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若珊：噩梦

┃Personal History

噩梦

© 阮若珊／文

　　1963年、1964年前后，首都文艺界已经很不平静。毛主席的两个批示下来，说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从30年代开始的，又深、又黑、又长的文艺黑线，所写作品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发生了批判“春节裴多菲俱乐部”的一场闹剧等等。文化部进行所谓“假整风”，部里有大、小字报展览，令我们去参观。夏衍同志等文化部领导都已靠边站，他们都是戏剧电影界我所崇敬的老前辈，不知他们犯了什么错。在对《谢瑶环》的批判演出中，被批的齐燕铭同志还不自觉地随着唱腔节奏打拍子，令人啼笑皆非，人心惶惶，不知所从……
　　我院以李伯钊同志为首的院党委是自命为步步紧跟中央的，伯钊同志近水楼台从尚昆同志那里经常得知新的中央指示精神，便立即向我们传达。学院开展在教学剧目中反对大、洋、古，拥护上海柯庆施提倡的大写十三年，并组织了一个观摩团到上海参加观摩演出。伯钊同志亲自挂帅主讲“毛泽东思想”专题讲座，每周一次，政治气氛十分紧张。1964年末，又组织学院表演、导演、戏文几个班的师生百余人，成立一个团，到陕西三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伯钊同志命我任团长，她谆谆嘱咐我要通过运动锻炼提高斗争性。
　　一贯听党的话，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我，接受了任务。确实自知斗争性不很强，是伯钊同志多次批评我的。在这风云变幻，风雨即将来临的气氛中，内心实在有些惶惶然。到了陕西三原，下车伊始就和当地工作团同志一起清查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生产大队长一类人。记得某村一个被整的大队长，家里很穷，一家几口人穿一条裤子，说他多吃多占，要他退赔多少千斤粮食，老婆孩子都下跪求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样的人家怎么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一位大队长的白发老妈妈，沿村大街小巷嘴里喊着她儿子的名字，要打倒这个“走资派”，划清“四不清”。我内心同情这些农民，思想上想不通。但接受反右倾的教训，不敢说出来，只有自己给自己解决问题。我自省又犯了小资产阶级意识，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弱点了。自我斗争之后，第二天又和同学们齐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我们按工作团指示，当时批判了刘少奇的“桃园经验”，以毛主席的二十三条进行着“四清”运动。将近一年，应该说自己努力参加了工作，但头脑一直是不很清醒的，对“四清”没留下明确的深刻的印象倒是对关中农村生活有了一些体会。
　　1966年初，“社教”归来，迎接我们的是更大的风暴，大批《海瑞罢官》。从提倡海瑞精神到批判海瑞，我又搞不清斗争的方向学了。事实的颠倒令人莫名其妙。
　　紧接着1966年4月北京大学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震动了首都各大专院校。我院革命小将叶向真贴出我院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院党委领导班子。一夜之间全院工作陷入瘫痪，教职员工不知何从。第二天一早，党委书记伯钊同志和我（副书记），还有另一副书记杨蔚同志（马可同志夫人），党委办公室的主任张杏云同志（美术家刘露同志夫人），我们三人被指是伯钊同志亲信，我和杨是“哼”“哈”二将。我们被勒令到舞美系大画室看大字报，造反派叫我们站在小圆凳子上边看边读大字报。伯钊同志又胖又矮，只好爬上凳子，用四川话朗读。我们整整站了一个上午，腿都站木了。我们的厄运就此开始。中央戏剧学院从积极拥护毛主席的单位成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染缸，这是难以想象，难以相信的事。
　　这时我的老伴黄宗江刚从越南访问回来，就被揪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批判他在越南写的话剧《南方啊南方》，成为批判重点之一，而且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抄家时发现一张几十年前燕京大学出售的司徒雷登的照片，又被诬为美帝文化特务等等，他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往甘肃天水劳动改造。从此我们夫妻天各一方，各自接受无尽的批判、斗争。
　　三个女儿也厄运降临。大女儿丹妮正高中毕业，考上了“部艺”声乐系，却只能舍弃她最喜爱的音乐，决定离家远去。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上，女儿和我告别，我说她有寒腿病，到北方寒冷地区不合适。她说妈妈当年就是这个岁数参加的革命，如今，她也要听毛主席的话，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改造自己。她去了北大荒农场，一去竟十二年。过了两年，二女儿因家庭关系，尽管是身体非常瘦弱的16岁少女，也被学校分配去了遥远的西双版纳割橡胶，一去也是七八年。就这样，大、二女儿一南一北，家中只剩下8岁的小女儿。从小照顾她的老阿姨被逼遣返回乡，小女儿一个人独立门户，和同院的三个黑帮子女共同生活，艰难度日……
　　家里的一切我已难以顾及。那“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我和伯钊同志先被北京市委关到北京饭店，进行审查交待问题。当时大专院校的负责人大都集中在这里，我们的组长是人大校长孙殃（孙维世的哥哥，后在运动中受迫害致死）。实际无人管我们，生活上优待四菜一汤，但人人心惊胆战。大楼外各院校革命小将不断来揪人，孙殃同志很快就被揪走了，接着又发生了邓拓同志自杀事件等等。我们这一帮人又被转移到政治学院。这里范围更大了，整个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大集中，包括文化部的领导夏衍、陈荒煤……各戏剧、电影、演出团体的负责人都被关在此。白天开批判大会，对象主要是夏衍等主要负责人，批判发言也还文明，当时叫做文斗。生活待遇仍很好，四菜一汤，晚饭后还可以自由地在住地院子里散步，我记得还看到金山和孙维世同志昂首散步的姿态。但好景不长，很快北影造反派开来一辆大卡车揪人，首先叫走的是“大黑帮”陈强。我们从楼上窗户往外看，只见陈强胸前挂一块小
　　黑板那么大、那么硬的大黑牌，头上戴着高帽。造反派喝令他从卡车后面上车，但那块黑牌挡着他，爬了几次也上不去，最后是连推带搡的，才把他和另一些同志推上车去，带走了。我看着眼泪都流下来了。从此，开始乱揪人。没几天，我和伯钊同志也被揪回学校，下汽车就是操场上的斗争大会。我们都被戴上涂满墨迹的高帽子，胸前挂了黑牌子，特别是白鹰同志的背上还插了翅膀，但当时谁也顾不了谁了。被揪上台后，先各自报“出身”、“罪行”，说得不够就被踢，被打……斗争会之后就去煤房铲煤，扫厕所。当时正是盛夏，我们一个个满脸满身的汗水、黑墨，一个个都是大花脸，还要过街到剧场去劳动。在路上遭到小孩子们扔石头逗打我们，真是斯文扫地。流了一地的，搞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被关在学院的牛棚，不准回家，接受批斗。
　　斗争大会之后，无数批斗会我们都是陪斗，主斗的是伯钊同志，我们陪她下跪。印象最深的有几次。一次是在大操场把舞台美术系的石膏像都集中，一起放大火烧起来。我们这一帮黑线人物，从伯钊同志到每个系的业务尖子教师，围起一圈，跪在熊熊烈火旁烧烤，说是要烧掉、消灭掉资产阶级教学黑线。混乱中，我听见和我跪在一起的导演系青年教师张奇虹，因受不了这刑罚，而大哭大叫。我和她是亲密的战友，她也是我系最得力的教师，从苏联学习归来，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她凄厉的哭声使我心碎，但谁也无奈，只顾不要烤焦头发就是万幸。这样残酷的批斗之后，晚上又把舞美系化装老师李德全罚站在台上，劈头盖脸，上下毒打，弄得满脸流血，跌下又爬起来，惨不忍睹。还把他的妻子剃了阴阳头（她是中学教师，回去后就自杀了，留下一个周岁的女儿）。造反派要我们看这场残酷的批斗，而且说是“看别人想想你们自己”，杀鸡给猴儿看。当时我心中十分悲愤，脱口说出一句“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被记下来，成为批林批孔时我的罪行之一。
　　批斗伯钊同志最厉害的是说她访问阿尔巴尼亚时的“特务活动”，因为当时尚昆同志被诬为“窃听”的大特务，伯钊同志就顺理成章成为大特务的“臭老婆”，也是特务。揭发她的人就是跟随她出国访问的翻译及随员。不知为什么，她们信口开河，无中生有，诬陷伯钊同志在国外搞特嫌如何种种。伯钊同志当然不承认，一次次被拷问，折磨得死去活来，拉到后台打了强心针，拉上台再斗，就是这样伯钊同志决不胡乱承认，就是说她混入党内”这句话，她也坚决表白“我是加入的，不是混入的”。因此她屡屡受到的折磨更大，以致最后半身瘫痪。但她不愧为一位坚强的红军女文艺战士。
　　批斗之余，我们还要扫厕所、扫操场、扫大街。这倒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从满院大字报中偷偷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从中不只了解到文艺界的一些头面人物被斗、关、被送入监狱，还看到我们国家建国的功臣贺龙元帅、陈毅元帅，还有许多建立过功勋的将军、元帅，也一个个被揪出来，以致把朱总司令说成是“土匪”……当然，少奇、小平同志早已被打倒了。这时，我对党的领导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功臣变成贼寇？功过是非颠倒了？是谁在操纵这一切？毛主席站在哪一边，为什么不保护他的战友？党在哪里？国家要向何处去？我们还从孩子们偷偷送来的小报中了解到一些情况。我们看到一条消息说，在一次工人控诉领导的集会上，江青尽情地煽动工人的情绪，她还掉了泪，云云。接着学院就举行了一次工人召开的斗争大会，把曹禺院长也拉来站在台上。工人同志控诉走资派，打了主管行政工作的科、处长。会后，我和杨蔚张杏云三人十分气愤，对江青十分不满，不免议论起来。说文革搞成这样，她是大祸首，毛主席也被她蒙蔽了包围了……这又成为后来“批林批孔”中我的一个大罪行。当时八一电影厂来外调，宗江也交待了议论江青的言论，于是调来调去，我和宗江都成为议论江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当时我还不知道宗江交待了二十二条反江青的“反动言论”，这是后话。
　　大约文革中期，学院造反派已分成两派，“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毛泽东红旗战斗队”。两派互有冲突，我们的管制相对较松，批斗会少了，只让我们写揭发伯钊同志的大字报。我想不出什么内容，只对她的作风有些意见，就在一张废报纸上写了“这是多么霸道！”这样一个题目，当时也是无话可说，只好写来应付。谁想到革命小将就在我写的这张报纸上作了文章，因为这句话正好写在“北京新市委成立”这条新闻旁边。突然有一天首都戏剧界在我院剧场召开大会，揭发“现行反革命”、“反标”等罪行。大会刚开始不久，我突然被革命小将、我的学生拉出来揪到台上，低头、坐飞机，要我承认这句话是攻击北京新市委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我莫名其妙，对北京新市委毫无所知，开始不承认，纠缠很久，搞来搞去，下不了台。最后还是勉强承认了，可会后又翻悔。这次事件在我内心留下很深的内疚，整个文革期间写过不少交待材料、外调材料，我都严守不说假话，只写事实。可以上纲上线，但不歪曲事实。这是一条我暗中给自己定下的原则。这一次却违心地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虽然后来也搞清楚了，但我内心很愧疚。像伯钊同志那样的老同志都如此坚强，我确实是太软弱了，太没有斗争性了，经受不住考验，这是一次暴露。
　　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艺术院校师生，我们纷纷被下放部队审查锻炼，我院到了天津附近的玉田县4623部队。不久开始了抓“5•16”，革命小将被搞乱了，“走资派”这时倒轻松了些。我被允许到大伙房帮厨，做些洗菜、切菜，为老厨师打下手的工作。劳作之余，想到三个女儿，想到宗江，不知他们现在何处？在一次准许回京休假的两天中，我从家里出来，背着两个包裹，是头一天匆匆采买的。一包是给在北大荒的大女儿寄的棉衣，一包是给在西双版纳的二女儿寄的酱油膏、咸菜、手纸、肥皂……她那里只吃“玻璃汤”（葱花放盐的米汤）泡饭。我扛着两个大包上邮局，一路走一路掉泪，可怜的孩子们！回到部队驻地，我买了一斤黑毛线给宗江织毛衣，希望不久他能穿上，一位学生还逗我说：“老阮是在织心呢！”小女儿这时11岁，她一个人乘火车到天津，又改乘公共汽车来驻地看我。懂事的孩子，一下车就来厨房帮我洗菜、切菜、洗碗。晚上和我睡一床，讲她这两年的生活。小女儿住了三天，临走时刮着大风，我送她上汽车。我往回走，风刮得更大，我几乎走不动，站不住。孩子向我招手，哭了。我也一步一回头地哭回驻地。以后大女儿丹妮也来探望过我，她听到学生们对我们呼来喊去——“老邦踩”，她很难过，对教师怎么这样无礼呢！（她这时已在兵团当了老师）
　　1971年林彪坠落温都尔汗，局势起了急速的变化。不久，宗江从劳改地回到北京，我们在4623部队也解除了很多禁令，允许按时回京探亲。1973年我们全部师生返京。在这之前，由于周总理的关怀，伯钊同志和她女儿已经回京休养。但运动并未结束，因为我有“前科”——议论江青，“士可杀，不可辱”。在“批林批孔”中我又被揪出，和杨蔚、张杏云三人一起被称为反江青的“三家村”，继续接受批判。这时我已接受了教训，不能承认的事，我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一位我的老战友、老同事高某给我捏造，说宗江给我写信，议论“我们是时代的不幸者”，真是空谷虚风、凭空诬陷。就是这句话，搞得满院大字报，什么“他们是旧时代的宠儿”等等。我非常气愤，对这位“马列老太”，三姑六婆，无端害人的人，我永远不宽恕。从此我把她开除出我的老战友行列，再不理睬她。
　　“批林批孔”主要矛头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当时就已明白批林批孔就是批周，非常无理。一贯努力紧跟的郭沫若同志也遭了难。他曾表忠心，要把他过去的作品统统烧掉，但也只落得“《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评价。他最珍爱的儿子被迫害自杀，他自己也可悲地病逝了……一代著名才子，大作家也落得如此下场。我们“三家村”被开过多次全院批判大会，但会上的发言都言不由衷，火力不强。议论江青的言论也不能在大会上讲，讲了就是扩散，更是罪上加罪。我只听说江青在一次大会上突然冒出一句，说“有个阮若珊，这个人很坏，你们知道她在哪个单位？”我院军宣队竟没有应声，实际上保护了我。这时杨蔚同志高血压失语，已瘫痪在床，她爱人马可同志郁闷成疾病逝。张杏云也患严重的心脏病。我们这“三家村”的问题，就这样不冷不热地拖了下去，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我恢复了工作，杨蔚同志卧床十年后病逝。
　　整个文革中，我的家庭老小五人分五个地方，夫离女散，十年未能团聚。但大家总还是幸运地活过来了。两个大女儿经过下乡苦练成熟了，有了工作，都成了家。小女儿那时一人独守北京，她小小年纪独自度过了艰难的生活关。“黑帮”子女知道努力读书，刻苦奋进。“四人帮”粉碎后，恢复高考第一届招生（1977年），她考上了北京大学西洋语言系，又上了南开大学的社会学专修班，毕业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奋斗十来年终获硕士、博士学位，现已在加里弗尼亚大学任教。197年我回到北京，宗江也已经按“人民内部矛盾”被“解放”了。不久，宗江扛着刚满一岁的孙儿男男参加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

　　本文选自《忆》，阮若珊／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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