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芳草地梦回

┃Personal History

芳草地梦回

© 屠岸／文

　　北京城朝阳门外有一块地方，名叫“芳草地”。一听到它，就会想起诗句“天涯何处无芳草”，或歌词“芳草碧连天”等。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所属的几个文艺协会剧协、音协、曲协等在芳草地建有一个宿舍区，一律平房，齐齐整整，以“院”为单位，每院有房六间，一个大天井，可容三户居住。院院相连，成排成行，中有通道，连绵约五十多个“院”，不能说蔚为大观，也算得小有规模。
　　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干部，我于1956年1月从东四四条搬到芳草地中国文联宿舍，直到1961年4月迁到和平里为止，在芳草地住了五年零四个月。从此芳草地在我的心中成了一种永久的纪念地。
　　50年代的北京，从旧中国解放不久，许多地方保留着老北京的痕迹。芳草地东邻东大桥，南近日坛，北接三里屯，西傍东岳庙。宿舍周围有坟冢累累，杂树丛丛，土岗兀兀，泥路弯弯。1955年，经历了反胡风的政治风暴和肃反运动。我因与胡风有过仅仅一次交往，曾经在集会上朗诵过绿原的诗，又在受胡风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而受严格审查，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并停止组织生活。幸而最后组织上宣布我可以解脱。所以，我是带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来到芳草地的。我感到这里环境虽然有点荒凉，但是境界开阔，气氛宁谧，比之于城内的烦杂和喧嚣，这里安静得多。早晨起来，可以听到鸟鸣啁啾，下班回家，可以站在泥丘上远眺夕阳西坠。年幼的女儿小建从远处奔来投入我怀抱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当然，安静中也孕含着秘密的骚动。当时我担任《戏剧报》常务编委和编辑部主任，有时把编辑部搬到家里，在家中审稿，改稿，定稿，画版样，送印刷厂，和同事们亲密合作，屋子里灯火彻夜通明。1956年我和同志们工作的劲头较大。田汉同志那时是剧协主席，《戏剧报》社社长，是我的领导。他的两篇掷地有声的文章《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和《切实关心和改善艺人的生活》，就是经过我手，在芳草地编发的，登在这一年的《戏剧报》上。当时我哪里知道这两篇文章十年之后会成为导致田汉同志死于非命的“罪证”之一！这一年浙江省昆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在北京和全国打响，《戏剧报》为此发表社论《反对戏曲工作中的过于执》（常务编委伊兵撰稿），也是我在芳草地签发的。当时我同样没有估计到十年之后这篇文章会成为造反派大字报万箭齐发的靶子之一，伊兵同志在严酷迫害下早于田汉两个月撒手人间！
　　无论如何，1956年的芳草地，还是安静的。我的儿子宇平，诞生在这年九月，给家里添了许多温馨。我的许多同事，好友，都在芳草地静静地，勤奋地思考着，研究着，撰写着，工作着。正如一位女作家说的，“工作着是美丽的！”《戏剧报》常务编委戴不凡，戏剧评论家，原在浙江杭州工作，写了一篇批评田汉所编《金钵记》（《白蛇传》前身）的文章投给《人民日报》，刊登了。田汉同志不仅欢迎别人对他的批评，而且求贤若渴，特地通过组织把戴不凡从浙江调到了剧协。戴不凡与我是隔壁邻居。他的许多理论著作也产生于芳草地。我与他不时有着学术方面的互助。他家中收藏着几架子的线装书。我收藏的却大都是英文原版书，于我当时的工作无大助。我写为秦腔《赵氏孤儿》辩诬的评论文章，需要一些参考资料，便从戴不凡的书架上觅得。《剧本》月刊编辑部主任李诃也是芳草地的住户。那时他正酝酿写一篇关于田汉剧作的长篇专论，与我商讨如何进行艺术分析。哪里料想到在第二年（1957）的政治风暴中，他会成为一个“阴谋”小集团的为首者被戴上右派帽子，连降三级，从此丧失了一切发言权，在十年浩劫期间猝死于牛棚之中！我，作为“棚友”，把突然晕厥倒地的他用板车载着护送到隆福医院，随即听到医生宣布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戏剧报》常务编委张真，戏曲评论家，也曾是芳草地的短期住户。他的“有鬼无害论”比廖沫沙的要早至少十年。50年代初，他就撰文反对有的戏曲剧团把《李慧娘》中的鬼魂改为人。是他第一个站出来声称李慧娘的鬼魂形象是人民愿望的体现，不能以迷信视之。也是他，第一个出来为《玉堂春》辩护，反对某些论者把王金龙贬为无耻的嫖客。他从而被誉为“敢为天下先”的剧评家。正因如此，在十年浩劫中他受到了猛烈的挞伐。他的一部分评论著作产生在芳草地。有一次他到周围散步，经过西侧的琉璃牌坊和那条名叫神路街的路，回来后写了一首诗，其中一联是：“地名芳草泥塘烂，路号神街野鬼多。”我说，这两句太凄凉了，是否可以改为：“地名芳草春光烂，路号神街灵气多。”（张真的“烂”是“破烂”的“烂”，我的“烂”是“灿烂”的“烂”。）现在看来，这确实是妄改！
　　我在芳草地居住的第一年，1956年，是心情比较愉快的一年。这一年5月份，我被选为剧协的惟一代表，参加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会议和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中共八大第一次会议宣布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使我心中由反胡风运动留下的阴影逐渐淡出。这年初，毛泽东主席宣布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宣部长陆定一专门写文章阐述“双百”的意义，指出做文艺工作有独立思考的自由。这使我心情非常舒畅，工作干劲大大增强。我在40年代初开始，养成写诗的习惯，1949年后，诗的灵感却完全枯竭了。可是在1956年诗情忽而涌出，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的题目就叫《芳草地远望》，写出了当时芳草地给我的真实感受和我作为芳草地的居民所怀抱的希望。
　　愉快和舒畅的心情随着1956年的结束而成为过去。1957年反右运动把我和其他芳草地居民们投入了一场政治大风暴。我由于在文联墙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刊物编辑的领导人应由内行来担任，经过选举产生，反对党组织指定，以及其他言论，受到严厉批评。由于“错误”严重，书面检讨写了一遍又一遍。我的妻子章妙英陪着我在芳草地宿舍里熬夜。为未能阻拦我把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发出去而追悔不已。1958年正月，我被下放到怀来县从事惩罚性的劳动以改造思想。但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还悬在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飞下来。我随时准备回到单位去接受新的批判。5月，我心力交瘁，回京治病。等着我的是又一轮批判。直到这年秋天某日，支部书记李之华通过章妙英告诉我“屠岸是个好同志，有错误，改了就好”。这一天，我才睡了一个囫囵觉，觉得芳草地的草仿佛飘出了一点“芳香”之气。
　　但是，这种感觉也只是昙花一现。我随即想到，《戏剧报》和《剧本》月刊两个编辑部，有多少同志被打成了右派！数一下人名吧：唐湜，陈朗，戴再民，阮文涛，张郁，方轸文，李诃，杜高，容为曜……他们之中有些人所以被划为右派，是因为在《戏剧报》上发表了他们写的文章或报道，而这些文章或报道的发表，是经过常务编委张颖和我批准的。《戏剧报》在上海的特约通讯员汪培的报道《上海戏曲演员的意见》一文，是我约的稿也是我发的稿，汪培为此被上海市文化局划为右派，而我却躲过了这一劫！更严重的是，汪培原要把这篇报道送上海市文化局审查，是我写信给他，让他不要送审，以免旷日持久。汪培成为右派，与写文章发表不送审有关。啊，对此，我能安心吗？失眠症时断时续。芳草地之夜啊，芳草地之夜！窗外的白杨站在寒风中，发出萧萧的鸣响，长久地、长久地伴着我度过失眠的夜晚。
　　我的同事和诗友唐湜，才华横溢，既擅写诗，又懂戏曲，1954年由李介绍，通过人事部门调到《戏剧报》。他与我同住芳草地。1938年他18岁，血气方刚，向往革命，奔赴延安，中途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西安集中营，与李诃成为同狱难友。1955年肃反中他和李诃都受到审查。1957年春党号召鸣放以帮助党整风时他对党提出合理意见，这使他遭了大祸。1958年5月我从怀来县回京治病时，才听到：这年4月，唐湜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已由公安部门押送到黑龙江劳改。他的家属则遣返原籍浙江温州。芳草地宿舍中的唐湜住宅，已成为空巢，暂时无人居住。秋风萧瑟，星月疏朗，我独步走过唐湜旧宅，不觉悲从中来。忽想起清初顾贞观为挚友吴兆骞犯事发配宁古塔而写的千古绝唱《金缕曲》二首。“季子平安否？……”但立即自责：我是党员，党发动的政治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我怎么能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但是……诗人唐湜真的是反党吗？……回到家中，窗外的白杨萧萧，又伴我度过一个不眠之夜。（2003年11月我赴温州参加著名“九叶派”诗人唐湜诗歌创作研讨会，他已八十三岁高龄，行动不便。我与他重逢，一时激动得泪如雨下！）
　　1959～1961年是寒冷的年岁。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席卷中华大地，芳草地怎能幸免！每晨赶到办公地点文联食堂去喝一碗粥，稍晚一点便没有供应了，挨饿也没有办法。每晚下班回到芳草地，女儿小建胸前挂着屋门的钥匙，在宿舍门口的冷风中迎接我和她的妈妈。机关里制作“小球藻”，说它可以抵粮食，每日下午喝一杯“小球藻”汤说是可以增加热量。但这其实是自欺欺人的荒诞剧。下班回到芳草地，往往饿得晕眩，一把搂住了小建。但是，一位在外地的右派同事要求救济时，妻还是同意我把粮票寄去。不能眼睁睁看着人家饿死啊！在晚饭桌上，女儿小建往往把碗里少得可怜的食物匀一些给她的弟弟宇平。做父亲的我却不能，因为还要审稿熬夜啊！我从心里感到，女儿是与我和妻共过患难的孩子！芳草地，哪里能闻到一点饭菜的芳香啊？芳草地，真是一块寒荒之地！在这里，我终于得了浮肿病。最后导致全身浮肿，肺结核复发，病灶形成空洞，不得不于1963年春住院动手术，切掉威胁着我生命的右侧病肺一叶。这已是离开芳草地一年之后的事。尽管离开了它，但它的寒冷的阴影依然长期伴随着我的神经——这也是一种纪念！据说，芳草地在解放前曾是处决犯人（包括政治犯）的刑场。张真的诗句“路号神街野鬼多”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妄改为“路号神街灵气多”也是根据同一事实，只是从另一角度着笔罢了。我也曾写过一首诗，把芳草地的白杨树歌颂为烈士英魂的化身。此诗已佚。1961年我家搬离芳草地之后，没有再来过。但它是我心中的一块永久的纪念地。文化大革命十年过去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锣鼓敲过了，改革开放至今也已二十五年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我没有忘记芳草地，我还时常想起它。每当我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诵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时，更会想到它。连接着想到的，是秦观的词《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哦，芳草地！它现在怎样了？早已“旧貌换新颜”了吧？哦，还有，芳草地的地下居民们，那些“野鬼”或“灵气”的载体们，你们怎么样了？你们还记得伴我度过失眠之夜吗？如今，你们听到新的腐恶了吗？你们看到新的辉煌了吗？我想啊，你们的忧愁和喜悦恐怕是无止境的，正如我的忧愁和喜悦一样，“忧端齐终南，灏洞不可掇。”……

　　本文选自《奇异的音乐：屠岸散文随笔精选》，屠岸／著，海天出版社，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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