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付加：无梦的岁月

┃Personal History

曾经

上山下乡

无梦的岁月

© 邓付加／文

少男少女

　　北京的西北郊，燕山脚下。沿长辛店往西，有一条起伏的阡陌小路，在那稻田的尽头，有一所很少有人知道的农业学校。1963年，初中毕业的我，以10个志愿中的最后一个志愿，考取了这所半工半读的中等专业学校。
　　拾一而漏九，我对这个押宝“押”来的学校，举棋不定：不去吧，再补习一年也没有忒大的把握，去吧，与农为伍，真又有些个不甘心。那时候，我的父亲已戎装在身多年，母亲在一所小学校当教师，我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在穷乡僻壤度过寒暑时光啊！
　　犹豫再三，在开学的一个星期后，我还是在爷爷的陪同下，来到了这个学校。
　　我学的专业是农作物栽培，学校采取边学习边参加农业实践的教学方针。虽然也按苏联的凯洛夫教学法拟定教学大纲，按本本学了《遗传学》、《育种学》、《植保学》、《土肥学》等等，但是，田间作业更是必不可少的。从肥水、种子、气象观测到防治病虫等，都要一一掌握。16岁，正是充满了浪漫与理想的时候，那时候的年轻人有着极强烈的进取心和求知欲，农校，成了我走向人生的第一个摇篮。
　　1963年，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恢复时期，生活条件很艰苦，而我们就读的农业学校的条件，就更要艰苦一些。当时学校农业生产的创收，可以补贴教学之用，因此，食宿费用概免，这些对于“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思想品质的培养。
　　记得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爱子刘允贞也在我们学校读书。他和我同一专业，高我一届。刘同学与少奇同志的形貌十分相像，他承袭了父辈的许多优秀品质：衣着朴素，平易近人，衣裤都打着厚厚的补丁。这个来自中南海的青年，从不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份。他是学校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少言词善舞蹈，尤其以表演舞剧《小刀会》片断“弓舞”最是拿手。
　　一个国家的主席，能够把儿子放到如此艰苦的环境中造就，可见领袖们对我们这代青年寄予多么大的希望！我们感到，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鼓舞着我们。
　　我们的学校组织了许多社团活动。话剧团、军乐团、民乐团、舞蹈团等等。记得校广播站招考播音员时许多同学纷纷应试，无意中应考的我，读了一篇散文却应中了，成了全校瞩目人物。为了改变简单机械的播音方式，我们自编自播了《革命烈士诗抄》配乐朗诵，广播剧《阮文追》和《南方来信》，除了写稿，还自配音乐，自制音响等等，我成了学校的广播站长。
　　在这紧张又愉快的校园生活中，一个姑娘走近我的身旁。她和我同一专业，同期入学，同期考入广播站。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只觉得和她在一起就浑身充满活力。我们一起播音，一起加入红卫兵组织，一起大串联，1967年，我们和几十个同学联名写了到祖国最艰苦地方去的申请报告。当时“血统论”的影响犹存，待报告批下来，正式获准的只有4男4女共8位“根红苗正”的同学，这其中有我和她。
　　她父母早逝，哥嫂既是兄长又如父母。我们的相处，对她来说无疑是个寄托。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在我的心中已经变得很不一般了，我珍藏着她——阎庆英！

苏家店、八连和我

　　简单地打点行装，一个用塑料布包起的铺盖卷，一个用11元钱买来的柳条包，几身父亲穿旧的军装，是我上路的全部家当。
　　1968年7月的北京火车站，人涌如潮，标语铺天盖地，喧嚣声响成一片。在列车启动的那一刹那间，我止不住放声嚎啕起来。
　　火车使我们和北京拉开了2000多公里的距离，卡车在沙石路上又颠簸了大半天，终于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师25团8连。这个由自然屯演变过来的连队，大部分是早年闯关东的山东移民和1958年的转业官兵，真正的坐地户很少。
　　我们这一拨儿知青大多来自北京化工技校、北京戏曲学校和北京农业学校。因为当时到北京接知青的一位干部就是这个连队的领导，他轻而易举地把这批中专人才纳入了他的“领地”。
　　我们当时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虚心向老北大荒人学习，由幼稚变成熟。工余，我们亦歌亦舞，亦教亦乐，给沉寂的连队带来了生气。在田间地头，在老职工的家中，在毗邻的屯子，在部队的驻地，我们把几挂马车对接起来做台子，用马灯做照明，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我编写长诗《成长》在师团几次汇演中，连连获奖：

　　大雪飞，洗征尘，
　　逢佳节，过新春。
　　红旗处处指征途，
　　号角阵阵催前进……

　　当我捧着长篇小说《艳阳天》等奖品回到连队时，连队比过年还热闹。
　　而我的那位“她”则以清脆圆润的歌喉，博得了观众们的掌声。她是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这在知青中引起很大震动。
　　而那时的我，却连个团员都不是。当然，连队对我还很器重，把保管员的任务交给了我——替贫下中农当家理财。多到成车的木材、化肥，少到几斤菜籽、几根鞭鞘，我不误时令地处处精打细算。
　　我和一个铁杆儿贫下中农还共管“100号”。这100号也就是罂粟，那个时代的人却实没多少非分之想。我俩各持钥匙一把，两人同时在场才能开启那个大套小的破木箱——那黑色的鸦片膏是一种毒品，也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每年靠计划种植100号的连队，均获得不少利润。
　　罂粟花籽小可食用，每每用来蒸糖包，会令人食欲大振，食用不了的则炒熟以防不测；流尽浆汁的干壳则随意丢放在场院上，任猪拱狗刨。当时民风很纯，无须为此多动心……
　　两年后，我已能扛着200多斤重的大麻袋，行走六七米高的4节跳板，背不弯气不喘。可比起阎庆英还是自叹不如：她已成为连队的司务长、连党支部委员了……

牛棚、饲料间和小日子

　　直到1973年，我们这对默默徜徉在精神爱河的校友、荒友才结为秦晋之好！
　　连队很关心知青的婚事，可又无房分给我们，我们也不想太难为大家，就委身于一间淘汰的土坯房，我们隔壁就是荒废的牛棚。人称我们的房子“披头散发拄拐棍儿”，“披头散发”指的是茅草，“拄拐棍儿”是因为它已摇摇欲坠。我们的窗户挨着地不透气，冬天为防寒，把它全堵死了。我们的里屋一铺炕，外屋一个灶，院墙用秸杆扎个篱笆，旮旯儿搭个鸡窝，木桩上扣两只水桶竖着根水曲柳扁担，是我们全部家当。
　　不久，我被调到新组建的7连；庆英在8连任妇女排长。
　　我们两个连队相距4华里，新连队是“先治坡后治窝”没房子，我天天往返于两个连队之间。
　　北大荒取暖烧柴历来是最棘手的问题。人们是秋季打草备柴，可我们新婚在冬季，这时茫茫雪野上连根草毛儿都没有了。我就每天上班带着绳子、镰刀，下班后专拣壕埂子树趟子走，哪儿有柴禾就往哪儿钻，每天都要负重百十来斤，都要绕行四五里路。我的棉衣被扎破了，手被划破了，雪地上留下了一个个尺把深的脚印窝……
　　后来，我们在新连队有了“新”居——这次是与猪马号为邻。我们的住所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猪号的饲料间：左边隔墙是豆腐房蒸煮猪食的操作间，潮气热气中，整日弥漫着豆腐的发酵味儿和菜叶子、包米、大豆、麦粒的变质混合味儿；右边山墙那边是马号牛号；眼前下坡处有十几栋猪舍……
　　夏天，猪臭和牛马的臊腥引来蚊绳纷纷，众臭之中，唯有我家饭菜是香的。冬天，地上冻着一堆堆的猪屎牛马粪，走路时谨防崴脚脖子。每天夜阑更深，猪猡的哼叫、牛马的响鼻儿、近处的犬吠、远处的狼悲狐欢连成一片，我们，只管当这是交响乐式的安眠曲。惯了，也就一夜夜地梦也悠悠，酣也悠悠了。

天使的凯旋（之一）

　　妻怀孕了。她“害口”之时正值夏收最紧张的当口，我整日在场院摊场起场，无暇顾及她，只能顺便从地里采些“黑星星”，或割点儿嫩苞米的甜杆儿给她。“黑星星”就是我们那里可食用的一种野葡萄，吃完满嘴都是紫色。好在庆英很知生活的难处！
　　妻子要分娩了，是好事，也是难事。
　　对于生儿育女，老职工历来看做如同下猪仔那么平常，我们却看得十分神圣，所以，知青生孩子就更艰难。
　　那是我们到北大荒后最冷的一年。当时，团部的医生大多都是坐诊，从不“行”医，连队卫生员只是搞一般性的卫生处理，接生从未列入这个范畴。一位大嫂把一个方圆几十里很是有名的接生婆举荐给了我，说她是“老太太捏鼻涕——手拿把掐”的出色。
　　12月28日，妻有了生产先兆，我忙坐马车请接生婆孙老太。
　　那孙老太60开外，大手大脚大嗓门儿，四方大脸黑红，大眼睛象探照灯似地乱转。她来后，一扭腚在炕头儿盘上腿，不紧不慢地抽起早烟锅儿来，她说，后半夜才得生……果然，妻在午夜过后呻呤了起来。孙老太眉头一扬，对我说：“行啦，准备吧！”
　　那夜正巧没电，我急忙在饲料屋的高处、低处、正面、侧面，点燃了足足20根蜡烛，那烛光真有些天使要降临的神秘感……
　　“愣着干啥，快帮着脱！”孙老太向我下了第一道指令。
　　我完成了第一道指令后，立即执行第二道：让妻紧紧攥着我的手臂，借以发力。一眼见一发“小炮弹”出来了，是个儿子！
　　“快，把这截脐带挂到房梁上！”这是第三道指令。我正大惑不解，她又道：“咱这疙瘩就是这规矩，‘脐带上挂，孩子胆大’。”
　　“……好，我挂，我挂。”我哭笑不得。找了根麻绳拴好，一甩手，脐带上了房顶搭在秫秸杆上。
　　“这衣胞埋到门坎下，种胎衣就是种心眼儿，将来这孩子长大聪明。”她说。一会儿上梁，一会儿入地，没辙！
　　我送了孙老太几块肥皂、几包“大前门”香烟和几条毛巾，作为筹劳。她一个劲儿说着：“不兴这个，不兴这个，为人民服务嘛！”临别，她留下了最后一道指令：“赶明儿个，找个德行好的小青年来给孩子踩踩生……”
　　直到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已累得不行。而家里的火炕上，还有一个更辛苦的——庆英。她苦得就像是个真正的乡下月子婆了。可她还是那么豁达！我们商量着，孩子就叫凯，若再有一个就叫旋了……

天使的凯旋（二）

　　北大荒养育了我们的一双儿女。
　　冬天这里奇寒，滴水成冰，积雪一片白茫。到井台挑水，凯儿非要相随不可，无奈，只好一手扶桶一手抱着他。夏日无论是在自家菜地还是收割，凯儿也是紧随其后。他学着大人的样子，摘根黄花，掰穗苞米，还常拿着1角钱到瓜地吃瓜。他天性憨直，笑得看瓜老人非但不收钱，还略送一二。
　　那时，我任连队副指导员，庆英在连队的学校教书，整天都忙得很，好在凯儿交了不少叔叔阿姨做朋友，和她最好的当属一个名叫关固和的北京女知青。
　　小关是69届的。她是满族人，生性活泼，为人随和热情又聪明。在凯儿的眼里，小关是除了妈妈外最可亲的形象。她陪他一起玩，说歌谣讲故事，回答孩子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不着边际的问题。
　　“后来呢？后来呢……”
　　“后来呀，天就黑了，邓凯就该回家和妈妈睡觉了。”小关说。
　　“睡觉了又怎么样呢？”
　　“睡觉了，就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了，故事也就没有了……”
　　“那不行，我要和小关阿姨一起睡，还听‘小马过河’！”
　　小关笑了：“我是女的，你怎么能钻小关阿姨的被窝呢？”
　　“就要钻，就要钻嘛……”
　　“我看你将来大了娶了媳妇怎么办？”
　　……
　　一次，小关来我家做客，顽皮的凯儿趁灶台无人之际，硬是把我的帽子捅进炕坑，向小关炫耀着。我把帽子抢了出来，抡圆巴掌打过去，没想到小关猛地搂住了孩子，我那巴掌却在小关的臂上留下了火辣辣的5个指印！
　　如果说大人们在北大荒的生活是单调的，那么孩子们的生活就更是可怜。那时候，买一本儿童的图书都很难，为了解脱孩子的苦闷，我们就尽力为他制造一些乐趣。老职工们的孩子，整日和鸡、鸭、猪、狗、鹅、泥巴、庄稼打交道。我们这些知青家长的心很高，所以知青家庭的生活内容也显得文化一些。
　　我们不愿让自己的后代混到一个落后的文化层，除教孩子识文断字外，还让他背诵歌谣，利用一切机会给他传授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可是，即便如此，周围的大环境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能够改变的，这里的地域太边远，文化落差太大！实际上，我们工作忙起来，也只有随乡入俗了。
　　我们这里，可以供凯儿玩耍的只有院子里自制的一副秋千，还有家犬列巴。就是这条灵性极强的家犬，给我们那可怜的小儿子带来了许多的欢乐。一天清晨醒来，透过厚厚的窗花，爱犬列巴却被吊在秋千上。为了预防狂犬病，我这个连队“首长”当然得以身作则，只能不“请示”小主人，就制造了列巴的末日……一连多少天，凯儿就像丢了魂儿似的，整日闷闷不乐。
　　黑土地的春天来到了，家禽们生儿育女的季节也到了。我们选中了一只“老抱子”，当地称能孵化幼雏的母鸡为“老抱子”，开始过农家的日子。妻学着老职工的样子，先将几个鸭蛋放在老抱子翼下，一个礼拜后再放上几个受精的鸡蛋。鸡鸡廿一，鸭鸭廿八，眼见小绒鸡鸭啄壳而出，转瞬间又被生母或养母的体温烘干了绒毛，我们也感到欣慰，小生命给凯儿带来新的欢乐。
　　凯儿长到3岁多时，我们的女儿即将问世。我们将他送回北京爷爷奶奶的身边。
　　儿子既然是凯，女儿当然是旋了。这个旋当真“悬”。
　　平日生活没有油水，月子里的庆英哪来的奶水？老职工们介绍的偏方我们都试过，女儿干吮，就是吸不出奶水。适有一位大嫂出了个既便当又难勘的法子，就是由我代为吮之，不想二次为人之父的我，要付出这种空前绝后的爱之行动，行动还当真奏效了！

真病与假病

　　在北大荒，看到别人吃病号饭真是眼谗！
　　其实，所谓病号饭不外就是碗见点油星的热汤面。可那时候整天就吃豆腐、土豆、白菜，白菜有时都冻着，把人都吃“伤”了。我真想自己哪一天也病上一场，吃碗热汤面……可是，病号饭我11年没吃上，却大病了一场。
　　1977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当时已刮起“返城风”，人心浮动，真正能够出工的只有那些老职工及子弟们。恰在这时，连队的正职干部都已调任，只有我们几个副职干部维持日常工作，由我代任党政一把手。受命于艰难之中的我，不能有丝毫懈怠，思想教育工作、修水利、选种、制颗粒肥、脱谷等等，一通儿的忙。
　　这天晚上，我从场院脱谷回来，已是深夜11时，臭汗在脸上留下一条条灰痕，黑乎乎的雪沫子遮住了眉毛，进得家来，我光了脊梁就擦——“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连续3个晚上都是如此。第四天头上我突然高烧不退，妻吓坏了，连夜叫车老板儿套了马车，赶往5里外的师部医院。夜深，医院里只有几个护士在打瞌睡。繁杂的程序过后，怀疑我是出血热，当即要求住院。
　　出血热，在当地是极恐怖的病症。病源来自田间野鼠，几天前，我们连一个小姑娘就因此病而命赴黄泉，沉重的阴影笼罩着妻：住院要钱啊，可此刻的我们上哪儿去拿这笔费用？
　　我们翻遍衣兜，不过30几元钱，我又押上250元“百浪多”牌的手表，可护士无权更改医院的规定，妻楼上楼下一通地找人求情，终于拿到了院长的手令。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我病情渐缓，排除了出血热的可能。这病，让人感到可怕，也让我感到妻的柔情。
　　在那难熬的日日夜夜，她精心守护着我。还有陪着妻的知青们：上海的苏贻梅，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和妻一起送我到医院；还有为了盯着输液而彻夜不寐的北京的巩建华……
　　一年后，也就是1978年，知青返城形势终成气候。
　　弱冠而来，而立将归，虽是政策性撤退，撤得也艰难。回城方式无非“直线”与“曲线”。我平日工作尽管卖力，但毕竟不是农民，当然想参加未来将在都市进行的抗争。当时有这样一条规定：凡办病退回城者，必须有师团两级医院的诊断证明。我们的四口之家，举家迁返，谈何容易！
　　团卫生队有同学，我们冒雪走七八里路，寻到她的门下。知青对知青，心通情也通，很快，我们拿到了写有“腰肌劳损”的诊断书。第二天，我们连续“作战”，来到我曾住过的师部医院。一位替身老职工陪同前往。
　　“姓名？”
　　“邓付加。”我的替身答。
　　“多大岁数？”
　　“30。”替身答。
　　军医是熟悉眼前的患者的，可他怎么改名叫邓付加了？当他看到替身后面可怜兮兮的我，也就明白了。
　　“给开个诊断书吧，谁没儿没女？救人一条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替身小心翼翼乞求着。
　　“呵，呵……”军医从迟疑中清醒过来。
　　开假诊断书是有悖医德的，但是，就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就是这一张张假诊断，换取了千家万户的真团圆。我们也就是凭着这张张冠李戴的诊断书，踏上了返京的列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撒谎，面对洁白的飞雪撒谎，内心的内疚与坦然，紧紧交织着……

再塑又一个平凡

　　少小离家而立归。1979年，我们全家又成了真正的北京人。
　　“待业青年”的特定称谓，从字典里无从查到，我们30岁出头的人要从待业青年再次起步。为糊口养家，我在街道办事处协助工作，妻到街道工厂当临时工。为养家，我还在一个蛇展队做过服务工作。
　　如果改革开放的春风早来几年，我想，回城知青的70～80%都会是个体经营者。可那时最吸引人的还是国营的大企业，铁饭碗对饱受甘苦的知青们太有诱惑力了！我们夫妻在求解人生方程式后，又为了能捧个“铁饭碗”，勾三股四弦五地演算几何定理。好在有中专的功底，以高分数被志愿单位录取。
　　我干过保卫工作，兼管收发打杂儿，无房无钱的我为多挣点钱，申请干过装卸工。80年代的再学习、再考试，使我有幸走上了管理者的岗位。妻回京后，经过不懈努力，也当了副处长。
　　多快，现在已经是90年代了。
　　在三室一厅的塔楼新居，我们夫妇眺望星光璀璨的夜色，默问着彼此：生活是什么？
　　从北大荒没有门牌号码的牲口棚、饲料间，到北京寄人篱下的小屋，又到了这所在北大荒做梦都不敢想的高层建筑，坎坎坷坷就这样过来了。我们的一双“凯旋”儿女，才算得上我们年轻时所期待的凯旋：凯儿就职于海滨的某宾馆，旋女苦读于某重点中学。他们没有再像自己父母那样，卷起铺盖到艰苦的地方受磨难，他们甚至不相信自己会有那样的童年……
　　生活其实就是它的坎坷多于浪漫。
　　我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当年的上山下乡，并不像影视作品里描述的那么浪漫。在那沉闷与原始之中，广大知青们是那么渴望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可是太难了！我愿今天的青年真正懂得自己是幸福的人：抓住机遇，实现自己的价值吧，用你们的知识建设我们祖国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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