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土山河的记忆.下篇

┃Personal History

土山河的记忆
我的知青岁月
下篇

© 陈兵／文

13．“朝廷”

　　村外西南方向有座小山名曰土山，土山河的村名大概就因此而来。这里是生产队划定的草场，常年封山，一年四季不准上去割草拾柴。看山的是个倔老头，因为脾气暴、认死理、动不动就和人吵架，得了个外号叫“朝廷”。“朝廷”个子很高，瘦瘦的，浑身是劲，听人说他年轻时当过解放军，大概打过仗。有一年他所在部队行军正好从土山河路过，他突然撒腿蹿出队伍就往村里跑，几个战士立刻随后猛追，转眼之间“朝廷”已经跑到村头，“扑通”一声就跳到一口井里去了。几个战士赶到，七手八脚把他拽出来，押回队伍里又往前开走了。这个故事挺好笑。他想干嘛？开小差吗？也不像啊？有一次和他一起干活，瞅了个合适的机会提出这个疑问。“朝廷”端着烟袋楞了一会说：“都走到村口了，还不让回家喝口水？”一下子把我逗笑了。
　　“朝廷”的脾气全村闻名，有他看山大小孩伢谁也不敢去割草，土山上草木繁茂，一片青葱蓊郁。
　　秋收了，山上的草黄了。这天大概是阴历十五六的样子，月亮又圆又大，晚饭后不知是谁提出来的，我和七哥、小喜约好上土山去偷草。带好扁担、镰刀，顺着小路上山，头上闪烁着密密的星群，清风从肩上吹过去，夜色很美，可惜无心欣赏。脚下很快，心里几分紧张，害怕碰见人，我们这副样子一看就是偷草的。
　　山上的黄草都有半人多高，又厚又密，搭上镰挨住手往前割，一片“唰唰唰”地响动，手下越割越过瘾，心里的紧张渐渐消除了。月亮慢慢往西走，割的差不多了，互相招呼一声，刹好挑子上了肩，沉甸甸地往下走。夜已经深了，进村时引起一片狗叫，不觉小跑起来。进了院，卸下挑，插好门，躺在床上觉得很充实，今天有收获。
　　第二天很积极，哨子刚响我就上了街，街上空荡荡的，只有“朝廷”在大门口蹲着。看见我立刻迎上来问：“昨天晚上你们干什么去了？”
　　我一惊：“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你们割草时我就在山顶上看着呢！这么好的月亮天，寻思就得有人偷草，要不是看着有你，非逮住他们不可！”
　　我傻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以后别跟着搀和这号事！”说完他转身走了。
　　从此以后，我再不敢了。

14．朋友和书

　　因为有这段下乡的经历，我和小张就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有一次她说：“你这号组长怎么当的？下乡时咱九个人连张合影都没照。”这真是个遗憾。仔细回想起来那几年我只照过一张相，是和同学亚兴的合影，我戴了一顶发白的军帽，棉袄肩膀上补了一个大补丁，亚兴的头发支棱着，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情。
　　高66的亚兴和初67的烽烽都是很有主见的人，也都是我在校时的好朋友。参加下乡学习班时，亚兴曾力劝我不要报名下乡，那是一个暴雨之夜，宿舍只有我们两个人，他说：“人是分三六九等的，社员是最下一等，不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能去。”
　　这种话在当时属大逆不道之言，虽感动于他的赤诚，却难以接受，于是反问：“你呢？”。
　　当时他家里正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又与学校掌权一派有着难解的恩怨，除了下乡别无出路，只能长叹一声：“我和你不一样。”后来他分到双河村，距离土山河不算远。
　　烽烽则在下乡的浪潮中硬起头皮顶着，不参加学习班，不报名，坚决不下去，最后工宣队也没什么高招，晾了他几年还是分配进厂了。因此我们刚下乡的时候他正好在家赋闲，成天自学中学课程，有时也下来找我们玩。恢复高考后他一路上了大学、研究生，最后去了美国。烽烽在毕业之前曾有一次壮举，纠合两个同学从天花板上潜入学校图书馆窃了一批书，后来事情败露，被开除红卫兵，挨了几场批斗，追回所窃之书。当然，他没有全部交出去。
　　没有书的年代日子很煎熬。我下乡时带了自己幸存的全部藏书——一本鲁迅的《伪自由书》，是从语文老师的宿舍里顺来的；还有一本英国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来源记不清了，估计有可能是烽烽的战利品。
　　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劳作，胡弄了肚子的要求，往床上一歪，舒展开身躯，翻开书本，一天最惬意的时刻就降临了。油灯的光线极其微弱，四周的黑暗遮蔽了周围的杂物，好像把一切都吞噬了，连同疲乏的筋骨、滚动的石碾、锅底的湿柴、日头下的干渴……所有的烦恼和不快都没有了，无边无际的黑暗温柔地包裹着你的精神，使它无法逃逸，在一豆灯火下追逐着每一页每一行，行行页页都牵引着你的思绪摆脱小屋，挣脱原野，在虚无飘渺中神游，于纷乱混沌中分辨、寻找、构建……
　　鲁迅尖刻而隐晦的舌头给人带来酣畅淋漓的快感，牛虻地狱般的苦难成就了他的孤独、浪漫和坚强，他们都有一支利刃似的刀笔，都有一双能穿透现实的犀利的眼睛。真让人羡慕啊！我们呢？举目四望依然是一片黑暗，不仅吞没了世俗，好像也吞没了明天吞没了希望。劳作、汗水、吞咽、睡觉……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这些都是为了什么？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这就是生活的全部，那么人和万物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灵魂的生活能算是人的生活吗？天问，地问，人问，伴随我们的是无垠之问！真渴望得到一双未来的眼睛，使我看到命运之手是如何摆弄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路漫漫其修远兮，还要让我们摸索多久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那时我在写日记，模仿鲁迅的曲笔记下一些随想。大概是1970年吧，官方发动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风声甚紧，只好烧掉了。

15．牛

　　有一次在公社开会，学到一条领袖语录：“牛是农民的宝贝。”后来查了一下，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这话说得真不错，在农村凡是人力干不了的重活都是牛在支撑着，耕地、种地、压场、拉水车……要是离了牛农民的日子确实没法过。
　　土山河大大小小有一二十头牛，数量虽然不少，但老的老小的小顶用的不多。我们那几年人都吃不饱，牛就更甭提了，一头头都是一张皮包着骨头架子，两个大胯支棱着，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春天耕地的时候，两牛一犋拖着犁往前走，经常是犁着犁着忽然就一头跪到墒沟里，任人威吓却一动不动。看看实在没办法，使牛的只好跑回村，找饲养员端来半盆豆饼水灌下去，两个人用一条扁担抬着牛肚子帮它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再喘息一阵就又能继续干活了。就是长期吃不饱饿的。
　　我曾问过队长：“把那些不中用的老牛杀掉，不是既有肉吃又能省下不少饲料吗？”
　　“那可不行，牛是宝贝，在公社里都有登记，一头也不能动。”
　　“要是老死了呢？”
　　“那也得马上向公社报告，来人核实，批准了之后才能处理。”
　　1970年麦收时节土山河死了一头牛，是牛蹄瓣夹住鼻绳栽到饲养院的臭水坑里呛死的，扒牛的时候看到牛肺都呛烂了。上报批准后队里商量怎么处理，都觉得麦收活路挺累，决定把牛下水煮熟了分给大家改善改善，接着就安排劳力扒牛剔肉煮下水，下午就把煮熟的下水分下去了，每人顶多二两肉。晚上婶子把分来的熟肉又切上几瓣蒜回锅炖了一下，那顿饭家家都吃得很香。
　　麦熟一晌，麦收是争分夺秒的季节，可是第二天土山河却没有这种气氛，到处都飘荡着紧张不安的情绪，早晨起来就听说有几个小孩病倒了，怀疑是昨天晚上吃牛下水中了毒。割了一会麦子，相丽惦着正在卫生室的小侄女爱珍，和队长请假要去看看。
　　队长说：“那就歇一会吧，你快点回来啊。”
　　相丽一走半天没见人影，她弟弟说：“是不是小爱珍病得厉害，我也想去看看。”
　　“快点回来啊。”
　　“知道。”
　　弟弟走了半天也不见回来。队长有点急，派出个人去叫，派出的人也不回来，又接二连三派出几个没有一个回来的，看看只剩我们俩了，队长彻底沉不住气了，说：“你看住场院，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你可别不回来啊。”
　　队长也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正在胡思乱想，跑回来一位，劈头就问：“你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没事吧？”
　　“什么事？怎么了？”
　　“昨天的牛肉有毒，全都中毒了。刚才那些人回去一个躺下一个，都不行了。”
　　我大吃一惊：“啊！怎么会这样？”
　　“你到底怎么样？”
　　我站起来晃晃脑袋伸伸胳膊腿，没什么不合适的，没事。
　　“队长说你要是不行赶快上卫生室，让我来看场院。你要没事我就走了，家里还有一个躺下的呢。”
　　场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周围的麦地一片金黄，其他生产队都在割麦子、运麦子，只有这里是反常的寂静，不知在这寂静的尽头隐藏着什么。

16．村疫

　　土山河乱了，病人越来越多，不分老幼青壮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卫生室早已盛不下，学校把教室腾出来铺上几领席，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头上都挂着吊瓶。曹圣文一帮大队干部紧急行动，就地安排救治，向公社告急求援，把病重的小月英和爱珍送到条件好一点的化马湾卫生所，从其他生产队调人来看守场院、帮忙割麦子……老曹挨个找到每个知青：“你吃没吃肉？怎么样？要紧吧？”因为不在一个生产队，只有两个女知青发病，参加打吊针。大概是婶子用大蒜回锅的原故，小喜一家都没事，我也没事。
　　看到一批批人接二连三倒下去，慌乱、恐惧的气氛在村子里悄悄蔓延，谁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严重，不知道发病者的结局是什么，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躺下……下午更坏的消息传来，小月英在化马湾已经死了。许多人涌上了通往化马湾的大路，半路迎上小月英的父母，被人搀扶着，哭天抢地，撕心裂肺，痛悔无比，道不尽的凄惨，诉不清的绝望，谁也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凄厉的哭声扫荡着全村每一个角落，更加深了人们心头的恐惧。
　　队长派我和七哥去村里的公墓为小月英挖穴。两个人都不说话，脚步很沉重，心头很沉重，只听到刨地铲土的声响。墓穴很小挖得很快，干完了就在地头抽烟，七哥忽然说：“说不定明天就有别人来给咱挖穴呢。”
　　那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的时代，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时代。从中午开始就有各处的医务人员带着药品器械赶过来了，公社卫生院的、县医院的、骑自行车的、下步跑的。下午地区医院的救护车也赶到了，初步诊断以后爱珍立刻被救护车送到泰安，住进了地区医院。晚上，救护车亮着大灯在化马湾和土山河之间来回穿梭——幸亏修了这条公路——一批批病号送到了化马湾，房子腾出来了，医生们都昼夜不睡地守护着，早晨饭店主动把医生们都招呼进去吃饭，一切为了救人。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病号的情况都有好转，也再没发现新的病号，人们的心稳住了。从泰安传来的化验结果是，煮肉时被臭水泡烂了的牛肺没有清除干净，污染了锅里所有的肉，导致食物中毒。老乡们听了没提出疑义也没人埋怨。煮肉的时候许多人在场，只把牛肺上烂得不像样的部分切下来扔了，其余还算看得过去，就一块煮进去了。那是肉啊，谁能舍得扔呢？
　　公社的公安员却不这么宽容，他找到大队干部，对饲养员，对参加煮肉的所有社员进行调查。出身？成分？表现？查三代，查亲戚，查言论，是不是阶级报复、蓄意破坏……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幸好没查出什么问题，公安员收好取证的材料走了。
　　饲养员不知道自己躲过了一劫，他参加煮肉时狠吃了几口，病情颇重，这时一边打着吊瓶一边哭：“麦子收下来了，我还能吃上新馍馍吗？”
　　两三天后疫情解除了，除了爱珍在泰安还没出院其他人都恢复了。那天上午各处来的医生们开始撤离，全村的人都黑压压地涌到街旁，默默地注视着那些挽救了他们生命的人结队走过街道，走出村口，双方都没有说一句话，没有掌声，没有口号，没有激动，那些在电影上在报道里常见的场面全都没有，比起老乡们沉重的目光，那些都显得有些虚假、轻飘，都不能表达他们心里的真实。这一刻我懂得了一句话：大恩不言谢。
　　这次救护花了多少代价？不知道，也没人来算帐。那一年土山河自己主动多卖了不少公粮。

17．相淮

　　土山河牛肉中毒事件当中只有三岁的小月英没有抢救过来，成为全村唯一的痛。然而随着时间的渐渐流逝众人也就慢慢淡忘了，永远心疼难舍的当然是她的父母，而心中憋着说不出的苦处的却是她的二叔相淮。
　　在村里相淮属于一般人，相貌上四方面孔、五官端正，除了个子生得矮一点没什么缺陷；性格上好像没什么脾气，说话处事都很随和，因为没结婚出来进去只有一个人，家里的日子也没什么困难。论起来他的条件不算差，可弄不清什么原因，直到三十多岁还没定亲。相淮兄弟二人，和哥哥住对门，哥哥显得比相淮精明一些也帅气一些，早已成了家，老婆人品、活道都不错，膝下已有一女一儿，女儿月英那年三岁，儿子还在吃奶。因为弟弟没结婚，嫂子经常帮着相淮浆洗缝连，相淮做了什么改样的饭食也总想着小侄女，两家关系很密切。大概也正因为这密切，那天晚上相淮又端着分来的熟肉进了哥哥家，四个人吃了最后一顿舒心饭，两家分来的熟肉属小月英吃得多。
　　小月英死以后嫂子最不能原谅的人是相淮。在她心里，如果不是相淮送来那份肉小月英就吃不了那么多，中毒就不会那么深，就不会抢救不过来。女儿的死结成了一团难以化解的粘稠的怨恨郁结在她的心里，堵得她吐不出，顺不下，甩不开，恨不能化成烈火喷出来，变成刀剑杀出来，最后只能凝结成愤怒骂出来。
　　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相淮只能一声不出，默默忍受。
　　“这事哪能怨相淮呢？他也是好心。”
　　“相淮是心疼侄女嘛。”
　　“骂几句出出气就行了，也不能没完没了啊。”
　　……
　　没用，谁劝也没用。如果死去的不只是小月英一个人也许她心上的悲痛还可以轻一些，可是全村只死了女儿一个，好像这次灾难的全部不幸都压在了她一个人心上，也许不这样骂下去她就会被悲痛压垮，无法活下去，她需要拉住一个人来分担，那就只有相淮。于是那骂声便有如滔滔洪水无边无岸成年累月漫无边际地延续下去，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渐渐地再没有人来相劝了，只剩下相淮自己在绝望的苦海里挣扎。
　　事情的结果是相淮在远离哥哥家的村东头借了一间闲房，搬出去自己过了。离开了哥嫂的相淮显得很平静，他自己摊煎饼，自己做针线，寂寞地打发着自己的生命。
　　哥哥有时应该去看看他吧。

18．七哥

　　俗话说：三月狗四月羊五月牛肉不能尝。是说这几个月的这几种肉本身就含有毒性，不能吃。而土山河牛肉中毒正是五月麦黄季节。呛死的牛虽然瘦，但除了煮熟以后分给社员的那挂下水还剔出了不少牛肉。按照队里的决定，牛肉不分，现钱出售，队里收入点活钱可以办点事情。因为价钱很便宜，七哥也买了一斤。中毒事件发生以后，所有买了牛肉的人家都不敢再吃，多数都埋到猪圈里沤了肥。
　　七哥两口子过日子挺狠，看着这么好的牛肉怎么也舍不得白白扔掉，只能先在家里放着。村子里倒下的人越来越多，下午又传来了月英的死讯，不过七哥两口子却没发现什么症状，他还被队长派到饲养棚里去喂牛。临近黄昏大批的医生涌进了村里，救护车呼啸着把重病号送往泰安、角峪，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晚上七哥回到家，命令老婆：“剁肉馅，包包子，一个肉丸的包子！”老乡们管水饺叫包子。
　　七嫂很惊诧：“你不要命啦！”
　　“你怕什么？守着这么多医生，守着救护车你怕什么？先吃上顿牛肉包子再说！”
　　不知是七嫂没拦住还是没有当真拦，七哥一顿把那块肉全吃了。没事，一点没事。以后每谈起这件事七哥就很得意，听众们都很羡慕。

19．刘相魁

　　刘相魁不像个农民。他个子挺高，走路很快，头上常年戴一顶当时很少见的鸭舌帽，身穿四个兜的制服，说话、做事处处流露出一股与众不同的劲头。
　　刘相魁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我们下乡时他也就三四十岁，从平常老乡们的交谈中零星听出他曾经在外面闯荡过一段时间，进过工厂，干过剧团，经历很丰富。那时候能在城里找个工作，吃上商品粮，挣一份工资是每个社员都梦寐以求的、多数人一辈子都撞不上的好运气。他是怎么出去的？为什么舍弃了好日子又回来？都不知道。
　　刘相魁能拉一手好板胡，村里排戏他永远坐在头把弦的位置上，鼓板一响，乐声即起，从距离戏台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他手下流出的曲调，如清风溪水拂过人们的心田。他对自己那把板胡很珍贵，据说是从常香玉豫剧团带回来的，平时装在一个专门的琴套里，从来不许别人动，回村后曾有一家剧团出高价来买，他不肯卖。这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不知道。从老乡们谈论的口吻揣测，他们都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刘相魁家里有全套的钳工工具，包括一个小台钳，谁家有了什么需要求到他，他总是拉开钳工师傅的架势，规规矩矩地操作，要把活干到自己满意为止。这里面也有他的乐趣吧。一次队里派他和几个老乡去七十多里以外的新泰办什么事情，途中在一家饭店打尖，碰上店里正在淘井，只见十二马力的柴油机带着水泵“突突”地转，水管子就是不出水，急得饭店经理里里外外地乱窜。几个雇来淘井的劳力蹲在井边木然地抽着烟，反正少不了工钱，他们不着急。
　　一起来的老乡知道相魁门道多，捅他一下：“哎，这是怎么回事？”
　　相魁不动声色：“没大事。”
　　“给他们露一手。”
　　相魁没搭腔，却被火急火燎的经理听见了，立刻纠缠过来：“原来这里藏着高人呐。帮帮忙帮帮忙，一定得帮帮忙。”嘴里说着，手下拽着，就把相魁拖过去。
　　相魁蹲到井边向井底看了看，说：“井太深，水泵的扬程不富裕。”
　　“还得换大水泵？”
　　相魁一笑：“那倒不用。”说着他伸手把水泵出水软管下面垫的几块砖抽掉，用脚踹了几下，使原来微微上扬的水管搭拉到地上，接着管口就冒出几朵水花，然后一股水柱便涌了出来。围观的人众惊呆了几秒钟，立即喝起彩来。那天他们在饭店吃了一顿好饭。
　　刘相魁的长处不仅是掌握几门技艺，而在于他事事动脑筋，找门道，干得巧，干得好，是个灵透的能工巧匠。但是那些年的政策把人死死地栓在土地上，只要能混点活钱的工副业一律不准干，相魁空有一颗七窍玲珑心也只能跟着大伙每天混工分，什么事也干不成。大概是憋得难受吧，终于有一年他闹出了一桩四乡流传的轶事。
　　那一年夏天旱得邪门，热得邪门，不知多少天不下雨，气温节节往上拔，每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落在身上就热得烤人，晚上整宿的没法睡觉。最热的几天里某村某人到石灰窑上推石灰，走到化马湾连累加热竟然一头倒在地上没了气。一时四乡轰传，谈热色变，高温成了人们不变的话题。就是这几天，刘相魁和本村一个堂弟出门路过化马湾在饭店里落脚喝水，听到人们还在议论这个热死人的天气，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忽然装模做样地向堂弟发问：“哎，你听说了吗？”
　　堂弟顺口搭腔：“什么事？”
　　“土山河又热死一个人。”
　　堂弟一愣，看着他的眼神立刻心领神会：“是吗？谁呀？”
　　“刘相魁。认识吗？”
　　看他编到自己头上，堂弟心中好笑却也来了精神：“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昨天嘛。”看到其他客人的注意力都集中过来了，相魁更来了精神：“刘相魁下边五个孩子，他一死你说他老婆怎么过？”
　　旁听者开始有人三三两两地搭话，他俩又顺势你一言我一语和众人胡侃一通，把大伙的话题都引过来就抽身而去了。这种消息跑得比风还快，当天晚上洪河村刘相魁的一个近亲就听到了从化马湾传来的“噩耗”。亲戚很疑惑：“是真的吗？怎么没来报丧呢？”思来想去，决定去土山河看个究竟。
　　泰安农村走亲戚是有季节有时候的，除非有特别的事情，一般不会打破这个惯例，所以看到亲戚突然来访刘相魁有些奇怪，招待之余免不了发问：“家里有什么事情吗？”看着生龙活虎的刘相魁，亲戚自然无法将听到的谣传相告，支支吾吾地无言以对，弄得自己很尴尬。直到此事渐渐被当作笑话在四乡传开以后，双方才明白了这次意外来访的原委。
　　一个浑身能量无法释放的人，随时都会流溢出另类的色彩。

20．小目

　　小目是相发最小的儿子，他上面还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们下乡的时候他大概只有六七岁。因为家里男孩子太少，遇到有点重活的时候相发就得找帮工，那时农村的惯例，请人帮工只要管一两顿好点的饭食——熬个菜，做点面饭——就行了，没有付工钱这一说，所以多是找近亲或关系好的人来帮忙。不知为什么，相发每逢往自留地里送粪就来找我帮忙，活说不上多么重，却总要留中午晚上两顿饭，是不是有意让我多一个改善生活的机会？说不准。不过一来二去却和小目混的很熟了。
　　那时候村边的小河还是四季有水，每天清亮亮地淌着。有一天走到人迹罕至的河湾苇丛旁，忽然发现了许多青蛙，立刻想起田鸡属于佳肴之列，于是动了念头，然而青蛙显然比我精明许多，忙活半天却无所斩获。
　　回家碰到小目，就给他下了任务：“小目，给我抓几个蛤蟆。”青蛙是学名，当地没人叫。
　　“干什么？”
　　“吃呀。”
　　“那玩意能吃吗？”老乡们一向认为蛤蟆老鼠属于一类，都是不能入口的东西。
　　“不懂了吧。那叫田鸡，在大城市里得花钱买着吃。”
　　第二天，孩子们给我送来两三只青蛙，是小目纠集哥哥和几个伙伴捉来的。孩子们很好奇，想看看这么丑陋的家伙是如何吃法。当看到褪去蛙皮露出雪白的蛙肉时，都不禁啧啧赞叹：“这么好的肉瓜呀！”“城里人真会吃。”不过谁也不肯来尝一口。后来小目不止一次声称他自己抓了青蛙放到锅底烧着吃了，很香。然而谁也没有见，不知是不是真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其间我多次回过土山河都没有见到小目，只听说他从贵州娶回一个老婆成了家，日子过得很平常。贵州？都知道那是个遥远而贫穷的地方，我脑子里无端蹦出了“人贩子”三个字。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土山河好几户人家都娶了贵州的女孩。都是由介绍人领着男方直接前往千里之外的贵州，和女家当面相看定亲之后领好结婚证再带回家来。因为知根知底两方情愿，当然也因为贵州那边太穷，婚姻都很稳固，而且第一家成了以后还牵二连三地成就了以后的几家。我总以为土山河已经属于贫困之乡了，想不到竟成了贵州女孩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捷径。真让人无话可说。
　　2003年春节后又去土山河终于和小目见了面。昔日顽童已经成为一条大汉，那个从容的不眠之夜引发了我们许多曾经的记忆，谈到当下的生活，小目的打算极为具体：“我老婆出来好几年了，孩子都有了，还没回一趟娘家呢，说什么也得带着全家去一趟，让孩子认认姥娘家的人，以后在老婆手里也不落埋怨。我算了，去一趟得多少多少钱，这里边三个人的火车票多少钱、汽车票多少钱、路上花费多少钱，到了地方那些亲戚多少得表示表示吧，又得多少钱……我现在一年能进多少钱，攒多少钱，这样算下来有七年的功夫就差不多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生活何等艰难，小目在顽强地扛着。

21．出夫

　　秋收一结束，国家就开始征调民工建设工程项目，老乡们管当民工叫出夫。1970年一入冬土山河接到任务，出二十多人到莱芜修铁路，最少半年。我想半年时间能省下不少的粮食、柴禾，就报了名。当时出夫都是按民兵建制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属于角峪营土山连，公社派来带工的干部姓汪，都叫他汪营长。
　　队伍开到施工现场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据说这条铁路属于三线建设工程、战备工程，如何如何重要，还传达了几条领袖语录，记得有两句是：“没有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觉得领袖也很平易，不像想象的那么严肃。后来分配进厂认识了用蓬，有一次两人躺在仓库的麻袋上看到墙上一条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用蓬说：“凭什么一个人赞成的口号全国都得赞成呢？”我心里一动，想起了那条拿工资、骑毛驴的语录，是不是在研究三线建设时有人提出了困难，领袖才说这句话的？一个人的工资能买几条钢轨？忽然觉得平易的语言中透出了几分霸道。
　　出夫就是出苦力，我们的任务是用小车推土垫路基。路基高六七米，从旁边的河滩里取土，路基天天往上长，河滩渐渐往下落，最后完工时两处的落差已有十几米了。活很累，每天五点顶着星星出工，每人二十五车，自己挖，自己装，自己推。路基很陡，有专人帮着往上拉车，随着路基渐渐增高，拉坡的人也不断增加，一个两个三个最后增加到六个。活虽然累但是不用操心拾柴、做饭、压碾这些琐事，食堂的窝头管够，每顿有菜，比家里吃得好。干活、吃饭、睡觉，生活变得简单起来，也枯燥起来。
　　为了慰问修路的民工，工程指挥部派来了电影放映队，沿着铁路线挨村放映，传说带了两部片子，都是没看过的阿尔巴尼亚新片。那年月的电影一直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台词都背熟了，因此这个消息很鼓舞人。电影距离我们还有两三个村就开始跑去看，真是阿尔巴尼亚新片《宁死不屈》，第二天又跑去看还是《宁死不屈》，第三天电影队来到我们驻地村，依然是《宁死不屈》，许多人说大概就是一部《宁死不屈》了，我们几个不甘心又跟着跑了两天，死心了。几天电影看下来，工地上的空气活跃了很多，时而会听到几句台词：墨索里尼，就是有理，永远有理……。
　　到处都有墨索里尼。

22．信

　　几个月过去了，出夫的日子过得很缓慢。一车车沙石推上去，路基好像总也不往上长，时间慢慢地一点点地碾过人的神经，使人感到一种折磨。春天来了，山崖上一株桃树绽开了满树繁花，而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因为疲累，因为枯燥，我的情绪很低落。一天中午吃过饭正躺在河滩里享受阳光，忽然有人过来说：“汪营长叫你过去一趟。”
　　营部里的汪营长表情很严肃，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纸往桌子上一拍：“这是你写的吧？”
　　我伸过头看了一眼，是半个多月前写给郭立言的一封信。按照我的要求，郭立言经常让人给我捎最新的报纸，间或也通几封信，不过这一封当时好像被搞丢了，现在怎么跑到汪营长手里了？事情大概有点不妙，因为在这类信件里总免不了泄漏几句天机。
　　果然，汪营长又开口了：“看看你写的都是什么？把我们伟大的三线建设工程说成了什么样子？你这是什么立场？什么思想感情？怎么接受的再教育？……”滔滔不绝，把我批成了落汤鸡。
　　最后营长说：“回去写检查！深刻检查！”
　　这封信怎么落到汪营长手里了呢？百思不得其解，郭立言绝不会出卖人，再说他也不认识汪营长，怎么回事呢？
　　几年以后听说了一件事。就是出夫那一年泰安邮电局截获了一封通敌信，公安局经过分析确认是从角峪公社寄出的，于是知识青年成了怀疑对象之一，采取各种办法收集知青的信件、笔迹进行比对。最后破案了，写信者却不是知青，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乡，因为经常收听台湾广播，不知怎么鬼迷心窍按照人家播出的地址发信联系了。
　　在那段外松内紧的日子里，不少知青的信件遗失，其中就有我的那一封。

23．灿居

　　灿居是大队领导班子成员，那时也就二十来岁，因为是同龄人和我们知青处的很融洽很知心。豫剧《朝阳沟》里有一句唱词：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我们刚来时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活都是老乡在前面干，我们跟在后面学样，没有人特意来教来讲解。和灿居在一起不同，只要看到你不会他总是主动示范主动教，提地瓜芽子怎么使劲才不会断、风箱不好使怎么清理烟道……对我们的一些长处他也感兴趣也跟着学，所以时间不长就熟了，好像他也成了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那一带没有自己的地方戏，老乡们中意的是河南豫剧，有时几个戏迷凑在一起，拉的拉唱的唱，来上几段《朝阳沟》，非常投入。冬闲的时候大队组织排戏，参加的人很踊跃。那时除了革命样板戏别的都不能唱，没白没黑、点灯熬油地闹腾了一个多月，排成了《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几出大戏。从正月初三到十五，除了土山河还到周围的新店、董王庄、山前的天宝、北边的韩家庄，一连演了十几场。那几年土山河的戏远近知名，演员们也觉得很风光。
　　灿居长得很精神，脸上眉眼灵动、青春洋溢，冬闲排戏他总是男一号。那时样板戏还没拍成电影，虽然从收音机里已经听得烂熟，但实际场面谁也没见过。排《打虎上山》时灿居扮杨子荣，大氅一展，满场急驰，手中的马鞭起起伏伏，真给人一种跨越群山的感觉。逢到在本村演戏时演员们少了许多拘束经常来点即兴发挥，一次演杨子荣智斗小炉匠闹了笑话。
　　杨子荣：你还有一件东西没有交待，一张图！
　　栾平：图？
　　杨子荣：一张秘密联络图！
　　栾平：我想想，我想想。我想起来了，那张图在我老婆手里，（这时栾平往台下一指）我老婆就在台下看戏呢，我下去给您要上来。
　　全场轰然大笑，他老婆也笑骂不绝，栾平很得意。灿居在台上拼命绷着脸、忍住笑，直到自己情绪稳定下来才大喝一声：“押下去！” 如果他也笑出来，戏就砸了。
　　党团活动恢复以后，灿居当了大队团支书，看问题处理事情渐渐有了变化。谁谁和谁谁闹了矛盾，他会从看似与事情无关的历史纠葛、家庭关系上找出原因，几句话把事情平息。那时我有点偏见，觉得能说会道有心计的人不如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人实在、可靠，有一次扯到这个话题，灿居直言道：“只知道老实干活的人是不错，可是一个大队一个公社都是这种人还能过日子吗？陈永贵、李顺达是因为苦下力才当上模范的吗？”问得我哑口无言。几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他那时考虑问题已经不单从个人好恶出发，而是具有朴素的大局观了。后来他被选拔到公社当了干部。
　　离开土山河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我们全都发展成团员。灿居为此很遗憾。

24．程文书

　　杨嵩小名叫二娃，是泉坡村的知青，下乡那年只有十五岁。想想今天十五岁的孩子，每个人都会理解为什么二娃跑回家里半年多没回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寺，二娃的户口在泉坡村，粮食供应在泉坡村，所以临近麦收的时候二娃又回来了，他得吃饭，得在队里分麦子。
　　回来的第二天二娃就下了地，队长看见他气不打一处来：“你还回来干什么？”
　　“回来干活呀。”
　　“这半年多你一天活都没干过，看见要收麦子你回来干活了？告诉你干也白搭，甭想分给你麦子！”
　　二娃那会正年轻气盛，听到这话活也不干了，上公社找干部去。公社的程文书负责管理知青，他长得清秀文静，说话总是和风细雨的从不发火。没等二娃把话说完程文书就明白了：“谁让你不在队里干活来着？”
　　二娃理直气壮地虚张声势着，声音很高：“不干活怎么了？那我也得吃饭！”
　　程文书办公室的外间是个会议室，公社领导们正在开会。程文书赶紧推着二娃往外走：“咱上外面说去。”
　　二娃跟在他身后往外走，有个领导顺便问了一句：“老程，这是谁呀？”
　　老程不吭气，二娃回头给了一句：“泉坡姓杨的。你管饭吗？”领导也不吭声了。
　　程文书把生产队长叫来，双方各打四十大板，又把队长叫到一边嘀咕了一阵。这次挨批评二娃挺老实，他知道程文书是给队长下台阶。最后二娃分到了麦子，队长又把他安排到活路轻快一些的苹果园，培养他当了技术员。
　　1971年开始从知青中招工，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希望。有一天程文书找人捎信把我叫到公社，见面就问：“你最近怎么样？”
　　看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又拿出几张纸：“你看看。”
　　搭眼一看，是汪营长截获的那封信和我写的检查。头顶“嗡”地一声就大了，脑子里蹦出几个字：人心险恶。
　　我讲了当时的情况，程文书说：“这是工地上转过来的，我向你们大队了解过，他们对你反映挺好。这一段一定要注意，别再出什么问题。”
　　一个多月后我接到了招工通知，被分到公社石英厂。报到那天灿居推着车子把我送到厂里，临别嘱咐我：“这是工厂了，以后见了人得叫师傅。”
　　从此离开了土山河。

25．档案

　　八十年代开始实行工龄工资，知识青年下乡可以计算工龄。小张到档案局去开证明，回来说档案局里存着所有知青的下乡资料，哪个公社、哪个大队、什么时候、下去了哪些人，记得一清二楚，我们的名字都在上面。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那些档案还应该静静地躺在那里吧。以后的人们也许不会知道，那所有姓名的后面都有各自说不完的坎坷岁月、道不尽的苦乐年华，伴随着生命的永远……

2006.12～2007.2

　　本文感谢陈兵先生赐稿并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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