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丽：我的花儿般的姐妹呵

┃Personal History

我的花儿般的姐妹呵

© 秋丽／文

　　踏入暮年，多少人多少事逐渐淡忘，唯独曾被称之为峥嵘岁月的知青生活，如同烙印般烙在心中。知青生活填满喜怒哀乐，是一曲我们那代人独享的青春乐章，主旋律明快，豪放，激越，苍凉，用热血谱就。我的知青生活起始于1968年的初冬，随着一场浩大的人口迁移运动，未满18岁的我，来到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六年的知青生活，难忘的，不仅是年复一年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不仅是敲打锅碗瓢勺的苦中作乐，最刻骨铭心的，是“老三届”们与生俱来的近乎于圣徒般的献身精神。我们那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虔诚地信奉无私奉献，恪守着“国家第一，个人渺小”的理念，将守护信仰实践诺言奉为人生的价值，哪怕花样的年华，花朵般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

　　1970年初，我被团里选送到兵团报社学习。兵团报社位于海港附近，背靠海岸的几排平房隐匿在椰林中，平日里丽日清风，窗明几净，幽静宜人。报社数十人中，编辑和资深记者大多三四十岁，均为来自各大军区的现役军人。为数不多的通讯员，则是各师团选送来报社学习的知青，学习期间边学习边给编辑记者们当助手。W师抽选上来的通讯员只有我和小L，两人都跟着编辑老Y。小L文革前读高二，近一米八的个儿，无论用过去的眼光还是今天的标准看，都是一个准帅哥。干部家庭出身的小L生活简朴，品学兼优，在学员中表现尤为出众，用惯用的评语评价便是：重视政治学习（当然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奋工作，团结同志，尊敬师长，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无人能及的是，小L用工余时间坚持义务劳动，每天一大早便往兵团机关的猪场跑，用一早一午的工余时间帮忙切猪食，一年四季从不间断，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但小L却乐此不疲。我在他的影响下，时而也去帮忙。
　　其实，能抽调到报社工作学习的知青，绝大多数都属于根正苗红的“梯队人选”，事实证明以后的十几年中，他们大多数都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相比之下，我属另类，并非学习工作不如人，而是时有“思想不合群”的表现。经过文革暴风骤雨般的洗礼，一向个性较强的我，更愿意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说来，就是喜欢较真。你想，喜争辩，好坚持，不想做“另类”都不行。幸亏编辑们对我相当的包容，并没另相看待，尤其是编辑老Y，总是耐心地用他的人生感悟，给予我启迪，以期我对多元素的世界有更多的理解。老Y成了我一生的良师益友。倒是小L，他怕我走错路，自觉不自觉地常常对我施以帮教，可说归说，争归争，到头来各持己见，谁也说不服谁。多少年以后，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是后话了。
　　报社每周发行兵团战士报。兵团组建初期，抓革命促生产落到实处便是“大干快上”，每天各师团报道英雄或先进事迹的稿件纷至沓来，报社的日常工作无外乎读稿选稿、采写、编辑、付印、出版。十月末的一天，一个惊天动地的爆炸新闻传来：某师团三八养猪场竟有二十名女知青以及连长、指导员各一人在抗风防洪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消息震撼了所有人，报社资深采写和摄影记者闻风而动，立即赶往现场。不安和疑惑随即袭上我的心头。
　　不安和疑惑并非没有缘由。在报社的那些日子，“大干快上”的风越刮越猛，某些师团违规生产竟成了“革命举措”。那时候，以团为单位，生产能不能大干快上，用当时的话说，是“敢不敢坚定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敢不敢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能不能坚持人的因素第一”的立场问题，来不得有半点含糊。可大干快上，非但没带来正常产量的翻番，反而发生了不少揪心的事。就说咱那团的橡胶树切割吧，常规是每棵胶树隔天割一刀，咱团为使生胶年产量翻番，搞个新花样，偏要一棵胶树一天割三刀，还要以点带面，全面推广。我曾随报社记者老L回团里采访，亲睹了一天割三刀的结果，且不论日工作量成倍增长人累得不行，惨不忍睹的是，每日三刀过后，胶树切割处乳白的胶水变成了清汤流淌。我们下到连队时，正赶上大片大片的橡胶树死亡，无胶可割，令人揪心不已。在林段里，报社记者老L指着死去的橡胶树痛心地说，这可是“杀鸡取蛋”啊。我育过橡胶树苗，深知一片橡胶林从育苗种植到长成开割，至少要十年以上的精心培育啊。可那时谁又能说什么。
　　小L为人沉稳，对“杀鸡取蛋”这种事通常不会像我那样激愤。他虽说也看出问题，但轻易不言，就是说点什么，也习惯用“主流观”看问题。用一比九看待“缺点和成绩”，得出的结论便是“成绩是主要的，前途是光明的”，我自然是“偏激”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说，是惯常公认的认知标准，甚至成为司空见惯的一种托词。这样的思维模式，在过往很长的时间使人不敢相信或者不敢说主流也有全错的时候。主流观的主宰，令人不敢想不敢说。我逐渐懂得，像我这样连整体和局部关系都说不圆的人，很难踏上仕途。我回城后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深刻感悟了“做官不做事，做事不做官”的训导，并只想老老实实地做事。
　　报社采写抗风防洪英雄事迹的记者们很快回来了，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重笔浓墨，写出了8开整整两版的英雄事迹报道。清样送到编辑部后，我帮忙校对。纪实的报道让报社每一个人的心都沉甸甸的。我今天已经记不得那些激扬的文字和精彩的描述，但我牢牢地记住了当年万分悲壮的场景：强台风来临，从山上咆哮而下的洪水吞没了猪场，霎时汪洋一片——当洪水退去，只见二十二个泥人半身浸泡在泥水中，保持着挺立的姿势，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筑成一道人墙，一条坚不可摧的“长城”，誓将汹涌而来的洪水挡在猪场之外……泥塑般的人儿，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凝视远方，一脸的坚毅和无畏……猪场几个得以逃生的知青说，眼看人和猪场将被洪水淹没，二十多个人齐声高唱《国际歌》，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此情此景让到过现场和没到过现场的所有人掉泪。猪场除了连长和指导员，二十个死去的女知青，最小的年仅十五岁，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三岁，她们都来自广州一所著名的中学。
　　为保卫国家财产，具体地说，为保卫猪的生命，舍弃了二十二人的生命，我心追问，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不早早撤离，为什么没能撤离啊。
　　对此事件知之越多，越觉压抑。事实是那猪场就建在山下低洼处，才建了不久。建场选址时，曾有当地的老乡真切地告知那是洪水交汇必经之地，年年水淹，不适宜建场，只可惜善意的劝告并未引起领导重视。“大干快上”让头儿们脑袋热得不行，人定胜天嘛，当然只能说“行”，不能说“不行”。由此，便有了二十多个花朵般的女知青，在洪水必经之处，开创着前人从不敢想的养猪事业，洒下辛劳的汗水。当洪水卷着砂石以不可阻挡之势扑向猪场，姑娘们心中只有保护国家财产的坚定信念，她们何曾想到从此在这里埋葬了青春，埋葬了自己。我的花儿般的姐妹呵！
　　面对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殒落，还能这样冷静地划分和比较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吗？更何况事情并非仅此一例。到报社不久，在洪水淹没养猪场事件发生前，某团一个建在海边的连队，刚刚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海啸来临，几个知青为抢救连队公共财产，迟迟不肯撤离，瞬间被海浪卷走。对这种原本可以避免牺牲的事件，非但不去深刻反省，反而作为“舍己为公”的大无畏精神大肆宣传报道，在今天看来就是罔顾生命，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漠视。在英雄的光环后面有没有躲藏的罪责？而正面宣传“英雄事迹”的结果，再次换来了二十二条鲜活生命的毁灭。良知早已告诉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抗洪救灾，就是一场场罕见的重大责任事故，铁幕被“英雄的事迹”掩盖着，只见光环，不见那一个个屈死的灵魂。那时，为避免碰上“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根弦，谁又敢于非议呢，人们更多地选择退避三舍，况且编辑记者们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只需看看编辑们凝重的表情，便可知他们是怎样想的。再说了，从另一个角度看，知青们抢救公物的事迹感动天地，眼含热泪时谁会对报道“英雄”说不呢。对崇高的献身精神，谁又能无动于衷？谁又能不给以热诚的讴歌呢？报社所有的人，唯有通过文字，表达着对死者的无比敬意，几个编辑一字一句地推敲着标题，英名之下，让二十二个灵魂安息吧。
　　很长时间，我的内心充满纠结，但更多的时候，心中却涌动着一种义愤。
　　四十五年过去了，每每搜索岁月，总会想起那场事故，前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份当年关于养猪场伤亡事件的报告，报告中的字字句句撞击着我的灵魂。“……广大的兵团战士，风口浪尖逞英豪，在抗风防洪中，用毛泽东思想化灵魂，落实行动中，在风口浪尖上，在生死关头时刻，脸不改色心不跳，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大无畏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养猪场二十八名战士与台风洪水搏斗的英勇事迹，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为了人民的利益，拧成了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英勇战斗集体，最后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两三千字的报告，终于在结尾有了几句忏悔：“由于我们的领导政治责任心不强，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一次非常沉痛非常深刻的教训。”接着，一份养猪场所在师领导的发言进入我的视线：“……我们生产部队，搞好生产，发展橡胶，把小小胶刀当作同帝修反进行战斗的武器，把每多产一滴胶水当作射向敌人的一发子弹……”
　　仅仅是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吗？我从不信命，但那份报告那发言让我相信了也有命中注定的时候。很多年以后，当我走进法律的领域，便有了更深层次的悲哀。当全世界的法律早已将发生的人力不可预料的、不可抗拒的事件，包括所有不可抗拒的大自然现象，定义为“不可抗力”事件，视抗拒“不可抗力”为不可能、不可为，从而为发生的不可抗力事件免责大开绿灯，从法律的层面将保护生命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知青”那个年代的特殊群体，却有着许许多多的无奈。我们首先无法抗拒的是，纯而又纯的理念和献身理想的热情是我们那代人的特质，这种特质有时候被政治所滥用，于是，理想被蒙上幻彩，幼稚成为催化剂，热情变成盲动，悲剧却不能不上演。过去和今天，我们，我们的同龄人，又怎能不为此感到悲哀呢。
　　我的不安分注定了我的知青生涯遍体鳞伤。到报社的第二年，我回到了我工作的W团报道组。就因为我不肯编写假冒的先进事迹，我被下放去建新的橡胶厂，干男人都难抗的活，最终一病不起。有一天，小L同在W师下乡的妹妹受哥哥的嘱咐来看我，临走她对我说，你能做我的嫂嫂吗？我摇摇头，我想起了那些说教。小L一直留在报社，多年后不但参军提了干，还当了正式的军报编辑。1974年，我病退回了城。

　　本文选自《流逝的记忆》，杜良怀等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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