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守纯：牛鬼蛇神

┃Personal History

牛鬼蛇神

© 贺守纯／文

黑五类

　　书没有被完全抄走，我必须带着，兴许还有用得上的时候。反正是公家花钱，即使剩下的煤块，也装箱待运。矿上已经结算了当月“工资”，给我计发到9月18日，到手不足二十元，这是全部“启动资金”。“遣送”是“赶回去”“撵回去”的书面用语，是强制性的“定向开除”，自然工资（生活费）也随之没有了，更不会有什么“安置费”。
　　一夜无事我却噩梦联翩，处于半昏迷状态我。想着天镇，这个淡忘已久的地名。1937年我生于张家口，幼年曾回去过是为躲避战乱。我在天镇无房无地，也没有近亲的记忆。天镇是父亲的出生地，即为原籍，但我的各类“登记表”的籍贯一栏写的是张家口。我不知他们是如何查到天镇的。
　　天色放亮，我们即起来。我叫醒孩子，穿好衣服，吃过早饭，等待“遣送”。大约在人们都已经吃过早饭的一个时辰，来人了，还有一辆拉行李的马车。六个戴着造反派红袖章的人，负责一路押送。领头的叫张岩泰，给我的脖子戴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的硬纸牌。一切准备停当，走！看不出云花有任何怯弱的表情，她抱起老二走在前面，我领着老大随后。两侧各有三人押解，向车站走去。从排房到冷泉车站是一段很长的路，路的两边有成群的家属小孩夹道观望。我们目不斜视径直向前行走。
　　领头的老张，我和他一起劳动过，他对我不错。路上他悄悄贴耳对我说，工作队对他说，这人（指我）表现不错，以后有可能再回来，牌子上了火车就给他摘下，到县里多说点好话。我心情稍有放松。果然，刚上车不久，他就让我摘下了牌子，压到了他的屁股底下。一会他干脆从窗户扔出去了。这对我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优惠”。戴牌子被遣送的人是没有座位的，只能坐到地板上。车厢里及停车十分钟以上的站台要接受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旅客的批斗。车上“享受”这种待遇的牛鬼蛇神很多。没有了牌子我便能“混入”革命旅客中，免去了这些尴尬。红卫兵大串联，押送“黑五类”之风弥漫全国，这使许多没出过门的或者没钱自费旅游的工人学生有了在“革命行动”中游山玩水，大饱眼福，白吃白喝的机会。这也是需要派多人押送的另一理由。
　　到达太原时，我听到他们在商议，谁留着看管我们，谁上街逛逛，我即主动说：“老张，你应该相信，我们是不会跑的，你们随便去吧，我们原地不动等着。”他信了我，一起劳动过很长时间，他比较了解我。这样，他们便相随进城开眼了。
　　“横扫”不是一个虚拟的字眼，是将“黑五类牛鬼蛇神”遣送到农村去的一个十分具体的革命行动。选择在9月中下旬是为了“干干净净过国庆”。一时间，全国形成了人口大流动。车厢爆满，候车大厅的“黑五类”成堆。“身份”是挂在脖子上的五花八门的牌子，地主婆、反动学术权威、帝国主义走狗、漏网地主、国民党特务、右派分子等等，都有红卫兵押解。

荣归故里

　　我们一路北上，到了大同。我提出在车站见母亲，老张同意并给我打了电话。不久，母亲真的来了。她一看场面就什么都明白了。母亲很机警，当着他们的面告诫我：“回去好好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同时给了我五元钱，背过他们又悄悄塞给了我五十元，便匆匆离去。我们住进地委大院，在这里办理相关的移交手续。他们让我单独睡在屋檐下，云花不答应。后来我一起挤进一间大房子，木板通铺，挤了很多“黑五类”，都是从各地遣送到此的。人们衣衫褴褛神色惶恐，有互相打听窃窃私语的。一对中年夫妇，双双戴着右派的牌子，是太原某医院的儿科大夫，听说丈夫被斗妻子不服，因此同时“落网”。
　　隔壁是办公室，我听到里面在争吵。“好！好还送回来干什么？”“我们只是执行任务。”老张在向大同方面说我的表现不错。一会儿，他将我叫进去，给了我五十元钱和十斤粮票，说这是矿上工作队的安排。我为此感激涕零，理解矿上的苦心。一些无端“抹黑”游斗是运动“升级”的必需。他们没有否定我的表现。我曾听杨隆旺说，抄家的事他们也是突然接到通知的，许多“四清”的既定程序全被打乱。
　　办手续只是递上一张条子，老张让我看了“兹遣送你村右派分子一名及其家属计四人，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就像交接一批东西。同时给公社、大队打了电话，让到站接人那时交通不顺畅，回村需要三次倒车。有六人“护驾”，所有的行李托运中转签字全由他们操持，我们只管看好自己的孩子。
　　下一站是柴沟堡，回村还需坐五十里马车，我们当夜住店。店掌柜是位半大老头，问起情况，我如实相告，未料他竟说：“哦！平远头贺家啊！贺天民，好人啊！”张岩泰等人听到了，也没理会。父亲真的名气不小！今天我“荣”归故里，乡亲们将如何待我？马车颠簸西行，载得动我的“家当”，却载不动我的一路沉思。
　　时隔二十年，幼年曾经回过村的几岁小孩长成一个三十岁的大汉，只是多了副眼镜，还多了几分的忐忑和凄凉。他们把我、妻子、四岁的大儿和不足周岁的二儿交给了大队，大队似乎又“顺理成章”地把我们交给了“人主”——我的二叔（二爹）。少年的记忆是深刻的，我透过眼镜打量二爹那副岁月无法更改的瓜子脸，他一脸的惊慌和诧异。二爹腾开了一片热炕席给孩子。外面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我已被莫名其妙的时事演变搞得麻木不仁，呆呆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聆听着村小学的红卫兵手持白铁皮卷制的喇叭筒用浓重乡音冲着我轮番高声朗读：“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点灯时分，人群散去，我默默地将一些米面和钉装在小木箱的块炭取出来，二爹的脸开始变得舒展开来。我们一直不说话，彼此心照不宣，任何话语既多余也有害，被潜伏窗前的人窃听去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二爹的长相使我想起了父亲。在当天即开始的劳动，闪亮了我的眼球，唤醒了我的记忆，使我重温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和街景。大队设在金元叔爷的院子，邻院就是二十年前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如今已经破败不堪。记忆沉淀着久远的故事，使我兀地庆幸起来，兴奋起来。在一瞬间我突然忘掉了现实，脑海里充斥着许多发生在这里的历历在目的往事……

《语录》护身

　　我在二爹家住了两天，“三板嘴”老汉便让我们住进了他的房子。一堂两屋，他住东面一间。房子的后墙是古长城，墙壁开有从前躲避匪祸的通道，如今做储藏室。院子小而局促，有猪圈老汉不用，让给了我们。
　　我们惊魂未定，尚未安家落户，听到前院传来鼎沸人声，肯定又有人来抄家！云花急忙将几件没补丁的衣裤包起，放进堂屋“三板嘴”的空柜里，在家静候。真的来了，大约有百十人，小学生及基干民兵。他们一进来就问两只破箱子装的是什么。他们看见抬进来的时候很重，怀疑里面有贵重物。我说里面是炭块和书。他们环顾四壁发现已再无可再抄的了，一个小子便责令我背“老三篇”。“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素有准备，我一气将《愚公移山》背了下来。接着，“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云花背了《为人民服务》，同样顺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儿站在炕上背了几句语录。二儿坐在炕上痴痴地看着。
　　他们完成了一次“革命行动”，离去。出去以后我听见有人在说：“看nia（人家）大地势的孩儿，哈——兹兹的了！”“哈——兹兹”是方言好看可爱的意思。还说：“呀妈妈（感叹词）！看nia女人还背得胡流胡流的。”后来听说，全县统一行动，让五类分子及各类牛鬼蛇神背毛选，只我一家通过。其余人被揪到粮场好一顿批斗。《语录》给我披了一层保护。
　　正是秋收季节，队里给分了些粮，还有不少的茴子白、山药蛋和胡萝卜。这使我感到很高兴。在矿上凭一点生活费一下子买进这么多东西也是很难的。我决心在此好好劳动挣工分，想必不至于比在矿上的生活更差。谁知一月下来，我没少卖力，竟欠了队里几十元。这时，才知道工分是什么意思。十分工几角钱，劳力少的只能是欠款户。从此我在这里没挣过一分钱。

祖上庇荫

　　我们没有买农具，用从矿上带回的一把尖头锹在截潜流上挖沟。截潜流，挖开一条贯通东西河床的很深的沟，挖到石头见底，然后筑坝将底层的水截住。挖沟没土，全是沙子，要经几个台阶才能将沙石抛出去。那时我二十九岁，在矿上已有八年的劳动锤炼，这些劳动对我已经不是什么难事，自然表现不错。农民、乡村干部、基干民兵对我刮目相看。没有了恶意的监督，偶尔也能看到几张同情的笑脸。休息的时候，女民兵头坐在我身边哼歌，有点走调，我随意给她矫正。她说：“你会？”我说：“会点”。再次劳动时，她过去跟领队的说，要和我“谈谈”，实际上要听我唱歌。我教了她几首语录歌及流行歌曲，比如：“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为此我常有机会多休息一会儿。
　　铁锹用烂了，我向二爹借了一张新的方头锹。没想到这张新锹刚用了半天就丢了。我怀疑是某人偷的，却不敢开口。二爹让我找刘三解决。他是贫协主任，他家以前是贺家长工，他父母的盖房成家都是贺家给办的，他家对贺家感情很深。我去找他，他果然将那人叫来训问。铁锹被追查到。那人是富农子弟，被他狠狠训了一顿。
　　这使我第一次感到故乡人的亲切，仿佛身后有一个无形的靠山。他的哥哥刘二也对我们多有帮助，常过来和我聊天。解放前他跟随大哥多年，充当马弁交通员的角色，使我知道了大哥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家算是与贺家最近的了。他们的妹妹刘女子长我几岁，小时候回平远头母亲常招几个女孩来住，我即与她同睡一炕……
　　所谓“靠山”，是长辈的荫德所在，这种影响是巨大的。我如果到了其他地方，苦难的遭遇会更惨。我们不会用风箱做饭，更不习惯那口硕大的铁锅。邢家姑姑来了，教云花如何操作。邢姑姑以前去过张家口，她是贺家之女。她的儿子邢二胖，我叫他二哥，他从柴沟堡将我们拉回来，他是赶马车的。她的侄子是红卫兵的头，大队支书。

义务劳动

　　然而，这些终究只是一笔“无形资产”。当今世道，人心哗然。乡村作为最后的“垃圾场”，对“牛鬼蛇神”的管制与改造，已成为村政工作的重要内容。不但有专职人员治保主任严加管理，更有民兵的眼睛密切监视。任何脱离政治的人情人性交往都会被作为“界限不分”，受到连累。
　　我的到来，给村里添了一个文化人，也因这点文化，我很快被任命为“组长”。不过这个组长领导的却是十几位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其中几位是新近赶回来的。“职责”是传达治保主任训话，组织他们学习，检查他们是否完成了惩罚性的额外劳动，每天扫马路。没有组长的任何“津贴”，和他们一样晨起扫路各分一段，不计工分，更不会算作“学雷锋办好事”，白干！
　　我没有想到还有其他的事情。有一次，其中一个人对我说：“下月该你担水了。”我问：“担什么水？”他说：“我们轮流给大队担水，每人一个月。”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而惴惴不安。去过大队部，那里不仅是办公地，而且接待各类客人吃饭睡觉，有一个跛腿的独身中年人在那里值班，并兼任大队保管。地上有一个大缸，放四担水。从1949年土改之后即由四类分子轮流担。
　　老井在半里之外，一个裸露在外的石砌的圆口井。秋冬季节，水面有两三米深，夏季水位升高。井口旁边放着一个公用的水斗，由一节麻绳和木杆连着。挑水时站到井口用此物伸入井内吊水，倒进自家水桶。自家的一担水，我如此操作都感到为难，生怕眼镜落入水中。冬季井口结冰，我双腿发抖，每次总为此犯愁。再给大队担四担水？！我实在力不从心，只能想办法逃避！
　　我平时十分注意背语录，阅读各种政策法令，这时又派上了用场。当时“公安六条”问世，我认真地读了并熟记在心。我主动到大队去了，在场的人不少。我说：“给大队担水是应该的，不过县里刚贴出通知，写着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特别是人民群众聚集区的商店、学校、井口、粮仓等防止坏人投毒纵火……”我刚说到这儿，在场的一位县武装部军人当即质问大队干部：“怎么？！让这些家伙给大队担水？胡闹！停下来！井口要派人看守！”我因此得以解脱，而且为我的“组员”办了一件实事。他们给大队白担了近二十年水的历史终于结束。

敬鼠若神

　　我感到凄苦孤寂，不知道生命的尽头会是什么情景！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厚道可亲的三哥。他的“历史问题”得以结论后，经多次申请他终于和红卫兵一起“串联去了，目标是井冈山革命圣地。他很实在，一直从大同步行到黄河边，真正的举步维艰啊！每到一歇脚驿站他都会给我来一封信，他时刻惦记着这个落难的弟弟。
　　三哥很有政治智慧，每封信都在帮助我“改造”。他知道任何骨肉亲情的表述让大队知道都是十分危险的。他的信只是抄写一段语录，以增强我的信心。比如：“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捧读他用娟秀遒劲字体写的这些语录，兄弟情深了然于心，每每让我潸然泪下。我没有完全失望，没有彻底地孤独起来。有兄长的关心，更重要的是还有母亲。
　　我每年有定量的布票，在矿时就常让母亲代为“处理”。事到如今，我狼狈窘迫，穷困潦倒，布票即穿衣问题的解决，更要靠母亲。实际上她已经为我们想到了。右派加“欠款户”，寄来的钱会被大队如数没收顶了粮款，母亲也已料到。她给我们寄个小包裹，里面有衣服有鞋，鞋里夹着10块钱。这点钱我就可以买盐、磨面、看病。我还有一个完美的家，足以让我在苦力劳动之后感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暖。我必须坚持，必须坚挺着腰杆！只要一息尚存，只要不致冻馁致命，就要顽强地活下去！
　　夜幕降临，一盏小油灯被一根木杆支立着。灯捻儿的顶头升起一缕油烟，燃亮豆大的灯火，家里有了一片模糊的光晕“抱膝灯前影伴身。”云花凑近油灯，拿起针线纳底子，做鞋帮，缝补衣裤；或者让孩子睡下，翻开他们的衣领啪啪地挤虱子，声响就像机关枪昏暗中我心事重重，点燃一锅烟斗，呆闷在炕头一角。我追思事情的发端，畅想未来的可能。
　　这里实在太闭塞了，除了湛蓝的天空，便是泥巴垒筑的土屋和漫天的黄沙。子夜时分，我辗转难眠，忽然听到几声异动的声响，只见那个破箱子上有隐约的晃动，闪着两点小小的亮光，是一只大老鼠的眼睛。“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是人们传说的居住在长城里的神鼠两眼相向，人鼠对峙，老人说这是吉利的福兆，我信。现在我什么都信，唯独不信自己的想象。母亲说，她也在祈祷了，还有北京的舅妈都在默默地为我祈祷，我也信。人在感到生不逢时，叹不得志，落难潦倒的时候总是相信神的存在。
　　倏地，我的心为之振奋！我应该对事物时事做冷静的分析，争取一个适合生存的处境。我写信了，写了好多封。我清醒地知道右派的事是“铁案”，一个冤案是冤案，冤案多了便是铁案，是万万不可触及的。我迂回委婉地申述理由，只要求去掉“照相机”“画报”的“罪行”，恳求返矿继续就地改造。我特别强调只有伟大的工人阶级才会更有效地促进我的“新生”。我每写起一封信，便有了一份轻松。我写了很多信，语录开篇，语句流畅，言辞恳切，字迹工整，信封尤其写得好看。我知道各地上访的信件一定很多，多数没人看。量变致质变，我的执拗兴许能感动上帝，我的精美的信总会被有幸拆阅的。

面相与运气

　　果然，矿上来信了。信上写道，你所申诉的“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以及“向往苏修”的罪行，经查证可予平反……此通知。信很短，所谓“新罪”本来就是为遣送造势临时拼凑的，他们不会提到右派，正是因为这顶帽子我才有了被遣送的重要条件。看来，我收到信可以兴奋一阵阵，真正地“摆脱”仍需继续努力。
　　记得1960年我在单身宿舍住的时候，某工人的舅父来看他，老头粗通周易，许多人找他看面相算卦，我也凑过去一试。他戴着一副圆框的旧式眼镜，仔细端量了我一番，说：“不好！看眉头，你的‘下运’才走了一勾子！”我听后十分沮丧。“下运”即倒霉运，“一勾子”是一部分，准确地量化，就是三分之一！以后，事情的发展在证明着他的“慧眼”和判断，也使我时刻警觉地准备着迎接并承受那难以预测的“三分之二”！当然，我也经常盼着他的话纯属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
　　庄户人有笑困媚富的毛病，不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尤其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社员每早在供销社门口集中听候队长分配任务，最累最苦最脏的活计，工分却最少无疑是“牛鬼蛇神”的。这不仅仅是在锤炼我的筋骨，人们的眼睛里还流露着一种幸灾乐祸，我都要承受。我到牲口圈起粪，再装到马车上，车坐在一边抽烟，直直的眼欣赏着我的改造。深秋季节，西风劲吹，土地沙化。我要一担担地将土地过多的积沙担到少沙的地段，几十斤的重量，每天至少担几十次。
　　我不敢设想，如果祖上名声不好，他们对我会怎样？仇恨在农村是隔代因袭的。有的富农分子，其实并非“分子”。土改时尚未成家独立，只是他的父辈欺人过甚，即使死去，帽子也得戴给他的儿子。有恩于人的，也能得到“回报”，比如一些穷苦人对待贺家就比较宽容。他们不太了解我的情况，下乡干部想对我组织一次批斗会，却不知道如何下手而作罢，对我加强劳动的惩罚，好像也在“情理”中。我总是和在矿上的感觉做着比较，想努力适应农村的生活；我努力打问每个人的情况，村里人很在乎辈分称呼……我确实是这里的人，看到墓碑上镌刻着先人的名字。当年他们自己掏腰包广行善举，修建大兴渠公义壕，如今以碑石横卧做桥方便村民行走……但是，我还必须学会划清界限，学会表面的六亲不认。我没有去看过五爹，他是教员，是以地主分子的身份刚被赶回来的，他一直有病。
　　我竭尽努力适应这里的气候和这里的一切。我必须从长计议，实在看不出会有比这更好的或更差的结局。落叶归根，或许这里就是我的最后的归宿。
　　进入12月份，这里已经很冷。我在想着如何越冬……

一封挂号信

　　腊月底的一天，我猛然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那人却不像本村人。我出门迎接，只见来人背着一个绿色的挎包，认真地审视着我：“你是贺守纯？”“是！”“在这上面签个字吧。”他拿出一张单子。我照办了。随即他递给我一封挂号信。这种信必须面交本人，大队不得截留。信的内容让我大为诧异惊喜！

贺守纯：
　　在前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结合你原戴的右派分子帽子，给予你开除厂籍遣送回农村之处分，目前经矿党委研究决定：你在矿表现较好，不应当给予你赶回农村的处分，准予你返矿重新安排工作，现已给你公社发出公函，如果你愿意回矿可同你公社联系，迁移你的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并携带家属一同迅速返矿。
特此通知。

中共汾西矿务局张家庄煤矿委员会（公章）
1967年1月15日　　

　　真有点调侃戏弄的意味！从矿区抄家到农村落户，从抗拒改造到表现较好，从狼狈遣送原籍，惶惶如丧家之犬，到一纸召回欣欣然如无事一般，仅仅3个月啊！现实竟是如此残酷！是的，我的确表现不错，我一直封闭着自己的嘴巴，我一直超强舍命地付出，却只得到极其微薄的生活费；是的，我愿意回去，正如同我压根就没想着要被“干干净净”扫出矿区！回去！我们决定回去。毕竟我在矿上还有三十元的收入，毕竟这里没有我安家立命的基础。
　　来的时候有六人押解，路途费用公家全包。回去可不一样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都不怕我“畏罪潜逃”！没人来接，没有路费，一切自理，“如果你愿意”。向谁求救呢？又得牵累母亲！经过运动的“洗礼”，母亲一下子显得苍老了许多，头发花白了大半，面容清癯，布满皱纹，她已经六十四岁了。母亲看到儿子来了，而且是因为一件大家都高兴的事，我又要回矿了。她很兴奋，没等我说便给了我一百元。三哥和嫂子也极快活，忙着为我做好吃的，嫂子也很关心我的事，她正在为云花做一件棉大衣。这次母亲不像以前那样“忌讳”我的到来。她看了我随身带来的那封挂号信，视作我彻底“昭雪”的“证据”，仿佛眼前的儿子已经彻底“平反”。三哥已串联归来，母亲的义务扫马路也告一段落。她真像过了一趟“鬼门关”，一身的轻松。尽管“运动”使她伤痕累累，头发脱落，断了手指，但她说运动还“整”好了她的许多病。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死有余辜”的批判掀起新的高潮；几位校领导被揪斗；学生停课闹革命成为学校主流。包括母亲在内的受迫害的老师得到学生同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出现转向。母亲甚至敢于领着我到商店“露脸”，给我买许多路途需要的食品和用品。
　　公社已经接到通知，办手续很顺利。王秘书即刻通知大队派车送我们到柴沟堡。同一个我，来去匆匆，一副面孔，两样心情！常说“不要高兴得太早”，但真的遇到高兴的事，必然会有高兴的表现，我也不例外。莫名其妙的事情太多了，没人能弄得明白，如同漂于大海的一叶扁舟，只能随波浪起落，随海风漂移……
　　赶马车的还是二胖，还有小丁，他们的态度也和接我们的时候判若两人。他们一路谈笑，说贺家为人厚道，与贺家隔山攀亲；说我实受能干，一看就知道我不是村里的“久留之人”，等等。我请他们在柴沟堡吃了饭。起运行李等候上车时，二胖深情地对我说：“唉！再见到你们可就难了！别忘了二岗（哥）啊！”

　　本文选自《岁痕漫笔》，贺守纯／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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