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瑜：风凄雨迷

┃Personal History

风凄雨迷

© 唐瑜／文

唐瑜

文革前夜

　　文革还没有开始，看到那种狂风暴雨即将到来的势头，孙师毅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对历次运动的经验，警告我：“你要注意，二流堂的问题可能又会搬出来的。”
　　我的确有点麻痹大意，没有心理准备。
　　六十年代，为了轰轰烈烈的“四清”经验，肖望东中将以军人身份接掌新文化部。
　　新官上任挥出第一把斧，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农村文化工作队，集中了各方面的艺术人才，要好好地为农村服务。
　　然而文革的风头把工作队卷回来了，全体关进一座社会主义学院，门岗派了解放军把守。
　　这里叫做“集训班”，学员陆续报到的有夏衍、阳翰笙、黄苗子、赵沨、刘白羽、林默涵、马思聪等等，听说周扬等也要来报到。
　　开始时，吃好、住好、气氛好，白天学习谈心，晚饭后散步，然后看电影，也有人跑步运动，有人打篮球，学逸结合，悠游自在。真像神仙过的日子。
　　我笑着悄悄和孙师毅说：“搞一个这样子的大二流堂有多好！”孙师毅盯我一眼。
　　这社会主义学院位于北京西郊，在动物园至最高学府的清华、北大之间，再往西便是颐和园和香山了。
　　这是为培训高级民主人士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用的，现在进来的也属高级知识分子类，上自部长、院长，下至处长、厂长、大导演，特别是大明星，学院内的管理、服务人员对他们是熟悉的，并且表示能为他们的学习服务，感到光荣和高兴。
　　伙食是相当精彩的，但大厨又推出一种更高级的饭菜，吃完饭，还有蛋糕、咖啡，然后大家都到后园散步聊天。黄苗子、冯亦代似乎最乐观，不时可以听到他们高声谈笑，人多音杂，闹声达于大道之上。学员不断在增加，电影厂、音乐院、剧团等等院校的上层人物都来了。连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因为领导无方，被贬到四川重庆去了，也被“调”回。他匆忙就道，连一双鞋也来不及带，只穿一双凉鞋，他问我有没有多余的借一双给他，学习班的政委拉我到过道上说：“不要惹是非，别借。”
　　这时，我才开始感到形势有些严峻了。深夜外面大道上的锣鼓之声也更紧密了。
　　形势比人还强。外面的热火朝天终于烧到这学院的铁门之内，大字报开始贴出来了，瞬息之间，过道上已是琳琅满目。食堂内的大字报更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不给黑帮做饭了。”

风球高挂

　　学员与学员之间开始揭发、检举。有人揭发周扬与刘白羽结党营私，说周曾公开宣称刘有一颗水晶的心，洁白无瑕，以及林默涵以抱周扬大腿而飞跃升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
　　昨天高声谈笑之声远去，花园里出现可怕的静悄悄。
　　夏衍在楼梯口见四下无人，说：“以后不要和我说话。”
　　新领导班子终于以主人姿态登上主席台领导运动，公开点名。食堂里也由他们做好做歹继续烧饭，黑帮们自己端菜、洗碗、扫地、帮厨；特灶取消了，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革命烈火，一日千里，倏忽之间，人去楼空。黄苗子在临走时给我做了一个表情，意思大概是听天由命，由上苍代为安排吧。但日后却又因“谊属同堂”（二流堂），他和我的两专案组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这是后话）。
　　最忧心如焚的是马思聪了，这位卓越的音乐家几时演奏过如此动人心弦的乐章！他以颤抖的轻声问：“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关进监狱？”这大概是他后来投奔怒海的原因吧？
　　临走之前，还在体育馆精心排了一出戏，主持者讲话后，有人高喊：“把夏衍揪出来，把唐瑜揪出来！”于是夏衍领头，黑队绕场走一周，我看到上面有人拍纪录片。
　　我认出那机器是我在一九五一年化装到香港购买的，颇感亲切，可惜后来没有播出。
　　我虽然在体育馆被揪出来“打倒”，但我并未受伤，却被赶回家中与妻子儿女相聚。我是被打倒得心情舒畅极了。
　　次日，我按指令向机关报到。走廊两边墙上已贴满标语、大字报：“打倒二流堂主唐瑜！”“唐瑜是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密友！”“唐瑜是文艺祖师爷夏衍的走卒！”“唐瑜是大右派陈沂的难兄难弟！”还有“打倒母夜叉×××！”等等。
　　一进入办公室，一块黑牌就往我脖子上一挂，上书：“反革命二流堂主唐瑜”。
　　我伸直头等着戴纸高帽，但没有，大概是服装道具来不及一一置备，我在隔壁那个什么情报所门前已经看到有戴高帽游街的了。
　　于是排队出发，前面有人鸣锣开道，我在中间，后面还有人在吆喝。就像舞台上新科状元游街似的。一层层楼都走过了，每过一个部时，人家一看黑牌，便加上打倒二字，其他都照黑牌上喊出。
　　回来后，革命群众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要服从监督，打扫走廊，准时上班，不得早退。
　　在过道转角处，有人向我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我也给他一个回应，表示我的谅解。
　　上班、下班，逐渐我也做起革命工作来了，我替他们抄写大字报，无事则靠边看，站在窗前看两派在互斗。

两个老报贩

　　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
　　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卖“革命小报”。
　　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
　　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题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
　　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至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似乎买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的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卖掉了不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上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也跟着收兵。
　　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
　　他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账，等下次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
　　再见他时，他已经闭目去世了。他在闭目之前，是否想过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北角英皇道他的住处说过的话“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

暴风雨来了

　　暴风雨，终于来临。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四人帮”终于发起了对“二流堂”的总攻。
　　在发行量达千万份的党报上，以满版位置用特大字体通栏大标题：《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似一颗重磅炸弹投掷在中国的大地上。
　　这份有着至高无上权威的党报是指挥全党、全民从工作、生活、思想以至行动的指针。
　　北京当然是满城风雨，略有牵连的人都感到草木皆兵。
　　凡是经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人都感到，这一来势比当年胡风案还要凶猛，而且又处在这一大运动中除最高领袖外，哪个领袖级人物不人人自危！
　　有的人烧毁一些无用的书信、字条，有时这种东西会成为无妄之灾；有人打发儿女到外地亲戚家暂避。
　　震波到达数万里之外的新疆、黑龙江、广东……乌鲁木齐也派来了外调人员。
　　哈尔滨陈沂专案组派来了一个队伍。
　　广州来人为一个“二流分堂”要澄清一下；上海一群青年出发外调秦怡问题。

爸爸上报了

　　革命小报以“二流堂”为主题的，我便看到四种，其中有一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专对黄苗子而出版的，但它缺乏堂主为它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便很难维持，所以他们便派出常驻记者，随时采访最新情况。
　　这些小报可以说越办越精彩了，有的文章已摆脱党八股的写作方法，也费了一些心思，使其活泼、流畅。
　　他们从戴浩家抄到一只石刻：“十万八千包袱”的闲章。
　　另有一只“二流堂”篆字的图章和一张叫做“玩不厌”的民间年画，据说那是“二流堂”的堂徽，大概是在吴祖光家抄来的。
　　此外又遍访夏衍、叶浅予、黄苗子、丁聪和我，用漫画化的手法，为每人画一头像。
　　只是技巧太差，被画的几个人随便请浅予、丁聪，甚至请苗子代画一下，即使要求用丑化的笔调，又有何不可。
　　他们在为我画像时，我还正襟危坐，让他画得好些，不料登出来的竟是一塌糊涂。
　　但这一来，那小报便显得图文并茂。
　　我买了两份，看完不敢带回家，想扔掉又舍不得，那毕竟是我人生路上一点小点滴。
　　我把它放在抽屉里，却忘了锁上。有一天，九岁的女儿手里摇着一张报：“爸爸上报了，为什么画得这样难看！”

堂员知多少

　　“二流堂”的名字一登上革命报刊，便不同凡响。洛阳纸贵，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但不是由我叫卖的，我只买到一份，一看之下，连本堂主也为之瞠目结舌。
　　看来我这堂主真是领导无方了，这么庞大的一支优秀队伍，我竟莫知莫觉。难怪这位作者毫不客气地就将我的大权剥夺，封给夏衍了。除了一批熟知的堂友之外，这里新发现的有：
　　一九三五年当了“叛徒”的阳翰笙；“中美合作所的文化特务”叶浅予；“美国特务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局”的丁聪；中央印钞厂长冯亦代；“大汉奸大叛徒”潘汉年；“夏衍得力干将”于伶；国民党少将刘德铭；“女流氓”郁风；军统二处处长王新衡；“混世魔王”赵丹；“反动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二流堂的密友”周扬、丁玲；“工艺美术界霸头”张仃；“大右派”、《人民画报》总编胡考；“大政治骗子”、“反党老手”华君武；“大右派”聂绀弩；还有陈白尘、田汉等等……够了，这已经是一份很精彩的“二流堂”堂员花名册了。
　　连聂绀弩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以诗明志”，那首想上梁山当林冲的“反诗”：“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不轻白虎堂，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也搜出来了。
　　也许是堂长被夺了权，这些革命小报对我的冲击不大。

哈尔滨来客

　　党报的一声召唤，外调人员从祖国的边疆纷纷奔向北京。
　　这一天到来的是中苏边境黑龙江的外调团，一行五人，雄赳赳、气昂昂，笔挺地站在我面前。我的脑袋忽然觉得摆错位，这五个人似乎是来听首长训话。但，为首的一个方脸的人带着轻轻的笑容开口了：“我们是来调查大右派陈沂在‘二流堂’的活动的，希望你老老实实，诚意和我们合作，详细彻底地揭发。”
　　我告诉他们：陈沂曾经是我的上司。他和“二流堂”相隔八千里，时间距离近十年。
　　这个回答好像就完备了，但那人纠缠不已，一个拿着笔记本的也干瞪眼，其他三人，我的观察大概是火车上一支烟交来的新朋友，来看热闹的。
　　那人终于发怒了，吹胡子、瞪眼睛，把一只脚蹬在椅子上，像京戏舞台上小花脸的形状，把胡须一捋，喝道：“哗喇喇喇喇，我说你这个老狐狸唐瑜呀……”我以为他要继续唱下去，不料他只从戏台上学到这个动作。
　　这时期，江青尚未提出“文攻武卫”的战略战术，林彪的“好人打坏人，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应该，误会，活该”的指示也未发出，那些人也无法动手叫打，只好悻悻然要了一份复写的“二流堂”简历，并声明还要再来。
　　不过，若按照江青对待“二流堂”人的标准，陈沂也是脱不了身的。

新疆来客

　　距离党报擂起战鼓向“二流堂”反击才半个月的时间，远在数万里之外的新疆，“革命群众”便服从召唤，远途迢迢、满面风尘来到北京。
　　他们一行两男一女，看来已经到此好几天了，踏破颐和园、长城、天坛，到处找寻“二流堂”，好不易今天才找到，我是从他们摸笔记本掉出来的小门票知道他们的行程的。几乎每一个外调的都是首先叫你介绍“二流堂”的情况，像专程来听故事似的，然后正题来了，“我们机关有一个干事，抗战时期在重庆小梁子某百货店做事，他有没有去过‘二流堂’，是不是堂友，有过什么罪恶活动？”
　　我一想：“没有，我从来没听过这名字”这本来就完了，但是来人以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坚持叫我再好好想一想，要对每个人关心，他们还要到上海、杭州等地外调，回来拿材料。
　　吴祖光那个专案组对祖光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据说一个中央机构去年的最新报告，文革花费一亿数千万亿元，不知有否包括新疆来客的旅费？
　　我多么想被调到新疆、西藏去审查呀，全国各省几乎都去过了，就差未去这两个地方。

上海来客

　　天将降大祸于斯人者，必先使其乐极忘形，脑满肠肥。
　　自从那几个专案组彪形大汉被我支支吾吾哄走以后，各地的外调也逐渐地减少了。我又逍遥自在起来，只要有机会，好吃的照吃，好玩的照玩，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上班，可以不必动脑子，也不许你动脑子。
　　这天忽然来了四位男女青年，是上海电影厂来外调秦怡在“二流堂”的活动，以及“二流堂”的人又如何把她送到戴笠的特务组织中。帽子庞大无比，一下子把我给吓懵了。
　　“秦怡是国民党的女特务，这已经是明确的了，她开始她的特务生涯，大家也都知道是‘二流堂’拉的线，希望你老老实实，把这段情况，好好给我们说说。”
　　我向他们解释：“当时她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底下统辖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电影厂是郭老任厅长的三厅直接领导之下，周总理那时也是政治部主任……”
　　“不许你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只能老实交代，不得耍花枪。”另一个青年怒气冲冲吼叫。
　　我说秦怡在重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二流堂”。
　　“那么就是你，你不是‘二流堂’主吗？你不是追求过秦怡吗？”
　　“你不老实交代，把你关进‘牛棚’。”
　　“为一个女人的事，把我关进‘牛棚？”我此时不知天高地厚地冷笑一声。

人变牛

　　四个青年第二天得意洋洋地又来了，本来嘛，少年气盛正是他们的特点，想不到一个知天命的人而不知天命，年老气旺，这自然是反常，关进牛棚，岂不活该。
　　青年此刻以胜利者的姿态仰首挺胸调侃我道：“后悔了吧，叫你好好地交待，你偏要逞强……”
　　我说：“没有什么，这里我呢迟早总要进来的，也挺舒服，省得每天走路回家。”
　　那姑娘哼一声：“嘴也挺硬呢！今天不跟你耍嘴皮，还是要你好好谈谈秦怡的问题，我们当然是掌握了情况才来找你的，我们为什么不找别人。找别人也可以，但没有你直接……”
　　我说：“我已经把情况向你们介绍了，一个女人，谁肯把自己的秘密随便告诉人。”
　　姑娘脸似有点红，但她强装男人的英气，没有发作。另一个青年拍拍我的肩膀说：“这三人都是你的老朋友吧，你看，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过细的工作，深入调查，你总不能乱推了吧。”
　　照片中是吴永刚、金焰、王晋笙的合影。我说：“吴永刚、金焰我们是三十年代的老友，那时常在一起。抗战后我去重庆时，他们还没有去。他们到重庆时，我又到缅甸去了。另外一个面熟，但叫不出他的名字。”
　　他们为什么那样得意呢，照片中三个人都穿着美军战后处理的军衣，于是这些天真的青年以为抓到三个美国特务了。
　　金焰等所穿的美军军装，当时是最时髦、最实用，又是最便宜的服装，就和文革中那些红卫兵一样，千方百计地去搞一套解放军军服。这些青年未见过世面，常识贫乏，拿到这一张照片，就以为抓到真凭实据。
　　从他们的谈话中，他们是抱着很大的热望的，他们决心要把这些老家伙占领的电影阵地夺回来，以便自己进驻社会主义银幕。
　　一群青年哄起老人来了：“你交待好了，他们会给你回报的，我们既然能把你关进牛棚，也就有办法放你出去。”……真是多么天真无知、活泼讨厌的孩子。
　　进了牛棚，我的心情平静，脑子里此刻可以什么也不想，有时对一些事物，都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去应付。其中只有一段，那是张春桥跑到柬埔寨之后，波尔布特把货币也取消了。张春桥回来以后又大吹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我一听这消息，脑子开始动起来，以为中国也很可能很快取消货币，那时向天大哭又有何益？我立刻想到应该“牙痛”。那时干校没有牙科，必须到武汉，时间需要较长，花钱要较多，还得老婆孩子陪着。主意打定，狮子开大口，“借”了一笔钱，虽打折扣，也够把武汉的武昌鱼、武汉汤包、桃园排骨等等都尝一尝。钱用光了，等待下次再来取牙，总是好过一声“取消法权”之下化为乌有要好得多。

牛棚新牛

　　经上海秦怡专案组的建议，我现在已经进住牛棚。
　　从此，我的“自由”被压缩到最小最小的限度，有时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外调人员日间忙于跑长城、颐和园研究斗争策略，然后夜间来外调，我也只好奉陪到底。
　　我的接待工作逐渐繁忙了。来人有的以聊天的姿态，有的摆出公鸡的姿态，有的软缠硬磨。然后，每一起人都要带一叠材料回去报销。
　　每一起外调人员都要求给他写一份详细的材料，尽管在“盘问”的时候已经谈得很清楚。有的根本就和他们无关。
　　我从哪里去挤时间写材料，但造反领袖是不管的，他只管造反，甚至为什么造反，他们似乎也不管。
　　事情仍得自己解决。
　　我终于想出一个略为解救的办法，我用最薄的航空纸，削尖铅笔，以复写纸每次复写四五份（可惜那时没有复印机）后面留一段空白，根据具体情况不同对象，补上几句，写上年月日。
　　我对“二流堂”的起名，都说是徐冰，外调者对此表示满意。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却想起一定有人写成是郭沫若起的名，遭到他们的批斗，因为这件为“二流堂”起名的事，一直存在两个版本，因为郭比徐名气大，所以流传便较广，但文革中，郭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碰不得的！
　　造反派为了取得“二流堂”更确切的反革命罪证，可以称得上“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经过缜密的部署，闯进我在北梅竹的住所，彻底抄家。
　　来人由一个女人压住门上小洞哄开了铁栅之后，七八个男女青年便直接入内，翻箱倒箧，真有点似江洋大盗。有人拆被套，有人翻书，有人取梯钻入天花板内，有人拆开所有大、小镜框的背面。
　　这是一次有精细计划、熟练的抄家大行动，他们的最高目标是“二流堂”堂员的花名册，以便一网打尽。甚至希望抄出电台，与国民党沟通的秘密电台、密码等，以便为党建立下一奇功。
　　他们翻到一份放大的北京黑白地图，一份地下建筑图纸，大喜。
　　一位女大学生问我：“你是叛徒，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我怅然回答。
　　“听说你在抗日时期有一个运输车队，我们党都不允许私人有汽车，国民党就能允许你有个车队，你和他们究竟有何勾结？有革命同志搭乘过你的车，说你是假运输为名搞反革命活动。”
　　真是天真好笑、活泼讨厌的孩子。
　　我当时不敢笑，但也不知如何回答。
　　有人说，青年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也可以画最丑恶的形状。
　　是谁，在这些白纸上乱涂鸦，涂得四不像。
　　然而，在抄家的手法和动作上，肯定有老手的培训，也可能是当年抄胡风集团的老行尊。
　　但当他们抄到一张放大数倍的北京地图和一卷宋之的墓地的图纸时，便欣喜若狂，则暴露了他们的极端无知。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来选了颐和园西一块地，因北京市另有需要，要求调换，便给了我一份大地图，以便量地；宋之的墓地图纸，解放初期，对死人都较优待，给你好地，如陈波儿，不仅给两穴地，且全用大理石建筑。但到文革时，不少墓穴都被翻得七零八落，宋墓铜像大概也被撬去做纪念章了。
　　虽说抄家的主要目标没有达到，但“收获”也还是不少。
　　七八个人，每个人带来的大包小包都装满了。
　　妻子一直盯住一位拿走她一对金戒指和银行存折的姑娘。
　　一位小青年拿着一副裸体女人的新扑克牌，左右晃动着：“这东西你也玩。”然后，放进口袋。
　　他们走后，据邻居说，外面放风的有十余人之多，一直排到胡同口。
　　我想起在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班的时候，孙师毅曾提示我注意“二流堂”会被翻出算旧账，我却因为几次大运动都没有动到我，心想大概这问题总是过去了吧。有人认为“反右”时冥冥中一定有人暗中在保我，但决不是夏衍，因为那时他也岌岌自危，自顾且不暇。
　　此刻，我回想孙师毅的话是叫我把有一些东西该销毁的销毁，该串连的串连。然而，我当时却失去了警惕性。
　　一九六三年，潘汉年的所谓“反革命大案”查明以后（一九五五年潘案在党报上也是通栏大标题，但所占的篇幅只得一半），被假释住在南郊某农场的小别墅。他每周日进城，便来我家，公安部负责人告诉他再等候批示。
　　到一九六六年文革起，潘又被关押入狱，潘妻董慧匆匆来告诉我和孙师毅，我便纷纷奔告在我家曾与潘会见的诸友，我一个个问：“你们在我家没有见过潘吧？你们看见潘在座就走了吧？你们不认识潘吧？”
　　然而，这回我却麻痹大意，失去警惕，事先没有和几个有关的人交谈一下，也就是革命造反派所谓的订立攻守同盟，外调人员当然不止找我一个人写材料，如今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自相矛盾，岂不是自找苦吃。
　　虽说攻守同盟被发觉罪加一等，你如果自己不说，谁知道你跟谁同盟？

美哉牛棚

　　牛棚一入深似海，从此失却逍遥身。这牛棚真好气势，绿油油的琉璃瓦，光滑滑的水磨大灰砖。纵然是夹在两座高楼之间，也不失其雄伟。
　　若把它与皇宫相比，也不过是黄瓦红墙与绿瓦灰墙之异而已。进入庙堂，好不庄严肃穆，一派祥瑞之气。如今用来禁闭黑帮，正是替天行道。
　　我是过了几天太平日子，便不知天高地厚。竞和“革命小将”顶撞起来，关进牛棚，岂不活该！
　　管理这牛棚的负责人，是歪脖司令，他对我表示恰如其分的关切，颇为照顾。
　　司令每天要督促黑帮们写各种材料：自我坦白与对人检举，以便了解大势。每天晚上交卷。对我则要求写从三十年代至现在的电影界人物的情况，我说：“尽我的记忆，写一本人物辞典吧。”
　　他显出非常高兴。
　　于是我买了一本很漂亮的硬皮练习簿，按姓氏笔画编起来，我编得很慢，因为要慢慢地想。
　　我也不像别人要每天上交。居然活得逍遥自在。

七次抄家

　　抄家一共是七次，其中有一次是我老婆单位来抄家。抄家的人声明与我无关，我也总得奉陪。也是这个单位，又来抄我儿子的家，我又得奉陪。
　　事因他们在抄家中发现一本《修改党章的报告》，我儿子在上面将原来的名字删去了，十一岁的孩子，就已经红得吓人，他认为修改党章，除了毛主席，谁有资格修改，他就学主席的签名式写上：毛泽东。
　　而那个单位既属于空军的建制，又是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政治部，他们嗅出有小反革命的气味，因此只好再辛苦一遭。
　　其他还有几起，收获就不大了。
　　这几起抄家比第一次有所不同的是，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本来嘛，这是革命行动，怕什么？那些青年究竟是初出茅庐，实在天真得可爱。他们把裸女扑克牌抄去之后，也只有夜里关了门才敢拿出来打。
　　那几天，大概抄家的革命行动很普遍，我在厕所内听到夏衍的家也被抄了，边谈边得意地哈哈大笑，为的是，他们在抄家中发现夏太太坐在睡床边沿，抄家的人士看到她似忐忑不安，叫她离开，她嚷道：“那是我的东西呀！”原来是两根金条。其他被他们抄去的如古书画、邮票等等均甚为丰富。
　　对我的第七次抄家领头的是“歪脖司令”。
　　在文革那个伟大的时代：朱总司令早已有名无实，彭总则已打倒，在等待最后收拾他的老命。其他的司令不是被打倒了，便是夺了权，只存虚名。现在当权的是蒯大富司令一声号令，千军万马便立即出发。各地新人辈出，文化部造反派又有陈女司令，牛棚这时候，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统治这牛棚的最高领导则是一位歪脖司令（对不起，我至今仍不知他姓甚名啥）。
　　歪脖辖下有六七名正副部长，其他司、局、处长数十位。齐燕铭，因为他原是国务院秘书长，被押回去了。夏衍、肖望东、颜金生、陈荒煤、赵辛初、钱俊瑞等，后来都被押回或由北京卫戍司令部送进秦城保管起来。只有赵辛初，他是湖北省委书记，大概此君在位时与人无怨，所以也没有人来揪他。从他后来在干校工作的认真、吃苦耐劳及与人相处以至文革后返湖北省委原任，对文化部及校熟人，有来访或有所求者，都以助人为乐，看来，他的“太平日子”大概不是无因的。
　　牛棚的热潮已过，忽然有一个姓杨的新调副部长来到，他一到来，便直接进入牛棚（他的组织关系大概也交给歪脖司令了）。杨太太因为生了九个孩子，被委任为节育办公室主任。受任之日，她颇有为难之色。

我的专案组

　　陈伯达曾说他是小小老百姓，被毛主席嘲笑一通。我绝非东施效颦，我在文化部，确是个小小小人物，只因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运动，上面号召每个人都要触及灵魂。但每个人似乎都怕触及灵魂，于是大家都想找死魂灵来代替，大家都紧张地挖脑袋。
　　首先被人想到的是个女副局长，嘴尖唇薄，时常听到她与电影厂吵吵闹闹。给她个衔头也想破脑子，既然是女的，就给她冠上个母夜叉吧。
　　但唐某，搞死电影的，一年到头下农村（据说全文化部我下农村的时间最多），忽然有人发现此人与夏衍是三十年代以来的老友，于是大字报一张贴出，它引发了思路。第二张，此人好吃，到南方在吃鱼生，以致住院数月打肝吸虫。接着：唐某是陈沂、潘汉年的走卒，“二流堂”主……
　　这天，有个政治部的光头干部走到电影局来看大字报，这类干部，政治细胞活跃：“此人可以成立专案组？”他问身旁一个人。真巧，那人曾在八一厂呆过几天，他露出金牙，谄笑一声，细说根由。在此狂风大浪中，各人都想捞一根稻草，使自己不致沉溺，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向造反司令献计设“唐瑜专案组”。但他们对“二流堂”尚未加以重视，只是觉得此人和反革命分子、大右派、文艺祖师爷等的复杂关系，必然大有油水。最少自己也有个安身立命之地，多少人在这时候都想找一个避风塘。
　　我与江青无冤无隙。抗日战争前夕，我主编的《联华画报》还替她发表过关于桃色纠纷的公开信。我的专案组纳入她的领导，对我的问题，应该可以获得较为公正的对待了吧。
　　专案组的办公室似乎比过去热闹得多，时常有一些穿军服的人来来去去，每逢有军人到来，他们便停止了审讯，大概是听指示去了。
　　现在我是属于中央的人了，我的专案组叫中央专案组。人们以惊奇的眼光看着这小人物怎的一跤跌上了天，全国十亿人有几个能获此殊荣！
　　后来我才知道，我之跃升中央专案组，正是江青旗手的提拔。再后来我逐渐明白，她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轻撒网，捉大鱼，那大鱼正在毛主席和她身旁。
　　专案组的头头光头和金牙，改用了笑脸、柔声。但我已看出，后面藏着一把刀子。
　　审查的重点略为变动，由浅入深。
　　看情形，似乎我的这个专案组已与苗子的专案组结成姐妹组了。美院和文化部都有专为“二流堂”而办的小报，那个组的人不时带着问题前来寻求解决，我组的金牙也不时缺席，大概是前往取经。
　　我开始提高警惕，三思而后说。一些老运动员（又称老油条）的术语，我开始大量使用：“不记得”；“时间太长了，一时想不起”；“没有这个印象”……。
　　光头终于亲自上阵，为我带“路”了。
　　“你住在‘二流堂’，那地方叫四德村，你为何老往观音岩那边跑，去找谁，干什么事？”
　　“那边有许多朋友，应云卫、史东山、宋之的、葛一虹……。”
　　光头截断我的话：“他们都住在张家花园是不是？我问你的是旁边另一条下坡的路！叫做什么垭？”
　　我说：“叫枣子岚垭。”
　　“对，叫枣子岚垭。去干什么，找谁？”
　　“找副厂长冯亦代。我的出版社在中央印钞厂印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张骏祥的《万世师表》，还有一本宋之的的《雾重庆》三本书。”
　　“我问你到冯的斜对过，不是去印钞厂！”说完，他用手狠狠地在桌上捶了几下，额上青筋暴出，狂叫：“死路，死路！”
　　这好像人家在形容日本皇军对老百姓的说话：“你的不说，大大的死路！”一样的语气，使我摸不着头脑。我很想说：“太君，死路的没有。”忽然想起这是中国的太君，他看到我嘴唇在动，鼓励我：“说呀，说呀！”我怎么好说。
　　还是金牙有办法，他拿起他的木板：啪啪啪！“装什么洋蒜，死路，死路，找王新衡！”
　　几下板子，把头脑打清醒了，原来说的是“漱庐”，军统局属下的一个特务机关，是王新衡办公的地方。
　　专案组挂上中央的招牌之后，似乎颇有新的气象，人员方面也由原来的四个人增为五个人。
　　光头的开场白中透露，其主攻方向大概是直向“二流堂”，因为这是一个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成堆的地方。
　　他说：“你把‘二流堂’堂员是哪些人，详细说一说。”
　　“‘二流堂’没有堂员，只是一些朋友住在我那里。”我把住过那里的人名念了一遍。
　　“黄苗子呢？”那个新来的人插嘴了。
　　“他没有住在我那里。他跟‘二流堂’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为什么到他的办公室去，你看到什么人？”
　　“我去找他谈生意。他要结婚，需要盖一座房子，我有一个工程队，有建筑材料。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我看到桌上一份孔祥熙的批件，写一个‘可’字。”
　　我曾看过牛棚有人买的一份苗子的单位出版的“二流堂”专刊，当时想，人民美术社和“二流堂”有什么相干？现在明白了，这人
　　是苗子专案组前来交流情况与经验的。私忖：一切按照当时情况，尽量简单化，追问时说忘了，再略加补充，不要让他们抓到前后自相矛盾。与苗子撇清，我相信他也不会在此时向这种人编造故事，向他们讨好。
　　我最后毛算一下，不算金牙的多种花样的刑罚，光头对我打了十来次耳光（说被他打聋了未免太冤枉他，但是促进早聋，恐有关系）。而苗子专案组的来宾拳打脚踢的次数，却大大超过光头。
　　“我的儿，中状元，如何是好，一家人，喜得来，大放悲号……”
　　“屈打成招，招为东床佳婿……”戴浩不知从哪里学来这些四川怪戏曲，他每次来到“二流堂”，人未到门前，这些怪腔已在院里回荡。他是“二流堂”最喜欢惹是生非的堂友。今天，我是在专案组的公堂上，受了二十大板，在被押回牛棚的路上，我心中哼着“屈打成招，招为东床佳婿”。招是招了，却未被招为东床佳婿，不过，一时我却把痛楚忘了，我微微一笑，押送的人愣了。
　　我被带进了“漱庐”。我和军统的第二级头子王新衡称兄道弟，但我却从未踏进他的衙门半步。如今专案组把我推进去了，以后，我便必须把里面的景物向他们描述。但是糟糕，很不巧，进去了，却找不到熟人，我又退出来了。
　　“别演戏了，你又不是好的演员。”光头把桌子一拍，“你何必找人，你就到自己的办公室好了，给你两天的时间，把你在你的办公室内，也就是你在那岗位上的所作所为，一件不漏地写下来。坦白从宽对你还是适用的，当然抗拒从严对你更非常适用。”
　　现在苦难迫在眉睫，我恼恨当年在电影圈中混了偌长时期，没有学会当一名奇案的编剧，既能使老板口袋里麦克、麦克，又能使观众鼓掌欢呼，此刻还能满足专案组。

祸从口出

　　我的脑袋装满了自由主义，玩世不恭、落拓不羁、资产阶级等等离奇货色，幸好没有装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霸道主义，否则就是满汉全席了。
　　看病归来，专案组特别恩谁休息，可以卧床。
　　睡在床上无以自遣，说了几句怪话，发了一通牢骚，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次日，照常押解“上班”。一进门，只见金牙手执木板，满脸横肉，怒气冲冲，双目圆睁，大声叫嚷：“跪下！”
　　这是我经常做祈祷的地方，在红色宝像前没事也要乞求保佑，何况现在戴罪在身。接着，啪啪啪，接连三板。
　　我瞪着眼，心里想着：“大事不好了，有人告密。”
　　告密者随时都在身旁。我即使赖成发高烧梦中说呓语，但那时代，你说呓语也不行，更说明你在梦中也不忘反攻倒算。
　　金牙用力打了十一大板，正要打第十二板时，光头叫：“今天饶了你，小小动武，让你清醒清醒。”这恩惠并不说明他有慈悲之心，他大概怕把这医院要留医的钦犯打死了，如何向文革小组交待。金牙的表态似乎也无可非议：一、表示决心；二、不徇私，因为我们是电影局的同事；三、报点私怨，他原是八一厂的小干部，八一为清队伍，把他塞到电影局，他和我攀关系，我唔唔呀呀。我心里想：这官僚主义和口没遮拦必将害死我。

　　本文选自《二流堂纪事》，唐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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