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牛棚内外

┃Personal History

牛棚内外

© 牧惠／文

　　名副其实的牛棚，我呆过。
　　那是打游击的时候。武工队开辟新区，首先得进驻一条条村落。有的村庄很大胆地欢迎我们，让我们住在正儿八经的房子里：或学校，或祠堂，或散仔馆，或民居；有的村庄虽欢迎却又缺乏这种勇气，推说没有这种公房，我们只好住在堆放柴禾乃至粪便的茅寮里，这其中就包括牛棚。应当说，同灰粪屋比起来，牛棚更接近天堂：牛粪不臭，甚至还发出一种蛮好闻的气味；冬天，牛棚里总是堆满牛的饲料稻草，把稻草理理平，躺在草堆上，单薄的毛毯再加上些稻草，来它个“金钱蒸鲩鱼”（黄花菜蒸草鱼），足以抵挡外面刮进来的寒风，简直赛席梦思。现在想起来，仍然留恋那种滋味。
　　政治上的牛棚，则是另一回事。
　　我们的牛棚，可以说是干校成立以后的第一间自己动手建造的棚子：立柱是伐林开荒拉回来的柳树，屋顶和墙壁的原料则是柳枝外加泥浆批荡。那时还是夏天，“牛”无需棚；它是工具棚。秋天来了，天气一天天变冷，没有棚，“牛”们干活之余的“天天读”或下雨天都不得混在革命群众中，再加上工具已经陆续个体化，工具棚很少工具，于是分配给牛鬼蛇神们作学习、休息地点。革命群众叫顺了口，都管它叫牛棚。
　　既然已经成了自己的棚，头一条理当是设法改善环境。“牛”中不乏能人。冬天就要来了，大家找来砖头，砌成一个能生火又能防火灾的炉子。燃料更好办，附近堆成山的柳树根烧之不尽。偶然进来一个革命群众，往往会羡慕我们这间小棚比他们那里暖和。人类有了火，开始有了文明；牛棚有了火，也进入一个新境界。烤这烤那之外，特别实惠的是几个人凑钱买来一对铁桶，挑水搁在上面烧热水烫脚、抹身乃至洗澡。下雨天，实在不能干活的冬闲天，好学的捧着马恩列斯毛埋头苦读，好聊天的也有扯不尽的闲话可侃——但是，得把嗓门压低，小心隔墙有耳。
　　更可怕的是棚内有耳。
　　既然有取之不尽的柳树，人们就免不了拿它回家派点用场，或做个锹把，或搭个搁杂物的架子，跟着父母来干校的小学生还要求我们中的能人帮他们做一根根带尖标的红缨枪。革命群众这样做无所谓，“牛”们也这样浪费社会主义财产却难以容忍。偏偏因为是“牛”，劳动项目多，劳动量大，除了翻地用的铁锹外，为了方便，又都纷纷买回斧、刨、凿、锯这类革命群众不屑一顾的工具。一天，军代表给我们发布了一道命令：
　　“把铁锹以外的工具上缴归公。”
　　既然是专政对象，不需要说什么理由，也没有说什么理由。还有革命群众帮助军代表制造理由：“对呀，让这些人拿着斧头，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
　　话是背着我们说的。偏偏让一位难友听见了。“牛”们一听，马上气不打一处来。
　　“怕我们暴动？”
　　“铁锹不也可以杀人吗？
　　“陈胜、吴广揭的还只是根竿，连锹也没安上呢！”
　　第二天，军代表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交代都有什么反动言论。大伙马上明白：我们当中有了告密者。于是只好老实交代检讨。也有借检讨“反攻”的：
　　“没收斧头，我确实想不通。如果干校缺乏工具，让我们捐献出来就是了。把斧头上缴后，为了劳动需要，我还准备再买一把，绝对不是打算暴动！”
　　军代表也知道“暴动”云云是摇尾分子的马屁之谈，于是不再深追。之后不久，我们果然又都买回了自己用的斧头。而且有了上次经验，买回的斧头质量更好。一直到今天，它仍是我家得力工具之一。
　　明明知道棚内有耳；但是，也许果然是世界观难以改造吧，口无遮栏的反动话、落后话仍不时被抓住辫子。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扯到手纸的质量，我这张不设防的口又放了一回“毒”。我说，打游击那时，因为是个小头目，每天都需要用打字纸写信向上级报告敌情。一次我无意中说起得托人去江门买打字纸，一位归国老华侨送我一卷他从外国带回来的手纸，说这纸可用。我一试，写起字来，确不亚于咱们的打字纸。于是省下了一笔买打字纸的钱。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这番洋人的手纸比中国打字纸还要好、美化资本主义的言论被汇报上去，成了抗拒改造的又一新罪。
　　除了这类讨厌的“耳朵”外，棚里还有一种让人表面上还不敢讨嫌的假革命言论。一位专责清理女厕所的棚友（不敢称难友，因为在她看来，她是冤枉的，而我们则是罪有应得的，不属“难友”），不止一次地在学习会上展示出她在厕所里的收获，向列席监听的军代表报告：有人竟用印有伟大领袖光辉形象的报纸来擦屁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那时的报纸，没有哪一天找不到光辉形象：而且，即使没有光辉形象，肯定必有印成黑体字的最高指示。因此可以说，用报纸擦屁股本身就构成反革命。但是，能禁止用报纸擦屁股吗？扩而言之，岂不是得禁止除阅读之外对报纸的一切亵渎行为吗？这番革命言论，我们听后敢气不敢笑，军代表也没好气地对她说：
　　“烧掉它！”
　　竟没有对她的忠心耿耿予以哪怕一星星表扬。
　　后来，因为革命群众陆陆续续以各种理由请假回北京，剩下的人不多了。历来不让我们干的活，也因此“下放”，我居然荣升了猪倌。那时北京正闹着“黑画”事件。不知是谁，从北京带回几张“黑画”的复制品。那时已经比较宽松，欣赏之中，我的“右倾”思想又不禁冒头了。我对一起养猪的“难友”说：
　　“我看不出这些画‘黑’在什么地方。”
　　那位“难友”严肃地批评我：“为什么看不出来呢！”他指着一幅长江大桥上游漂流着几只插着红旗的船只的小品画说：“这不是攻击三面红旗碰壁吗？！”
　　这番开导吓了我一大跳。我的罪状之一就是攻击三面红旗碰壁，而一直到文革开始后的第八个年头仍看不出攻击三面红旗的黑画，思想的难以改造，简直可以说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我哑口无言。我知道，“难友”完全是出于一番恨铁不成钢的好心，绝不会报告军代表的。正因如此，我的震动特大；但是，我硬是认识不上去。不久之后，这位“难友”解放了。他确实应当解放。
　　除了我们这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牛外，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又揪出了一批据说是反对陈伯达太右的小集团。我们既然没资格参加对他们的批斗会，因此也就不知道陈伯达“右”在何处？大概对我们这些“牛”还不够狠，也是其中一条吧？只听说他们认罪态度很好，把许多惊人的私房话都互相揭发了，由原先的“反党”的性质升到了“反革命”上。即使如此，他们的待遇也同我们有所区别，不同我们共一个牛棚。我们从旁看，发现他们在劳动中认罪态度很好，卖力，不怕脏不怕累。除此之外，他们还很注意立功赎罪。一回，我家太太随手拿了一本我带下干校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当闲书看，其中一位注意到那上面有我写的一些批注，马上报告了军代表。军代表随即“借”回去研究了两天。幸亏那批注纯属技术性的作业（我把报上发表的批语同书上的校对，注明有了哪些修改），没有被抓住什么把柄。但是，这位小集团分子的赤胆忠心确是有目共睹的。不久，小集团平反，原因是陈伯达翻车，当然与此事无关。记下它来，纯属牛棚之外的一段佳话。

　　本文选自《漏网》，牧惠／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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