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玉：一九七八年的列车

┃Personal History

时光

的碎影

一九七八年的列车

© 书玉／文

　　我恨不得第二天就乘上一点二十二分这班生性宽厚的漂亮火车，我只要看到这班火车的开车时间，心就会怦怦直跳，不管是在铁路公司的布告牌上看到，还是在环程旅游的广告上看到：我感到这开车时间在下午的一个确定的点上开了个美妙的切口，做了个神秘的标志，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些小时偏离了方向，却仍使你度过晚上和第二天早晨的时间，但不是在巴黎，而是在火车经过的那些城市中的一座，至于哪座城市，我们可以从中选择，因为火车停靠巴约、库汤斯、维特雷、凯斯汤贝尔、蓬托松、巴尔贝克、拉尼翁、朗巴尔、贝诺代、蓬阿旺、坎佩莱，并壮丽地前进，负载着众多地名向我提供，我却不知道自己会偏爱其中哪个，因为我无法牺牲它们中的任何一个。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1978年12月，我上初一。离第一学期结束还有一个多月，爸爸让我和弟弟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动身。他要带我们赶在元旦以前，到他新调去的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报到。我们要坐火车去济南，一个比东京城大很多的城市。它在两千公里以外的山东省，父亲的老家。

1．“大荒地儿”

　　自从1972年父亲从宁安县县政府出来，调到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我们就一直住在一个叫东京城的地方。东京城镇在黑龙江省东南部，牡丹江的东岸，曾经是兴盛一时的渤海古国的首府。不过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一望无际的原野，这里完全没有任何古文明的迹象。爸爸有一次曾带我们出去郊游，寻找当年渤海国的古迹。我们费很大劲儿才找到的一口八宝琉璃井和几块石碑，据说是当初的上京龙泉府的地方。他们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虽然爸爸感慨地说了很多历史，我和八岁的弟弟一点都不感兴趣。
　　事实上我们真正住的地方，也就是牡丹江师范学院的院址和家属宿舍，是在离东京城小镇还有十几公里的广袤的田野中。拿妈妈的话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的“大荒地儿”。这是因为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前身是东北农学院嫩江分院（1958～64年），后来改成北安师专，宁安师专。1970年文革后期开始恢复推荐制大学招生，也就是工农兵大学生（1970～1977年），宁安师专又改称牡丹江师范学院，设农教，数学，中文等科目。我父亲就是因为学校扩建才调进来的。
　　父亲老家山东梁山。与很多山东籍的东北人一样，五十年代末爷爷带着全家闯关东，在黑龙江落下脚来。爷爷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除了一张全家福证明他的确抱过我，我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记忆。奶奶与两位姑姑一起，一直住在宁安县的乡下。因为弟弟的出生，或者爸妈太忙，我童年时曾经被送到乡下，跟她长住过两三次。每次我跟父亲回宁安乡下看望奶奶，见到周围的人对父亲都是毕恭毕敬。父亲是家中唯一的大学生，他在黑龙江大学上学时的照片上，带着平光圆眼镜，穿着西式背心西裤，还有一架海鸥牌相机，一副时髦青年的样子，跟我看到的爸爸很不一样。他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大概是想走仕途，所以就去了县政府做秘书。七八年下来，做事认真做人敏感的他总算看清楚自己并不是坐机关或当官的料儿，于是七十年代初趁大学恢复招生的机会，回来当老师。此后的二十多年，父亲一直在大学和社科院教书和做研究，直到1999年退休。
　　家里搬到牡丹江师范学院时，我六岁。次年三月，我入学，上小学一年级。学校就是牡丹江师范学院附属小学。78年秋天又升学入附属中学。所以可以说，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东北大平原度过的。现在想想，牡丹江师院可以说是前后左右都被农村环绕的一个小小的“大学村”，自成一个小王国。除了大学本部，还有医院食堂附中附小幼儿园。如果说，大学中心是那座五层的新建的教学大楼的话，向东是学校的学生宿舍，向西走过小卖部（商店）和附中附小，就是几十排平房的教工宿舍。每一排平房住四五家，每家的前后院都有划分整齐的自留地。所以大人既是同事又是邻居，而孩子们更是整天玩儿在一起。到田野里挖野菜喂鸡，跑到村边的小河里游泳，晚上睡到小朋友家轮流讲恐怖故事，我还记得“绿色尸体”和”一双绣花鞋”什么的。午休的时间大人们都在睡午觉，我们一帮孩子就跑到大学区的教学楼和操场去玩儿。在新建的空荡的没有大人的教学大楼里玩耍，从光滑的楼梯扶手上滑下来。还有，学院的图书馆是在大学生宿舍区旁的几排平房里的一栋。那时我正是认字读书的年纪，任何书我都如饥似渴地读，虽然适合我们孩子的书并不多。记得自己爬到图书馆窗户的宽沿上扒着往里张望，影影绰绰能看到靠窗户的书架上一些书的名字，是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那时是我心目中最神奇的东西。
　　教职工和他们的孩子们与大学生的关系也很密切。有一段时间，我们跟着体育系的两位大学生学武术。还有一次学校文艺演出，我们班表演舞蹈”沂蒙颂“，也是一位女大学生做编舞，指导我们。十岁那年去哈尔滨姥姥家住过一个夏天，由一位家在哈尔滨的女生带我坐火车。到了哈尔滨，先到她在道里区的父母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才送我到南岗区我姥姥家。我们中小学生还参加大学组织的各种游行庆祝，体育运动会，大礼堂放电影等活动。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校园八卦新闻，从父母做饭时的大声议论到附小老师之间的窃窃私语，不外乎张家长李家短。在这点上，“大荒地儿”跟我奶奶家那个叫小依兰的屯子没有什么区别。
　　印象最深的闲言碎语是关于“六指”家的女孩子。
　　这家人有四千金，最小的孩子六指在我班上。她的个子在女孩子中显得很高，因为留了一级。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做起事来很有性格，说话也很直接大胆。之所以叫六指是因为大拇指旁还多出一个小指头。因为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六指走路一颠一颠的。并不是一般女孩子追随的对象，我之所以喜欢到她家去玩儿，是因为她的姐姐们，尤其她的大姐。
　　六指的父母都是学校的后勤员工。她家的女孩都很特别，拿大人话说，都不太守女孩子的规矩。大姐那时应该已经高中毕业了，高挑，水蛇腰，一把大辫子，看人的时候两眼直勾勾地不避人。我不知道她那时做什么，只记得每次去她家她都给我们一帮小孩儿看她穿借来的军装和戏装照的照片，是在东京城镇照相馆照的，像电影中的女兵，或者红灯记里的李铁梅。
　　大姐想参军，进文工团。所以每天在学校操场后面的白桦林里练习跳舞。有人看到，回来描绘说，“她从里面踮着脚，一蹦一跳扑过来，吓我一大跳。”说的人带着嘲讽的口气，听的人哈哈大笑。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这举动无疑有点疯疯癫癫。但六指的大姐真正出格的举动还在后面。那年春天，她被学校的保卫处从外地领了回来。跟她一起的还有邻村的一个与她年纪差不多的姑娘，被她“拐带”的，已经吓得哭哭啼啼的了。而她还是那种做梦的神情，只说她不过想去外面看看。先去牡丹江，再到哈尔滨。不知为什么她在牡丹江就被当作盲流接了回来。
　　这件事成为牡丹江师院的一个茶余饭后的笑谈。它对六指一家应该是很大的打击。我后来就没听说她再去小树林跳舞。甚至不知道她去哪里了，因为大人禁止我们再去她家。她就这样突然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六指“的大姐却顽固地占据了我的想象。她究竟要去哪里？她要出去看的是什么世界？这种好奇和幻想同时伴随着一种恐惧感和羞耻感，女孩子做出格的事会被惩罚的恐惧与耻辱。这种惩罚不止是父母的责骂，更多是旁人背后的议论与耻笑。

2．哥德巴赫猜想

　　我在牡丹江师院度过的这种散漫如乡村孩子一般的生活直到一年前才稍微起了变化。
　　1977年底全国恢复了已经停止了十余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确定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底立刻进行了第一次高考，有570万人参加。这些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追补十年文革使他们失去的宝贵年华的愿望非常迫切，他们对知识的饥饿感和大学的竞争心是历史上罕见的。
　　紧接着次年三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重新确认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那年夏天又举行第二次全国高考，有610万人参加。在相隔半年就如此紧锣密鼓的招收人才，可见当时国家对发展的急切和对人才的渴求；而之所以连续有这么多人参加高考，除了应届高中生，主要是文革十年里大量积压的各种初中高中学生，包括文革前毕业的老三届，很多人一次不行，还要考两次三次。有些人因为政审不过关，有些人因为年龄太大要特批。所以77级，78级，再加上79级80级，录取率都只有5%，6%，7%和8%，最后能够跨进大学校门的，真的可以说是天之骄子。也因此这些人中很多后来成了我们时代的中流砥柱和精英人物。我一直对这批人有一种7778情结，大概很大程度是因为佩服他们这种劫后余生的精神。
　　这两次高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和中国家庭的命运和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并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1978年是一个沸腾的年代，所谓“万象更新的春天”。那时真的感觉有一股上升的精神引领我们走出长达十年的文革噩梦，走进一个新的时代。牡丹江师范学院虽然比一般的大学闭塞隔绝，但毕竟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不久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慢慢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个早春的傍晚，妈妈让我去她的同事傅老师家给她捎个东西。教数学的傅老师是附中最有风度的老师，人长得修长文静，戴一副眼镜，说话细声慢语。她的丈夫王老师是我父亲在中文系的同事，脾气有点暴，还很大男子主义。不过他对孩子和老婆的爱也是众人皆知的。她家有三个孩子，老大男孩跟我一个班，备受爸妈的宠爱，学习好。还有两个妹妹，也是很懂事的好学生。我到傅老师家里的时候，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好像刚刚吃完晚饭，碗筷等还摆在桌上没有收拾。王老师不在。傅老师正给三个孩子念一篇报纸上的文章。那是《光明日报》上转载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当年在《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后，全国好多报纸上都有转载。我爸爸已经让我看了。是写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员陈景润。虽然我们这些孩子，还有那些让我们学习陈景润的大人们，也许都搞不懂陈氏定理，也就是证明一加二究竟有什么用，但是陈景润成了我们的偶像，榜样，成了动辄鼓励自己或批评别人的口头语。上课时老师也用陈景润的故事要我们“攀登科学高峰“。
　　1978年夏天第二次高考录取结束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家开始时意识到国家的这种变化，并且立即开始了相应的行动。比如我们家后院的邻居老徐家。他家一共四个孩子，三个儿子经过两次考试，都去上大学了。本来当兵的老大立即复员，还考进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最小的儿子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也上了哈尔滨的一所学校。老徐家很快成了牡师院饭桌上父母用来教育孩子的榜样。不过他家是去年才从一个地区县调转过来的，一家人都很高傲，不太与别人合群的样子。他家孩子的成就也证明不了附中附小的水平--相反恰恰说明附中的教育质量不行。因为老徐家的小儿子是那年唯一考上大学的附中毕业生，而他在附中只读了不到一年。很快，他家唯一的女孩儿又转回到他们来的那个县城，跟亲戚一起住，就是为了准备高考。
　　爸爸开始焦虑不安。他跟妈妈说小地方教育质量不行，会把孩子给耽误了。要赶快想办法。他开始“活动”：找山东老家的人帮忙，想调回济南。我也感染了他的情绪，或者我真的长大了，想好好学习了。我开始在日记上开始抱怨老师上课不认真，动不动停课，让我们自己看书。的确，分到我们附中教书的牡师院工农兵大学生已经开始不安心了，有行动快的已经走人了，虽然一年前他们在欢迎会上还令人感动地表示他们要扎根大荒地，建设新家园。我们班教语文的高个女老师，一个姓王的上海知青，年底我跟她道别时，她告诉我妈妈她的回城调转也已经办好了，她春天也不再回来了。
　　几个月的时间，爸爸就找到接受单位山东师范学院。商调函转户口等各种调转文件手续也办成了。大概那个时间全国高校百废待兴，都缺人手。妈妈的工作单位还没联系好，于是爸爸决定先带我和弟弟走。我对搬家充满了期待，对牡师院一点都不留恋。虽然自我记事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荒地儿度过的，我在学校是众人皆知的好学生，因为一直受到老师的喜欢。我还有好几个要好的铁杆小伙伴，一放学就到其中一个人的家里去做功课，收听五点钟的儿童节目，“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但这一切都没有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对我更有吸引力。
　　我在学校最好的伙伴靖和秀还有好几个女生都到东京城为我送行。在那个小镇的火车站上，已经出现了摆小摊买东西的。吸引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女孩子的是那些翻印的二寸到四寸大小不等的黑白影星照片，来自过去的年代。白杨，秦怡，谢芳，王丹凤，王晓棠，大大的眼睛，有些卷曲的头发，带着我们从不曾见到的妩媚，优雅和神秘。更增加了我对就要去的更大的世界的幻想和期待。

3．南下列车

　　外面的世界的确很大，令人头晕目眩，眼花缭乱。
　　那时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绿皮火车，就像后来看到的贾樟柯的电影里的画面。列车外面是一掠而过的东北大平原黑土地，是森林，是山洞隧道，是大河上水泥筑成的桥梁。从行驶的火车上向外看，我不着边际地想象着六指的大姐还可能看到了什么。
　　我自己对大城市的想象只有不多的几次去哈尔滨姥姥家得来的印象。那里有着像油画上的田野和白桦林的太阳岛，松花江边的防洪纪念塔。还有秋林百货和索菲亚大教堂。姥姥家永远灯光明亮，照着高高的吊顶的房间；她总喜欢把木地板擦得亮亮的，甚至拿着旧毛巾跪在地上擦。邻居家的女孩子跟我一样大，却总是那么骄傲的目不斜视跟着她妈妈走进走出，听姥姥说她在少年宫学跳舞；最深的印象是那次去动物园。在动物园门口，走乏了的姥姥躺在长椅上睡觉，让我别动。我却惦记着刚刚看过的开屏的孔雀，等姥姥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又去找那只孔雀，结果走丢了，没看到孔雀也找不到姥姥了。直到动物园的大喇叭广播找人，正哭鼻子的我被好心人领到广播室。我从此记住，外面太大了，而我太小。
　　记忆和想象混杂在一起，思绪像吉光片羽，不连贯却有种闪耀飞翔的感觉，令人兴奋。
　　火车到了牡丹江，我们先要住一晚上，然后在那里换另一辆列车南下。也许牡丹江市那时也算不上大城市，但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灯光通明夜如白昼的地方。爸爸带我们到楼下的酒店餐厅吃晚饭。我们被安排和另一家人围坐在一张宽大的圆桌。那家人的父母比我父亲的年纪要大很多，现在想应该是文革恢复职称的回京津干部。他们脸上有着即使落难后也不会失去的例行公事但不失稳重自信的微笑与客气。而他们的两个孩子，看上去都已经成年，却有点骄傲，没有跟我们打招呼。那个年轻女孩甚至没吃几口饭就跑开了。
　　北大荒自1947年和1958年就先后有转业官兵知识分子和京津沪以及山东等地的支边的干部青年几十万人来落户。1968年以后又有全国各地来的50多万城市知青来到这里。最初为开发建设北大荒而设置黑龙江军垦农场和建设兵团，是文革中遭受惩罚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们被放逐的地方。比如作家丁玲和陈明，艾青，丁聪，吴祖光和黄苗子的等大批文化人，都曾先后在那里改造过。以致于那个时候当地文化杂志如《黑龙江演唱》《北大荒文艺》在全国都有名，我父亲就订阅这些杂志。这些落难的文化人自1972年以后先后陆续离开。到了1978年底，我坐火车经过牡丹江的时候，则是平反了的各级领导，文化名流以及幻灭了的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回他们本来所属的地方的时候了。所以那个冬夜，我不期然看到历史上最为悲喜交加的一幕。带着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的不确定的兴奋和骚动。
　　也是在那个晚上，我到父亲的房间时，看到他同屋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躺在床上翻看着一本文学杂志。他那种专注的样子让我也想看看他手中的书的内容。爸爸还跟他搭了几句话，关于当时正在热议的几篇小说和一部话剧《于无声处》。似乎那时大家对发表的文学作品都很熟悉，也很喜欢讨论。后来我学当代文学史，看到那一年，大批的文艺期刊创刊复刊。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还有文革前的老牌子文学杂志《收获》《萌芽》和《文学评论》同时复刊，而被称为文艺四小旦的《十月》《当代》《花城》《钟山》也先后创刊。
　　第二天从牡丹江去天津的火车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两个回城知青。爸爸想跟他们搭话，都被他们懒洋洋的神情顶回去了。有一个还很没有礼貌，用一种嘲讽的语气回答我父亲。我记得他们唯一的热情是吃饭，拼命地吃着火车上的盒饭，好像那是他们最后的晚餐。然后就是睡觉，他俩相互之间也不大说话。后来我才知道，1978年底也是大批知识青年返城运动的开始，也就是长达十年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那一年11月，从云南的农场开始，他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抗争，换得次年2月国家宣布上山下乡正式结束，允许他们返城。而在1978年之前，聪明能干的或者家里有关系的知青们早已通过各种病退，调离，进文工团，参军，上大学，走后门等手段纷纷离开。所以我看到的两个人其实是大规模返程知青中的先行人。后来在梁晓声老鬼张抗抗以及王安忆等人的文学作品里，我一再遭遇这代人的前世今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与他们也有很多打照面或交臂而过的时刻，他们成了待业青年，下岗工人，还有我未来学生的父母们。每到那时，我总是想起火车上最初遇到的这两个知青，他们被岁月击打得如此疲惫沮丧和冷漠。那是我最早看到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生动写照。
　　过道另一边坐着的几位中年人则很健谈。他们好像是医务工作者，一路上大摆龙门阵，讲着当年唐山大地震他们去援助时在灾区的所见所闻。“远远的还没到城里，就闻到那种恶臭，我们都没法呼吸。”那个梳短发的女子脸上有着一种同情和厌恶交织的奇怪的神情，那是在生命最丑陋最恐怖的时刻留下的不知该怎样表态的不确定神情。
　　火车到达天津的时候，正是华灯初上。慢下来的火车穿行在城市的楼群中。我可以看到黄昏中回家的骑自行车的人们，和各种各样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店铺。当火车彻底停下来后，爸爸拉着我和弟弟去找旅馆。我和十岁的弟弟都觉得晕晕乎乎，脚下的大地好像还是向前晃动，我们已经坐了快两天的火车。
　　爸爸原来计划从天津带我们再拐一下到北京。去北京大学看看。那里大概藏着父亲年轻时未实现的梦。但我和弟弟都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实在太累了，只想赶快到家。爸爸的热情大受挫折，一气之下决定带我们直接去济南。但一路上他责备我们没有大志，没有理想。又给我们讲他年轻时上大学有多么不容易。弟弟还小，所以爸爸的话主要是讲给我听。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父母，我的父亲对我期待很高，他为我们制定了目标，然后用这些标准随时随地地敲打或鞭策我们。
　　我越来越后悔头一天的懈怠和懒惰，好像我遗失了一个最宝贵的机会。
　　可是，火车已经离北京越来越远了。事实上，我已经听到列车上的广播，“旅客同志们，济南站就要到了。”
　　那一天，是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本文由孔书玉女士赐稿，选自作者的个人回忆录《路上书》。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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