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我在文革中的阅读

┃Personal History

我在文革中的阅读

© 赵园／文

　　我在文革中的书单并无可观。运动初期在北大，耽读的是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字、红卫兵小报与各种非正式的印刷品。一个诗人说，一九七〇年初冬是一个令北京青年难忘的早春，“皮书”于此时在他们中流传。这个初冬我已在乡下，手边可读的，只是带下乡的《辞海》的文学艺术分册。读词条，亦望梅止渴的意思。两年后，京城的“地下”读书活动热度未减，我其时正在中原省城的一所中学当孩子王。即使无缘于任何沙龙、读书会，与流行的读书活动仍有交集，即如读柯切托夫，读《多雪的冬天》等其他苏联当代小说，读政治类的哈尔伯斯坦的《出类拔萃之辈》及上文提到过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只是不知有“皮书”一名而已。因此我的阅读绝不另类，也很少能体会“地下阅读”的隐秘快感。此外所读，还有当局开出的马列的六本书。尽管缺乏将马列主义作为体系把握的能力，那些书仍然滋养了我，培养了对于理论的兴趣，尽管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读马列原著及有数的几种政治类书，不曾诱发我对于现实的批判性思考。我属于“后觉”的一类。至于读到“内部书”，也不记得有特殊渠道，多半得之于父亲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吧。一些年后探访“明清之际”，惊讶于王夫之僻处湖南，何以思路时与东南人士相接。你不能不感慨于所谓的“风气”，尽管“风气”也者，并无踪迹可寻。那期间也曾有过“圈子”，却更是因所在中学的内斗，与读书无关。事后看去，没有一种氛围（小气候），没有几个同好切磋商兑，思考之难以入深，是自然的。文革期间，我始终没有这样的遇合。但文学阅读似乎并不需要这类条件。独自品赏，沉溺，或许是更理想的状态。你的阅读感受无须与人分享。即使到了后来做学术，我也仍然没有与人讨论、交流的习惯。读书仍然是我自己的事。
　　上述阅读看似随意，却各有对于我个人的意义。未公开发表的毛的文稿、讲话记录稿（郑州会议、成都会议、南宁会议等等），样式仿“毛选”，也有四卷，由北大出版社印刷，并非稀缺资源，当时在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套。读那“四卷雄文”，我竟有一朝开悟的夸张感觉：关于当代的中国政治。甚至自以为领悟了辩证法的要义。“唯物论”或包含了宿命论，“辩证法”却可能有“解放”意义。毛对于“辩证法”的通俗演绎将我迷住了。令人着迷的，是关于事物变化的富于想象力的描述。这自然也基于我自己对于变化的隐秘的期待，希望自己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社会的变动，以及自己命运的改变。但更具体的心得，也仍难以记起。
　　文革中大量未经审查的印刷品，毛的讲话外，其他揭秘当代史重大事件、揭秘党内斗争、揭秘国际共运者，均不难读到。阅读中时有心神的悸动。无序、失控造成的空隙，大得可以漏掉吞舟之鱼。对当时的知识人，那何尝不也是“启蒙”：由对当代政治、当代史的蒙昧状态中走出。
　　文革前期出版业瘫痪，油印或铅印的红卫兵小报，是其时最流行的读物。尽管未被任何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接纳，“红卫兵运动”结束前的我，却保持了对于运动的紧张关注，所读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活，大字报、各地红卫兵小报，油印、铅印的“非正式出版物”或不逊于他人。这种阅读花费了我相当多的时间。至今对文革的了解，仍赖有当年如上的阅读经历，因而不以之为精力的空耗。与某些地区的相关之感，正由那种阅读培养；一些当时耳熟能详的文革人物，至今仍不陌生。尽管那或许正是有先见之明的年轻人系统地读日后“有用”的书甚至学外语的时候。稍有点特别的是，当时的我，手中却又常有一本冯至的《杜甫诗选》，聊慰游荡在“群众组织”外的落寞。还曾耽读屈原，《离骚》大半能背诵。只是到了后来，不免付诸逝水罢了。
　　文革期间我的阅读，刻印最深的，仍然是运动初期的读鲁迅，与任教中学期间的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鲁迅在当时无异于拯救，将几近崩溃的我，由内外世界的扰攘中救出，有一种脱出茧缚的开豁。缓解了自己的痛苦，换了一副眼光也换了一种心情面对世界，真切地感觉到了思想的成长，自信也由此恢复。倘若全不切身，又无关时事，绝不会读得那样如醉如痴。有人提到所谓的“关键之书”。如果说有于我来说的“关键之书”，那只能是鲁迅。其“关键性”系于特定个人，还因了特殊的时间点。在那一刻与之遭遇，犹如宿命。最终，你被那本书改变了。也有可能是，你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等待被一朝唤醒。若没有这机缘，那种潜在的可能性或许终你的一生都在沉睡。可惜的是，我没有洪子诚、吴亮的那种能力，难以将“鲁迅之于我”在半个世纪后呈现出来。
　　把《战争与和平》留到文革后期才读，或也因其部头之大。但那确实是读这部书的最佳时机。那时的我还是“文学青年”，不但极其易感，且易于耽溺，即如陷在小说营造的氛围或我自己酿造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并非每种阅读都有可供回想的故事；但确有吴亮所说的那种个人的瞬间，令你经久难忘。由大学的图书馆得到书籍，亦一种“知识权力”，是许多人不敢想的。到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高招、研究生招考，他们有可能先已“输在了起跑线上”。也因此我不敢轻狂，同时相信那些未被机会眷顾者中，定有更优秀的人才。
　　黄子平提到七十年代“开了几个口子”，你可以“冠冕堂皇地”读某些书（《喜欢阅读》）。这“口子”在我，就有利用“评法批儒”读古籍。但也就在那期间，读李贽败坏了胃口，以至几十年后涉足晚明，也无意再碰这么有趣的人物。除了本有宿缘的屈原、杜甫，文革期间我并没有更多地接触中国古籍，这使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进入“明清之际”，首先遇到的，就有句读方面的障碍。
　　写过一篇关于文革后期的短文，《闲散的日子》，我所谓“闲散”，指的是“无目标状态”。《民间书信》中一九七二年的某封信，提到周围的同学当小徒工而刻苦学习，“早上学英文，晚上学古文，然后看些杂七杂八的什么书”，对其人生似已有设计至少是预期而我没有。只是觉得，“当着生活陷于停滞，全无远景，它忽而变得单纯了。我还记得在乡下的那间借住的农舍里，白天干完了活，夜间在灯下绣风景时，那极淡然极悠远的心境。那是在其前其后都不能体验的”（《闲散的日子》）。至于在那所中学任教时，“夜读，实在是愉快的。一灯独坐，如在世外。我的那个班，学校的那些派都顿时远去”（《陋室》）。“无目标状态”下的，或也是较为“纯粹”的阅读。而这种阅读在成为“专业读者”之后，不能不令人怀念。较之其后的世代，文革中阅读的专注，才值得特别谈论。当时的我，也有紧张的思考；思考的是什么，已不能记起。肯定与风气不接，是孤独的个人凝思。或许思考什么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无目标而又耽于思考。这种耽于思考的状态，即延伸到我的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自一九七〇年春离开北大到了河南农村，即与京城失却了联系。即使文革后期，也极少由寂静中捕捉到来自京沪“地下”的信息。其时北京与外地风气差异之大，由当今的信息时代已难以想象。你甚至也并不知晓自己居住的城市还有其他读书人的圈层。其实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下青少年活动的场域，对于我或无异于异国，尽管资讯之发达，已非文革中所能梦见。

　　本文节选自赵园教授长文《非常年代的阅读》，原载《书城》2016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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