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诗伯：牛鬼蛇神

┃Personal History

牛鬼蛇神

© 金诗伯／文
Sam Ginsbourg
© 秦亚青／译

一

　　“牛鬼蛇神”这顶帽子我戴了好几年。“牛鬼蛇神”就是人民的敌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从报纸和大字报上得知，我们社会里存有“牛鬼蛇神”，他们妄图“复辟”，如果想在党和国家内“反修防修”，就必须进行斗争，等等。从理论方面抽象地说，我也能明白这一大套。可是，要说我在实践中亲身体会到其中的含义，还是在教学楼墙上出现了“十一个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之后。
　　一天，我正在给五年级学生上俄语课。平时，学生们都喜欢上我的俄语课，我也爱教这门课。可是，这一次教室里突然出现了一阵沉寂。我虽然眼没离课本，可心里已感到了这沉寂的不祥。随后，一个盛气凌人的声音用汉语说：“够了！你还是讲讲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吧！谁是你的同谋？谁是你们的后台？你们的目的又是什么？”我呆呆地望着全班的学生，接触到的却是不友好的目光。这目光是那样陌生，几乎充满了敌意。我站在教桌后面，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我四周看看，还是那块黑板，还是那盒粉笔。教桌上的课本，课本旁的手表，一切如旧，一切都那么熟悉，一切都在原来的位置上。可是教室里的气氛、学生一张张的面孔，却和往常全然不同了。
　　在教师会议上，紧张气氛不断出现，相互攻击也不止一次。然而，在教室里出现这种场面，的确使我感到震惊。我一下子意识到，正常的教学，正常的师生关系，都已不复存在了。我，用颤抖的声音说，自己没有犯罪，没有搞阴谋，没有同伙。学生们一定觉察到了我的激动，于是还是那个盛气凌人的声音命令我滚回去考虑自己的问题。
　　从第二天开始，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教学楼。走廊里、楼梯上到处都是，就连走廊中间也像晾衣服一样扯起绳子，挂上了大字报。我在这大字报的海洋里游来游去，找出哪些是批判我的。我和大字报早已是老相识，这次也不例外：口号多，事实少。你要愿听愿信，也能说得过去。你若稍一用脑，就实在无法相信。批判我的大字报大多都是无关痛痒，只有两张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张断然宣布我在十月革命中惨无人道地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当时我只有三岁零一个月。另一张用斗大的字质问是谁把我派往解放区的？我到解放区目的何在？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位教师，他自己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他暗示，我这样一位洋人，自己跑到解放区去，其中必然大有文章。这张大字报正贴在教学楼大门口旁边。我出出进进，每次都看到它对我虎视眈眈，逼我回答。好在我对自己1947年怎样到解放区和为什么到解放区这两件事清清楚楚。否则，这张大字报真能使我自己怀疑自己了。

二

　　从此以后，我成了个多余的人。“牛鬼蛇神”自然无权和革命师生一起闹革命。于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足不出户，隔上两三天才到教学楼去一次。各个教室里都在进行着火药味十足的会议和唇枪舌剑的辩论，人们又争又吵，慷慨激昂，一个比一个嗓门儿大，一个比一个手势吓人。还有的正饱蘸笔墨，奋笔疾书，笔下大字报一张接一张。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笼罩了我。我甚至希望到人们中间去，哪怕是作为批判的对象呢。
　　有时，我也进城去看看大字报，看看街上发生的事情。若是见大字报标题有趣，就停下来看看，人多的地方我当然不敢逗留，因为我总是提心吊胆，生怕人家认出我这个“牛鬼蛇神”，那反倒招来了麻烦。
　　我整天置身事外，无活儿可干，心中不免感到烦闷。于是，有一天我去找从前的一个学生，问他我现在该干点几什么。这个学生是系里掌权的群众组织头头。我俩站在走廊里，他见四下无人，就和和气气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只要没人的时候，学生们仍对我十分友好。不过当着人面，他们自然也不愿背个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的黑锅）。至今我仍记着他的话：“要是你真的无事可做，就到农场参加劳动吧，这对你有好处。我们还是希望把你打成左派！”对这个“打”字，我倒也不介意。他当然不会真的动手打我，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希望改造我、锻炼我，使我成为“左”派。他自是好心，这我也明白。
　　这一“打”，就断断续续地“打”了两年。

三

　　两年“打”的过程，容我以后再说。另有些事情倒是值得先提提。
　　1966年8月，中央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十六条》。《十六条》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原则。
　　我们当然无权和其他教师一起学习《十六条》，于是就自己学习，必要时参考一下报刊上的文章。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能帮助群众坚持正确的方向。但同时我又有点儿担忧。《十六条》说是对几个月来群众运动的总结，可我这几个月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的事情和《十六条》的规定大有出入。再说《十六条》中不断使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反动学阀”等字眼，也让我感到心神不宁。若没有党组织的严格控制，这些字眼很容易被群众在运动的火头上误解误用。《十六条》第一部分中提到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依我看，“四旧”这一概念模糊不清，几乎可以包罗万象。事实证明，我的这些担心并非是多余的。
　　一天，学生告诉我要到我家帮助“破四旧”。他们直言不讳，不过口气还算客气。立刻，几个学生就跟我到了家里。他们让我打开门，然后就直奔书房。在书房里，学生们发现了一大批“四旧”：俄国古典名著和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版的书籍，共一百五十多本。其中有《普希金全集》《托尔斯泰全集》《涅克拉索夫全集》《契诃夫全集》《果戈理全集》，还有后来出版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工具书。此外，学生们还找到了一百多张唱片，有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巴哈、门德尔松、格里格和其他音乐家的作品。这些唱片都是我1947年离开上海时带出来的。后来撤离烟台，我把唱片分装在几个箱子里，藏在乡下。济南解放后，唱片才又回到我的手里。学生们把所有的唱片塞进一个麻袋，接着又脚踏麻袋跳起“舞”来。书，全部没收，我痛心；唱片，顷刻粉碎，我伤心。我感到了许多年都没有过的气愤，我简直不能理解这些年轻人、这些大学生的心理。他们野蛮疯狂，自己却反倒觉得大获全胜。
　　学生们走了，带走了我的书。对那些粉碎的唱片，他们倒是慷慨大方，留下来让我自己全权处理。门关上了，可马上又打开了。一个学生回来，又在其他房间里马马虎虎地看了看，找找是否漏下了能毒害青年人的照片雕塑。他看看四壁，查查玻璃板底下，没发现什么有趣的玩意儿，就跑去追他的同学们了。
　　我的书被拉到教学楼里，和从其他教授家搜来的一起堆放在一间教室的地板上。没过多久，书就一本本地开始失踪。有些懂俄语的学生倒是不怕“中毒”，是他们把书拿回家里去了。
　　过了不久，我在街上亲眼看到一件事，使我意识到“破四旧”这般大事有时竟也让人忍俊不禁。那天我从城里回家，老远就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哭喊声，她好像正在和一群戴红袖章的男孩子争吵。我猛蹬自行车，决心帮这位姑娘摆脱那群小霸王。走到人群前面，我看见姑娘身边围了七八个中学生。她一手抓着一条刚被手持大剪刀的男孩子剪下的大辫子，另一只手拼命护住另一条还没剪下的辫子。男孩子们正在尽力“教育”这位姑娘：难道她不知道长辫子是“四旧”？难道她不明白剥削阶级正是用这类破烂儿“腐蚀”年轻人的思想？难道她不懂迎头痛击资产阶级的进攻是每个革命青年的义务？姑娘少不了是个“落后分子”，她站在那里，一面不顾一切地护着那条还未剪下的辫子，一面默默地流着眼泪。
　　我没等到收场就走开了，因为我突然想起自己是个“牛鬼蛇神”，要想为资产阶级鸣冤叫屈，那可是罪不容诛的。

四

　　天下大乱。整个中国都动起来了，年轻一代更是一马当先。
　　年轻人受到鼓励，开始大串联，去和其他省市、其他院校的革命青年建立革命联系，交流革命经验。乘火车、坐公共汽车一概不用付钱，串联学生所到之处，吃饭住宿全部免费。从未坐过火车、出过家门的年轻学生不远万里，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去串联，到革命圣地延安、韶山、瑞金、遵义、井冈山参观访问。
　　多数人奔向祖国的首都北京。毛主席在一百天的时间里在北京八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参加检阅的红卫兵人数超过一千万。
　　我是“牛鬼蛇神”，当然无权串联；可妻子和两个大孩子给我讲了大串联的情景，想想真似以色列人出埃及，只不过一个远古，一个近代，背景全然不同。若是论规模，出埃及是绝不敢与大串联相比的。
　　有些学生要仿效红军1934年至1935年的长征，步行到延安和其他地方串联。这主意妙不可言，我们只能支持。于是从前的学生纷纷到我家来，借手表、借照相机、借自行车、借指南针、借地图、借手电筒，只要我们有的，他们都借。我当然不敢说红军长征时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只要拿得出，我都出借。公公正正地说，我对这一伟大事业的“捐献”，差不多都还回来了。疲惫的学生长征归来，也把东西送了回来。只是自行车在内地不翼而飞。不过后来，要钱、要自行车却成了某些学生的习惯，也许他们特别偏爱这两样东西吧。给钱给东西我倒不在乎，叫人心里难受的是，他们把我的钱说成是“剥削劳动人民的钱”，让我“物归原主”，还要“以革命的名义”勒令我在某时某刻之前到某地亲自交出我的自行车。

　　我在农场劳动时，日子过得很愉快。和普通工人农民一起在田里出力，心里觉得痛快。他们好像也不在意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我不怕累、不怕脏，很快就赢得了他们的尊敬。这些工人农民甚至喜欢我了，他们叫我“老金”。听到他们这样称呼我，我比什么都高兴。
　　五花八门的农活儿我样样都干：为牲口备草料、喂马养骡子、挖沟平地、给果树施化肥，叫我干啥我干啥。在农场里，我轻松愉快，没人找我的麻烦，我在劳动，我有用处。
　　要是能不去想前前后后的烦心事，我真就痛快到家了。可是，外面的世界给闹了个底儿朝天，还告诉我们这就是革命，天下大乱就是革命时期的秩序。可我理解力太差怎么也不明白，既然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反修防修”，为什么要用这么疯狂的方式去反去防？我还不明白，我和许许多多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有些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叫我们养牲口干杂活儿对国家到底有什么好处？

五

　　半年过去了。这半年固然难熬，而前景则更不堪展望。
　　冬天的狂风，把我校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始掌权的那个群众组织席卷而去，另一个群众组织夺了大权。所谓的“造反派”取代了所谓的“保皇派”。对这些变化，我并不太注意。我置身事外，对发生的一切知之甚少，所关心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命令我第二天早晨到学校木工厂报到，时间7点整，不得有误。电话里的声音十分专横，想置之不理是办不到了。第二天，我提前十分钟到了指定地点（在去木工厂的路上，我还暗自思忖，明知此行凶多吉少，竟还像去给学生上课一样准时，真可谓禀性难移）。
　　木工厂的院子里站着四十多个人，有的是校、系领导，有的是老教授。几个学生正不耐烦地等着我们。他们让我们站成一排，有个学生开始训话。在以后的两年里，这种声调语气，天天在我耳边响个不停。这次训话的大意是：你们是一小撮坏透了的“牛鬼蛇神”，工人农民好心养活你们，你们却恩将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用体力劳动改造自己，争取宽大处理、重新做人。为了加强语气，每句话开始，他都来个“他妈的”。这小伙子训得起劲，他要让我们明白，他是主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只要他一训话，我们就必须立正站好，低头弯腰、洗耳恭听。
　　我在木工厂干得不错。我们的活是把散在地上的木材木板捡出来堆整齐。干这种活儿根本不用什么技术，只要有力气就足够了。我的力气用不完，全然忘了这是劳动改造，竟热情地大千起来。没人比得过我，也没人愿和我比。
　　上午过去了一半儿，大家坐下来休息一下抽支烟。我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闲聊几句，可一看见红卫兵那咄咄逼人的日光，大家就急忙分开了。
　　吃了午饭接着干。下午5点半钟，该收工了。红卫兵还是用早上那种方式把我们集合起来，早上训话的小将又来总结一天的劳动：大部分干得不错，但有的没有尽力，有的还明目张胆地耍滑偷懒。别以为人家看不见，偷懒的要好好想一想，别自欺欺人，别玩火自焚。耍滑的要小心，小心自己的“狗头”。
　　突然，他出人意料地说：“我希望，你们都要像某某某那样下力干活儿。”他又说了什么，我没去听。刚才他点名表扬的典型然是我。
　　我摇摇晃晃地拖着步子走回家。但我的心在唱，我觉得自己打了胜仗。可打了什么胜仗，我，不知道。
　　我们在木工厂堆木材、扫院子，整整干了一个星期。红卫兵表扬了我三次。我听到有人嘀咕说：他想讨好红卫兵，他想让大伙难堪，他想自己出风头。对这些风言风语，我丝毫也没在意。我喜欢劳动，我喜欢使出全身的气力，我喜欢让我的肌肉筋骨自由自在地舒展开来。

六

　　对于我，对于无数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那些日子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直到今天，十五年过去了，一切噩梦都已结束，可是一想起那些日子，我仍然伤心，仍然气愤。
　　一夜之间，我可爱的祖国变了模样：群众专政代替了党的领导；宪法、法律完全失效；公检法陷于痪瘫状态；党中央和政府的指示可以不予理睬、恣意违犯；国家给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人剥夺；没有丝毫证据就可以指控一个人罪大恶极，还要让他自己证明自己有罪；没有任何理由就能打人、折磨人侮辱人；逼人参加强制性劳动，逼人干最不光彩的事，逼人丢丑蒙耻；没有搜查证，却无论白天黑夜随意抄家；私人钱财被没收，银行存款冻结，工资也减少到仅仅能够维持生活的数目……若是受不了这些折磨和屈辱而结束自己的一生，第二天就会贴出大字报，说是“畏罪自杀”，全家还要宣布与死者划清界限，以免遭受株连。
　　然而，伴随这一切的，又总是最最革命的口号，激动人心的演讲、朗朗背出的毛主席语录、谱上乐曲的“语录歌”。
　　我在这种环境里过着这样的生活，直到1969年2月9日宣布“解放”为止。按文化大革命的语言，“解放”即为“免罪”。公平合理地说，尽管我完完全全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却一没挨打，二没戴高帽子游街。有人说我“情况特殊”，有人说这是因为我和学生关系好，还有人怀疑这是命里有福，是幸运的巧合。不管怎样，大家公认我的命运就算不错。

七

　　现在我回顾1967年到1968年的好多事，已很难保持当时的时间顺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那两年的情景细节，忘却的越来越多，记着的越来越少。那两年充满了痛苦、屈辱、酸楚、坎坷。人也变得麻木而沮丧，对苦难何时能结束，常常是毫无一线希望。不过记不清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先后顺序，倒也无关大局。重要的是我周围的人，我目睹的事。有了这些，也就足够了吧。
　　提起两年中逼我做的那些事，可真是离奇古怪，五花八门：参加劳动、写“交代材料”、“出席”批斗大会（当主角的时候少、做配角的时候多）、一条一条没完没了地背语录、参加政治学习、写“劳动日记”，等等。
　　体力劳动成了我的主要职业，干其他事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如出力干活儿的时间长。我发现，当忘记自己是被强制劳动的时候，干起分配的活儿来，倒也觉得挺痛快。
　　搭大字报棚是常干的活儿，渐渐地我成了把好手。我们先用竹竿扎架子，然后再绑上席子。我喜欢和这些光滑的竹竿、又新又干净的席子打交道，也喜欢用麻绳把席子扎在竹竿架上，这活儿既轻快又容易，干起来让人感觉舒心。
　　我还是打扫厕所的能手。办公楼、学生宿舍的厕所都由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打扫。这活儿和搭大字报棚比起来，可是既不轻快也不容易。每天都有几百人用厕所，没有几个讲卫生的，也没有几个还能想到要讲卫生的。厕所里的景象真是不堪入目，这就使我们这些清扫厕所的难上加难。按理说真该贴个通知，让学生们注意厕所卫生。可我们是什么身份，岂敢对红卫兵发号施令？
　　我们的任务是天天保持厕所清洁。这真比赫拉克勒斯打扫奥革阿斯的牛圈更为艰巨。如果我没记错这个希腊神话的话，赫拉克勒斯只要照管三千头公牛，而且还有一条河（也许是两条）受他指挥、帮他干活儿。而我们的工具只有一把煤铲、一把笤帚。我们倒是还发现了一样工具碎玻璃片——用这玩意儿刮大便池十分管用。
　　虽然费了不少时间，我到底还是习惯了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劳役（上中学时就记着西西弗斯了。西西弗斯被罚往山顶上推巨石。可石头刚到山顶，就又滚下来。西西弗斯只好重新推石，石上石下，循环不止）。我终于习惯了不戴手套干活儿。也不用口罩挡恶臭。我们总是尽量把厕所保持得干干净净。后来我和几个“同事”看到厕所天天干干净净，几乎是一尘不染，竟有几分自豪。但这就是后来的事了。
　　一天下午，在从大便池上刮干粪的时候，玻璃片把我的手指割了个大口子，鲜血流了出来，滴到大便池里。看到自己的血，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眼里涌出了泪水。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弯腰对着臭气熏天的大便池，想想真还不如一死了之当时，我多么希望有人对我说一句话，说句同情和安慰的话。也许，这念头只是一闪即逝。一个学生走进厕所。若叫他看见我这副样子，那自然是不妥的。
　　我当“厕所清扫工”这段时间，还有过一段奇妙无比的插曲，那就是我和同系一位老教师的谈话，内容是我们本来的工作。
　　“不会再让我们教课了。”他说，“真猜不透，万一文化大革命能有结束之时，会分配我们干什么工作。”
　　“就是不让教学，我也不在乎。”我说，“他们反正要给我们找点儿活干。一辈子打扫厕所也没啥，我保证能干得挺好。只是希望咱们能有几样顺手的工具。”
　　“这话不假，咱们得想想法子。我想找点儿废铁条，弯个弯，再磨尖（他一面说，一面在地上画了个草图），那可比碎玻璃片好用多了。再说也安全些。”
　　直到今天，那次谈话有时还在我耳旁回响。我不禁在想，当时，两位老知识分子竟认真地考虑打扫厕所还准备打算把它当成终生职业。可见他们是多么灰心、多么失望。那次谈话，只能算小事一桩，但足以使人心寒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主席说：“造反有理。”有一次我也试着造了反。可惜我忽视了一个事实：毛主席指的当然不是“牛鬼蛇神”造革命战士的反。因此，这个反我也没造好。当时一个新的群众组织在学校掌了权，通知我去办公楼打扫卫生。我们全家对这一命令进行了讨论，最后一致决定：我应该去办公楼，但不应该打扫卫生。全家人给我“打足了气”，我就上路了，真有几分勇气，也颇带点儿反心。我在这个群众组织的总部里整整待了一个小时，我说自己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能逼我劳动改造。他们的观点很简单：如果我不是学术权威，系里谁还算学术权威？如果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反动派，又有谁算反动派？我得到了警告：若是第二天不准时到达，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于是乎我的造反活动告终。这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与红卫兵唯一的一次辩论。虽然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却还没有挨打。

八

　　我只在三次批斗会上当过主角。这个以后再讲。但在批斗其他“牛鬼蛇神”的大会上，我可是常常到场陪斗。
　　我们系二十多个“牛鬼蛇神”排成队，站在台上靠后边的地方，中间突出的位置自然是留给主要批斗对象的。若是主持会议的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他就常常把我安排在后排，这样我就可以倚在后墙上休息一下，也不会被人发现。学生知道我有肾结石，九十度大弯腰站上几小时就会疼得受不了。再者站在后排还有个好处——少挨打。要是站在前排，碰上主要批斗对象挨打，他设法躲过的三拳两脚可就顺势落到陪斗者的身上。
　　只有两次，我吃了苦头。
　　一次是请了位老贫农来忆苦思甜。我恰恰站在他身边。他讲旧社会的苦日子时，我也在教室里陪他一起受罪。为了更有力地表达对地主和一切剥削者的深仇大恨，他把我推来搡去。原来我的头已经够低了，可他硬要再按我低头。等他讲到新中国成立后生活的时候，我已是筋疲力尽，再也无福与这位老人共享好日子了。
　　还有一次是批斗另外一个人，此人后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会上红卫兵宣布已经掌握了他反革命活动的确凿证据，但让他自己公开认罪。红卫兵是决心让此人开口，此人也是横下心不服输。红卫兵又踢又打，帮他“清醒清醒”，可他一口咬定：“不！”“不知道！”“不记得！”我和他站在一排，自是分享了不少拳打脚踢。
　　附带说一句，这个人在监狱里被关了十三年，1980年才得以出狱，并得到了彻底平反。他出狱后我见过他一次，看上去身体还不错，只是这十三年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我有一项重要任务写“交代材料”。
　　交代材料当然要用汉语写，这对我可不是件容易事。我还在学汉语，写得又慢又小心，字典也不离手，时时查找不会写的字。虽然我的汉语语法有时让这些红卫兵摸不着头脑，有时引得他们哈哈大笑，可他们还是称赞我的字体端正清楚。
　　有的“交代材料”是让我想到什么写什么，诸如何时何地与何人干过何事，讲过何话，有何动机，等等。还有的“交代材料”则须根据红卫兵的要求，交代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和事情，讲明我过去认识的一些人。
　　最稀奇古怪的是令我列出自小学毕业后认识的所有外国人的名单。我可以交代说自小学毕业后我认识的都是外国人，无一例外，因为我自己就是外国人。但这样交代既不合要求，也绝对通不过红卫兵让我不仅要列出人名，还要写出他们的家庭背景，现在的地址、职业、政治态度。这些情况我也实在不清楚，所以只好让想象前来助一臂之力了。我只能记得十几个旧日同窗朋友的姓名，寥寥十几个当然远远不够，于是只好再加上四五十个“死魂灵”。对于这些洋人的家庭背景，我是一无所知，只好让他们统统背上个“坏出身”的臭名。像我这样的“牛鬼蛇神”，即便是在孩提时代，自然也不会和出身“好”的人交朋友。经过反复思考，我把这些人安置在澳大利亚、美国及南美这样的地方，这样就无人可以跟踪追迹了。还有，给他们各个编个适当的工作也是件难事，但这也无关紧要。
　　我精心编纂这份名单，得趣不小，正要沾沾自喜，红卫兵却发现名单对他们调查我的案情没啥帮助，因而也就毫无价值。他们让我不要写了，俨然是一副需要的材料已经到手的神情。
　　有一次我实在无啥可写，就对我的专案组（每个“牛鬼蛇神”都由一个这样的专案组负责）成员照实说了。专案组的成员是两名一年级女生，她们听后的反应可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一个立即跳起来，大叫大嚷，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群众专政”，让我自负其责。我站在这位小将面前，低头弯腰，任她谩骂恫吓。后来她也许是嚷得气力不足，也许是觉得脏话都已说尽，就让我回去。接着就让我写“检查”，检查拒不写交代材料”、对抗运动的罪行。这份检查还拿到全系“牛鬼蛇神”会上进行了讨论。从此之后，我再也不说没什么可写，再也没犯类似的“罪行”。

九

　　我的一天。
　　早上7点半之前，我赶到特意为“牛鬼蛇神”准备的小屋里。7点半整，我们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排，低着头，把“红宝书”高高举过头。革命师生是把“红宝书”擎在胸前，这是对我们有令在先，不准让“红宝书”贴着我们的“黑心”。然后，由一个红卫兵或一个“牛鬼蛇神”领着大家背诵语录。这一仪式谓之“请罪”。一般要背上八九条语录，都是针对我们各自的情况特意选出的，没人敢背错一个字。
　　上午总是政治学习。我们学毛主席在1948年和1949年推翻国民党统治前夕写的敦促国民党投降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反革命两面派之伎俩的材料、党对敌人的政策以及其他材料。目的是让我们明白，唯一的出路是“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否则死路一条。何去何从，由我们自己选择。
　　有时，一个红卫兵战士前来参加我们的学习。十有八九是个扎两条小辫儿的女红卫兵。她的任务是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她一开口，总要借助那些使罗杰老先生也自愧未能收集的言辞。她骂人的话可真是丰富多彩，应有尽有，而且是从她那两片鲜亮年轻的嘴唇上滔滔不绝地涌出来她的本领就是善于把最平常的字句，变得龌龊刺耳。
　　大部分“牛鬼蛇神”都不愿回家吃午饭。胸前挂着牌子，“特务”“叛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各自的身份，不言自明。我们一到街上，就引来许多观众，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兴趣，对我们评头论足。有时“革命儿童”还会向我们投之以石。
　　不回家吃饭的，可以在大伙房就餐。我们排队买饭，既不能行动太慢，又不可跃居人前。我们还只准买五分钱一份的最便宜的菜，不管炊事员给的饭菜再少再差，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下午全是体力劳动。大家都愿到农场干活儿，那里地方大，一举一动也无人监视。有时甚至能找个“牛鬼蛇神”一起坐下抽支烟，也不用提心吊胆地怕为此而受惩罚。
　　晚上回到家里，我们就陷入了阴郁的沉默。一家人谁也不愿说一句话，说，又能说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天一天都是这样过来的。后来的日子就热闹起来：革命步伐加快了，打人也就成了常事。

十

　　各系的“牛鬼蛇神”编成了一个“劳改大队”，由二十多个红卫兵看管。每天早晨，我们到红卫兵总部集合点名。几乎每天早晨，值勤的红卫兵都要宣布这个或那个“牛鬼蛇神”犯了这样或那样的罪行。于是，点了名的“牛鬼蛇神”就转到一位壮小伙子手里去接受惩罚。小伙子可以教会他老老实实，还能使其余的“牛鬼蛇神”得到启发。
　　一天早晨，红卫兵点了我的名。我走出了队列。我从来就不是不怕挨打的勇士，也从来未夸海口，说自己不怕皮肉吃苦。一听到点我的名字，我浑身发颤。我暗想挨打是免不了的，就摘下眼镜，防备着挨耳光。负责的红卫兵责令我背诵毛主席关于反动派不打不倒的著名语录。我背了出来，心想可千万别出差错。这时该挨上一下了，可是万幸，红卫兵不知为什么没有动手。他把一样东西拿到我的眼前，我机械地伸手接过来，原来是我昨天的“劳动日记”。“看看你昨天写的是什么！”我拼命集中精力，看着他手指的地方。我一下子蒙住了。我看到自己的日记上写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倒。”天啊！我竟把后半句中那个关键的“不”字给漏掉了！
　　我已记不得以后发生的事了。周围一片混沌，隐隐约约还能听到红卫兵的骂声。他大概是命令我回到队列中去，可我什么也没听见，于是他把我推了回去。
　　在去农场的路上，我趁红卫兵没注意，悄悄地问身旁的人刚才对我下的什么命令。他告诉我红卫兵勒令我写检查，当晚必须交上。
　　我写了几百个字，检讨自己在引用语录时粗心大意，责备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指示没有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保证今后改正错误。
　　太阳刚落山，我已站在红卫兵政委的办公室门口了。我请求进去汇报思想。一个男人的声音叫我进去。我低着头走进门，一直来到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前，小声背诵着每天必说的老一套：“在毛主席面前，我认罪，我请求受到惩罚。”然后，我又转身走到坐在桌子后边的那个人面前。他大笑起来，这笑声比破口大骂还叫我心惊胆战。他说：“检查带来了？给我吧……你怎么会在日记上写没有把握的东西呢？我们知道你用汉语写日记有困难。下次不论干什么，千万别自找麻烦了。可能出错的，就别去写它。明白我的话了吗？”我当然明白了。我也听出了这个人的声音，他是我以前的学生。于是，我慢慢地抬起头。小伙子还在笑，可似乎笑得很和气。他说：“好了，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以后可别再自讨苦吃了。”

　　每星期三下午，“劳改大队”的全体“牛鬼蛇神”集中政治学习。我们在大教室集合，黑板前的讲台上站着红卫兵。政治学习一般由红卫兵政委主持，他给我们讲全国的形势，读社论，问问题，再不就提出问题供大家思考。这位政委从不骂脏话，也不吓唬人，我倒是挺喜欢他。讲台上还站着三四个红卫兵，个个手持手腕粗细的长棍子。这几个红卫兵一言不发，他们的任务不是动口而是动手。几乎每个星期三，都要命令一个“牛鬼蛇神”走到讲台上，低头弯腰，恭听红卫兵宣布他的罪状。所谓罪状，也无非是干了什么，忘了干什么，等等。运气好的，挨上几拳几脚就算了事。“罪行”严重的，顽固不交代的，就要尝尝棍棒的味道了。其他“牛鬼蛇神”是不许抬头看讲台的。可那声音阵阵揪人心。不止一次，我听到棍棒断裂的声音，就不由自主地抬起了头。立刻，红卫兵大喝道：“低下你的狗头！”
　　我讨厌这种政治学习，也害怕这种政治学习。政治学习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我的头顶之上。有一天，这把剑真落下来了，好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怕。政委问大家有关当前国际形势的问题，目的是检查一下大家是否天天读报。突然他点到我的名字，问我昨天的报纸报道了什么重大事件。我也回答对了。谁知他又问了一个问题，当场我就卡了壳。他问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也许社论中讲到了重大意义，我可是一点儿没注意。我站在那里，绞尽脑汁想猜出点重大意义，无奈搜索枯肠，一无所获。只好背上老一套，什么“划时代的事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等等。政委打断了我的话：“以后多注意看报。坐下吧！”我心里明白：这位从前的学生又对我宽大处理了。

十一

　　我系要到农村帮助秋收。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前面是浩浩荡荡的革命师生开路，最后才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身旁还有几个红卫兵押送。
　　我们要去的生产队坐落在离城四十多里的群山之中。将近傍晚时分，我们到了目的地。这地方够苦的，什么水源也没有，附近没有河流，就连平时用水和浇地的水井也没有。每天从早到晚，汽车马车接连不断地去城里取水，装在大橡皮袋里运回来。运来的水刚够浇地，吃水都要十分节约，至于洗脸洗手根本就不用想。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开始干活儿了，我的任务是扛玉米秸。从地里开始，下一个山坡，一直扛到场院上。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当时乱哄哄的一切，真叫人高兴。我扛着重重的玉米秸捆，沿着田间小路，简直是在飞跑。
　　路边、场上都坐了些农民。显然他们喜欢我干活儿的卖力劲儿。我听到他们称赞我，我看见他们竖起大拇指。他们还让我坐下歇歇，把自己的烟袋递给我。我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幸福。然而好景不长，当天晚上就勒令我们戴上白袖章，好让农民别把我们错当成“好人”。从那之后，一直到离开这个山村，我再也没见过一丝微笑，再也没见过赞许的表情和目光。

　　一天，通知我和革命教师一起干活儿，任务是翻一块大约六十米长的地。三十几个人站成一行，每人手中拿一把大䦆头，大家排成一条线，一步一步同时向前进。䦆头一起一落，再跟上一䦆砸土坷垃，就这样循环往复，一环扣一环。我一边是个年轻工人，另一边是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我系的工、军宣队成员）。两个年轻人䦆起䦆落，很有节奏，干得优哉游哉。他俩不时望我一眼，一是怕我落后，二是检查我挖的深浅是否合适，土坷垃是否都砸碎了。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尽量不让他们把我落下。虽说他们干得很快，我还是寸步不落。当时，我的旧病肾结石犯了。要在平时，起码要休息一两天，可眼下休息根本不可能。我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前赶，虽然满脸淌汗、浑身流汗，一阵一阵的绞痛让我真想喊出来，但我只能把呻吟硬憋在嗓子里。我一䦆一䦆地挖，这倒并不是害怕挨打受骂，而是一种人的尊严在支撑着我。我不想让他们看出我的痛苦，我不想让他们超过我之后再回头笑话我。
　　终于到了地头。大家来到另一块要翻的地里，放下䦆头，坐下休息。我找了个离众人很远的地方，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上下筋疲力尽，肾部也疼痛难忍。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可能是打了个瞌睡，也可能是疼昏了过去，但一声怒喝把我惊醒了。一个教师正在对我大喊大叫，骂我“偷懒”，警告我不要耍滑。他命令我立即爬起来干活儿去。我站起身，拾起䦆头，又去翻地此时此刻，这把䦆头好像有千斤重。革命教师和工、军宣队员们仍在休息，他们开怀大笑，他们戏谑嬉闹，只有我自己孤孤单单地在田间干活儿，身后传来他们的大喊大叫、他们粗鲁的谑语、他们嘶哑的笑。我恨，不是恨这样对待我的人，而是恨对我之不公，恨这一切之中包含的残酷、不义、愚蠢。
　　这一天总算过去了，我累得半死，疲劳似乎压过了病痛。但是，我思绪纷纭，别人进入梦乡已经很久了，我还是睡不着。对于发生的一切，我怎么也无法理解。这些和我一起在地里干活儿的老师，都是多年的老相识了，有些曾是我的朋友，有些曾是我的学生，他们干这种卑鄙的事，不会是出自真心。他们也不可能愿意干这种事，更不会对我怀有深仇大恨。他们身后一定有鬼，一定有人逼着他们这样做。可鬼是什么？人又是谁？

　　在后来的十天之内，我两次在大会上挨批挨斗。一次批斗会是劳动时在地头召开的。教师们围成半圈席地而坐，我面对人们，低头站着。莫名其妙的指控一个接一个，叫人无法回答，其实也根本不用回答。只有一个问题值得一答：1947年是谁把我派到解放区的？我较详细地讲了自己怎样做出了投奔解放区的决定，办理了哪些手续，谁建议我到共产党上海办事处等情况。看来他们对这些事早就了如指掌，现在重提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想打我一个措手不及。人们没再追问，批斗会开了不到半个小时。一开完会，就又命令我去干活儿，当然他们也没忘记像往常一样让我“放老实点儿”。
　　第二次批斗会是几天之后召开的。那天早晨，我正要去干那些不提精神的活儿，红卫兵却通知我、另一位老教授和前系主任在其他“牛鬼蛇神”走后留下来。一小时后，红卫兵领着我们三人朝另一个方向走去。红卫兵走得很快，我们三个跟在后边，很有分寸地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心里直嘀咕，不知到底要出什么事。
　　到了一块地边，红卫兵停了下来。然后他们叫来了十几个正在平地的社员，其中有几位老人，两位中年妇女，还有几个嘻嘻笑笑的姑娘。红卫兵让我们三人靠着一块大石头站好。有两个红卫兵一左一右在我们两边站定，另一个红卫兵开始对社员讲话。他说我们三人一个是苏联特务（我），一个是美国特务，还有一个女的是国民党特务。他说我们三个都是人民的敌人，党对我们十分宽大，我们却死不改悔。他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妄图复辟。他号召大家紧密团结起来，打退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如果不把我们消灭干净，中国就会重新出现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人民就会再像新中国成立前一样受压迫、受剥削。他讲得绘声绘色，每句话都像一根针，直刺进我们的心里。此人真乃口才非凡，若不是有两个姑娘哧哧地笑个不停，他的讲演满可以大获成功。
　　红卫兵不时振臂领呼口号，社员却没有热烈地响应，也许他们还不习惯这种场面，只有一两个年轻人三心二意地重复一下口号的最后几个字。
　　这时，地头上来了个摄影师。他让社员站成半圈，“横眉冷对”圈里围住的三个人。他还要求农民举起手臂，做出高呼口号的样子。有一个小伙子被摆在我们三人面前，“控诉”我们的“罪行”。摄影师照了四五张相。我觉得他对社员不大满意，因为社员们并不密切配合，可他也毫无办法。
　　后来我看到了这几张照片。因我们三人都低着头，所以脸面看不大清。有几个社员在笑，有的在四处张望，没有一个像解说词所写的那样“义愤填膺，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

十二

　　要回家了。队伍和来的时候一样学生打头，教师居中，“牛鬼蛇神”排在最后。天近黄昏，我们回到学校。我走进家属院，疲惫无力，满身尘土。就在我家窗前，我看见三个十几岁的孩子把我十一岁的儿子团团围住。我儿子背靠着墙。另外三个孩子都比我儿子高出半个头。他们一面指手画脚地挑衅，一面高喊：“狗崽子！狗崽子！”不时地，三个人这个上前推一把，那个上前扯一下。他们见我来了，却既没走开，也没停止叫喊。我对儿子说了一声“回家”，就急步走开了。我没停下看看儿子是不是跟着我往家走。一个孩子在我背后大喊：“牛鬼蛇神！”我走上楼梯，打开家门，走进卧室。妻子帮我把背包卸下来。我呆呆地站着，泪水突然潸潸而下。妻子吓了一跳。她不住口地问：“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我的孩子一个个站在我身边，我感觉到了，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让我怎么解释这一切的一切：戴白袖章的侮辱——不让农民把我错当好人；那个教师的声音——命令我强忍剧痛独自一人去大田干活儿，而他却在休息、说笑；红卫兵的鼓动——企图煽起与我无仇无冤的社员们对我的愤恨；我儿子那张坚毅而又可怜的小脸——我是他的父亲，我是如此地爱他，却又使他的心灵受到如此残酷的蹂躏。
　　我无声地哭着，我感到万分伤心为我自己，为我的妻子，为我的孩子们。也许，我已经预感到了，前面等待我的会是更惨的折磨，等待他们的则是更大的痛苦。

　　本文选自《我在中国的六十年》，金诗伯／著，秦亚青／译，北京出版社，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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