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不成形状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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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

不成形状三十年

© 朱正琳／文

朱正琳

史译从1980年我考试入学算起，是有整整三十年了。我这三十年，不成形状。搞学术半途而废，做媒体屡屡夭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成形状当然不值得夸耀，但我也不想为此假装惭愧。年龄不小了，不便再装。我想，我还是照实写。总不能说，不写出个形状来就称不上“生涯”。

一

者者话说1980年8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从山城贵阳来到了藏龙卧虎的首都北京，手里拿着北京大学研究生处“拟不录取”的一纸通知，斗胆想要讨个说法。那一纸通知上没有说明“拟不录取”的理由，但我心知肚明，不是因为考分（通知上附有我的成绩），而是因为政审。具体地说是因为我“文革”时期曾被拘押过四年多时间，案由是“反革命”。1979年虽获“平反”，但仍留有诸如“思想反动”之类的“尾巴”。换在早几年，不录取我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我哪里还敢跑到北京去“闹事”？当然，换在早几年我根本就不会报考也无从报考。但那是1980年，史称“八十年代”的那个时代刚刚破土而出，有那么一些新气象在鼓舞着我。
在传果然，我的北京之行竟获得圆满成功，北京大学党委决定“重新考虑”并且很快推翻前议。这事在当时也成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事，并发表了我此前所写的一份申诉文字，编辑给取的标题是：《考分第一榜上无名道理不公》。很明显，这“道理不公”四个字意在颠覆某些盛行一时的道理，是取伸张之势。平心而论，我的行文虽有些悲愤激越，字里行间却仍残留着我早已习惯了的委屈之势，不及这个标题来得彻底。
方译事情当然并非亳无曲折，但其顺利程度却远远超出了我出发之前的想象。我的运气似乎好得不能再好，路上碰到的全是好人。用过去迷信的说法，我这一路上都得“贵人相助”。这些好人或“贵人”合力改变了我的人生，可以说他们都是我的大恩人。然而从一开始我心里就明白，事情早已超出了我个人命运的范围，怎一个“恩”字了得？他们与我素昧平生，挺身相助并非仅仅出于对我个人的同情或欣赏，而更多地是为了他们心中的义。浩劫之余的中国社会，当时确曾有浩然正气在天地间鼓荡。
者秦当我回到贵阳打点行装准备赴京上学之际，有《贵阳晚报》的记者来采访我，问了一个记者们至今还经常在问的标准问题：“当你在北京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你首先想到了什么？”我当时还未及回答，我身旁的一位朋友却已冲口而出：“他当然首先想起他的老婆孩子，你以为他还会想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并且好像也是至今未变。我那位朋友的回答自然见不了报，但却是那次采访唯一留在我记忆中的细节。借此我可以交代一下，我当时的年龄是33岁，已婚，孩子刚满3岁。有朋友曾因此调侃说：“蒲松龄说过，多少人科场应考，都是为了给床头人争气哦！”我得承认，这不纯然是个笑话。
史传我进入北京大学这个高等学府时，已是老大不小、拖家带口且一肚子沧桑了。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老学生并不少见，77、78两级本科生中就比比皆是，更不用说充斥着“老五届”（“文革”开始时在读的大学生）的研究生了。不过，别人我不得而知，我自己则是很长时间回不过味儿来，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是恍然若梦的感觉，而是一种清晰鲜明甚且有些尖锐的疏离感，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学校。别人的看法也印证了我的这种感觉。有一次，一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老乡到北大来看我，得知我在上课就找到教室门口来了，从门口看见我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听讲，竟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我知道他的笑声充满善意，但我也因此知道我端坐在教室里的形象有点滑稽。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词来形容，我想或许可用“不伦不类”。这种不伦不类还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别的什么。同宿舍的几位“老五届”与我相熟以后也曾委婉地告诉我：“你刚来的时候我们曾私下议论：‘这个人可不像个研究生’。”我当时倒是笑着反驳说：“研究生有标准像吗？没准以后的研究生都像我这个样子也很难说呢！”不过我心里其实也是一惊。要知道，之前我除了坐牢，还做过多种临工，而无论走到哪里，人家都说我一身的学生气呢！那话也是说：“你不像个做工的”而今考试入学，本以为是回归本色了，却不料还是“不像”！看来我这个人早已不成形状。
书方“不像”其实还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我自己似乎也很难建立一种认同感。所以，在北大三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北大”，北大在我口中都是以第三人称出现的。我不是不喜欢北大这个地方。正相反，在我的感觉中，北大就好像一片让人心旷神怡的开阔地，我这个在促狭逼窄之地待过很久的人自然会喜欢这里。我的问题也许只发生在我自己的内心，要那么一个不成形状的我进入一个有形有状的角色，我好像有心理障碍。我当时表达过我的抗拒，话是这样说的：“学者们活得太抽象！”。这个论断当然有些主观，一多半是反映了我对自己过去岁月的某种眷恋。那些个无功无果却有悲有欢的岁月！
私方也许应该回过头来说明一下，我当初报考时还真的没有想过要立志成为一名学者。我是想到大学得到“深造”，也相信这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一条出路，但我对毕业后的前景并没有更具体的设想。说来好笑，我当时甚至对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区别也不甚了了。恢复高考之后，我没有在1977和1978年就去报考本科，只是因为我是个无业青年（当时被称为社会青年），没有单位出具报考证明。据我当时所知，考生都是在自己所在单位登记，然后由单位统一代理报名。具体的情况我其实也没完全弄清楚，反正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觉得报考无门。后来听说想考研究生倒简单，在街道办事处打个证明就可以自己到招生办去报名，于是才得以了此心愿。为什么报考了北大，是因为我在招生目录上发现北大外哲所“现代外国哲学”专业设有“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这一专业方向。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方向，则是因为这一专业方向所开的参考书目中有黑格尔的《小逻辑》，而我曾经着实用力啃过这本书。实际上我读书很杂，文史哲都有涉猎，与一代不甘失学的同龄人大抵是一样的。所以，在招生办查看目录时，一位帮我参谋的朋友竟不时指着目录页说：“这个这个，文艺理论，你可以试试；这个这个，中国近代史，你可以试试……”仿佛哪个专业我都可以考。在旁观者看来也许近乎狂妄，其实也只是心中无数的一种表现而已。缺少专门训练，知识不成系统，自然也就不知学府的森严。不过，有些科目（例如法学）我是压根不会考虑的。不是因为不感兴趣，而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那些科目必须招收“政冶上可靠”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的有些科还标明了“保密专业”的字样。最后敲定北大的这一专业方向，倒真是出于一种自信，我相信像我那么用大力气啃过《小逻辑》一书的人不会很多。
史秦我是有些偏爱哲学，但我读《小逻辑》却不完全是由于对哲学的偏爱。最简单地说，是列宁的一句话促使我下决心啃这本十分难啃的书。列宁的原话我记得不是太准了，大意是“不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是执意要读懂《资本论》的，当然也不是为了自己日后可以成为经学家，而是因为我相信只有真正读懂马克思，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向何处去”。见笑了，“中国向何处去”真的是我们那一代自己都走投无路的青年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们那一代年青人，是在一种“宏大叙事”的笼罩下成长起来的，习惯于有“大关怀”。入学以后，我也曾暗自自嘲：“想不到《小逻辑》竟成了我进北大的敲冂砖！”对于自已将要成为一个“搞哲学”（学界俗语）的学者或专家，我的确太缺乏思想准备。也可以说我当时对学术二字还没有一个概念。我总以为，书就是书，不应该被呼作“资料”；读书就是读书，未见得要成为一种工作；至少，“爱智慧”不当等冋于“搞哲学”。
私安对于哲学，我是一直抱有一种很顽固的看法，而且到北大后变得尤为明确。我以为，哲学是一种人人都在从事的心智活动，不应该被当作一门专业，至少不应该被当作一种职业。当然，哲学史的研究也许不在此论，但两者的区别却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就我自已而言，对哲学的兴趣（如前所言）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我接受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一种理论成见，认为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之类理论问题。而此种成见也的确把我带进了哲学之门。乍看上去，“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只是出自一种政治关切，但实际上我们追问更多的却是诸如“什么样的政治是善好的政治”、“什么样的社会是善好的社会”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是善好的生活”之类问题，这的确关涉到政冶哲学。不过我认为，这些问题显然是每个拥有心智的公民或臣民都会追问的。事实上当年的确是人人都在自已想这些问题，并没有人把它们委托给某个哲学系。另一方面，我从小爱想一些比较“玄”的问题，诸如“怎么会有我”、“怎么会有世界”之类，而那些问题通常被归于哲学的名下。看上去像是我个人的气质使然，但其实我之所问，也还是人人都有此一问的问题。问题的提法也许五花八门有深有浅，但简单讲却都可归于一种“形而上”的追问，问的是生存或存在的意义。我相信，在哲学学科诞生之前，必定已有千百万人千百万次地问过这样的问题；而在哲学学科诞生以后，也依然有千百万没有学过这个学科的人千百万次地问过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倾向于同意一种常见的说法，即：其实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搞哲学”的人究竟是在“搞”什么？有趣的是，尽管是我自己报考的专业，但我对自己竟然成了专业“搞哲学”的还是感到有些意外，并且长时间不太能够认同。这真是一种难以说凊的感觉，用北京话可以说是“拧巴”。后来是读到波普的《我的哲学观》一文，我心里的这个疙瘩才算迎刃而解。波普写道：“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哲学家。如果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有哲学问题，他们至少具有哲学上的偏见。这些偏见大部分都是一些未经考察就接受下来的理论，他们所吸取的这些理论来自周围的思想环境和传统。……需要有人对这些流传很广和有影响的理论做出批判性的考察，这就是专业哲学存在的理由。”可以说，以上所引的每一句话我都同意。不过，我读到这段文字是1988年4月间的事了。
在者还是继续说我的北大岁月。不管我有多少心理障碍，在那里的三年间我还是接受了学术ABC的训练。我对此并无反感，相反却觉得受益良多，并因此学会了尊重学术。导师张世英先生用了一年的时间，逐字逐句地把《小逻辑》给我们讲解了一遍。书还是那本书，这一遍却又读出另一番境界，当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人生经验。我因此还生出一句歪解杜甫的感慨来，曰：读破一本书，下笔若有神！只是三年苦短，做毕业论文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写毕业论文自然也是要读好几本书的，精读粗读都有，但再精也做不到逐字逐句。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布拉德雷的绝对经验》，大体上只是把我读到的做了某种概括性的复述，严格说是谈不上研究二字的。但那个年代是所谓“百废待兴”的年代，我的论文与许多研究生的论文一样，基本上是把旧有教条放在一边，直接说出自己的理解。如果说也上承了某种学术传统，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好像穿过了一条时间隧道，直接与20世纪30、40年代对接上了。我甚至猜测，老教授们对此也有一种自觉。当然，对接的成功与否是因人而异的。就我而言，由于训练不足，又由于关心的问题常常不入学科门道，有点野狐禅的意思，所以对接怕是不那么中规中矩。在做毕业论文的同时，蒙导师提携，我还为中国社科院几位老师编辑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后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写了布拉德雷一章。据说，约稿老师的评论是：“文笔还不够老到。”而我的导师当时给出的回答则是：“老到老到，老了才到嘛。”回想起来，觉得老师们是说得客气，他们看到的“不够老到”，显然不止于“文笔”。而且，如今我总算是老了，只怕还是没有“到”。
安译80年代北大校园里的空气活跃非常。我感觉还有一条时间隧道也被打通了，如其不然，蔡元培当初奠定的传统何以又回到了燕园？当然，也许那传统在燕园就从来没有绝迹过。我当时曾这样表达过我的强烈感受：“北大的传统用手都摸得着！”我所感受到的这种传统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崇尚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这种崇尚常常从反面表现为，对教条、刻板和缺乏创造力的学风极为反感与蔑视。“感觉到不自由，自由便凸显了。”（胡适语，大意如此）北大学生对不自由的敏感度的确是极高的。其二，以天下为己任。但我觉得，对北大学生的此种意识，更为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大的匹夫尤其有责。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嘲讽的意思。“北大的匹夫”也是匹夫，尽管他意识到自已“尤其有责”。我想强调的是，北大毕竟是一个将五月四日定为校庆的学校，学生们的精英意识都曾接受过民主意识的洗礼。
方人就是在那样一种传统中聚集了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群学生（史称77、78级），想想那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氛围？风云际会啊！用时下爱用的词来说，当然是“撞出火花”来了。我有幸躬逢其盛。入学没多久，就赶上了那场“竞选”，直让人眼花缭乱心悦诚服。这是要交由史笔书写的事件，我且不去说它。单说我自己有过多少不眠之夜，都是在那里与人“海聊”、“神聊”。四面八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那才叫口无遮拦！而在漫无边际的话题中却常感息息相通，又是何等难得的际遇？总而言之，我在北大时，获益于同学之间的谈话肯定要胜过读书。有句老话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我在北大也不知赚了多少个“十年”！所以，到毕业时我用一句感叹概括了我对北大的留恋：“在北大，你永远不会找不到谈话对手！”
译人我没有想到的是，“毕业分配”时我的去留问题又引起了争议。这一回是对我的入学感到不满的一派占了上风，我总算又被逐出了北大。我被分配到《中国法制报》（今《法制日报》）工作，开始与媒体结缘。不过，当时是1983年，报纸还不能说是媒体。那时候报社的人也都不太习惯媒体这个称呼，感觉它好像有点贬低了“宣传工作”。在我眼里，进入报社就是进入国家机关，成了国家干部，像我这样一个活了三十六年却没有一年“工龄”的人，难免会产生孙猴子做了弼马温的感觉。不过在报社的工作经历就不去细说了吧。我在那里待了两年时间然后就随同导师张世英先生到湖北大学去工作了。那时候北京的一些老先生到外地兼职创建研究基地也是一种风潮，比如汤一介先生就到深圳大学创建了一个国学研究所。张世英先生在湖北大学创建的是哲学所，其雄心所在，却是想建一个德国哲学研究中心。所以建所之初就同时创办了学术刊物《德国哲学》。没有申请到刊号，就用北大出版社的书号出，是所谓以书代刊。所幸我在报社两年，学业没有完全荒疏。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在业余时间用在北大学到的方法对弗洛伊德的著作做了一些功课。到湖大后得以继续深入，先后还写成了几篇论文。但我自己觉得，与写毕业论文时相比，我的“研究”水平长进不多，写出来的也还只是“我所读到的弗格伊德”而已，而且也还是有那么一点野狐禅味道。不过，与布拉德雷不同的是，弗洛伊德在80年代的中国是个热门人物。我的“研究”也集中在80年代的一个热点问题：人的理论。

二

人者接着就到了1989年。我先是到北京语言学院进修德语一个学期，而后于当年到德国汉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我于1989年10月17日飞往汉堡，于1990年10月17日飞回北京，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去的时候汉堡还在西德的版图内，回来的时候东、西德已经统一。在德国时间不长，接收到的信息量却不小。种种信息对我造成的冲击，让我下了一个决心，回国后放弃做学术。这当然不是说我从此不再读书、不再研究任何问题，而只是不再以“搞哲学”为业。促成我下此决心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我在汉堡大学的所见所闻让我意识到自己在所受教育和学术训练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也不为过。当然，“存在严重缺陷”也不是不可以继续在学界“混口饭吃”。老老实实地干点力气活，未必要欺世盗名（尽管欺世盗名也不是太难！）才能生存。但我还有个第二。第二，目睹东欧事变，对我触动很大。我亲眼看见刚刚被推倒的柏林墙，断垣残壁间烛光连着烛光，那是在祭奠早已逝去的亡灵。我亲耳听见全德所有教堂午夜（0点）为两德统一敲响的钟声，那天是1990年10月3日，刚好是中国的中秋节。我还在电视上看见，一个直径约两米面值1马克的西德硬币模型在1990年7月1日从勃兰登堡门的西边被推向东边，象征着启动两德统一的货币统一。我还在报上读到，东德的知识分子普遍陷入沉默，引起多种猜测。……长话短说，我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回国我得做点“实事”。而当时我觉得自己可做的“实事”只有两种：一是办学，二是办刊。要口无遮拦地说清我的感触与我的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还不太容易。我只能笼统一说，或许又是我的某种“大关怀”在发酵的缘故吧。
译方回国后还真让我等着了做“实事”的机会。1992年10月卷入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史前史”，在其筹办之初曾介入其事。主办方三联书店拟与香港投资方合作并从社外延揽主编人员，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尝试。或许正是因此之故，其筹办过程就不那么顺当，一时间竟好像成了一个漫长的故事。有一位也曾卷入这一过程的人后来与我笑谈当年时说：“故事就是从你这里开始的。”在那些走马灯一般来来去去的社外人员中，我的确算得是第一个。事后看，我所经历的事也很平常，不过是还没正式开工就被老板炒了鱿鱼。然而我当时的自我意识与这个事实之间，显然有个不是太小的落差。在一种失重感中我忽然意识到，要讲“做实事”，我其实也很缺乏历练，尽管我当时已四十好几。
在在不过我还是贼心不死。平生第一次被炒了鱿鱼之后，我索性在湖北大学告了长假，举家到京守株待兔，等候别的办刊机会。大有此生不办一回杂志死不还乡的架势。孙悟空说得好：“行动便是三分财”，我到京不到三个月，便获得了参与《东方》杂志编辑工作的机会。看起来“缺乏历练”也不打紧，“资格老不如运气好”啊！《东方》杂志的主办方是东方文化研究会——一个由许多老一代学者发起和组织的民间学会。杂志是其会刊，办刊的理念比较传统，大概就是一个“言论阵地”的意思，不像《三联生活周刊》决意以市场为主导的理念那样先进。但是，《东方》杂志也自有其领风气之先的地方，那就在于它基本上是民办的性质。主办方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不太可能对杂志提供很实际的支持。于是，“资金自筹”就基本靠的是“化缘”，“编辑部自组”后也就基本自主。我在《东方》杂志近三年时间，不痛快的事虽然也遇上不少，但大体上是在做自已想做的事。现在回想起来，才发觉其实是生涯中不可多得的一段好时光。
在在由于某种很个人的原因，我在1996年中退出《东方》编辑部，而《东方》杂志在当年年底也被叫停了。我心有不甘或意犹未尽，赖在北京不肯离去，还想等个机会过足办刊瘾。这一“等”就几乎“等”了十年。但我的好运不再，始终未能如愿。有舆论说，1994年到1996年间出现过“小阳春”，现在看来还真像是有那么回事。那几年与《东方》同时应运而生的“学刊”（当时的一种称谓）不下十数种，且多为“民办”性质，可说是成了一种文化景观。《东方》停办之后，那些杂志大多也渐渐没了声息。打那以后，想办杂志的人其实不是越来越少，相反倒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办杂志越来越被认为是个不错的投资项目。不过，我从十年间与若干投资方接触过的经验得知，像《东方》之类的“学刊”，显然越来越不被看好。我想我能理解投资方的苦衷：一是市场较小，而且看趋势只会越来越小；二是风险较大，而且常常是来自市场之外。投资有投资的法则，还真没法对人家开口唱高调。
方方我也曾给广州的《焦点》杂志打过几天临工，终因想法有距离而没有打成长工。而且，《焦点》杂志和所有民办期刊一样资金压力太大，因而也没有支撑多长时间。后来我又与山东画报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一种供青少年阅读的文摘，取名《成长文摘》。我一个人做前期，出版社做后期，就像通常一个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合作模式。想办成双月刊，但由于没有申请刊号，所以是“以书代刊”，出版周期也就不像期刊那么有规则。两年间一共出了8期，而后就不了了之了。直接原因是出版社方面人事变动的影响，间接但实际上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成长文摘》问世之后一直面对着“叫好不叫座”的反应。
史安做《成长文摘》是事出偶然，与我那一心想要做杂志的初衷并无直接关系。我当时已在央视“读书时间”栏目打工，过眼的新书很多，常常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有时候不免会产生一种冲动想把其中的一些推荐给青少年读者。我的想法很主观，完全是根据我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饥渴感做出的推测。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某种信念——我总相信人类这个物种天生具有要过智力生活的内在需求。而依照我的个人经验，在功利考虑还没有占据压倒优势之前的青少年时期，乃是人这一生中智力生活最为活跃的时期。考虑到现在的青少年很忙，我才琢磨着利用我手中这点资源，给他们当中还想拥有一点智力生活的人办一个“文摘”，也就是提供一份“快餐”的意思。不曾想我的这些想法还遇上了一个知音，那就是时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的汪稼明先生。于是，我发动了一帮朋友做荐稿人，就开始做了起来。汪稼明先生一度亲任责编。后来他调离山东画报出版社，这个项目的夭亡也就成了意料中事。
在秦该说到“读书时间”了，它毕竟是我打工近十年的地方。也可以说，它是我这一生中待得最长的一个地方。小学六年，初中三年，中专不到三年，坐牢四年多一点，北大三年，《法制报》两年，在湖北大学的工作关系虽然保持至今，但我在那里实际待的时间不足七年。1996年4月我介入“读书时间”的工作时，几曾想到过我会在那里待上十年？事实上我当时明确表示过，我只待一年。一方面是因为我想得太乐观，总觉得不久就会找到别的做杂志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自觉不是太适合做电视。所以，在我的意识中，电视台只是个暂时栖身之所。至于“暂时”到这么长时间，尽管有所谓“客观上”的原因，但恐怕也表明我的惰性在“与时俱进”。毕竟，我是在那里步入老年的。
史书这倒不是说，我在那儿就从来没有产生过工作热情，我也曾很投入。我做的不是兼职策划，每一期节目的每一个工作环节，我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中。我没想拿自己当外人，但到头来我终究还是一个外人，尽管我在那里的人缘关系其实不赖。在一起干了近十年了，偶尔还会听见有人脱口而出：“一看就知道你不懂电视。”还有，电视从业人员有一句口头禅：“我们是大众传媒！”语气是提醒的语气，常带着轻度的不耐烦。我每回听到这种说法，就都感觉自己大概属于“一小撮”。我常常为此大声抗辩，大意无非是“你不是大众，我不是大众，他不是大众”？不过，我并没有觉得自已委屈，而只是对我何以会被排除在大众之外以及电视从业人员何以（实际上）把自己也排除在大众之外感兴趣。这种兴趣差不多是一种学术兴趣，是一种想研究“大众”为何物以及“大众传媒”为何物的兴趣。我有不少心得呢！只是还没有到系统表述它们的时候。
私者我在电视台这十年，电视作为“喉舌”的职能丝毫未变，但电视行业的发展变化却不可谓不急剧。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许用一个概念就能集中显现，那就是“收视率”。“收视率”不是这十年才新创的概念，但正是在这十年里，它逐步取得了一种仅次于“舆论导向”的统治地位。十年间我亲身感受到“收视率”对栏目组形成的压力越来越大，终至于使得“读书时间”被“末位淘汰制”淘汰。我由此发觉，在那根变幻无常的“收视率曲线”面前，几乎所有电视从业人员都好像“不懂电视”了。于是，卓别林的话也成了我的口头禅：“观众是一个无头的怪物。”我倒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为电视从业人员感叹。在他们当中，我常听到这样一种自嘲：“你问我最近在干嘛？我正在为节目收视率能够提高0.01%而呕心沥血呢！”我深知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其实我在央视打工，也不止于在“读书时间”一家，前前后后我还在“半边天”、“公益行动”“中国文艺”等栏目短时间做过，看到的景象都一个样。当然，我不够幸运，没有能给很火的栏目打过工。我猜想那些地方的从业人员可能真懂电视，至少他们中有人会这么认为。
者私在“读书时间”被淘汰后，我曾撰文纪念它。在文章的最后我写道：“我丝毫没有想批判‘大众文化’的意思。我只是希望，值此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的媒体能真正转型成为成熟的媒体，而不至于一半还是宣传机关，另一半已转成了娱乐产业。因为：只有经由媒体（而非娱乐业）的中介联系，才能形成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参与公共事务的公众——既不同于（被运动的）群众，也不同于（被娱乐的）大众的公众。”这几句话，也可算得我在电视台打工十年最为紧要的一点心得。
传译告别了电视台，近几年我在家读读写写。读着读着就来了精神，竟好像又做上了研究生。做笔记，查资料，号称是用做学问的方法读闲书。读闲书固然是为了享受某种乐趣，但何尝又不是为了求真解惑，一如在我的青年时代？虽然我现在已羞于说到关怀，但问题依然存在着，我无从回避。

　　本文选自《痕迹》，朱正琳／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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