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斐：怀念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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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 苏斐／文

父母亲的结婚照

　　4月13日是父亲的忌日。4月份对于我家来说是一个感伤的季节，父母均是在4月离开人世的。如父母的人生，在经历过严酷漫长的艰难岁月后，在春暖花开时的季节，双双离开人世。
　　父亲是皖南名人之后，是宋词人苏东坡之弟苏辙第34世孙，徽商“苏百万”族人，台湾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是其堂姑母。父亲原籍在皖石埭(台)县城广阳镇。原名苏意蕙（1917～1989），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苏帅仁。其父苏泽轩，192～1925年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主事。父亲13岁时就痛失双亲跟着祖母长大；一个姐姐远嫁湖北黄石，一个弟弟也早逝。所以苏氏宗族虽然显赫，但是到了父亲这一分支，却是凋零衰败了。
　　父亲在安徽大学读书期间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成为当时安徽大学搞学运的热血青年之一。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父亲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随后专程去京拜会一二九运动负责京冿学生联合会主席黄诚，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父亲从黄诚处吸取很多革命理论，奠定了二人的终身友情。父亲于1937年8月由黄诚介绍入党参加革命。
　　父亲在家乡是一个传奇式人物，被民间颂为奇人，口碑极好，几版《石台县志》中都有记载。
　　1938年8月父亲受中共皖南特委派遣，到家乡崇实中学任教师作掩护，在太平、石台县创建了中共第一个支部，父亲是中共石台，太平县的共产党创始人和首任书记。
　　新四军1937年由原八省游击队为主体组建，首先在徽州岩寺进行集结。此间军作战科长李志高在父亲的陪同下，两人秘密潜入泾县太平一带遍踏勘察地型，绘制军事地图，从而确定了新四军军部的选址。
　　父亲之后任新四军皖南黄西独立团政委。在解放战争大军南下渡江期间，曾作为敌占区游击队领导，策应解放军渡江作战。人民日报曾刊当年二野11军政委渡江回忆录中提及父亲。鲍先志中将《雄师渡长江》中，有一段关于父亲苏帅仁率皖南游击队与大军会师的记载。
　　八十年代初，大弟陪同父亲去皖南参加“皖南事变”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看到当年与父亲一起的三个本地最优秀人物，由于当时选择目标不同，结局大相径庭，数父亲最惨，很不理解，对父亲说：“你当年走哪条路都比走这条（参加共产党）路强，你为什么呢？！”父亲怒视着他半晌，冒出一句话“脓胞不带（言下之意当时共产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加入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用现在的话来讲，他是当时的社会精英，时代的先知先觉者。

　　父亲的一段婚姻往事

　　父亲在世时因政治缘故对往事忌讳如深，我们子女都不太了解他的过去。还是因为神奇的互联网，2008年上海某高校教师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是亲戚，继而加电邮联系上才发现了父亲的历史踪迹，并联系到了一些亲戚，还得到了父亲25岁时的照片。这才知道父亲还有一段婚姻往事：
　　祖父苏泽轩，1923年与同乡倪文铭同在民国财政部任职，同住前门外石埭会馆。据说祖父苏泽轩与倪文铭极谈得来，许下子女姻缘，倪文铭二女倪多吉嫁苏泽轩长子苏薏蕙（苏帅仁）。倪文铭之弟倪文硕由倪文铭指引进入金融界，是中国金融界巨子，解放前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任一级襄理、常务董事，给号称中国的“摩根”的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当私人秘书。据亲戚追述，父亲极不待见前妻倪氏，甚至说父亲参加革命的原因是“逃婚”。每次祖母去倪文硕家看望孙媳妇时，（因为倪文铭也早逝，其弟倪文硕就成了倪氏的监护人，）想到常年外出不归家的孙子，常常是泪流满面气得以头撞墙。父亲的这段包办婚姻在一解放就结束，与倪氏没有留下一儿半女。1951年父亲与我母亲结婚后，连生了3男2女五个孩子，与母亲感情甚笃，一辈子没红过脸，堪称模范家庭的楷模。

　　父亲“吃里扒外”的惊人往事

　　皖南事变发生前，作为东南局秘书的父亲随曾山一起北撤到了苏南，事变后奉中央指令潜回皖南专门联系项英袁国平，结果羊入虎口，反遭国民党捕获。有着强大家族背景的父亲很快被作保释放。父亲释放后去信给远在香港的叔岳父倪文硕，倪文硕安排父亲去屯溪上海银行下属屯溪“福新面粉公司”任职。父亲在屯溪“福新面粉公司”半年许卷走部分资金不辞而别，原来他不但不思图报叔岳父倪文硕救助之恩，反而与欧阳惠林（解放后曾任江苏省省长）一起密谋策划，把面粉公司的资金卷走给共产党做活动经费，由欧阳惠林提供帐号并转款。据倪文硕儿子倪兆京（上海交通大学毕业，70年代末任邮电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兼总工；妻钱妙福退休前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局）总工程师。）日记记载：倪文硕早知父亲参加了“异党”，但他仍是自已侄女婿，他预料父亲命运有二：一是内战中捐躯，一是“异党”成功，会做大官。
　　他不能做不仁不义之事。尔后，倪文硕专程去屯溪，替父亲还了钱，平了事！
　　当年澎湃把农民引到自家“吃大户”，父亲把亲属的钱往共产党里挪，那时的共产党员为了理想真是六亲不认，视钱财为粪土。三十年河东河西，现在的官员，想方设法地是把国家的钱往私人手里贪。几乎没有不贪的官，老百姓也司空见惯。哪有把自家的钱往外扒的！幸亏父亲去世得早（1989年4月13日），要是活到现在还不被气死！时代变了，像父亲他们那一代人现在看来很傻，只能说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是理想主义者。

　　父亲的历史问题

　　皖南事变爆发的前一周，父亲已经随皖南特委书记曾山（苏帅仁时任皖南特委秘书）的先遣团，从南陵东北方向成功撤到苏北。随后皖南事变爆发，中央与新四军军部联络中断，叶挺项英生死不明。根据中央指示，苏皖区党委书记邓振询专门指示：派苏帅仁（鉴于苏是当地人，又是当地党的创始人。人脉熟，情况清楚）单人化装潜回皖南，联络项英传达中央指示。此项任务作为死任务必须完成，在当时的情况下，说白了就是把父亲往虎口里送。果然父亲一入境即被认出（他在当地是名人）。后来在党组织多方营救下，由当时的太平县县长焦鸣銮（解放后曾任省民革副主委）作保释放，软禁在家乡石埭。后由叔岳父倪文硕帮忙脱离险境，回到山东根据地。
　　从此，这段历史成了父亲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每逢运动必拿其说事，以致父亲自嘲为“老运动员”。当年新四军这一大批经保释出来的，均成为历史上有污点的，全国解放后首次定级时与父亲同资历的杨明等人均定为九级，只有父亲定为十三级。这是父亲参加革命初始未曾料到的，党内的残酷斗争使人寒心！

　　1959年父亲划成右倾

　　五十年代曾希圣在安徽当省委书记，政治上推行极左路线。在1957年反右斗争和此后的三年困难大饥荒中，使安徽沦为重灾区，冤狱重重，饿蜉遍地。所谓右倾，就是反对当时的大跃进饿死人的做法。以张凯帆为代表的有良心的安徽官员，因为目睹百姓饿死太多，不顾官帽拍案而起，最后一个个被弄的下牢坐监！父亲是受李世农案件牵连，被打成右倾的。小时候听父亲说过，一开始他还是“打虎（右倾）队长”，省里布置任务下达“老虎”指标，他说没有那么多老虎怎么办，总不能硬套吧？说这种话就是右倾，所以很快自己就成了“老虎”了。1959年父亲被下放泾县劳改。我们全家跟后前往，正好赶上三年困难，度过了一段异常艰苦，不堪回首的岁月，全家人死里逃生，直到62年甄别平反。父亲在等待甄别期间，恰逢毛泽东一纸手令在全国范围内一律停止甄别平反。仅仅只差一个星期，父亲的冤案不能平反！张凯帆、杨明处于同情，私下与芜湖地委书记朱农商量，把父亲安排在芜湖，象征性地给父亲安排个芜湖地区卫生局副局长、护校校长的（拿工资吃饭的地方）工作。

　　父亲与曾希圣的个人恩怨

　　曾希圣在安徽号称曾霸王，曾希圣酷爱围棋，与人下棋，私下里只准赢不准输，在安徽谁都怕他，与他下棋都让着他，父亲不吃他这一套，每次与曾希圣下棋都是率性输少赢多，常常弄得不欢而散。终于一次曾希圣恼怒之下掀翻了棋盘，两人恶语相加相互对骂。从此两人绝无来往，埋下日后祸根。家里珍藏有父亲的一副好围棋，是战争年代缴获的，陪着父亲戎马生涯。圆形棋盒是紫檀独木挖出来的，与盖浑然一体。棋子是云南出产的号称“云子”，黑棋子对着光看是绿莹莹的半透明状。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说，这棋子当时是一两银子一颗。不但不给曾希圣摔，也不允许和他下棋的那些老朋友敲，晚年曾经为棋友输棋砸子与棋友翻脸，这是后话。

　　文革劫难显本色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作为有历史问题的“死老虎”，理所当然地最早受到了冲击。父亲被戴高帽子敲锣游街，抄家封门、关押住牛棚接踵而至，我们家庭遭遇了灭顶之灾。父亲被揪斗时的惨烈状况我是不忍在此叙说的。只想说说父亲坦然面对政治风暴的智慧和远见：
　　一，绝不自杀。文革初期，一些老干部顶不住自杀了，父亲听了异常痛心，和地委的老干部一起批斗时就再三劝慰大家：“死了就永远讲不清了，只要留得青山在，总有清白的一天”。并列举共产党在延安整风时的极左错误，许多历史上没受过冲击的工农干部在父亲那里增长了见识和勇气。
　　二，乐观主义。一次我到牛棚去送饭，听见造反派恨恨地说：“苏帅仁想得开哦！每餐都吃甲菜！（关押在父亲原来当院长的医院里，有食堂）”。
　　三、保护同志。文革时造反派外调人员络绎不绝，都是到父亲这儿来寻战友们“罪证”来的。记忆中有调查曾山（曾庆红之父，父亲在皖南特委时是曾山的秘书）、胡明（前旅［顺］大［连］市市长）、方培芝（父亲的学生，1949年解放前夕在父亲的策反下起义投诚的）等。
　　当时中央专案组调查人员非要父亲证明曾山的莫须有问题，父亲不干。面对高压，父亲言语激烈，最后还对调查人员拍桌子（当时我在现场亲眼目睹，非常地害怕，总觉得父亲是在惹火烧身）。调查胡明问题时，我还记得父亲对调查人员说的话：“当时斗争是很复杂的，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共产党员是双面或三面是很正常的，是工作需要，不能由此就说是叛徒！”。文革期间，我们5个子女中有4个下放农村（只有我一人留城）。每逢上调受父亲问题牵连不能回城。大弟1976年曾被招入伍，在部队已经当了一个多月的兵，被人揭发有“家庭问题”而退回。绝望之下，兄弟们准备去找父亲的老战友熊兆仁（解放后任福建军区、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等职）。解决前途问题，父亲坚决不同意，不愿意连累熊兆仁，我们当时很不理解。
　　现在回想父亲在政治风暴和文革中的态度，不由得不想起我们苏家的老祖宗苏东坡：狂放洒脱的性格，被贬时的寄托山水自然的情怀，简直是一脉相承。

　　生活中的父亲是个健谈风趣的人，而且文武双全。
　　苏州大学原校长陈克潜教授（陈祖父陈惟彦是我国北方民族工业的先驱和现代水泥工业的创始人。陈氏家族与苏家倪家都是祖籍皖石埭县的名门或名人）。为纪念崇实中学诞生九十周年所作“崇实中学九十年春华秋实”文章中是这样评价父亲的：“苏帅仁文武双全，是崇实校友中的佼佼者……”。
　　父亲多才多艺。字书棋画样样精通。
　　尤其是父亲的书法。据说父亲早年居住在倪家时，深受其岳祖父倪久香金石书法熏陶（倪久香，前清秀才，书画家，金石家，是当时公认的“大书法家”，出版数十本遗墨字帖），练就一副好书法功底。
　　父亲练了一辈子的毛笔字。从小到大，家里擦屁股的草纸，全是墨迹，都是父亲练完字后才作手纸用。文革后期看到过父亲与前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之间的一封私信，信中张恺帆要我们子女好好跟父亲学书法，这位“龙华千载仰高风，烈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的作者，谦虚地说自己书法没有父亲好，让我们子女对父亲的书法造诣有所认识。
　　父亲也曾经让我们子女学习书法，但是他要求甚高，提笔写字时要求腕上必须放一小碗水，几番下来，兄弟姐妹们都不干了，他也不强求，完全凭我们的兴趣。我的兴趣不在练字上，常常是躲在父亲身后，乘他不注意，猛地抽他手中的笔——当然是次次落空。父亲得意地说：“你能抽动我的笔吗？没门！”
　　父亲的旧体诗词也写得很好，有一幅赠给小弟的警言印象尤为深刻：

　　小溪不知自己浅，总是到处游荡；
　　大海不觉自己深，还在凝神思索。

　　父亲对七七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兄弟们寄予厚望，用诗词激发他们励志。
　　家里至今留有父母亲密友吴文瑞、宋亦英夫妇（吴文瑞是原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宋亦英是安徽省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词女作家）赠送的线装老版本《辞海》，有民国老版本的二十四史，和一些残缺的徽墨歙砚。文革中造反派抄走一个二寸见方的大玉玺，宋徽宗赵佶的画等等，已经不见踪影了。
　　我们子女永远搞不清父亲那些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五十年代初我们家住在省委宿舍时，省委机关每逢节庆活动，总有父亲的两个保留节目：拉二胡、玩杂技。至今我还依稀记得父亲在省委大礼堂台上，头顶八仙桌的一条腿情景。
　　父亲拉二胡，老是一二个曲目，已经听得烂熟，也不知道是什么？可是在八个样板戏统治的10年里，倒是不同的声音。打倒“四人帮”的前夕，一天，家中收音机里突然响起了那么熟悉的二胡曲，原来就是父亲天天拉的，问父亲才知道叫“良宵、二泉映月”，就听父亲说：“要出大事了！”
　　父亲还会变小魔术、玩牌。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们用手影玩，我现在还会用手影变老鹰等。原市委书记刘健农对父亲的牌技佩服得不得了，可惜父亲生前从来没有向我们展示过，每当提起，总是淡淡地说：“那是玩老千！”
　　父亲的水性极好，据倪兆京（倪文硕之子）日记记载，年少时的父亲游泳功夫了得，能一口气潜至对岸，很受儿时玩伴佩服。
　　记得1965年毛主席号召到大江大湖去游泳，父亲借由逼着妈妈，率领全家人到镜湖去游泳。母亲胆小半蹲在浅水里不敢向前，父亲教我们孩子学游泳。父亲把我扛到深水处，简单地说了一下漂浮水面的方法，乘我不注意突然游开，我在深水里挣扎着喊救命，他在远处喊“抬头、挺胸！”，看到我快不行了，才过来把我捞起，从此我再也不愿意和他学游泳了。那年头，夏天里没有人家敢让孩子游泳，只有我家，任兄弟们到青弋江、长江去游泳，三个兄弟很快学会了游泳，一个个十几岁就横渡长江，游泳算是后继有人了。
　　父亲懂些中医，文革闲时又会学了针灸，给母亲针灸治好了她顽固的失眠症。自此上门求医的络绎不绝。每次我有个小病小灾，他就拿出针灸，吓得我钻桌底床底，不敢轻易说哪里不舒服。后来我也在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了3个月，替牙痛患者针灸，发现有奇效，但是就是害怕父亲的针灸，不相信父亲。
　　除了非常时期（三年困难和文革初期），我们的家庭氛围是很愉快的。每次家里吃饭都是愉快的大聚会。父亲喜欢在饭桌上讲经讲史和他年轻时那些奇闻轶事（母亲酷爱文学，对我们女孩子影响大些）。父亲小时候练过武，又参加过黑道，在青红帮青帮中，据说辈分还很高。有次他到上海（他在共产党地下组织上海贸易货栈工作过），途中没有钱，立马在轮船甲板上摆下棋摊，用江湖黑话大声吆喝，引来黑帮捧场，一会儿就筹集到了许多大洋作为党组织经费。
　　父亲与母亲的关系异常融洽：母亲对父亲很是欣赏，在孩子们面前经常夸奖父亲的能耐，对父亲充满了崇拜之情；而父亲一生都把母亲捧为宝。比如吃饭时总是把好菜往母亲碗里夹，还要补上一句“他们（孩子）吃的日子长呢，你不要管他们！”母亲心疼我们子女，总是把有限的好食物分给孩子们。
　　父亲一辈子都称呼母亲为“小程”。母亲五十岁后在外人和孩子面前，对这称呼有些腼腆，说：“你不能再叫我小程了!”父亲不以为然地回答：“你在我面前永远是小程（母亲比父亲小13岁）！”从小到大，我们已经习惯了尊重母亲为大的氛围。

　　我们家还是严父慈母的典型，父亲永远扮演着“狠”角色。
　　父亲用军事化方法管理我们五个子女。立了规矩一条条贴在墙上：撒谎打几板子；放学不按时回家打几板子；丢东西打几板子——都是明文规定的。到了犯错时，只能乖乖地伸手让父亲打。最不人性化的是打时还要自己数数，声音小了父亲还“狞笑”着假装不算数，每打一板子我就拼命抽手双脚乱跳，嘴里喊着“不要，打轻点……”。我们每次挨打时母亲在一旁说情甚至袒护，但是总不会因此而少打。文革抄家时，小弟乘乱把写有“专打小应生”的竹板毁掉，直到成年以后才提及此事。所以，我们兄弟姐妹都是比较亲近母亲而对父亲耿耿于怀——挨板子的滋味永生难忘！可是现在是想重温也永远没有机会了。
　　小的时候，父亲说我生下来还没有猫大（我是双胞胎中小的，只有3斤多），眼看没气了，他就把我往地下一扔，说扔了算了，还是我妈妈舍不得才抱回来……，我一直信以为真，气得要命，我越生气父亲就越快活——现在我发现我们姐弟也遗传了父亲的这个秉性，喜欢逗小孩子们生气，这才知道那时父亲是在逗我们玩，联想到六十年代末我已经十几岁了，生病时父亲还背我上医院的情景，不禁心生感动，把小时候挨打的怨恨化为乌有。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亲的认识越发深刻：原来我的父亲是男人中的佼佼者！作为丈夫，父亲是天下少有的好男人！1989年4月13日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时，左右邻居感叹：“苏老去世了，张家山再也没有好男人了！”父亲服伺卧病在床的母亲已经十余年，任由母亲使唤和挑剔，不容易啊！
　　灵堂上的挽联是兄弟们撰写的：

　　一生坎坷磨难历尽献身革命志不移
　　文武兼怀才略未酬长使生者泪沾襟

　　父亲去世时，张劲夫，姬鹏飞，谭启龙，李步新，张凯帆等老战友老上级都曾发电报或打电话，表示悼念之情。这就是父亲所得到的最后一点安慰了。
　　父亲生前多次提起死后要作灰烬撒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母亲1990年4月23日去世后（母亲在父亲走后了无生趣，坚持到次年父亲的忌日准备同去，在医院的抢救下多延迟了10天），我们按照父母的遗愿（母亲在遗书里交代连追悼会也不开），选择让父母的骨灰同葬在黄山脚下太平湖的湖底，好让他们魂归故里。
　　沧海桑田，皖石埭（台）县城广阳镇连同父母一起已经静静地躺在太平湖底，怎不叫人惆怅！

　　本文感谢苏斐女士赐稿并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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