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六月六日台城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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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日台城蝉

© 刘荒田／文

一

　　2016年6月6日凌晨，我在家乡台城。昨夜投宿友人家，次日起早，站在阳台，远眺东方。曙色浸漫，云絮渐开。有声音发自密林间，初如小鸟啁啾，音量小而短促，有点儿不好意思似的，也许是发声者没完全苏醒的缘故。过一阵子，声大了一些，单调如故，有如死死按着钢琴上一个高音键。天全亮之后，声浪变得洪亮，浑成，仿佛以硕大无比的铁锅煮沸的“粥”，各声部争先恐后地冒泡，哗哗，嗡嗡，哄哄，吵个昏天黑地，但又中规中矩，并不扰人。我凝神谛听，笑了起来，原来今天和往昔，总有奇妙的关连。蝉声跨越了49个夏天。
　　我选这个日子回到家乡，不是冲着“六六大顺”，相反，是为了一个并不吉祥的纪念。49年前的1967年，也是今天，我们有过“一辈子只有一次”的举动——绝食。地点是县公安局门前的大马路。记忆中，公安局有威严的大门，靠近门口数公尺处，是一块照壁，里头有广大的空地，再往里，是三层高的办公楼。如今整个建筑消失，变为步行街的一部分。我只能大略确定它原来的方位。
　　好在街道没变，白色的水泥路面。步行街寸土寸金，不见多少树木，但稍远些，凤凰树的红花蓬蓬然，在后街冒出梢头，远看有如烧红的炭炉。碎叶榕与夹竹桃夹杂其间。不能不佩服蝉的顽强，即便在市声最密集之处，它也能插上一腿，吱吱呀呀，悠长且慢条斯理，和叫卖的录音以及单车铃对峙。近处一棵紫色花正盛开的大叶紫薇，树叶有一搭没一搭地飘下，悄无声息，恍惚间我认定是被蝉声震落的。

二

　　被本地非官方《文革大事记》命名为“六六绝食”的事件，参与者都早已过花甲之年，但按“年少时的事情了如指掌，昨天的事情稀里糊涂”的通例，无不历历如绘。说它之前，要先交代另一种大事件——“五·一九行动”。文革自此前一年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知》起算，已过去一年，同年，夏天县城所有中学停课闹革命，先是破四旧，雄赳赳的学生杀上街头，和行人过不去，遇到香港来的，男子如留长头发穿喇叭裤，剪！女的穿高跟鞋，敲掉后跟。把地富反坏右抓去，迫其戴纸高帽，挂牌子，在城里敲破锣游街。还结队把安置在大路旁亭子内的陈宜禧先生（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的创办人，乃侨乡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企业家和爱国者）铁制立像推倒，送进废品站。在校内则贴老师和校长的大字报，批斗出身不好的老师。几个月以后，陷入间歇性厌倦。而广州等地，以该年初省委被一些造反组织联合夺权，旋即被军方取缔，夺权派遭受迫害这一重大事件为分界线，形成两派，拥护“一月夺权”的为红旗派，支持军方镇压，将镇压之后的形势形容为“东风浩荡”的为东风派。前者以激进的大中学生，集体企业工人为主体，后者则麇集了产业工人以及过去蒙受党恩多，出身好的非当权派。本来，东风派气势如虹，但周恩来在1967年春天来到广州，为两派定性，红旗派是“造反精神较强”的革命群众组织，而指东风派“偏于保守”，为受压的前者平反，局面又差不多翻转。
　　就在小小县城里血脉贲张的学生急于搅动“一潭死水”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我所在的一中，刚刚成立的红旗兵团，它的司令江是从部队退伍以后复读的共产党员。去年（1966年）文革开始之初，被县委会派进学校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后来虽然平反，但嫌工作者撤走前所作的检查“纯属敷衍，推卸责任，蓄意掩盖真相”，于是兵团在县委会贴出大字报，勒令早已撤离的工作组正副组长回学校就“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革命师生的罪行”作深刻检查，接受批判。同时，红旗兵团的头头走进县委大楼，和由县委会普通干部组成的“红色革命造反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总”）的头头谈判，要“提”前工作组正副组长回校批斗。对方称当事人下乡去了。问何时回来，答曰不知道。毫无诚意。红旗派头头拍桌大骂完，气呼呼地回到学校，对“兵团战士”们报告经过，会场里有个刚刚过了变声期的粗嗓门吼一句：“不来吗？行，去抓！”于是，有人把特大号“红旗兵团”的大旗打起来，有人敲响了锣鼓，呼喊声一波波传开。一直心痒难耐的男女学生飞身走出教学大楼，集合在操场。司令一声令下，起先是一两百，队伍越来越大，到大门前时已有五六百人，一律佩戴新做的红袖章。
　　大队开进县委会，偌大的大楼空荡荡的，连门卫也躲起来了。今天是星期五（我特地上《万年历》网站查证过），并非休息日，数百人上班的地方为何空空如也？原因并不复杂，上午来这里的红旗派干将大骂时露了口风：“信不信我们采取实际行动？”富于经验的红联总的总部上午已通过传达室给所有办公室发出通知，全体人员提前下班。
　　我是最先冲进“红联总”的几十位学生之一，这就是当时流行的“打砸抢”中的“砸老保总部”，不算彻底，推翻几张桌椅，把档案柜里翻过底朝天，把文件抛向天花板，往墙壁是写些“打倒大老保！”一类大标语，便算大功告成。然后，把大队拉到大街，高呼口号，唱造反战歌。我粗具宣传家的本能，离开红联总之前，从专用来写大字报和标语的乒乓球桌下找到一大桶墨汁，在桌面拿了一支排笔，随着游行队伍，沿街写大标语，宣示“五·一九革命行动”的意义：“包庇窝藏原一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长×××，×××的红联总罪有应得！”“红联总勾结资反路线执行者的错误必须清算！”“×××，×××必须向一中革命师生彻底交代！”“五一九行动就是好，气死大老保！”事件一发生就定下名号，一如婴孩出世便有了名字，我作为“五·一九”这一专用名词的首创者，自豪了小半天，尽管绝对是雕虫小技。
　　“五·一九”发生，沉闷的小城找到突破口，按支持和反对“五·一九”划线的两派迅速形成。以一中学生为骨干，以城内平日受不公正待遇的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和店员为附庸的“红旗派”和以县委会干部的红联总为喉舌，以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党员，“积极分子”为基本盘的“东风派”开始热闹的论战，街头大字报棚围满了人。
　　我是笔战的主将之一，每天躲在先前是物理教研室的总部写大字报稿件，以“延安人”为笔名，教语文并担任毕业班班主任的伍老师则取名“红核弹”，两人联手起草一张张草稿，和在衙门任县报记者和编辑的“红联总”秀才们对骂。大字报都由同派的老师缮写，低年级的女生拿到县城中心地带的大字报棚张贴。每一张的浆糊未干，就有人在上面写感言，多数是赞语；边看边点头，喝彩的更多，毕竟，这是自外于宣传、说教的人民自己的声音。“红联总”把我们讥为“人弹”，集中火力对付。我就此升格为“黑秀才”。，
　　一中校园内，一个新组织在五月二十五日成立（去年这一天，北大聂元梓等贴出炮轰校党委，受毛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名为“五二五兵团”，由高年级学生以及老师为主体。为什么不径直加入本校红旗兵团？缘由可能是看不起低年级同学的幼稚和不买它那外表高傲的红旗兵团江司令的账。
　　五月的日夜，每一个都是炽热的。查万年历还发现，五·一九之前两天，是农历四月初九，我的十九岁生日。翻阅从1963年起就断断续续地写在硬皮簿上的日记，每到农历生日，我例必发一通感言，但这一天阙如。我忙于写《“红联总”可以休矣》、《驳“红联总”秀才的诡辩》，哪里顾得上？一生之中，被单纯、偏执的“革命之火”燃烧、发出炽烈光焰的短暂岁月，当时视为无限荣光，此后视为终生奇耻大辱。

三

　　接下来，就是六日六日。查万年历，是谷雨，星期一。那天上午，挟“五·一九”余威，和“老保”斗得风生水起的“旗派”，一个个像跃跃欲试的小公牛。我一早回到总部，打开门，伍老师被惊醒，从长方形会议桌上爬起来，背心上印满墨迹。原来昨天他写得兴起，直到凌晨三点，才把署名为“红核弹，延安人”的檄文写完，干脆不回家，躺在桌上过夜。
　　八时多，三位从台城镇办木器厂里的青年工人进来，气呼呼地诉说一桩发生在周末的事件——公安局干部黄火木深夜去县城闹市牛屎巷大字报棚拍照。他们正在刷大标语，发现了黄的行径，上前质问。黄先是支吾以对，继而老羞成怒，说：“公安局就是有这个权利，硬说是整黑材料，随你们的便，告诉你们，反革命任何时候都是要专政的！”这是公然向造反派挑衅，为“秋后算账”准备弹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问我们怎么办？三位来人中，最富战斗激情的数那位俏丽的年轻女子，“井冈山”兵团（成员不多于15人）的副司令，一说到黄照相是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嗓门就拔高，激愤地骂厂的党支部书记，去年为了她祖父解放前当过“伪保长”，被厂党支部书记关进二轻局的“学习班”三个月。商议的结果是：必须采取行动。
　　事后得知，木器厂这三个旗派头头进一中拜的码头，不只以稳重，“有水平”诸称的“五·二五”，还去了屋顶飘扬大旗的红旗兵团总部，以及以激进出名，爱砸敌友双方总部，借此扬名的“红色台山野战军”。一个早上的串联，效果马上呈现。鼓声在操场上响起，被旗派独霸的学校广播站在播送“红旗战士马上集合”的“最最紧急”通告。
　　校园里又一次沸腾。最近三个星期，旗派多次集队进城游行，最多那一天，学校加上工厂青工及街道居民，城郊农民，人数超过一万五千，旌旗蔽天，骑楼里爬满了看热闹，喝彩的闲人。为首打大旗的一中的归侨教师老古，他曾因有外汇，生活远比一般人优越而被工作队打成“典型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两手高举进口的尖头皮鞋站在台上挨批斗，如今扬眉吐气。这一回，驾轻就熟，不到10分钟，队伍就在大操场集结起来。
　　出校门时是上午10点多，再过40分钟，就可以近食堂吃午饭。饭是蒸的，为示公平，学校购置数千陶钵，按就餐人数把每个钵子盛上四两七钱大米和水，放进大木柜，再输入蒸汽。正在长身体的莘莘学子，一天吃两顿，一顿交膳费一毛三分。连早餐也没有。菜极简单，咸菜，白菜，被讥为“无缝钢管”的通菜，极少的猪肉星子，哪能塞满辘辘饥肠？条件好的同学，周末如果不回家，就把回家的同学的饭票买下来，一顿吃它两钵子三钵子，连饱嗝也不打一个。司令站在升旗台，简单作战前动员，便排成横排每行四人的纵队开出，兵团的大红旗打头，队伍中还有大小不等，写上“×××司令部”字样的旗子，一律红艳艳。
　　出校门时，许多人恋恋地回头，往食堂方向看。该再等等，吃了饭再出发的，哪个天杀的偏偏要我们饿肚子？可是革命热情压倒了被孔老二称为“性也”的食欲。一旦有人领唱语录歌，什么都忘记了。本来要以五分钟报销午饭的喉咙，一个个空洞地张开，狂吼。
　　从校门到公安局的距离，不到两公里。队伍开到目的地，大铁闸已拉上。从围墙的顶端和铁闸的空隙看里面，停车场空无一人。又是空城计！江司令和头头出发前曾见过短会，本意是来这里示威，勒令公安局把当事人黄火木交出来，让黄当众交代为大字报拍照的动机，交出胶卷，保证以后不再收集“黑材料”。然后回校吃午饭。本应是办公时间，居然全部躲起来。鲁迅将寻找不到斗争目标称为进入“无物之阵”，饶你的匕首和投枪具有多大杀伤力，靶子都是松软的棉花，连反响也不回馈一声。何等扫兴！
　　怎么办？没有一个头头主张打道回府，冲着食堂里冒热汽的钵子。一致的决议是：静坐。齐刷刷地在公安局门前的大马路上坐下来。水泥是新铺的，色如蓝靛。早晨还好，落在两边骑楼所投下的阴影中的部分也勉强可坐，但近午的太阳毒辣起来了，地面烫得成了被火烧着的锅底。汗水淋漓，屁股下垫几层报纸，再手举报纸遮阳，还是不济事，只好撤往骑楼下。队伍虽然不成型，但气势不减，“捉拿黄火木！”“公安局一小撮包庇黄火木的罪行必须清算！”“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公安局内依然无人。怒火在队伍中延烧。一个头头坐在骑楼下，把纸摊在膝盖上，草拟了《绝食宣言》，给司令看过。这时，后勤部已从学校搬来全套扩音设备，大干的架势有了。“从6月6日中午12时起，我们开始绝食，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念完宣言全文，再念参与的组织名单。原来，不但一中，城里的侨中，二中，师范的盟友们也打着大旗加入。这阵势，真够振奋人心。可是，所为何来呢？肇事者躲起来，没人出面应对，即没有对立面。我们成了为绝食而绝食。而这举措，在全中国正成为潮流。各处学生，动不动就以绝食威胁当局，借口是次要的，关键是绝食本身。
　　过午，肚子叫起来。饿的滋味不好受。好在陪着挨饿的有的是。四乡的农民闻讯赶来看热闹。一些受过压制和迫害的老百姓，偷偷向我们竖起大拇指。一些工厂的红旗派在公安局外头的墙壁是贴上声援的大标语。
　　终于惊动了参与本县“支左”（“支持左派闹革命”的缩略语）的陆军，一排穿绿军装的士兵开到，我们马上整队，重新在街上落座，为的是显示战斗力。年龄和我们相仿的士兵们，看着满街黑压压的人头，闪光的汗水，红袖章。起先不知所措，稍后在排长的引导下，来到我们中间，顶着西斜的日头，细声细气地劝我们离场，理由是我们阻碍交通，影响“抓革命，促生产”。我们早见惯了世面，就连我这个在“兵团”不担任任何职务的小卒子，也曾大模大样地走进军管会，点名要见主任张团长，拍桌子骂他，抽他的“大前门”香烟，直到他心疼地放回上衣口袋。接下来，军人采用怀柔战术，从附近茶楼抬来几箩筐的菠萝包，每个战士两手拿着好几只，要我们吃。“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红卫兵战友们，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啊！”指导员模样的军官用喇叭筒喊话。我们盯着包子黄橙橙的皮，咽下口水。当然不吃。尊严所在，威风所在，谁丟得起这个脸。我们不接，战士吧包子塞进我们怀里，我们扔回筐子里，一边嬉笑。军人们好不狼狈。我把非要我收下面包的小战士的肩膀按了按，请他坐下，然后，庄严地申述我们绝食的理由——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说得热泪横流，和汗搅和在一起。军人在我们的嘘声中，撤走了。但留下人保证开水的供应。列宁说：“革命是人民群众最盛大的节日。”这个场合就是。何况我们有的是生命最锋利的武器——青春。“拉歌”如火如荼地进行，以各兵团为单位，互相挑战，唱语录歌和林彪的“上战场枪一响，完蛋就完蛋！”如今，从这一天沸反盈天的噪音，想起大自然唯一的声籁——蝉鸣，该是唯一与之旗鼓相当的嘶喊。我们因缺水，缺食物且不停顿地唱歌和喊口号，嗓门都嘶哑，可喻为人间的知了。
　　绝食队伍中不时发出惊呼，随即一个脸如死灰的战士被抬走——中暑了。军人们马上抬来开水，这倒是好东西，我们没有“绝水”。大家争先恐后，仰头猛喝，直到肚子胀鼓鼓的。军管会还招来工人，在街上支起草绿色的军用帐篷。军管会主任明白，如果“革命小将”有个三长两短，他是逃不了干系的。尽管他一直讨厌红旗派，和被周恩来归类为“偏于保守”的东风派走得比较近。
　　夜幕降临。错过两顿饭，午前最是难受。到夜晚，饥饿感反而麻木了。头头们没有主意，没人和我们谈判，没有台阶可下，只好死撑。地面缓缓变凉。看热闹的散去。队伍也累极，大家要么躺在骑楼下，要么另找地方歇息。
　　我独个儿走了一里路，在台西路的天桥前拐右，走进一个公园。这里远离风暴圈，居然没有一个人。蟋蟀慢悠悠地哼着。风声过处，不胜露重的叶子戳在头顶上，仿佛一记栗子。胃空荡荡的，灌满了水也阻遏不了要命的空虚感。每打一个嗝都吐出酸水。两腿坠了铅块似的。我瘫倒在一张花岗岩做的长凳上，冰凉且凹凸的凳面，咯得背发疼。我偏爱这疼，因为它教我忘记胃部的造反。透过尤加利树细长的枝条，看到蓝幽幽的天空，星星如瀑布，何其宁静而浩瀚！我没有思想。不知不觉中入睡了，直到头一阵蝉声从细叶榕茂密的叶丛，粘着露水，有点迟疑地响起来。
　　我回到队伍。晨曦从帐篷间透入。扩音器想起司令的声音：“红卫兵战友们，集合！”于是，各组织整队，毕竟是今年初受过三个月军训的，一队队军人似的列队，立正，向右看齐，向左看齐，齐刷刷的。
　　我们面向东方，一律右手拿小红书，紧贴胸膛，高唱《东方红》。然后，一起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敬祝四年后摔死在外蒙古的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再朗诵几段针对保守派的毛语录。早已惯用的程式做完。坐下来。
　　公安局的铁闸内依然没有人，早过了上班时间，居然全体旷工。老奸巨猾的一群，早看穿“嘴上没毛”之辈的弱点，只消拖延，就可以把我们击溃。头头无计可施。饥饿加上沮丧，使得我们难以安坐。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一个女声袅袅升起。这首有别于雄壮，昂扬的“革命旋律”，别有一种幽怨、缠绵的歌曲，是受压的造反派最爱唱的。此刻最能表达我们的共同心声。士气是无可挽回地低落了。歌声稀稀落落。公安局富于对敌斗争经验的干部们早就料定我们的败局，更加不卖账。依然找不到一个人。一位下乡的股长冒失地骑着自行车进公安局的偏门，被我们的纠察队抓住。审问他：“你们把黄火木藏在哪里？”他满脸委屈地说：“我怎么知道呀？哎，对了，不骗你们，我下乡前，黄火木接了任务，到广州去了。”“什么时候？”“6月6号一早，我看着他上了吉普车。”这段话传开来，大家更加泄气。
　　没精打采地熬到中午，头头们间或传来消息，如：已派人和公安局人事股股长谈判，他答应检查黄火木的摄影机，如果发现照片，一定处理。但迅即传来相反的说法：公安局坚持说，拍照是他们的职责，不做不行。你们要不是心中有鬼，怕什么人家拍照？各种互相打架的小道消息，只有一个好处，让时间过去的快一点。
　　不知怎么一来，到了下午两点多。上面传来号令：拉队回校。大家一窝蜂地收拾东西，赶回去。给扫街工人留下一堆堆垃圾。
　　气急败坏地赶到食堂去。午饭的时间早过去，食堂的人走光了，只有以“惯于从地上捡食物放回饭钵”闻名的阿光叔在刷锅。我们没问他，径自打开蒸饭柜子。我的天，里面整整齐齐放着比平日多三倍的陶钵，每一个都盛着冷饭。不错，六日两顿，加上七日的午饭，食堂都做好了。好在今天的午饭还带着微温。可惜饿过头了，饭极难下咽。大家好歹塞下一份，骂咧咧地回宿舍，倒头大睡。
　　六六绝食就这般结束，事后，红旗派头头不敢唱“取得胜利”的高调。“红联总”贴出大字报冷嘲热讽，我和伍老师这两支劲笔不敢回应。

四

　　2016年6月6日早上，我从友人的家走出，独自在陌生的街道上瞎闯，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老城区。一看到天桥这60年不变的地标，心里踏实了。沿台西路北行。这里早已变为步行街，然而汽车和摩托车照样行驶。我向当年的公安局走去。
　　大街依旧，地面还是蓝靛色，但肯定不是我们坐过的水泥。公安局早已搬走，这里成为步行街一部分。我逡巡不去。“远大教育，艺术培训，少儿英语，中小学理科——多瑙河国际培训中心”，“大方旅游”，“人民大药房”，“醉惬意餐厅”，“旺铺转让”，“联通4G手机卡，品种多，优惠多，全国通，购机入网最高送99G流量”，“你点饮料，匹萨免费”，“当仁不让，压轴巨献”，“小企业金融服务专家”，“带租约的公寓，首付5.8万，月租1700元”，“胜果会”，“宝娜美身健体连锁机构”——更能说明“中国第一侨乡”已成每一份子遗传基因的“出洋”本性的，是和移民，出国相关的服务——英语补习机构，翻译机构，代办亲属移民、劳工移民的机构，代海外乡亲办理房产买卖、过户的机构。家乡从来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底层劳工的最大储备地。
　　眼前这些，和49年前的旗海，歌声，黎明时分面向东方的集体祝祷，年轻的胃一致吐出的酸水，可有半毛钱的关系？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不敢用“颠覆”这一叛逆的词汇。多少年来，我怀着好奇，先后问过数十位“六六绝食”参与者：“到底有没有偷偷吃过食物？”超过一半不好意思地承认“去拐角处的‘益食家’吃了一碗净面”，或者到别处胡乱吃点填肚子。一位小头头，家离绝食地点不到20步，半夜里绝食者七倒八歪地休息时，他不声不响地回家，在床上躺躺。被老妈妈逼着，吃了三碗干饭和一海碗“清补凉”老火汤。他是台上对着麦克风领头高呼口号，宣读一个个“勒令”、“紧急声明”的重要人物。最酷热的中午，是他声情并茂地报告：“在场的红卫兵，红卫的×××，一中的×××，又因中暑紧急送院，他们在昏迷前举手宣誓：‘为了保卫毛主席，死不后退！’战友们，我们撤不撤？”艳阳下一片手臂齐刷刷地举起，地动山摇的回答：“不撤，晒死也不下火线！”黎明时分，他偷偷地溜进队伍中，精力旺盛地投入新一轮呼号。可见领袖必须另有一套行事策略。至于我，绝食倒是贯彻到底的，没有丝毫食物粘牙。绝食后次日回到家，父亲看到我，第一句就是：“看你瘦的！”
　　今天返顾，我更为看重的，是当年纯情的参与者，历经将近半个世纪的磨难之后，对“六六”作怎样的评价。限于客观条件，无法进行全面的问卷调查，我所在的微信群“高三1”倒是现成的舆论场。大家自发地，临近6月6日，不约而同地忆及绝食。毕竟，长达46个小时“粒米不进”（从六月五日下午五时吃过晚饭起算，至六月七日下午三时））一辈子中绝无仅有。所有帖子，大家出以“好玩”的语气，说和谁一起加入游行，和谁坐在一起，解放军战士送来的是洋面包还是土馒头。话题持续了两天，没有人再触及。我归纳出以下结论：一，我的同班同学大部分参加绝食。二，今天，极少人愿意提起绝食时“有没有偷偷去吃东西”一问题。三，绝大多数人没有意愿，借此反思文革的过程，我们作为作恶者，捣乱者和受害者的责任与教训。唯一具反思意味的帖子，出自我文革中最要好的同学权，他来美前是中学教师，现担任纽约一中同学会副会长和“高三1”微信群主，对公共事务极为热心。权似乎是“五二五”兵团掌管“武卫”事务的头头，后期旗派败北，思谋反攻，组队去滨海的军营抢枪，他也是武斗团（本派名之为“执勤部队”）成员。帖子触及一些下层绝食者不知道的内情：“是日傍晚，广州红旗派派来了联络员，和大家分析了形势。他指出这次行动的缺陷：1，无统一指挥。2，要价过高。3，缺乏策略。开始时不宜马上宣布实行静坐绝食。他又指出，应见机行事，见好就收。当时，我们一直在捕捉机会，但公安局态度强硬，没有妥协余地，我们无路可退。最后，看到同学们的体力已消耗已近极限，只好草草收场。当年真是太幼稚了！”
　　2016年6月6日，网上好事者称为“百年难遇的好日子”，因为年月日都带“6”。666，“大顺”之尤。这个早晨，温度和49年前比，没有大的区别。我久久地盘桓旧地，围绕一个问题，人和物两造，可有旧的遗留？公安局迁走，害得我们饿得眼冒金星的黄火木该早已成为古人，大字报棚，作为黑材料的照片，会不会存在公安局的档案内？其实，所谓“物是人非”或“人物两非”，都是不着边际的感喟。没来由地想起不久前在旧金山某同学会年会遇到的中年人，他的名字叫“四新”，两人谈下去，知道他出生于1967年6月1日，家在离绝食地点不远的小巷。我和他开玩笑，你出生五天以后，定然被我们的歌声和口号声惊动过。他搔了搔半百的头发，笑笑了事。那瞬间，我忽然感到，我和这位萍水相逢的乡亲，二者的人生有神秘的交集——我的19岁和他的49岁相加，组成中国“折腾史”这斑斓豹皮中一个小小斑点。
　　旧物与旧人均渺然，一场捕风。我负手徘徊，端详骑楼柱子上端三个残留的红漆大字“毛主席”，也许是“红海洋”运动的残留。红海洋出现在1968年，城镇大街的墙壁和柱子必须写满毛语录和颂毛标语。忽然，蝉声袭来，由远而近，声浪越来越大。蝉声我从清早起来就听到，它并没下班，我没在意罢了。一旦注意上，蝉声就恣肆起来，天！唯它们悠悠然地高唱不停。我旋转一周，数数远近的树，苦楝，白玉兰，细叶榕，大叶紫薇，木棉，梧桐，错落地长在街旁和公园，有枝可栖，怪不得知了如此霸道。蝉声该是唯一的“旧”，49年前的今天肯定也有，它是可列入永恒的声籁。
　　而蝉阵的浩荡和热烈，蝉声的空洞与嘶哑，不就是“六六绝食”的象征吗？有蝉声，就有我们失落的狂热、痴迷、愚鲁的青春。我竟如浮三大白一般，大笑起来。旋即，放心地回头，往一家茶楼走去。在那里，我和几位老同学要吃一顿地道的“台山菜”——潮境萝卜，广海芥蓝，大江茨菰，冲蒌芋头，黄鳝饭。这一顿美食，要是放在1967年6月7日下午，我们从绝食现场撤走，一个个饿得脸如死灰地回到学校，在食堂揭开冰冷的蒸笼之际，“饿鬼”们该作什么反应？
　　最后一个问题：蝉声能够永远存在吗？若干年之后，如果我侥幸未死，拄杖或作轮椅来到昔日绝食之地，它还能够予我最后安慰吗？答案竟是：未必。这可怕的事实是今天在网上发现的。
　　《襄阳晚报》有如下报道：

　　头戴探照灯、腰挎塑料壶、手拿四五米长的竹竿，晚上6点半，三三两两“全副武装”的市民开始往鱼梁洲浩然路东边的树林走。随着天色渐暗，一片两三百亩的林子聚集了数百人。
　　连续7年捉肉知了的市民冯女士告诉记者，这个季节，在鱼梁洲、东津镇、卧龙镇、桃花岛，在靠近江边的树林里都能看到捉肉知了的人，“市区每晚至少有三五千人捉肉知了”。
　　张春组织专人捉肉知了，一组7个人，每个区域走一遍要半个小时，一趟能捉200多只。捉完一遍歇一歇，等待更多的肉知了爬上树再捉……从晚上7点一直忙到12点。张春称，等天更热的时候，每晚最多能捉100斤，大约1.2万只。
　　租地围林捕捉肉知了的是少数，大多数专业捕手需要四处寻觅。专门从卧龙镇租车来鱼梁洲逮肉知了的王新宇告诉记者，他们一行共9人，从晚上8点一直到忙到第二天凌晨3点，一个人最多能捉十几斤，少的也有三四斤，一个月下来收入过万元。

　　然而（最后一个“然而”），即使蝉被人吃至绝种，文学也许不会死光。珠三角边沿的台山县，其文革进程居然在一本诗集留下影影绰绰的痕迹。上世纪最出色，被著名作家苏炜称为“中国农民中的杜甫”的台山乡贤程坚甫先生（1899-1988），在不朽的《洗布山诗存》中留下题为《入市见壁间大字报有云“打倒刘长卿”者戏以咏之》的绝句：“古今偏有姓名符，一个诗人一俗夫。暴虎不殊由也勇，老拳挥击莫糊涂。”
　　我清楚地记得，标语是台山一中学生造反组织“红台野”，在“揪军内一小撮”高潮中贴出的，比绝食早一两个月，地点离绝食地点隔一个街口，“益食家”国营饭店的隔壁。用了六张旧报纸，一张一个斗大的字，字体张牙舞爪，毛躁蹩脚，一定教68岁、兼擅书法的诗家程坚甫看了直摇头。“红台野”的司令是我的同班同学陈某，他在文革狂潮中走偏锋，是极左里的极左，炮打县武装部部长刘长卿的口号，是他为了呼应广州中学红卫兵中最过激的“红司”“打倒广东谭震林”运动而炮制的，果然在小小县城引起轰动。程坚甫这一首，巧妙地运用艰深的典故（“暴虎”和“由也勇”），以深沉的曲笔嘲弄荒唐的世象。如今细细体味，更觉到复沓曲折的诗句，透出的是诗人的深沉义愤：你们不是要打倒俗夫刘长卿吗？好啊，红卫兵赤手空拳和老虎斗，和子由一般勇敢啊，我这老头子当然要看准他，挥出老拳罗――反正他是一介武夫，不是写出千古名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古人刘长卿。

2016.7.10 于旧金山

　　本文由刘荒田先生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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