凶哩！
　　“混蛋——”萧乃信提着菜桶，走在归途上愤然地骂了起来。
　　我只是低头苦笑着，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让我们和这些臭流氓吃一锅子里的饭！”萧乃信的破锣嗓子很响，“这是我们的耻辱。我抗议——我抗议——”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这声呐喊，只有在这一刻，他才还原了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他皱着眉头，瞪着眼，唇边粘着白色唾液，俨然像个凶神一般。
　　吃饭之际，几个老右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说车道沟里的王八身上驮着的圆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还有的人说，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这么延续下来的，说明×是人类得以繁衍的老祖。萧乃信对这些议论十分恼火，他说：“是不是土城把你们都同化了，按你们的说法，那男流氓应该做那个‘玩意’了？堕落！这是堕落！”
　　没有人和他争辩，因为他有着绝对的固执。明明身子已全部掉进了井里，篇脑袋却想留在井上。他想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因而将嬉笑怒骂集于一身，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术之一吧？

　　本文选自《走向混沌》，从维熙／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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