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乃刚：我在大哈达的灰色岁月

┃Personal History

我在大哈达的灰色岁月

© 邓乃刚／文

　　大哈达是座落在乌盟后山的一个小山村，小得全村只有80多口人，旗县一级的地图上也休想找得到它。1966年7月到1971年11月，也就是我19岁到24岁这5年多，在这里留下了我灰色的岁月。

一

　　1965年7月，我提前一年中师毕业，在乌盟后山一个叫大滩公社的中心小学干了一年以后，因为得罪了学区主任，加之家父有历史问题，便把我下放到距公社40里以外的大哈达小学。这原是只有一个老师的民办小学，我来了以后就成了“二人台”，因为我是公办老师，便美其名日“民办公住”，还冠冕堂皇地称之为“新生事物”。
　　那天，是学区一位姓冯的老师用自行车把我驮去的，在他那辆加重“永久”牌的“二等车”上，颠簸了3个多钟头，才来到大哈达。这时，村里唯一的民办老师老李早就带着一帮娃娃守候在村口，他们提着暖水瓶端着热茶，就像电影里“迎接亲人解放军”似的。这使我在浑身温暖之余，多少觉得李老师太认真。
　　我的行李和办公桌随后给捎来了。学区主任分配给我的办公桌，就是他家那只快散了架的旧柜橱，那也是公家的财产，已让他使得油漆脱落，到处沾满油泥，一摸一手污渍。学区并不是没有像样的办公桌，分明是在欺负我。晚上放学以后，李老师和孩子们一回家，小学校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面对着昏暗的煤油灯，听着外面远近相间的阵阵犬吠，一股莫名的孤独和凄凉攫上心头，禁不住潸然泪下。
　　我的流放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令我感激的是，这里的乡亲们并没有把我当“阶级敌人”看。这个村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几位大妈大嫂经常带着三两未嫁的女娃，来帮我生火做饭。“远天远地的，你大（当地人管父亲叫“大”）你妈也放心得下！”说着，笑着，就用开水搅拌起莜面来。是她们，教我晓得了莜面有“三熟”——莜麦是炒熟以后才磨成面的，生莜面是用开水烫了和成面捏成窝窝儿（莜面卷儿）或鱼鱼（莜面条儿），再上笼蒸成熟莜面的——这不是“三熟”又是什么？也是她们，教会我拉着“二股子”（风箱），用蒿草点着煤面儿，“唿哒”“唿哒”地，慢慢烧开了水，做熟了饭……这几个心软的大娘大嫂，见我缺油少醋，还时常让她们的娃娃上学时端来自家酿的老醋和自腌的酸菜。那老醋啊，就是今天北京城里最好的香醋，怕也比不上她们自酿的甘醇呢！
　　中秋节一过，在大哈达就别想再吃上一棵鲜菜，除了土豆就是土豆。为了肚子里能有些油水，队里卖给我一只绵羊，又找人帮我宰了，剥去羊皮，取净五脏。那时100多斤重的一只活羊才卖18元，剥下的羊皮又卖了近10元，8块多钱的一只带骨全羊让我吃了大半个冬天。我把它吊在教室外面的房檐下，不能让狗或者狼够得着，每天用柴刀砍下一块，也没什么调料，撒一把盐，和着土豆一起煮熟，就是美味佳肴了。
　　1967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烧到我们大滩公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阵儿，公社几个要好的同事把我召回学区，造起了学区主任“黑官儿”的反。斗“黑官儿”，给他戴黑牌子，做“喷气式”，20岁的我好不快活。想起他两年来对我的刁难和虐待，气就不打一处来，趁着人乱，也从背后踢他一两脚。然而，事态像走马灯似的急转而下。革委会一成立，“黑官儿”又被结合进去了，还是主任。我们这一派的人，可就倒楣了。我因父亲有历史问题，根不正，苗又歪了，自然第一个被抓了起来。在“群众专政委员会”的老虎凳面前，我一丝反抗精神也没有了，承认自己反了党，反了革命……是这场革命教会了我做“人”，学会了忍辱和屈从。1968年3月，我从“群专”出来，又灰溜溜地滚回了大哈达……

二

　　那时，我和李老师两个人手把手地教着5个年级30来个学生。语文课本就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数学是32开本只有一个印张的小薄本儿。老乡们本来也不打算让自己的子女来学校学成什么，只是不到下地干活儿的年龄，让我们帮他们“哄娃娃”而已。那学习的目的，不外乎是能认得自己的姓名，知道记工员是否登对了自家那工分本上的阿拉伯数字。从事着这样的“教学”，自然没有铁定的指标，更没有今天老师们那种如泰山压顶一般升学率的压力。不想上课了，就扔出一颗篮球：“玩去吧！”要不就带着一帮孩子村外的大山上去捉“特务”。“特务”是捉不着，双腿也累了，就冲着大山狂呼乱唱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公社书记来我们小村视察，队干部用过节才能吃上的炒鸡蛋烙油饼招待他。酒足饭饱之后，书记忽然来了兴致，要我带他到后山去打生（打猎）。我知道，这是书记有意提高我的地位给村人看的，便大声地对学生们宣布：“今天老师有公事，放假一天！”屁颠屁颠地陪书记上了后山。
　　这样的“教学活动”，倒也图个快活，我是连教案都不用写的。但也有不快活的时候，那就是和一些社员的摩擦。推广“样板戏”那阵子，我的小学校就成了排练场。时逢冬闲，每天晚上队长都派十五六个小伙子大姑娘，来学校要我教“戏”。那戏谱是不用教的，就套用后山二人台《挂红灯》《五哥放羊》之类的调儿就行，亏得这地方天高皇帝远。轮到戏词了，可是一个字也不敢改。例如教那几个女孩学《红灯记》的台词，无异于《说文解字》——她们大多只念过一二年级，长到十八九了都从来没出过山，没见过铁道是怎样铺在地面上的，不晓得火车是几匹马拉着的。《红灯记》里李玉和那只信号灯是个重要的物件，你需要给她们讲明白信号灯是什么东西，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信号在交通线路上的作用是什么。把这一堆讲完了，你就得嘴干舌燥，满头大汗。轮到台词，她们十个字有七八个不认识，你得一句话一句话地让她们生背，就像城里幼儿园小班背儿歌那样，只能是半生不熟。这种“学习”，不论是对她们，还是于我，都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可气的是，这些男女的心思全不在学习样板戏上，凑在一起就是嘻嘻哈哈地胡说八道。有一个姓王的姑娘其貌不扬，说了门对象因此吹了。媒人临走那天，她大就站在村口大骂：“日他祖宗的，脸蛋儿喜人（漂亮）有个毬用？吹灭灯还不是一样！”这话也不知怎么传出去了，就成了村里取笑这父女俩的笑料。轮到那姑娘背台词，有个青皮故意吹灭了灯：“看看到底一样不一样？”接着就是你推我搡，众人一阵哈哈大笑。面对着这群“生”，气得我咬牙切齿，连连大声嚷着：“散会！”“散会！”便把他们给打发走了。队长也明白，这样的样板戏实在没劲，公社又不会来检查，也就不再指派他们来学习什么样板戏了。
　　戏是不排了，可社员们照样来。当地人管聊天叫“灰拍”（“拍”字读成pie），他们不是来“灰拍”，就是来打扑克，男人们卷着“大炮”，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临走时一地烟灰烟屁。有时候你正要吃饭，人就进来了，“看看邓老师吃些什么？”说着就把笼盖给揭开了。那种讨厌劲儿，让你骂不得、打不得。有一次我实在是昏了头，就在门外挂了一块牌子，上书“闲人免进”四个字，想以此把他们拒之门外。
　　谁知，这回可惹了大祸，遭到大伙儿的群起而攻之。他们骂我“人不大，架子倒不小！”“喝了两滴墨水，连贫下中农也不放在眼里了！”为了杀一杀我这个“臭知识分子”的傲气，队里专门会批了我。有的说，学校是队里花钱盖起来的，你凭什么挂“免进”牌？有的说，看你青皮抖擞的，怕是没有吃够苦头，忘了你在“群专”挨斗的时候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虽然言词激烈，但谁也没动我一指头，也没给我上纲上线，但我心里却最是别扭。是啊，自己能比这些乡亲们高贵到哪里去呢，竟把自己摆在与他们对立的一面？第二天，我就偷偷地把那块牌子摘掉了。
　　为了使我能更好地得到“改造”，队长要求我参加队里的学习和会议。那一阵子，队里三天两头地就组织社员学习每次开社员会，队长都让我先给读一段报纸，念两篇大批判文章。等到九、十点钟社员们商议起队里的生产时，我早就歪在一旁呼呼大睡起来。
　　从此，队里有什么活动都叫着我，不由自主地我成了大哈达生产队的一员。队里有什么“福利”，队长们也不会少了我那一份。那地方生长期一年只有5个月，夏末秋初才能吃到一点儿白菜和胡萝卜。到这一季节，队里园头儿每路过学校，就在我门口扔下一大堆菜，足足够我吃上一个星期。中秋节到了，队里一定会宰羊，队长则不会忘记给邓老师提来2斤羊肉。中秋节一过，这里就结冰了，社员们要在场面上干到阴历十一月份，每晚挑灯夜战队里都要发放“夜宵”，也忘不了给我送来一份发面饼。后来，队里还给了我5亩沙土地，我让学生帮我种上山药（土豆），赖年景也能收成几千斤。我用一部分磨成淀粉留着做粉条用，其余的都下进窖里，下一年的菜蔬和口粮也就不发愁了。我在大哈达，虽然算是一个公办教师，但完全成了生产队的一员。在这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我向乡亲们学会了生活，学会了听天由命，学会了顺其自然……

三

　　唱“样板戏”那会儿，村里几个女娃见面不称我“邓老师”，开玩笑时就管我叫“灰人”。什么是“灰人”？后山人管歹人、恶人总之是不端、不良的人才叫“灰人”，可是在家里，老婆也就这么称呼自己的男人。有时候，要好的男女们碰在一起，打情骂俏起来，女的开口对男的就是：“灰人！”也许那时我年龄尚小，脑袋榆木，最终也没能成为她们之中谁的“灰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毕竟到了“男大当娶”的时候。没有和什么人正式地谈过什么“恋爱”，在我们后山，管“恋爱”叫“乱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22岁那年的春天，一位热心的大嫂给我介绍过相邻公社一个叫二板子的小寡妇。那天，那大嫂和我一人骑了一头小毛驴，翻了三四十里山路，才来到这个小村（村名已经忘记了）。那二板儿早就出来迎候我们，她人很漂亮，还不到20岁，就死了丈夫，带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和公婆一起过。回到家里，她和她婆婆就忙着给我们做饭。刚吃完饭，她就在她公婆的严厉目光下，给我列数了一大堆“彩礼”：包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所谓三大件，包括里外三新的几套毛哔叽衣裳、三双皮鞋、两床缎被褥……还有“孝敬”公婆的500元现金，因为她进这家门时，娘家爹收了这家如数的钱财。她一口气列数着，我一字不漏地用笔记着，直让我汗颜，让我惶然。我没有答应她们什么时候把这些“彩礼”送来，就我当时的收入，就是把自己卖了也换不来这些东西。送我们走出村口的那一刻，二板儿哭了。霎时，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知道她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是，我又能说什么呢？后来，二板子“原房”给了她的小叔子（就是死者的弟弟），我和她那半日的情缘，也就只能永远地收藏在记忆中了。
　　我的姐姐当时在邻县的一个公社教书，当知道我在这里“相亲”受挫以后，给我介绍了一个姓郑的女孩。她长得并不漂亮，个头也没有二板子高，大约还不到一米五。但是她是第一个爱上我的女孩，刚刚认识了一两天，她就带我步行了20多里路去认识她的爷爷、奶奶，还老人家里住了一宿。然而，正当她要嫁给我的时候，公社书记出面干涉了，理由是我的父亲有严重历史问题，而她的父亲偏偏又是党员干部。事情结束时，她泪人儿似的送走了我，给我们两个人心中都留下了无限的惆怅。这次“相亲”，使我进一步体味到什么叫“政治歧视”。漫漫人生路，会遇到许许多多不如意或者不幸，然而最可怕的、最让人不堪忍受的，便是歧视了。
　　离别郑姑娘以后，姐姐又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地主的女儿。她姓吴，可能叫莲莲。在我的记忆中，她是我们这一带穷乡僻壤少见的美人儿，窈窕的身材足有一米六七，那白玉般的双颊永远露着浅浅的笑靥。当然也是一见钟情，只剩下我们两个时，我说：“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钱给你父母、供你穿戴。”她却笑着说：你每月37块钱的工资，够吃够花了。反正，饿不着你，就有我的！”就这样，我俩算是订了终身。
　　晚上，我和他爹吴老汉就下榻在她家的东房。吴大爷是个直热心肠的老人。他说他们老两口最疼小女，本想供她上大学，但高中没毕业就文化大革命了，一个地主家的子弟，是没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的。他又说乡里许多有点权势的都用眼睛盯着小女，可她是一个都看不上。说到这里，老人长叹了一口气，使劲磕了一下烟袋：“一看你就是个知书达理的后生，带着莲莲远走高飞吧……”黑暗里，我感觉到老人在淌泪。但是，我最终也没能带走莲莲。我那刚刚失去丈夫的、在北京郊区当工人的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这桩亲事——咱家的历史问题已经背上黑锅了，你还要娶个地主，咱子孙后代何时才能翻身啊？这一次是我辜负了吴姑娘。当我从贴心的衬衣兜里，把带着自己体温的那张莲莲的照片装进信封扔进邮筒的那一刻，止不住泪水如注。多少年过去了，后来我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但始终没有能忘记吴姑娘和郑姑娘。“人强不如命强”，我曾默默地忏悔和自责，但终究还是不得不听从命运的摆布。
　　灰人，永远的灰人——5年多来，我终未能成为后山姑娘们的“灰人”，却永远是一个政治上的“灰人”！

　　1971年夏天，队里为学校把两间教室翻盖一新，我在外面的墙上用红漆粉刷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8个大字。队里还为我新打了办公桌，我在桌子的前面精心绘制了紫罗兰图案画。正当我准备在大哈达永远扎下去的时候，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年秋天，旗教育局长曾来我们这个草台小学视察工作，他在我这里住了一宿。这是一个善良的河北老头，当他了解了我的种种处境以后，好像嘟哝了些什么。李局长走了以后不久，还没到这个学期的期中，旗里突然来了调令，要我到另一个叫作米粮局的公社任教，并且限我半个月之内就去报到。消息传来，孩子们都哭了，我也流泪了。那是一个11月末的冷天，村里的大多数人都赶来了。乡亲们把我送到村口，一个叫杨招弟的大娘端给我几个一直没舍得吃掉的中秋月饼，说是让我路上当干粮。队里的车儿拴牢子赶着大车送的我，这一天我们赶了80多里山路，夜幕降临时，才来到米粮局公社。拴牢子的两个儿子都是我教过的，每学期我都给他们免除学费。临别时，这位倔强的汉子也有些哽噎。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至今犹在耳边：“邓老师，你要是在这儿呆得不好，我就再来把你接回去！”
　　就这样，我结束了5年多在大哈达的灰色岁月。由于我在新的单位给学区写了不少经验总结和典型材料，很受旗教育局一些领导的赏识，1973年夏天就把我调到旗镇当了中学老师。1977年底，我有幸参加了高考，1978年初我来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就没再回内蒙古，离大哈达越来越远了。1990年和1996年夏季，我曾两次回到旗镇，但都因为下雨公路翻浆不准车行而未能回到大哈达。近30年了，越是随着时间的久远，越是在我心中积压了沉甸甸的思念。
　　5年多的时间不算短，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区区一篇小文又怎能容纳？总之，那远去的灰色岁月，那魂牵梦绕的小山村，时时教我自省，催我自新，要我牢牢守护住自己心灵上这最后一方净土……

　　本文选自《轻鸿碎纸过眼去》，邓乃刚／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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